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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倩:《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老歪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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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12月06日 来稿)
《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

     刘倩
    
    许多人以为爆发于上个世纪末的河南艾滋病事件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可艾滋病问题至今在河南依然是敏感问题,而且越来越敏感。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体制内部深层问题的思考。
    刘倩:《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老歪正传》


    在很多次世界艾滋病日,每年的12月1日,我被邀请做演讲,讲述河南艾滋病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和艾滋病人群的生存境况。在场人们无不被那些来自现场的照片那些悲惨的故事强烈震撼。但是听众毕竟有限。这件事——河南农村艾滋病事件——的真相,绝大多数人,依然不知道。
    我六年田野完成一本书《血殇》,是对河南艾滋病事件的诚实纪录。但是只能在台湾出版,带回来,海关扣压了。有人不想让人们看到这本书,不想让人们了解这件事。他们害怕真相。
    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我还要讲这个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悲惨故事。
    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这么大的一场悲剧!成千上万上十万几十万人的生命和家庭啊!真相必须大白。
    
    一 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或者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
    
    一般都知道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卖血。卖血怎么会感染艾滋病?大多人以为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
    但是,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上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村掀起 “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在疫情最严重的上蔡县将之称为“全民卖血运动”。那时候到处建起血站,郑州空军医院、平顶山512部队医院,开封115也是部队医院······,开始都是部队医院,后来才是地方医院,开封、尉氏、沈丘、项城、郸城、柘城、周口、驻马店、商丘······,各地都开血站。人们说,县里小车下来宣传献血光荣,喇叭吆喝着:要致富,走献血路!献血光荣,利国利民利己!一大批“献血员”队伍应运而生。
    “献血”即“卖血”。到血站出卖血浆,与以往到医院卖血直接输给临床病人不同。到医院是卖全血,谓之“全采”;到血站是卖血浆,谓之“单采”。
    所谓“单采”,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做生物制品原材料,把红血球回输给卖血者。艾滋病就是血站在“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过程中,在卖血人员中传播开来,同时传播的还有疟疾、丙肝、梅毒淋病各种性病,等等多种疾病。
    所以,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或者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
    当时许多献血员单采、全采都卖,所以,又出现大批“输血感染者”。疫区卫生防疫部门说:“北京上海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医源性根源都在河南。医生开一袋血提成5–10块,所以不管是否需要都动员病人输血,输血又感染一大批。”许多住院产妇被动员输血,致使一大批产妇和孩子感染了艾滋病。
    驻马店是河南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从当地卫生部门了解到,官方最早办血站是1987年。那时候大量批准成立血液制品厂家,光部队就开办11个血站,从军分区办到武装部。最后全地区共建33个血站。建血站都必须经过国家卫生部批准。以后需要血浆量大了,乱收血浆,要求不严了,不合格也收。驻马店地区疫情最严重的是上蔡县,上蔡县文楼村是最闻名的艾滋病村,而疫情最严重的是后杨村。后杨村干部说:全村近4000人,1200多户,艾滋病死了300多人,普查时,还有感染者570多人,驻村工作队统计全村人口3210人,1800多人卖血,几乎家家都有人卖血(2006年田野手记)。在后杨村卫生室,一个孩子来给自己取药,村医告诉我:这一家人都是艾滋病死光了,只剩下这一个10岁男孩,很懂事,天天来领抗病毒药按时服用。
    人们说到当时的卖血乱相:办血站赚钱就跟拾钱一样,淨赚!卖血的人群黑压压的,比唱大戏都热闹!1995年官方砍血站之后,公办血站、私人血站都转移地下继续非法采血,根本没有检测手段,“胡采不验”,局面更加混乱。洗澡堂子、私家院落、猪圈里、庄稼地,哪哪都是采血哩,有人是一手烧锅一手采血。
    一位驻马店市卫生局干部说:确山县,一个拖拉机一早拉人去卖血,天灰濛濛看不见路,对面来一个车队,把一拖拉机的人都撞翻到河里,都没人伸头看看,17个人全淹死。上蔡县芦岗乡一个大学生乡长,本地上堂村人,刚分去时当宣传秘书,2001年才当上乡长,后来检查出来艾滋病,喝药自杀。南大吴高桥庄,20多岁的小姑娘上吊死了多少啊!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王传宗,看见血站洗手池里溅得到处都是血,说简直就是屠宰场!吴仪来河南很生气,说血头血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卫生局高局长说杀谁呢?都是部队的。
    河南省卫生系统官员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国艾滋病是外国传来的,内地艾滋病是沿海传来的,艾滋病大面积流行是当年单采浆献血造成的,单采浆是国务院卫生部搞的。——这话咱不能往外讲,但确确实实是上面引起的。”
    一位基层卫生官员分析河南单采血浆传播艾滋病的背景和过程:国外背景,艾滋病在非洲、欧洲、美国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国外就看好中国血液市场,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国内背景,那些相对比较落后地区解决温饱之后,当年拐回来发展经济。河南人口大省,经过动员,讲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识,卖血或者说献血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单采血浆工作可以开展。所以当时国外都在中国建立生物制品所。一看单采血浆收益好,就盲目投资建厂,猛建!厂建起来就需要原料,就大量开发动员建立血站单采浆,卫生部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站。1992年,基本各县都有血站。血站暴利。开始一天采一个血型,后来混着采,袋子装得太满,血溅出来交叉感染。再后来私人血站更混乱,A型、B型乱套了。俺单位(疾控中心,过去的防疫站)就办血站,血站是当时单位的主要财源。河南的血走向全国6大生物制品所。卫生部提倡这样办,地方上受利益驱动,一些生物制品所扩大,各国也来投资,看好中国市场,于是大办血站采血。这就是单采浆献血这一块的历史。
    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艾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卖血?不卖血咋会感染艾滋病?
    
