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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商界不宜仿官场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月01日 转载)
    
    岛君说:
    

    12月31日,2016正和岛新年论坛暨新年家宴在厦门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表示,商界仿官的最大代价,是企业家思维受官场文化侵蚀,对等级的关注压倒对市场、消费者的关注。想不到的、谁也想不到,甚至根本就忘了还可以想一想。想到的、看明白了的,那就层层刮风,层层跟风成风,所有“峰会”一个调,同样的口号一起喊,满大街刷一样的标语,不搞成过剩产能那叫不算罢休。以下为演讲速记摘编,由演讲者根据录音记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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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演讲:周其仁
    
    本来没有新话要讲,但东华不放过我。新年了,可我不会讲过年话,想来想去,只好选了这个话题——“商界不宜仿官场”,希望不会扫了各位的兴。转型怎么过坎,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一方面是我们的观念与思维,还有心态与文化氛围。
    
    这个题目来自一些直接观察。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和官场有一些交道,和商界也有一些交道。教出来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到了企业,当然还有部分在学界。我的观察不算严谨,只是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商界,似乎比较喜欢仿官场。
    
    昨天晚上听说这里有个“主席团会议”,我就冒出一个问号:干嘛叫“主席团”?一个主席还不够,还来了一个团?当然正和岛还不错,各地叫岛邻机构,不那么官化,但“主席团”,是不是就有点过过官场瘾的意思?
    
    还有动不动就叫“峰会”,还不是从官场移过来的?当然不过一个名,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我只不过觉得这些小事情跟这次年会讨论的怎么渡过转型的坎儿,多少有一些关系。所以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讲几点我的思考。
    
    官、商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文明国家无一例外,有官又有商,一个不能少。但是官商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差别很大。这样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官商两界?或者问,官和商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追下去,还蛮深的。今年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最后关注的是国家理论,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看制度演化里国家、政府、官场的作用。
    
    简略讲,国家、政府或者我们习惯讲的官,其实就是一个掌握强制权——或者更严格讲叫合法强制权——的组织。这么一个唯有国家才掌握的权力,实质就是有权给其他社会成员、机构、组织,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强制性地增加成本。通过这么一招,来维持国家主权、社会安宁和市场秩序。
    
    大家想,收税、发命令、管制某些行为、禁止某些行为、还有对违禁、违令、违法之辈,给予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概括起来,都可以叫“强加成本”。国家的权威、“官”之威风,就来自唯一得到此种授权。
    
    经验说,一个文明要没有这一套,授权给“官”唯一行使合法强制力,恐怕就要乱套。
    
    那么什么是商界,什么是企业?商界、企业立足于市场的自愿。文明世界再大的公司,再大的老板,手里也不会有强制力,无权强加成本给他人。商界、企业之权,是财产权之权,是权利(rights)之权,不是权力(power)之权。商界和企业靠什么发展?靠基于自愿的契约,靠给顾客、客户创造、增加价值,提供好产品好服务,吸引别人掏钱来买,由此赚取收入、获得利润、积累资本和财富,也产生影响力。
    
    所以官、商非常不同。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合法强制力的配置,现代文明就是不会把这唯一的合法强制力配置给商界和企业,一定把放在国家。当然,合法强制力拿在官府之手,怎么监督,怎么关进笼子,涉及一套现代现代法治、民主发展的大学问。不过,官商之间的这条界限总是要清清楚楚的。
    
    商界不宜仿官场
    
    所以,商界不宜仿官场。首先就是仿不了,不管怎么看上去像,讲到底还是个仿制的赝品。讲到底,合法强制力不会、不应该、也不能配置给商界。其次,商仿官仿成了习惯,会伤害商界、企业、企业家发挥自己真正的长处。
    
    大家看官场特征是什么?第一条就是要严格讲政令统一,讲令行禁止,讲上上下下保持一致。还有,行政权力系统要把权力边界划分清楚,行政范围很确定,要“画地为牢”,讲地盘,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厦门市政府就关厦门的行政,邻市、邻县的事,管不了也不能随便去管的。训练有素的官员,根本不会随口去讲行政范围之外的问题,哪怕有极其高明的想法,也只好放在心里。
    
    再有一条,官场讲命令、讲服从、讲纪律、讲规矩。要把不能出错放在前面,否则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会出问题。所以官场文化,一般不大容忍官员个性。官员出场,连着装都要求一样。为什么?那是“制服”呐。反正要承担行使唯一合法强制力之重任,非有这么一套不可。喜欢不喜欢,没有这一套,不成。
    
