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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逝世十二周年祭: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谈起/单少杰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月17日 综合报道)
    (编者按:该文论述类型属文本解读,文中注释未能体现,将带有注释的截图附在本文后。感谢转发此稿件给博讯的朋友)
    
赵紫阳与中国市场化改革

    
    作者:人民大学教授 单少杰
    
    目  录
    
    一、引言
    二、理论(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三、理论(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与新民主主义论
    四、实践(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五、实践(中):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
    六、实践(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七、评析(上):隐匿八十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就
    八、评析(下):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
    九、结语
    
    附录一:简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广东改革历程
    附录二:简析中国模式与中国改革模式
    附录三:简议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附录四: V型、U型、L型或抛物线型
    ——略谈中共十八大后的中国经济增长轨迹
     
    
引 言

    
    如今,许多人一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就只是从1992年说起,或只是从这一年初发生的“邓小平南巡”说起,或只是从这一年秋召开的“中共第十四届代表大会”说起。好像这一提法是在这一年一下子蹦出来的,或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一下子蹦出来的,或是从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一下子蹦出来的。
    然而,就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来看,这一提法所蕴含的主要思想并非一下子蹦出来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其间不只是包括了一个在理论上的长时间的探索过程,还包括了一个在实践上的长时间的探索过程。
    显然,这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主要是发生在“八九风波”前的那一段时期里,那一段堪称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里。因此,若要谈论这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就不能不谈及在那段“黄金时期”里集体领导中国改革的那个“黄金搭档”,即由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所组成的所谓“邓胡赵”领导集体,尤其是不能不谈及在这个领导集体中主要分管经济改革工作的赵紫阳,不能不谈及由他本人所解析的相关思想和由他本人所亲历的相关实践。
    
理论(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从理论上看,执政党在1992年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可直接追溯至执政党在“八九风波”前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这两个概念措辞有别而内涵相近,一是名为“市场经济”,一是名为“商品经济”,但都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即一种能把产品通过“市场”变成“商品”的经济。
    赵紫阳曾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做过一个说明:“我们实际上是要搞‘市场经济’,但不那么说,而只说要搞‘商品经济’。因为,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市场经济’的提法是很容易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定的刺激性,而‘商品经济’的提法则要模糊些、缓和些”。 可见,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权益性的提法,其实质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就是要搞那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市场经济”。
    他还谈到,“十三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是讲市场经济的,但没有用这个词。我说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是市场调节,国家只调节市场,当然是用经济的手段,整个企业整个生产是根据市场引导的。并说市场的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和市场不是板块,计划主要是间接计划,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是一种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我还讲到发展个体经济等”。
    赵紫阳还曾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做过一个更为深入的阐释:“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困问题;或者说,只有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逐步增加社会主义的成分,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越发展,社会主义成份越多;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要发展市场经济,就现阶段中国国情来说,就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可见,执政党所要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他还将上述看法提升到理论层面,纳入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这就是对现有制度要进行改革,使其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准,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或者说只能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份,来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
    赵紫阳还特别说明,自己是如何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这一曾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使用过的提法,进一步提升为他所设想的“改革的理论”的。
    他回顾道,“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因为,“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力的说明”。这就使得“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心存疑虑,“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
    那么,如何找出这一“理论根据”呢?“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收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于是,赵紫阳“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基础。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这个报告很快得到邓的批示,说这个设计好”。另外,陈云、李先念也“都有批示,对我的信表示同意”。
    