    二 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致使一场原本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很多农民感染者跟我说着一句同样的话:“要是早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无论如何也不会卖血!”还有人反复说:“要饭也不卖,打死也不卖啊!”
    他们是可以早知道的,只是,没有人告知他们。
    
    早在1993年,河南省卫生部门已经发现艾滋病在河南献血员中蔓延流行,但是隐瞒疫情严格保密。
    一篇题为《河南省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检测结果分析》(苏惠存《疾病监测》1997年第12卷第7期)的专业医学检测报告,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河南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病毒至少在1993年已经开始,但是它的公开发表已经是在4年之后的1997年。这份重要的血源性传播疾病的检测报告说明,早在1993年,河南省卫生部门已经发现,艾滋病在河南献血员中蔓延流行,而至今,河南当局、卫生厅等相关部门,对此依然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这份郑州CDC连续3年(1993-1995)对省卫生厅验收合格的4县3市(包括濮阳县、兰考县、宝丰县、永城县、许昌市、洛阳市、开封市)七个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的报告称:三年间共有588人份的血样呈HIV阳性。其中仅1993年就有542人份,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当年全国的HIV阳性报告数274人。报告明确写道:“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的感染。”
    请注意,这是对七家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的二次复检,不是初检;而且“七浆站”,多数并不在官方锁定的重灾区“豫东南6市13县”,更不属后来所规定的艾滋病重点村“20乡38村”。这不能不使人担心河南艾滋病情势或许更为严峻。
    而我的田野调查发现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时间更早,1992年10月,上海的生物制品厂家回馈河南省周口地区沈丘县血站数名献浆员的血浆 “HIV+”,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就在当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单采血浆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官方整顿关闭血站,“但是不说砍血站的原因是单采血浆传播艾滋病”,导致大批地下血站产生,非法卖血活动屡禁不止。
    也许正是因为发现献血员中流行传播艾滋病,河南官方开始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最早从疫情最严重的驻马店地区开始。当地卫生官员说:1993年开始砍血站,“但是,不说砍血站的原因是单采血浆传染艾滋病,而是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提出来,只说是因为卖血的人都干不动活了,行署让血站停了,当时其他各地还没有停。”之后,最早砍血站又成了河南官方一项政绩。
    河南省乃至全国全面整顿血站,从1995年开始。媒体报导:“1995年3月,卫生部全国卫生厅局长紧急会议之后,河南省厅立即传达贯彻卫生部紧急会议精神,1995年3月31日发出明传电报,关闭全省所有单采浆站和血站的单采浆业务······。1995年5月4日,省政府在驻马店市召开7重点地市防控献血员HIV传播现场会,以政府名义下文在全省关闭单采浆站。”
    当地官方民间都认为:这一整顿才乱哩,官方血站转入地下,还又整顿出来一批私人血站!“1995年关血站,关不住!”当地卫生官员说,因为市场还需要血浆;一些生物制品厂才投资那么多建起来,还没有收回投资;一些原有生物制品所能扩大的也扩大了,还没见到收益。
    而事实上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局隐瞒了卖血传染艾滋病这一致命真相。当时老百姓还被宣传说卖血有利健康,说把身体里的血抽出来洗干净再还给你,治疗贫血还挣钱。结果是:被忽悠的农民群众更加疯狂卖血,感染人更多了!1996年3月14日河南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行动,大规模打击查封血站,有媒体称之为“3.14案件”。卖血风潮大面上算是刹住了,但是地下隐秘卖血活动一直延续到1998年。而此时,一些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
    