    商界企业仿官场那一套,就没必要了。至于心向往之,仿仿官场来过瘾,我看还有害处,主要就是可能歪曲企业功能,窒息企业家精神。
    
    刚才讲了企业不靠强制力,无权给别人强加成本。企业要靠在市场创造价值安身立命。是不是创造了价值,要别人说、别人认,要顾客说、客户认,不能自说自话。企业没强制力这把“刀”,就无权说我做这门生意,别人一律不准碰,独家生意、强买强卖,不好也只能说好。
    
    企业家领导企业,工作地基截然不同于官场,所以非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否则难以在竞争中立足。按熊彼特的说法,谁承担创新职能,谁就是企业家。这里创新有个前提,就是市场竞争是企业物种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讲来讲去,还是企业家手中没有强制力,产品要不好,人家不买帐,那叫一点办法也没有。或者你的产品还不错,但冒出来更好的,“既生瑜,又生亮”,那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唯不断改善产品、改善服务,控制成本,开发新品,不断取悦消费者、顾客、客户。
    
    所以创新重要。何谓创新?那就是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以满足市场需求和潜在需求。厦门的企业家可不仅仅为厦门消费者服务,不限于考虑赚厦门市场的钱。任何企业、企业家都可以打全天下的主意。这跟行政思维鲜明不同。从这一点看,官商极其不同。
    
    我们在座各位都读过不少优秀企业家的故事。最近一条新闻,是带动全球电动车潮流的特斯拉老总马斯克,所领导的另一间太空探索公司,于12月22日上午9点将自主研制的火箭“猎鹰9号”发射升空,向着“可回收太空火箭”又迈进了一步。马斯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31岁那年带着从网路公司赚得的1.8亿美元创业,公司定位居然是“从人类角度来看,本世纪需要解决最大的问题”,包括“可持续能源“和“太空开发”,探索“实现星际之间永久移民”的商业化途径。有可能问,他算老几啊,又不是联合国秘书长,怎么去想人类问题?不过这正是企业家精神,跟官员思维大不一样,无远弗届、百无禁忌。做企业就不要那么受制于行政的条条框框,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可以考虑人类某种需要的商业化满足。
    
    中国也有这号企业家。马云起家的那句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也可以笑话他是谁啊?当年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又不是商务部部长,凭什么敢想天下生意?
    
    生意首先就是“生出一个主意”,有那么一个想法。这是商业行为的基础。没有好的商业主意,或只有同类主意,不能花样百出、出奇制胜,就影响商界活力,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甚至威胁生存。商界仿官的最大代价,是企业家思维受官场文化侵蚀,对等级的关注压倒对市场、消费者的关注。想不到的、谁也想不到,甚至根本就忘了还可以想一想。想到的、看明白了的,那就层层刮风,层层跟风成风,所有“峰会”一个调,同样的口号一起喊,满大街刷一样的标语,不搞成过剩产能那叫不算罢休。
    
    大家看看我们的市场,高位下行、转型困境、去库存压力山大、产能严重过剩,当然这些成因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过追根溯源,从商界思维的角度看,是不是跟我们商家喜仿官场,因此多多少少把本不适合商界的思维方式、信息传递模式等等过多移植进来有点关系?否则,各位怎么解释一头是严重的库存、产能过剩,同时另一头发生如此夸张的中国消费者的“暴买”?
    
    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用国家强制力搞生意,恐怕不是一条可持久的路径。国家、政府、官场直接搞经济,直接配置资源,虽然对很多后起之秀难以避免,甚至一时可以风光无限,但假以时日,会不会越来越得不偿失?
    
    中国近代搞官办企业、官督商办,后来国家工业化又搞清一色国有企业,有得也有失,不过终究发现,还是不能由此奠定中国经济的持续国际地位。国企改革要“政企分开”,同时鼓励民企发展,讲到底就是国家的合法强制力不能再用错了地方。在这样的经验背景里,让我们的思考再进一步,争取官场与商界之间不同的组织特征、思维模式、信息传递方式鲜明有别,振奋企业家精神,过好转型这道坎。
    
    对话环节
    
    贾国龙(北京西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两年我们的发展还是挺顺利的,今年开了52家店,明年计划再开70家。其实这个行业竞争挺激烈的,但我们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梦想是要做一个像麦当劳和星巴克一样的国际品牌。我们的愿景是全球每一个城市、每一条街都开有西贝,并且成为顾客最爱用餐地。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机会一定有,我计划先在中国做成1000多家店,然后我就能往国外走了,现在特别听听周教授的建议。
    