理论(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与新民主主义论

    
    上述赵紫阳所阐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显然能为执政党之所以要搞改革开放找出一定的“理论根据”,即在肯定“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实行适合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并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不过,赵紫阳没有对之过于渲染,而是很坦诚地将自己所阐释的这一范畴追溯到毛泽东那里,纳入所谓“新民主主义”范畴:“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改革的理论。对此,毛主席已有精辟的论述”。
    那么,赵紫阳为何要作如此追溯呢?一个可以从学理上解析出来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所曾标榜的“新民主主义论”持有这样一个核心论点:即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必须“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因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正是基于这一学理,赵紫阳批评毛泽东急躁冒进,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便“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超越阶段地实行社会主义,欲速则不达,也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这需要从思想上重新理顺过来”。 其所谓“超越阶段地实行社会主义”,也就是“揠苗助长”地搞社会主义,只能够搞出一种“先天不足”的社会主义,一种带有许多严重缺陷或严重残疾的社会主义。其所谓“欲速则不达”,也就是本想走快却“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
    所谓“必须退回来”,就是必须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即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历史阶段,为此就要改革那些“超越阶段”的现有制度,就要改革那些“过度公有化”加“过度计划性”的现有制度,以适合中国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赵紫阳还将他的目光,由中国的实践引申至东欧、苏联的实践,并由第二国际的理论引申至第三国际的理论:
    ——“经过东欧、苏联和中国进行半个多世纪的那种社会主义实践说明,在落后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而由于没有补上这一课,“无论在苏联采取强迫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或在中国采用权威力实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其对生产力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死人也是极多的!所以戈尔巴乔夫说: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是个‘惨痛的教训’,叶利钦则说是‘一场灾难’”。
    ——“第二国际的理论是比较实际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愈发展,社会生产力愈提高,物质产品愈丰富,亦即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施就愈容易,愈稳妥。那就是资本主义愈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分就愈多,即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的原理。那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产生,相反,第三国际的理论则是‘乌托邦’”。因此,“必须恢复马克思这一原理,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这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
    另外,赵紫阳还将他的目光,由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领域引申至这些国家的政治统治领域,即引申至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所实行的高压政策以及所搞出的个人独裁和个人迷信:
    ——“在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并不具备,更谈不到成熟;硬要去建立社会主义,必然会畸形发展,使社会主义变形。因为是人为地要推行,广大群众并不同意,采取消极怠工,甚至反对;这就必然采取强迫手段,实行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镇压的办法,这自然要强调专政、强化统治,搞个人独裁和制造个人迷信;同时对不同政见者予以批斗或镇压,而斯大林和毛主席个人也就是这样走向了悲剧”。
    ——“造成这种严重的后果,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错,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封建帝王思想的遗毒,而实际是硬要推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理想所致”。
    简言之,当代中国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做“补课”,补毛泽东因性急冒进而撂下的课,也就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补资本主义的课,补市场经济的课。
    
实践(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从实践上看,执政党在1992年后所要搞的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过是重拾了并推进了执政党在“八九风波”前所经营的那种改革,那种实质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因而也是旨在建立某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市场经济”。
    并且,执政党在“八九风波”前所经营的那种改革,因是起于初创,故而要更为艰难些,曾经历了一个不断遭遇困境且不断走出困境的过程,或说是一个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赵紫阳还以其亲身经历谈及了这一“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一“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刚到国务院工作时(按:赵紫阳先于1980年4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于当年9月出任国务院总理,直接掌管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工作),他就遇到了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就业问题,非常棘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采取新政策:允许城市居民搞个体经营,搞小商小贩;还允许各个单位办集体企业,办所谓“三产”;另外,还允许知识分子下海经商。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解决了返城知青就业问题,同时也突破了传统所有制的界限,搞出了个体经济、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并存的局面。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城市里,因个体经济、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相互并存,引出了这些不同经济的产品如何才能更好地交换的问题;在农村中,因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进而有了更多农产品需要拿到市场上来进行交换,尤其是需要拿到城市里的市场上来进行交换,又引出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贸易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也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其实质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我们一方面不断放宽对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限制,另一方面又积极引导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当时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搞“双轨制”,即在生产和价格上搞出计划内与计划外两部分来,计划外部分则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自负盈亏”。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进而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局面,使得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有了更多的经营空间,并能通过商品交换获得许多原先一直被国有企业垄断的原材料。