    对疫情层层隐瞒,严格保密
    1998年4月,艾滋病村小滩李村医将本村村民发病情况以“疑似艾滋病”写报告给县乡防疫部门,县防保站来村里抽取血样检测,第一次9人中8人确证艾滋病,第二次13人,全部确证是艾滋病。这使乡防保站感到吃惊,他们说:照这种情况,全乡卖血人那么多,艾滋病得有多少哩?!但是,按照上级指示,对疫情严格保密,在乡村医生大会上,乡防保站长宣佈该病为“无名热”。
    1999年底,上蔡县防疫站仅数据库艾滋病已经三四百人了,一直严格保密不报。后来记者来了包不住了,县委班子建议书记上报,报了 3 例。
    省里更是严加隐瞒。2001年上蔡县里向省里报告,全县卖血人员3万—4万人,可以按20%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数。省里没上报。上蔡县主管卫生的副县长带着资料直接上了卫生部,卫生部大吃一惊,来到县里,县里汇报“全民卖血运动”情况。省卫生厅因此对县里极为不满,陪同卫生部的省卫生厅副厅长不听汇报,嫌报告的数据太高,多次退回要求修改重报。那位主管副县长受到排斥打击。
    高耀洁教授和桂希恩教授都为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立下汗马功劳,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艾滋病疫区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却很淡然,说:“他们都揭了盖子。其实不揭也是这,底下的情况早都知道!”
    直到2005年,艾滋病村的村医还是说:“1999年就确定是艾滋病了,上面不让说。现在村里是公开了,也瞒不住了,对外还是不公开。我是村医,是政府的人,得跟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领导知道了会批评,会说不想干回家!对记者采访要无可奉告,领导跟着时一点不敢说。”
    至今,当地组织部还说: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
    
    “实实在在讲,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敢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在疫区,不止一个卫生官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人命关天,我相信这是实话。既然如此,后果已经发生,为什么不可以亡羊补牢,尽可能将灾难损失降到最低?如果在1993年发现单采浆传播艾滋病以及各种疾病时,当局不是隐瞒疫情而是正视疫情认真对待,公开告知社会民众,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积极有效的防治,这场艾滋病灾祸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及时控制?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现实是,因为刻意隐瞒疫情全面封锁消息,大批农民献血员不知道灾祸已经来临,从响应号召“光荣献血”到违法非法“偷着卖血”,在这条灾难的血路上走下去,直至发病死亡。
    至今,自始至终,河南农民从未被正式告知过:当年的“献血”可以导致感染艾滋病、肝病以及其他传染病,反被污名愚昧无知贪钱不要命。
    就这样,由于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从1993年(甚至更早)到1998年,大批农民流动卖血屡禁不止,大面积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病毒长达5年时间(甚至更长),使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结论: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捲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但是卖血行为绝非卖血农民的自愿选择,而是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错误政策的诱致性和政治体制的强致性因素。以发展经济为名,由政府动员农民卖血,致使艾滋病长时间大面积传播,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特例。
    而艾滋病问题至今在河南依然是敏感问题,而且越来越敏感。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体制内部深层问题的思考。
    

《老歪正传》

    
    刘倩
    
    我曾经许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上的艾滋病村庄,和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感受,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
    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我要继续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要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的人立文正名,把他们的名字篆刻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
    刘倩:《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老歪正传》