    周其仁:我是你西贝莜面的常客,我提不了什么建议,你的本事比我大多了。
    
    坎不管多大,不要一起过,各过各的坎,因为每个产业是不一样的。前一段时间都说互联网,马云把全中国的实体店冲的一塌糊涂,但就是这个冲,冲出了好多机会。为什么?实体店的租金下去了,下到一定程度,就非常合算了。这两年,大家在做互联网的时候,很多实体店做的很好,比如“名创优品”这两年开了1100家实体店,年销售额做到50亿。我带学生专门访问过“名创优品”西单店,挤都挤不进去。
    
    任何时候不要被一股风刮倒,一定要从实体出发各过各的坎。
    
    我们喜欢听大报告喜欢喊口号,我还是强调那句话“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搞市场是不对头的”,像熊彼特当年说的,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千万不要共振,千万不要没那个病也吃那个药,你是什么病就吃什么药。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手起刀落的永远差,至少跟美国企业比差,不敢砍,一个东西抓在手里不敢扔也不敢切掉,所以整个国家结构转型老这么费劲,政府有政府的问题,企业有企业的问题。事情投错了就切掉,精力不被拖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生意里头,可能走出来更好一点。
    
    肖知兴(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月有阴晴圆缺,经济有冷暖、上下,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有平常心,中国既然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周期就是不可免的。
    
    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中国各行各业的竞争水平其实是相当低的,很多做企业的人不是自己选择成为企业家,而是因为一些很偶然的原因,比如当初找不到进入体制的门路,这跟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放弃体制内工作,放弃约定俗成的职业生涯,选择去做创业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很多同质化,很多非常低的竞争行业的水平,都跟这个是分不开的。不过,只要你沉下心来,回到价值创造的基本点,坚守公司核心价值创造的逻辑,就不会有什么坎,各行各业只要深挖一层、两层、三层,都是一片蓝海,一望无际的蓝海。
    
    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自画牢笼,自己给自己下限制。好像我是泉州的,我就只做泉州,我是福建的,我就只做福建,我是中国的我就只做中国吗?资本没有国界。
    
    我做企业,就以企业利益为大,企业就是我的天就是我的命,中国成本那么高,我为什么不去缅甸?中国官场那么难对付,我为什么不去英国?资本没有国界,大陆之外还有一个海外中国,政治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文化中国,这才是真正的大中国,世界中国。大家脑子要开放一些,观念要新一些,努力去跟世界接轨。
    
    地球2/3的面积都是蓝海,大家没有什么坎,只要回到企业的价值创造的本质,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
    
    李宁(李宁有限公司董事长):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的问题,这个同质化就是商业模型在过去十几年,产品、商业模型都很同质化,使得空间做的越来越小。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在要转型的时候,面临很大的难度。老要转型,怎么转?要转型就要找到新的商业模式,然后技术、门面、市场空间要重新转,那需要时间培养。在你还没有培养出来的时候,可能企业就已经死了,有时候会想我要转型吗?还是找一个我认为还有发展空间的去提升,或者说去改善?如果这个模式不行再怎么改善也只能越来越差,挺纠结的。
    
    周其仁:我更纠结。李宁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同质”,为什么困境这么大?就是同质,你要反思同质是从哪儿来的?同质,首先来自于想法太一致,听不懂做不了,一听懂一起上一起做,这是对创造性最大的一个(伤害)。
    
    公司做大以后,一定要解放董事长以下的各个层次的人,不要说整个公司最高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你职位最高、想法最先进,这不行,这是官场文化,一定要把你下面的才智解放出来。有时候我们没办法,不见得年轻同志没办法,问题是我们的公司文化允不允许。
    
    我研究过张小龙的故事,微信的开发不完全是最高层定了以后才上,而是底下的产品经理有很大的自主空间,看准了资源就可以打。很多在硅谷的以色列人,他会很坚定的要求老板把资源调过来,支持他打一仗。
    
    这种文化,跟官场是不同的。官场就是一级服从一级,只要官大就得听他的。在商界,这个东西是很不必要的,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如果想要让公司内的创新资源激发出来,就一定不能被行政一级压一级的东西给抑制了。
    
    (本文为演讲者根据录音记录修订)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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