    赵紫阳在这里所谈到的那种“个体经营”和“集体企业”,那种在“八九风波”前就已开张的“个体经营”(亦叫“个体户”)和“集体企业”,比如“傻子瓜子”和“联想公司”,都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某种“民营经济”,某种“私人占有加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也就是某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经济”。
    就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有上述“个体经营”和“集体企业”外,还有“乡镇企业”和“合资企业”(其间又分“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独资企业”),都属于“民营经济”,用赵紫阳的话说,都属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 而这种“在计划体制之外”的“市场经济”,恰恰是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毋宁说是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创造者,用赵紫阳的话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靠非国有经济发展起来的”。 (按:下文还将就这种“在计划体制之外”的“市场经济”作进一步论述)
    赵紫阳在上面所谈到的那种“国有企业改革”,那种以搞“双轨制”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实质就是要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格局中切割出一部分空间来,用以容纳市场经济活动,或是容纳国有企业以“自负盈亏”的方式进行市场经济活动,或是容纳国有企业通过“商品交换”与“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进行市场经济活动。
    作为这个国家里的总理,也可以说作为这个国家里的所有国有企业的总经理,赵紫阳自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格外用心用力。在他看来,“国有企业只有在有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才能有活力,今后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也必须使私人占有一定的股份”; 其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市场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
    关于“市场问题”,在赵紫阳看来,其实质就是“必须把国有企业都推向市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出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发展体制外的经济,比如开放农产品市场,允许个体经营,兴办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外资独资企业,因为,“只有在私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市场机制,才能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也才能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国有企业内部的逐步改革,如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等”,也就是要逐步引入市场机制。
    关于“产权问题”,在赵紫阳看来,“只有产权明确了,才能发展市场经济;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市场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他在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谈话时承认,“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无处不在,但产权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谁也可以不关心”。 因此,“对大中型企业不从根本上开刀(意指所有制关系)是不行的。中外合资是个办法,股份制也是个办法”。
    所谓“中外合资”办法,就是“在老企业的基础上,嫁接国外的资金,嫁接国外的技术,嫁接国外的管理,以及销售网”。 结果,“国有企业一与外资合作就活了。这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政府不能再干预企业了,企业也不能再办社会了。国家只管企业工资增长指标,政府只管征税,其他一切均由企业独立自主地去经营。这样,企业经营机制自然就转换了”。
    所谓“股份制”办法,就是要让私人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反之,“如果是国有性质的股份制,互相参股去进行经营,再加上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不能形成,那么情况就会同国营企业原本的状况差不到哪里去”。而参股国有企业的私人资本,不只是来自于国外,还应产自于本土,“既然允许外国人合资,为什么不可以允许中国私人资本加入呢”,如“中国私人企业或个体企业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去和国有企业合资经营”。至于私人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股份额度,“至少要占三分之一”。
    正是通过这种“股份制”办法,许多国有企业变身为某种“股份公司”,某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股份公司”;又因其控股方为国家资本,故应更准确地说是某种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股份公司”。
    如赵紫阳所言,中国经济改革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而就其结果来看,中国经济改革也的确“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较准确地说是发展出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亦可看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既包括以国有控股公司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包括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资本主义”。而在这种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资本主义”中,既包括以产自本土的民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资本主义”,也包括以源自海外的民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资本主义”。
    赵紫阳曾在执政党最高层中主要分管经济工作,直接掌控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我比较熟悉” 。因此,上述他所谈及的那些亲身经历,自是能为这“多年来”(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即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提供了一个最为真实且最为权威的个案样本,一个最具有典范性的个案样本。
    