     2005年冬天,在艾滋病村庄的一场葬礼上,我一下就记住了他,体态特徵太明显了:人很瘦,一张瘦脸总是歪向一边。他披着一件军大衣,说是人家送给的。
    我跟村人一起在院子里等待出殡,他很主动地跟我搭话。他说:卖血、艾滋病的事我最清楚了,你要想知道就问我,他们谁都没有我清楚!
    看他这样说,村人都笑他。
    他说得更急了,抢的一样——
    我卖血早,跟我一块卖血的,好些人都死罢了,上年纪的人只卖过全采,有几个还活着,他们太老了糊涂了说不清了,我单采全采都卖过,就我能说清!
    也许有必要再说明一下全采与单采两个概念。“全采”是卖血人员向医院卖血,用于病人临床输血,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都是这种卖血方式。“单采”是1980年代以后引入的新技术,是卖血人员向血站卖血,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血球回输给卖血者。单采技术要求很严格,稍有疏忽,在回输血球的过程中,同一批卖血者中只要有人带有病毒,就很有可能传染给这一批人,艾滋病病毒和其他肝病、疟疾、性病病毒,就是这样传播开来。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大号李铁印,那是户口本上登记哩。你叫我老歪就中!
    村人又是一阵哄笑。
    有人说,你“那个本儿”上,写的就是李老歪!谁知道李铁印啊!
    “那个本儿”,指艾滋病患者专用的医疗本。
    老歪正色道:管他写哩啥,不就是个名儿么?我又不识字!
    众人笑得更响了。
    我望向停放在堂屋当门的棺木,说,小声点!
    老歪说,不碍,没事,都行易了。(习惯了)
    是啊,艾滋病村庄,死人出殡,习以为常了。
    在众人并无恶意的调笑声中,老歪很拿得住势,他不笑也不惱,自顾说下去,讲述他当年的卖血史。我正好问问清楚。
    问他:你最早卖血是哪一年啊?
    老歪: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就知道是16岁,开始卖血。
    那你今年多大了?
    “45岁。”
    有人很热心帮着计算:29年了。今年2005年,那是1976年。
    老歪:100cc,5块、10块。后来涨到15、20、30、40,最高涨到50。那时朱雅丽王全州在化验室里。——后来发现老歪说事总会说到一些现场“公家人”名字,好像为了证明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真实性。我也总会记下这些人名,作为调查了解事件的线索。
    问他:大集体时候你去卖血,不去地里干活,队长会愿意?
    “卖血不给工分啊!工分挣不够拿卖血的钱去买啊!”
    为什么要去卖血呢?
    “不卖血没钱啊,顾不住嘴啊,家里有病人啊,老父亲半身不遂啊,28年卧床不起啊!”
    问他:你16岁卖血时候,村里有多少人卖血?
    老歪:那时候没有多少,一起卖血满共有七八个。
    有人说不止这个数,帮着细算:杨军、铁岭、朱建才······,这都是很早就常年卖血的。最终结果是,1970年代时,村里卖血者12人。“后来,大卖血时候卖血人就多了,几百口子能卖的都卖,数不过来了!”人们说。
    问:只是你们小滩李的吗?有没有其他村的?
    老歪抢答:净是俺庄的!俺庄卖血最早!
    好像生怕别人抢了他们的荣耀。
    问:这些人都还在不在?
    老歪掐指一个个计算:马炎龙,死了,李朝林,死了,蛤蟆,死了,李干臣,死了,俺自家门里大哥林山他爹,······
    这时有人插言道:李干臣是最高领导人。
    早就听说已经死去的李干臣是当时“血头”,于是问老歪:卖血,是不是李干臣领着你们?
    “不是!” 老歪回答很干脆。他要保持自己独立作战的形象。
    其实大家都知道,村里人最早卖血都是跟随李干臣。于是又笑他。
    众人又一起回忆计算,最早那一批卖血的人已经死了8个。
    老歪又抢答:8个死了,还有4个活着,我、马炎东、朱建才、李连臣。又道:朱建才跟昨天埋葬的朱建方是弟兄。老朱家弟兄5个4个艾滋病,死罢仨了,朱建才是老二,老大没染上。
    又问:那你最后卖血卖到啥时候?
    “我最后卖到血站都不干了,还偷着上杞县去卖哩。”
    你为啥偷着还要卖血呢?
    “家里没钱啊!过年家里没任啥,没钱,年都过不去,你说咋弄哩?罚计划生育都急得嗷嗷叫借都借不来,家里还有病人,你上哪弄钱哩?队里一个人一年才分了40斤麦,不够吃哩,不想个点子咋弄哩?我说的是不是这样,你问问俺绍成叔,他是那时候村干部,你问问他看是不是这样!40斤麦,一年!”
    这一次,没有人笑了,大家都严肃起来。
    绍成叔应道:40斤麦,一人一年。那时候产量不高,最多一年分麦也没有超过100斤的。
    老歪:你看看,不想个点子咋办?
    又问:你发现染病是啥时候?
    “直到李干臣俺几个人去告,来检测,才知道的。”
    这是哪一年的事,你能说清楚吗?
    “哪一年?这记不住了,我没有留这个心。不过这事我管说清楚:初开始起时候,李干臣、我、马炎东俺几个告,马炎东写的材料。弄弄马炎东他害怕了,不干了。李干臣说咱俩干!我说好!俺俩抱膀干。俺俩瞪眼瞎不识字,光按指丫(按手印)!”
    众人哄堂大笑!
    老歪:不用笑,这是真哩!谁说的话,说的啥,都签的有字,签不了字按指丫!就因为这,马炎东不干了,他害怕了,怕秋后算账!
    他不干了,李干臣俺俩架膀子干,跑艾滋病的事!乡防疫站,当时叫防保站,来抽了4个人的血,说是去化验,其实他们扔扳了(丢掉了),说失效了!马狗娃家的、羊庚家的、宋美容、张风云,这4个人!他们不吭气直接到户家家里抽哩,血抽了拿去了,乡里说拿县里了,县里说给市里了,市里说没见着。反正没见了,说失效了。