实践(中):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

    
    赵紫阳还特意从比较分析的角度,也是更为宏观的角度,阐释了自己“多年来”所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他指出,“国外在议论中国经济改革时,大体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渐进的”。前者是前苏联改革所采取的方式,结果发生“动荡和经济滑坡”;后者则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方式,结果“是成功的”。
    他还揭示了“激进”的前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一是首先从政治改革开始,而不是从经济改革开始,政治上一乱,就不可收拾;二是采取了休克疗法,就是完全放开价格一步到位,使通货膨胀起来,人民遭受很大痛苦,代价很大”。
    那么,“渐进”的中国改革又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呢?赵紫阳回顾道,“从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十年的经历来看,所谓逐步过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生长、壮大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笔者按: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增量改革”);“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计划体制内的那一部分,也逐渐地加以削弱缩小”。
    他还特别强调这两个方面改革所应具有的“渐进”性质:“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这一部分;逐步缩小计划经济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缩小,一块一块、一批一批地缩小”。
    尤其“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也不能通过一次体制、价格、工资的改革,一下子就转入市场经济;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过去,从计划、价格、企业机制甚至所有制,逐步进行改革。这样搞,比较稳定,风险也少,社会也容易承受”。
    关于处于计划体制外的经济是如何“逐步扩大”的,赵紫阳回顾道,“到了1985年,进一步取消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整个农业除棉花和少量产品外,基本上实现了市场调节,脱开了计划经济的范围。乡镇企业的兴起,工商业个体经营放开,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一开始就是在计划经济以外,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市场经济部分。这一部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来蓬勃发展。由于他们的机制活力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原来的集体经济。他们既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出来一种新的经济——市场经济”。
    赵紫阳还据此做出比较:“这与苏联走的道路不同,他们只是在体制内兜圈子,转来转去始终难以‘活起来’”; 而中国则是“在计划经济模式还没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中国整个经济中市场经济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整个中国经济的性质也一天一天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
    或者说,“这恰恰是中国体制改革成功的所在。如果单纯从体制内去改革,肯定不会成功,又会拖下去;而越拖下去,就越是人心惶惶,必定会使生产下降,发生通货膨胀,结果只能发生动乱,改革也会以失败告终。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道路就是如此”。
    关于处于计划体制内的经济又是如何“逐步缩小”的,赵紫阳回顾道,“如改革以来实行的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等许多政策和措施,在计划改革方面逐步缩小直接计划,扩大间接计划的比重,逐步压缩国家的统配物资,扩大企业自行销售的品种和数量。国家统配的重要物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自行销售,计划内的也允许一定比例的自销”。
    特别是1988年3月人代会通过的《企业法》,“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中心意思不是强调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强调财产的经营权,强调企业对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不是要强调国家的所有权对企业的制约。国家不能再过多干预企业的事务。另外就是确立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的中心位置,是企业的法人代表”。
    在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引入“乡镇企业的机制”,要引入“合资企业的机制”,要把“放开经营”与“自负盈亏”结合起来,要使企业成为所谓“无上级企业”,即“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政府行政部门”的企业。
    赵紫阳还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渐进式”改革做出概括:“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
    他还对这“两部分”经济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资料,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当然,这“两部分”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互为依存的:不仅国营企业不改革,不分出一部分原材料来,“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而且“市场发育不了,没有市场竞争机制,国营企业是改造不了的”。也正因此,赵紫阳“反复强调只有放开计划外的,才能使个体经济、私人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得到原料、材料、能源,使体制外的这一部分得到发展,扩大起来,形成市场经济机制,才便于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至于为何要选择上述“渐进式”的改革之路,赵紫阳并未摆出一副早已了然于胸中的架势,或说是并未摆出那副俨然为“设计师”的架势,而是很率真地承认:“过去自己对中国的体制改革,首先发展体制外经济成分,实行计划内与计划外两种价格的作法,是被迫的,缺乏理性自觉”。
    不过,赵紫阳又谈到,在改革之初,尽管对于有关“如何进行改革”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模糊的”,但对于有关为何要搞改革的认识则是很明确的,“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
    他回顾道:“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块,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不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并“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步走出了一条路”。
    与赵紫阳不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多数执政党领导人都极为看重经济增长,尤其是极为看重GDP数字;而不大看重“经济效益”,不大看重“人民生活”。至少可以说,他们都不大谈及其治下中国为发展经济而付出的那种真实成本,比如土地、河流、空气、食品越来越趋于肮脏;都不大谈及其治下民众为增加收入而承受的那种真实压力,比如教育、住房、看病越来越趋于昂贵;特别是都不大谈及“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窘况,不大谈及他们虽能为“中国制造”做出巨大贡献并付出巨大代价,却不能为自身争得“国民待遇”,仍保留着低人一等的农民身份,仍归属于中国版的“低种姓阶层”。
    自邓小平开始,这个党的领导人大都很爱讲“翻几番”的话题,或是很爱讲“翻几番”的愿景,讲的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愿景,并借以提振治下民众对于未来的信心,尤其是对于执政党的信心;或是很爱讲“翻几番”的故事,讲的都是所谓正面报道的故事,讲的都是有关“中国奇迹”的故事,并借以彰显执政党的政绩,尤其是彰显自己的政绩。不过,他们常常能把这种彰显搞过了头,搞成了炫耀,也就是老百姓所常说的“得瑟”,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大撒银子”,也就是老百姓在网上所戏称的“SB”(即双重谐音“撒币”和“傻X”)。
    他们或是“大撒银子”地搞起盛大国家典礼,如不计成本地举办排场极其奢华的APC会议,并不惜让半个华北的工矿企业都处于临时停产状态,如不计成本地举行规模极其巨大的胜利大阅兵,并不惜让半个中国的治安管理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或是“大撒银子”地搞起慷慨援助他国,既慷慨援助许多比我们穷的他国,也慷慨援助许多比我们富的他国,以至于搞出了国家层面上的“暴发户”的形象,即“钱多人傻且横”的形象。
    
    还需指出,这些执政党领导人之所以不大看重经济效益,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原本就不大懂这方面的事。因为,他们大多是做党政干部出身的,虽然当过一些地方的“第一书记”,管过一些地方的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全盘工作”,但多半是很原则地涉足经济工作,而不可能很细致地且很深入地了解有关经济工作各个方面的事,特别是有关经济效益这个比较综合且比较复杂的方面的事 。
    事实上,邓小平本人就曾在一次视察活动中说过:“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 他这是在不经意间说出了实话,说出了自己究竟是如何了解经济的,即主要是通过听取汇报再加以鉴别来了解经济的,因而不可能真正懂得经济,尤其不可能真正懂得经济中很难弄得十分清楚的效益问题。
    进而言之,邓小平正是基于这种对经济的了解来做出相关的决策的,或是拍板决定实行由其他领导人精心筹划出来的施政方针,比如由赵紫阳精心筹划出来的“沿海发展战略”;或是拍板决定推广由基层老百姓亲身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比如由安徽农民亲身摸索出来的“包产到户”。他也因此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即已被称颂为“总设计师”的巨大声誉,更准确且更公平地说,即应被称颂为“总拍板师”的巨大声誉。
    与邓小平这类领导人不同,赵紫阳虽也做过党政工作,但更多地做过经济工作,先是在建国前的冀鲁豫根据地做过经济工作,继又在建国后的广东、内蒙、四川等地做过经济工作,后又在八十年代的中南海主管过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特别是经济改革工作,即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工作,因而可以说是执政党里最富有经济工作经验的人,最懂得经济效益方面的事。世界级经济学大家费里德曼就曾根据亲身接触评价过赵紫阳,说他“对经济有很好的直觉感受”,“对经济情况有老练的理解与明白市场的运作”,“给我留下一个高智慧与高品格的印象”。
    这便容易理解,就在许多执政党领导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且大唱赞词时,赵紫阳为什么还能保持相当的冷静,以致能说出这样的大实话:“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
    因此,人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设想:赵紫阳如果还在任上,肯定不会像其后几任领导人那样高调行事,不会像他们那样动辄就拿着自家的GDP增长率到处说事,动辄就拿着自家的大把银子到处“得瑟”;相反倒会在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却怀有深深的不足感乃至自责感,并因此而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如怎样才能使“经济效益好”,如怎样才能让“人民得到实惠”。
    