    老歪越说越快,乍一听上去有些语无伦次了——
    他不管,俺就生法给外头联系,给北京打电话!俺看电视,光看北京新闻,守着个破电视黑了白了看,为找北京卫生部的电话号码,找信访办的电话号码哩!末了真打通了一个电话,算是托着人了,他帮俺打电话,联系上了上头,人家给个“控病司”电话号码——老歪一直把“疾控司”说成“控病司”——一打还真打通了!电话里说话跟面对面一样哩!人家说电话里说不清,你们来人吧,要俺去哩!去北京!北京俺跑成了!后来叫李干臣代表上北京去了。到那咋说哩,我就知不道了。反正,北京直接打电话给市里领导了,上头发话了,他们才来检测,叫俺几个去化验,化验就都是这结果,艾滋病!
    开始乡里不敢弄,只查了十几个人,怕影响不好,名誉赖。后来人太多了,公家来个大车,都去检查,一查,都是艾滋病!大检查!外村也都来了,抽血化验!
    大检查时候,我也又抽血了又化验了,我要看看到底是不是真有艾滋病!这一回我没有管也没有问,我抽了血就走。真有病毒你给我本子,没有病毒我哈哈一笑请你一摊我心甘情愿!
    后来俺要求,恁上级多次来吧,到俺庄,访问访问,看看俺这啥情况!高强部长来了,到县委4楼接见的,我没有去,有人去······
    人又笑他:老歪铁(铁,有本事,有能耐),部长听老歪哩,叫来就来了!那接见时候你咋不去哩?
    老歪不管别人说啥,只管自己说下去——
    部长问都有啥要求,就说一个水管,一个学校,一个医疗,一个修路,一个救助,他说都给你办到!当时就分工,县长是管打井哩,谁是解决医疗的,谁管啥谁管啥,这都分好了,说都给你们办到,说一个星期钱都拨到位了!高强部长来哩那一回来好些人好些人。
    有人又调侃:都是老歪叫来哩!
    人们又哄笑。
    老歪:反正俺告了,告到北京了!打电话!还邮信!信到市里他给卡下来了,在乡里邮局,他不邮,俺就从安徽省邮,转一圈子,一回25块!25块呀!邮出去了,邮到北京控病司里了。北京直接打电话给市里,还打的传真!这是市里卫生局长赵纪凯说的,那一回叫俺几个去市里化验,还请哩客,喝哩酒,吃饭时候说哩!要不俺也不知道啊,他说直接打的传真,北京说你们那都是艾滋病!
    众人又笑他:这里又没有请你客,你慌恁很干啥?说恁快,谁能听清你说哩啥!
    我赶紧说:我明白,老歪在说最初向上反映艾滋病疫情,是不是?
    老歪受到鼓励,加快语速地说下去——
    一开始他们根本不想管!说不是啥好事。说俺不是好事,是坏事,不想管。俺硬沾,天天上乡里上县里找他们。先找乡里,乡里不管,他们还说赖话,他们说,你们成天不干好事!我说不是好事就不是,愿逮走逮走!李干臣说愿杀杀!
    众人又笑:能得你!
    老歪沉浸当时情景,只管说下去:俺说,俺说瞎话喽你叫俺逮走,是事实喽你不解决是你的责任!后来看俺跑成了!上北京哩!他们才害怕了,不管不中了!
    语气中透出几分英勇和豪气,还有掩不住的得意。
    看老歪越说越急,众人又笑。
    村人的笑对老歪并无恶意,却也透出明明白白的嘲讽与轻蔑,包含着对他自鸣得意的不屑和自诩英勇的质疑。显然,人们眼中,老歪绝非英勇之辈,而是谁都可以嘲笑的对象。老歪也已经习惯了。
    其实,我发现,老歪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总是很善良很细心地关心别人,用现代话语讲,可以说是很有公心很有社会参与感的人。而且老歪记性很好,很多事实后来都在他说过的话里得到了印证。
    又一次,是埋葬李继臣。
    艾滋病村每逢出殡,全村能到场的都会到场,这已成规矩,老歪自然也来了,忙前忙后。李继臣的儿子抚棺痛哭跪地不起,老歪告诉我,儿子也像他爹一样,有艾滋病。李继臣弟兄4人,他是卖血感染艾滋病死去的第三人,现在只冇(剩)一个大哥还活着,70多岁了,早年卖过全采没卖过单采,没有艾滋病。
    按规矩出殡由死者晚辈子侄驾辕,这次灵车驾辕的是李继臣的侄子李林山,李林山也感染艾滋病,艾滋病患不能劳累,出力出汗就会发病发烧,烧几次人就完了。所以每次送葬看着人不少,能出力的不多。加之村里道路泥泞,送葬队伍走得很吃力,走走停停。队伍中的老歪,自己走得歪歪扭扭,却担心林山劳累发病,一直说:林山你别掏劲林山,扶着就中。
    埋葬完毕,人们指着旁边的一座坟墓,告诉我那是李继臣的弟弟,死去不知有没有100天?老歪马上接口说:相隔没有100天!他们都是二十八(埋葬),那个是头俩月的二十八,这个今儿也是二十八,才俩月!这是个哥,那个是弟。他又向我指看另一座坟墓:你不是问卖血最早有哪些人么?这是卖血最早的李松勉的坟,俺一起卖血。他死时候50多岁,死过3年了。
    临别,老歪又说,你要想知道卖血艾滋病的事,赶明儿你去找我吧,我领住你看看,俺那一片都成空房空院了,没有人了!
    我真的去找老歪。老歪不在家,有一个人在旁边小屋里配药做鞭炮,见到我们以为“查炮”,赶紧说:我是外村的,是他们“觅的”打工的。为我带路的李新臣说,这是老歪的侄子出钱,在老歪家雇人生产,“老歪是艾滋病,有事好说点,这事(生产烟花爆竹)违法,搁一般人不敢做。也是侄子帮衬(帮助)老歪光棍两兄弟。”正说着,老歪回来了,说是去镇卫生院了:“这一发(一时)不好受哩,今儿去输输血就好受多了,输蛋白更好些,就是太贵。过两天有钱了再去输两袋血!”
    老歪说的“蛋白”,即人血蛋白,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说来荒唐,当年河南农民艾滋病人很便宜的出卖自己的鲜血,后来又要用很昂贵的价格买回用他们的血生产的“蛋白”救命。
    刘倩:《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老歪正传》