实践(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上述“渐进式”的改革,还可以说是一种有差别的改革,即体制内经济与体制外经济实行有差别的改革。并且,这种有差别的改革还表现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上,也就是表现为一种有差别的发展,即沿海地区经济与西部地区经济实行有差别的发展。
    如赵紫阳所言,“在改革问题上,有两个两大块”:“一个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块”,也就是前文所谈到的“两个方面”的改革,既“应大力支持发展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成分”,又“对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则要加大力度加快改制”;“另一个是地区上的沿海与内地两大块”,首先应“大力支持发展沿海地区,因为两头在外(产品与原料),没有风险”,进而“既可收容失业人员和西部地区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又可以逐步转移资金和技术去支援西部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
    自“1987年秋天”起,赵紫阳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作了“较长时间的考察,同当地县、市、地、省干部座谈,又同中央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并“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 其“主要内容”如下:
    ——在“一亿到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区,“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上去”;
    ——“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要充分发展乡镇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生力军甚至主力军”,并通过这些乡镇企业,“把沿海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转向国际市场”;
    ——“为适应这种转变,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或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
    ——“总之一句话,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这里的生产,这里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或说是,就是要把中国沿海地区直接纳入到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
    对于这一沿海发展战略,邓小平“非常支持,给予高度评价,几次讲,要我们抓紧时机,坚决地干,大胆地干,不要贻误时机。一些沿海地区也很拥护,非常积极,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不过,这一沿海发展战略也遭遇许多质疑,如姚依林、李鹏等国务院负责人担心加快沿海地区发展会再次造成“经济过热”,如陈云等几位老人担心所谓“大进大出”会搞成只进不出,又如一些来自经济学界的学者认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是很难学“四小龙”的,又如一些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同志抱怨沿海发展战略只照顾沿海而不照顾内地,只搞“锦上添花”而不搞“雪中送炭”,等等。
    尽管如此,“发展沿海地区战略提出后,政治局还是通过了,并且在全国实施”。这一战略在实施后,虽然很快就在“治理整顿”中受到李鹏和姚依林的干扰和排斥,尤其是在“‘六四’以后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觉、更有力地推行这一战略终究受些影响”;“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上沿海地区在继续走这条路。沿海地区所以经济继续发展,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大量出口,外汇年年增长,总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外汇储备,不就是按这条路子走出来的吗?”不过,“各个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凡是仍然自觉推行这一战略的,发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那么自觉或者有点犹豫的,就差一些”。
    这也就容易理解,1992年邓小平为什么要跑到南方沿海地区去讲那么一通话,那么一通设法阻止改革开放已在许多地区呈现颓势的话,那么一通旨在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话。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地区仍在“继续走这条路”,继续走“沿海发展战略”所确定的这条路,即发展外向型经济,其实质就是要搞市场经济,要搞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并已搞出了显著成效,出口剧增,外汇骤涨,经济运行日趋市场化和高效化,以至成了一块样板地区,一块能为执政党改革路线提供大量正面例证的样板地区,一块能为邓小平南巡讲话提供许多鲜活例证的样板地区。
    1992年2月19日,邓小平刚抵达深圳,便“提出要出去看看”。在参观深圳市容过程中,他感慨道:“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不过,他虽“没有想到”就在几年中“深圳发展得这么快”,但应该记得早在几年前赵紫阳便已提出并迅速予以实施的“沿海发展战略”。因为,他本人就曾非常认可且非常急切地亲笔批示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简言之,南方沿海地区搞“市场经济”在先,邓小平作“南巡讲话”在后;或说是,前者的事实要先于后者的雄辩,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要胜于后者的雄辩。
    可是,如今仍有许多学者,特别是许多官方学者,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只突出渲染后者的雄辩,而很少提及前者的事实。他们一谈论起执政党之所以能搞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归因于邓小平跑到南方讲了那么一通话;而搞不清楚邓小平之所以要跑到南方去讲那么一通话,主要是因为这南方在事实上已摸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年了,或者说已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多年了。
    也正因此,一些学者在十分确定地谈论他们所标榜的“中国模式”时, 也多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谈起,也就是把这一讲话看作是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进而看作是谈论“中国模式”的起点;并因此而很少谈及在“八九年风波”前就已开启的那种改革进程,那种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进程,比如那种以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进程。
    套用现今颇为时髦的改革术语,上述“沿海发展战略”可称之为一个标准且成功的“顶层设计”,一个无论在思想创设上还是在技术操作上都在循着自上而下途径的“顶层设计”,一个无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还是在“八九风波”前都已取得十分显著效果的“顶层设计”。
    因此,作为这个“顶层设计”的最初创设者和成功实施者,赵紫阳自是非常看重这个沿海发展战略,即便身处困境,仍是念念不忘,既在由其老战友宗凤鸣所记述的《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中多次谈到这一战略,又在由其老下级杜导正等人根据其录音整理的《改革历程》中多次谈到这一战略。从这些言谈中还可以看出,他不仅将这一战略视为自己曾经取得的一个政绩,一个颇能引以为自豪的政绩,而且将这一战略视为这个国家仍需坚持的一个政策,一个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政策。
    也正因此,当朱镕基于1993年为遏制经济过热而采取很多“宏观调控”的措施(实为“很多行政的办法”)时,赵紫阳虽已在台下却仍很担心,很担心“这次是不是又来个一刀切,内地沿海同时收缩?沿海刚刚利用这个机遇(按:指因‘邓小平南巡讲话’而引发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要顺利发展的时候,又来一个收缩下马,就看这一次怎么样了”。 于是,在医院碰见原国家经委主任吕中时,赵紫阳“让他给朱镕基捎了个口信:不管采取什么形式的分税制,都不要影响沿海发展战略,目前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总之,执政党在“八九风波”前所走过的那条改革之路,就已是一条逐步突破“计划经济”束缚并逐步增加“市场经济”成分之路,既已是一条在理论上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路,也已是一条在实践上不断摸索“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之路。不过,执政党在“八九风波”后一度中止了改革之路,开展“姓社姓资讨论”,反对“和平演变”,整肃“个体户”;结果遭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势力的反弹,不得不于1992年重新回归了改革之路,搞起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评析(上):隐匿八十年代市场化改革成就