    老歪和他的二哥住一起,俩光棍,都卖血感染了艾滋病。
    老歪带我看李松勉的家,一处破败的房屋,说,他跟我一样是个光棍汉,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饥,这还是一人死了全家都亡!又带我走过几处院落,边走边说,这些有家有口的也都关门闭户了,有的两口都死了,有的男的死了女的走了,都关门闭户了!你看,这一家锅都叫人家揭走了,偷走了!剩下的小的都出去打工了,没“偎头”,孩儿们也不回来了。村里青壮年人快死完了,我这一发的,45岁左右的,就冇(剩下)十来个人了。老歪抬起胳臂划过一大片空房院,说,这一片,都没人了!
    艾滋病村庄凋敝破败的凄惨景象令人震惊。
    
    来年秋天,老歪病重,我去看他。老歪正在输水,躺在院子里的病榻上,一只点滴瓶吊在旁边的树干上。老歪更瘦了。他的哥哥像往常一样沉默着,蹲在另一棵树下抽自制的卷烟,旁边有几个人在做鞭炮。
    老歪看见我,却见出一丝笑意,说:“刘老师,我这一回是真被打倒了,恐怕不中了。”
    老歪已经发病多次,“死几回了”,都又奇蹟般地活了过来。
    “也算值了,多少比我卖血少的都死罢了!”说着,他目光转向正在干活的人:“侄子做炮,买药,不欠人家账。”又望向挂在树干上的点滴瓶,说:这一瓶子药18块,“本儿”上供给的药里头没有,得自己掏钱买。用供给的免费的药不管呼。不做炮哪有钱哩?
    老歪声音很小,听上去很虚弱,但是他执意要跟我“说说话”。于是我搬一只小凳坐在病榻旁边,听老歪说话。
    刘倩:《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老歪正传》