    
    可是,1992年执政党领导人虽高调回归改革之路,却隐匿不提执政党在八十年代就已走过的那条改革之路,那条以渐进方式逐步发展“个体经济”、“集体经济”乃至“民营经济”的改革之路,也就是那条打着“社会主义”旗号逐步培育“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并因此而给世人以错觉,仿佛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中国经济改革,只是从1992年起,也就是在他们任内,才开始搞起来的。
    他们如此隐匿不提执政党在八十年代就已取得的市场化改革成就,既是很不客观的,罔顾史实;也是很不公平的,贪前人之功,掠他人之美。
    这就如同不良学人搞学术不端一样,在撰写论文时大量吸收了前人成果,到发表论文时却完全不提及前人成果,好像通篇内容都是由其本人所原创的。他们如此作为,轻则说是不讲学术规范,重则说是不讲学术良知,即很不道德地窃取前人成果。
    与之相对照,作为前执政党领导人赵紫阳,虽也曾把自己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提升到理论层面,纳入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但并没有将这一范畴看作是全然创新的,而是将这一范畴看作是有其渊源的,可由此追溯到毛泽东那里,纳入所谓“新民主主义”范畴(参见前文《理论(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与新民主主义论》相关内容)。赵紫阳如此坦言,不只是坦言出其理论的真实,即本是源自前人的成果,还坦言出其做人的诚实,即不贪前人之功、不掠他人之美。
    从隐匿不提前人成果这一施政行为中不难看出,上述执政党领导人虽身居很高位置却举止很是不堪,竟可以做出类似于学者抄袭的事来。不过,这也容易理解,许多中国政治家(毋宁说是政客)的道德水准本来就不高。笔者曾在一篇拙文中谈过:“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 笔者如今则要补充道:毛泽东去世后尤其是“八九风波”后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在许多方面仍旧不高,甚至还有所下降,比如在职业操守和为官品味以及做人教养等方面都有所下降,甚至是大幅下降。
    事实上,除了有像上述执政党领导人那样的政客外,还有许多从事中国改革研究的学者,也都很少论及“八九风波”前的改革历程,甚至完全不提赵紫阳这个人,好像这个人不曾与中国改革有过关系似的。例如,在中国改革三十周年(1978—2008)之际,这些学者纷纷发表文章以示纪念,但其文章内容大多论及1992年后的改革历程,而很少论及“八九风波”前的改革历程,以至于完全不提及赵紫阳三个字,好像谈三十年中国改革可以不涉及这个人,不涉及这个曾在近十年时间里直接主持中国经济改革的人。
    当然,从人情世故上说,这些学者搞这种厚此薄彼的研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毕竟是这个国家里的主流学者,也就是能够在这个国家里的主流媒体上频频发表长篇大论的主流学者;而这个国家仍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其主流媒体仍属于一种要讲政治导向的媒体,也就是一种要受官方管控的媒体;因此,他们若要继续做这个国家的主流学者,从而继续获得做这个国家的主流学者所能享有的各种好处,就必须在其文章中也要讲政治导向,也要受官方管控,而不能冒犯官方权威,尤其不能提及官方特别忌讳的那些事和那些人。
    不过,就学术本身来说,这些学者搞这种厚此薄彼的研究是有失客观公正的,因而是有悖学术良知的,至少是有悖学术规范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这些执政党领导人和这些学者来讲中国改革历程,属于当代人讲当代史,讲千千万万还活着的人曾亲身经历且仍历历在目的历史,可是他们竟还敢如此公然地遮蔽历史真相,竟还敢如此公然地隐匿前人成果,不提及前人已走过的改革历程和已取得的改革成果,并借以突显现任执政党领导人的改革成就。他们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搞剽窃他人成果,搞谄媚权贵人物,几无羞耻之心,几无愧疚之感。
    可见,当代世风,无论是其间的当代官风,还是其间的当代文风,都呈江河日下之势,官场上多有无耻官僚,学界里多有不洁文人。
    