    这时的老歪说话很慢很轻,间或能感觉到他些许吃力的喘息——
    自从知道得了艾滋病,就天天是给艾滋病“打仗”哩!“它天天跟着我,打倒我几回了。”这次他又这样说时,我突然很质感地感觉到了“它”—— 仿佛“它”正俯身压向“被打倒”的老歪。我一下体会到了老歪“天天”与“它”为伴与“它”打仗的含义。——那是怎样一种生命的挣扎与搏杀?
    那时候,李干臣、马炎东、李新臣俺一起跑艾滋病的事,跑到上蔡,黑了才找到人家家,才知道有个控病司,——还是从上蔡知道了有个控病司,才知道上告要找谁。上蔡知道的多,他们找(上访)得厉害,他们那抓了28个人······。
    俺庄第一个查出来的是马胜,他是在外面打工献血时候查出来的,保密不说。后来就是马炎东、李干臣俺仨,也不敢说。
    头先找他们不解决,找谁谁推,国家都不管了。后来控病司插手,他们瓤了(软了,害怕了),后来记者来了,不吭气直接来到村里,政府知道了,一下撵到太康,没撵上。说是控病司来人啦!来调查了!连县里都没有走,直接到村里,黑了到户家了!俺们打电话反映情况,他们能不来调查吗?
    ——老歪断断续续又说出一些当年“跑艾滋病”的细节。
    大哥一家对我不赖,侄子一直帮我。侄媳妇有病了需要输血,我说输我的吧,我也没有别啥能给他们。谁知道又祸害了侄媳妇,传给了她艾滋病,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艾滋病······。我一查出来有病毒,就想到我侄媳妇输过我的血!开始不敢给她说,后来还是说了。侄媳妇子宫癌,做手术开刀,在乡卫生院输我的血,卫生院马腾抽哩,那时候还有王国新、尹华斌,他们说你们输恁自己的血吧,买人家的不还得钱么?我说好。没想着······,要知道······,花多少钱也不给她输啊!当时输了血,俺侄子还给买哩菜,买哩酒,我说我不喝。查出来一年多二年,我也没敢吭气,怕她心里烦。有一天我慢慢给俺嫂子(侄媳妇的婆母)漏漏,我说嫂子啊,我可是有这个病毒啊!俺嫂子说,咦,你啥时候知道哩啊!我没敢说早就知道了,说才查出来哩。我说,侄媳妇可是输了我的血啊······。俺嫂子她当时也没有吭气。过两个星期,侄媳妇回来查,真有病毒!跟我一样!她现在在外面瞧哩,说那边大医院瞧得及时些好些,身体比我强点。侄子两口在深圳做小生意,俩小孩在家上学,俺大哥大嫂招呼着,他们60多了,没有卖血没有病毒。侄子腿上长个疮,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性传播?我叫他查查,也不知道他查没有?······到如今,我能说啥哩?要知道说啥也不给她输血啊!俺侄媳妇清没有抱怨我,要是抱怨我我也没办法······。
    “寻过一个女人。”老歪的话题跳跃得很快。说到这里,他干枯的脸上泛起一片潮红,眼睛发着光,分明流露出对生命的无限依恋——
    刘倩:《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老歪正传》