评析(下):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

    
    上述执政党领导人不能公正对待前人成果,也就是不能公正对待前人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已取得的成果,还可以从他们曾放出的一句狠话中得到佐证。这句狠话就是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并伴以充满大批判火药味的“姓社姓资”讨论,危言耸听地要防止所谓“和平演变”。
    然而,就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实际进程来看,其间所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搞起了个体经济:一是在农村搞起了“包产到户”,一是在城市搞起了“个体户”。这两类个体经济的出现都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突破,既突破了原有经济体制所必须具有的“公有制”规定,也突破了原有经济体制所必须具有的“计划性”规定,也就是突破了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必须具有的两大本质规定。
    前一类个体经济所耕种的土地,虽在法律名义上不归个人所拥有,而归集体所拥有,在政府需要时还可以被“国家”所征用,并因此而埋下日后有可能会引发各种土地纠纷的隐患;但在实际使用上已由农民所掌控,即由他们来决定怎么耕种自己所承包的土地,而他们之所以要做出某种决定的理由,或是出于满足自家生活的需要,或是出于用作市场交换的需要。
    后一类个体经济所经营的买卖,则完全归属于个人,并完全服从于市场,买卖什么和买卖多少都由经营者个人根据市场需求来做出决定。其中一些个体经济,如“傻子瓜子”、“大中电器”、“希望饲料”、 “大午养殖”等,还因善于经营而不断地扩大规模,越来越多地雇佣起工人来,从而将个体经营发展成企业经营,将个体户变身为民营企业,也就是那种私人占有加市场取向的民营企业,或说是那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企业。
    不过,这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企业,毕竟是办在一个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里,因此:一方面,无疑会受制于这个国家里的许多既有制度,许多既有的原本就是为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设计的制度,比如那种旨在保护某些特定国企的行业准入制度,比如那种旨在强化中央管控能力的财税金融制度;另一方面,又无疑会以自身的经营方式影响着这个国家里的经济改革的方向,使之愈发趋于市场化,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起到了催生助长的作用,或说是起到了开启先河的作用。
    关于个体经济在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所曾扮演过的先驱性角色,还可以从赵紫阳“摸着石头过河”的亲身经历中得到印证:
    ——在广东工作时,早先年年都要费很大的劲来安排小商品市场,可是年年都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弄得什么东西都很紧张;后来允许群众自己生产小商品,很快就解决问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
    ——刚到四川工作时,老百姓还处于饥饿状态,甚至可以说是饥饿遍野,当务之急就是如何解决“吃”的问题;后来搞了“包产到户”,其实质就是给农民以生产自主权,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结果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也就把“吃”的问题解决了。
    ——刚到国务院工作时,就遇到大批知青返城就业问题,于是采取许多应对举措,其中一个应对举措就是推出一项新政策,即允许城市居民搞个体经济,搞小商小贩,也就是搞“个体户”。其结果不只是解决了大批返城知青就业问题,还突破了传统所有制界限,搞出了个体经济、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既相并存又相互动的局面,从而催生了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一种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以“市场化”为取向的过渡性经济形态。(参见前文《实践(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相关内容)
    可见,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始点,或说是赵紫阳及其同事们“摸着石头过河”所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就是包括“个体户”在内的个体经济的出现。然而,到了“八九风波”后,时任执政党领导人竟提出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在其言辞间不只是透出了一种情绪,一种对“个体户”的恶狠狠的情绪,还透出了一种无知,一种对中国经济改革历程的茫茫然的无知,竟不知中国经济改革正是以包括“个体户”在内的个体经济的出现为其发端的。
    当然,这种无知也很容易理解,就像许多学术剽窃者通常所表现得那样:只搞得清楚某些已有成果的最终结论,比如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要搞市场经济;而搞不清楚这些已有成果的孕育过程,特别是最初阶段的孕育过程,比如搞不清楚中国经济改革所必须要搞的市场经济最初就是从个体经济那里搞起来的,更准确地说,最初就是从“个体户”那里搞起来的。
    
结 语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直到“中共十四大”召开时才被执政党正式采用,但这一提法所蕴含的基本思想,早在“八九风波”发生前就得到过一定程度的阐释和践行。而这一定程度的阐释和践行,无疑与时任执政党领导人赵紫阳有着很大关系,既与他曾鼎力推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着很大关系,也与他曾亲身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实践有着很大关系。
    赵紫阳于1980年至1987年间任职国务院总理,主管这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以及经济改革工作;又于1987年至1989年间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时兼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即遵照邓小平旨意:“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 仍主管这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以及经济改革工作。
    也就是说,赵紫阳在整个八十年代都一直主管中国经济改革,可谓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总操盘手”,亦如他本人所曾坦承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而这“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用这位“总操盘手”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要以市场化为取向的。
    不仅如此,赵紫阳所领导的这“多年来”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还为1992 年重启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或说是留下了较为丰厚的遗产,即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层面上的较为丰厚的遗产:
    一是在“八九风波”后,使得保守势力在试图扭转改革方向时遭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比如使得那场旨在强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讨论,即所谓改革开放要问“姓社姓资”的讨论,遭到了已历经八十年代改革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冷遇,最终草草收场;
    一是在1992年后,使得改革势力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下做出了很强烈的反弹,重启八十年代的改革,即驾轻就熟地搞起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或说是在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下发展“市场经济”(时称“商品经济”)的改革,并将这一改革进行得更为迅猛且更见成效。
    这也容易解释一个曾让很多人感到很惊异的问题,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反响?为什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将中国经济引上市场化改革之路?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改革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开始启动了,并已逐步积累起许多经验和许多人气了。
    可是,这个国家里的许多享有官媒话语权的人,包括许多当权政客和许多主流学者,都很少谈及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这一改革,即便谈及发生在这一时期的这一改革也完全不提及赵紫阳,并因此而给很多人造成这样一种假象,即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中国经济改革只是到了1992年才开始起步的,并与赵紫阳没有什么关系。
    
    以下是有注释的文章部分截图:
    Shi Wei, [17.01.17 03:24]
    赵紫阳逝世十二周年祭: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谈起/单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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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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