    那一天在县医院,院长说给你说个女人吧。有病,没有钱。你替她把钱出了。我说我没有钱。我能说我有钱,卖血?他说开刀手术费不叫你掏了,你把药费出了,人归你。药费一家伙花5000!那时候一个鸡蛋才卖8分钱,我全凭卖血挣几个钱。我替她打了两回钱,第一回3000元,第二回2000元。刘庄店的女人,安徽边界,长得小精小精的。还带一个小妮儿。我比她大16岁。领回家过了4年,她嫌我父亲26年半身不遂,娘老了,跑了!我真想叫她娘儿两个砍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要找公安去她娘家跺门,非消灭她娘家完!俺老表劝我你可不敢啊,你爹你娘还活着哩!几个爷们都来劝我说算了吧······。好,我说看你们的面子。就算了······。要是只我一个人,她跑不掉了,她娘儿俩出不了门我都给她砍了!咱不干没良心的事。她坏良心是她的事。
    我16岁就卖血,伺候俺爹。俺哥老实。俺爹58年挨斗争叫“扛的”,“扛”倒在地下落下半身不遂。俺娘不铁,织布机子不会安,纺棉花纺不多,俺几个小孩小,欺负俺。他们看我现在铁了,不敢惹我了······。
    我一句不问,只听他跳跃地断断续续地说下去。这时候具象的事实不重要了,一种很真实的来自生命深处的气息正在聚拢来包围了我。那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底层的生命存在,残酷而悲伤,却又坚忍顽强。直到老歪说累了,睡着了。
    老歪不想死,就这样病着,他又熬过了一年。
    及至2008年冬天 ,我再来村里,村主任李卫华告诉我,老歪这回恐怕真不中了。我去看他,他已经消瘦到皮包骨。
    刘倩:《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老歪正传》


    六十多岁的哥哥“学会了扎针”,正在家里给四十多岁的弟弟输水。两个艾滋病弟兄,相互守望生命最后的历程。
    病卧在床的老歪向放在枕边的一张满是痰液的纸又吐了一口,清清嗓子,吃力地跟我说:去年跟阎秀荣一起发病,她死罢了,我CT4剩7个了······。医生说你没有人,有人了好好瞧瞧,瞧好了年下能吃上扁食(过年吃上饺子),瞧不好年下扁食吃不嘴里。
    老歪挣扎着向我指看桌上的药物,说,公家给的只有柴胡一般药,姐姐才又打钱过来了,姐打钱多回了,哥给买了“营养药”螺旋藻。我立刻想到高耀洁说有人在艾滋病人中推销螺旋藻骗钱,说螺旋藻可以治疗艾滋病。
    老歪拒绝我的帮助,他说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工资。他说:你给张华说说,叫他给点啥吧,没有面了,麦都焐了,不能吃了,借点好面俺哥都给我杆面条了。
    张华曾经是乡里主管他们村的副书记,老歪不知道他早已调走。
    老歪说:我这回过不来了,我走了还有俺哥哩,······
    濒临死亡的老歪,放不下生命里最后一份牵挂。
    我不知道说什么,老歪却巴巴望着我,喘息道:刘老师,好些话我都没告给人说过,只告给你说了,不怕你笑话,我给你说哩都是实话,贴心哩话。最后老歪极不甘心地叹道:我咋也没想着我会到这一步啊!
    刘倩:《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老歪正传》


    这次老歪流泪了,他躺在床上伸出胳膊向我指看当年卖血的针眼,然后一动不动,骨头一样的胳臂掩不住他流泪的脸。
    这一次,老歪真的被打倒了,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他走了。老歪的生命很顽强,他与体内的艾滋病毒作战到最后。
    不久,老歪李铁印的二哥,李铜印去世。
    
    老歪弟兄俩的坟墓已经青草葱茏,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在他们的责任田里。
    刘倩:《血之殇》写于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老歪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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