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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中人权对话听证会/秦晋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25日 来稿)
    
澳中人权对话听证会/秦晋

    
     受澳洲联邦国会外交、国防、贸易人权委员会邀请,2012年2月24日,民阵理事潘晴、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澳纽委员会主席高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澳纽委员会秘书长孔天乐、前中文独立笔会副会长齐家贞、中国民运团体联合工作委员会(民联、民阵、民联阵)秘书长秦晋等五人分别代表了以上组织出席了在墨尔本维州议会举行的关于澳中人权对话的听证会。人权会员会主席Laurie
    Ferguson和副主席前澳洲律政部长菲利普·雷铎(Phillip
    Ruddock)认真地听取了民运方面对澳中人权对话的看法,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秦晋在听证会上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讲述了澳中关系,表达了中国经济长足发展所形成中国新崛起对世界对澳洲的影响和冲击一些看法,对澳中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的人权对话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双方进行了坦诚直率的交流。秦晋表示,在东西方对抗的时候,东方的专制主义总是强悍的,西方的民主社会总是软弱的,引举了重庆公安局长化妆出逃美国成都领事馆美国拒绝提供庇护一事。主席Laurie
    Ferguson则反过来质疑,难道你们认为美国拒绝提供王立军庇护是错误的?秦晋回应到,是对是错现在不能一口断定,但是美国采取的是双重标准是没有疑问的,1989年的时候对方励之先拒绝后接受,美国在与对手发生冲撞时候的犹豫不定,所以往往采取双重标准。
    
    讲到澳洲,安全靠美国,繁荣靠中国,我们理解澳洲的国家利益。但是作为西方民主国家,澳洲立国精神和价值不可随意丢弃,不应该成为中国巨大市场诱惑的牺牲品。
    
    主席Laurie Ferguson问,你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参加听证会的孔天乐拿出打印的一篇文章“可怕!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着弃船心理”,回答,中国的官员、大款都忙着卷款逃离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了中国这条泰坦尼克号船撞上了冰山,真不明白为何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对中国却充满了信心。
    
    雷铎问道,现在你们民运组织还有多少人参与。秦晋回应到,89年的时候澳洲民联、民阵成员号称超过三千,1993年11月1日的澳洲政府决定给与在澳中国人士悉数居留澳洲,对于这个决定,你是坚决的反对者,这个决定使得中国人士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担忧得到了驱除,但是民运组织立刻缩水。
    
    齐家贞女士在听证会上提出了狱中作家所遭受的人权迫害案例。
    
    最后秦晋再次强调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人权对话,由澳州率先发起,其他西方国家纷纷跟进,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无改善?显然没有改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人权的进步或者恶化,而是滋生人权恶劣纪录的温床一直存在,这张温床就是中共的专制独裁。在没有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以前,奢谈改善中国人权就是没有结果的空话。
    
    听证会只进行四十五分钟,无法做到完整表述对澳中人权对话的看法,一份更长篇幅的报告提交给了这个人权委员会。下附。
    
    秦晋
    
    2012年2月24日
    
    
    
    
    澳大利亚国会【外交、国防、贸易】人权委员会:
    
    
    中国民运团体联合工作委员会(民联、民阵、民联阵)是致力于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建立民主政体的组织。我们感谢澳大利亚国会【外交、国防、贸易】人权委员会的邀请,出席这个关于“澳洲—中国人权对话”的听证会,并且表达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听证会,能够对各界所关注的中国人权状况,以及对中国的崛起——这个国际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进行坦诚、开放的讨论。并谈谈我们在这一背景下,对中国问题的真实看法。
    
    
    
    澳大利亚与中国于1972年建交,今年是40周年。其发展过程比许多人所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双方已非同寻常的经济关系。因此,我们建议用“双重特性方法”,既俗称的看到一个硬币的两面,来看待澳中关系,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这才是考量中国的崛起对澳洲以及世界之有何影响的正确方法。
    
    如果不是孤立地去看待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而是从互动的角度以及以全球为背景去看待澳中关系,那么,可以说经过40年的历程,今天的澳中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双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且它的稳步发展和加深也已成为亚太地区的稳定以及维护世界安全的重要力量之一。
    
    
    
    然而,澳中两国不同的制度背景以及价值理念的迥异,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发生过不少曲折。严重的如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后,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制裁,两国关系的“蜜月”期骤然终止,两国关系一度急转直下。199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在台海危机中澳大利亚率先支持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探讨向台湾出售铀的可能性、派政府部长访问台湾、签署《美澳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允许达赖喇嘛访澳及霍华德总理亲自接见等。均反映了两国之间深刻的差异。
    
    
    
    近年来的澳中关系,则出现过两国铁矿石谈判出现反复后发生的“力拓间谍案”,以及热比娅访澳事件。受热比娅事件的影响,中国代表何亚非没有出席在澳大利亚北部城市凯恩斯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中澳关系仿佛在复制2008年中法关系不和谐的一幕。《澳大利亚人报》在当时的社论中说,中国是在向澳大利亚表达“不高兴”,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故意对澳大利亚表示“蔑视”。报道还说,在力拓与中铝的股权合作失败后,中国就“已经很不高兴”。“胡士泰案”更加剧了两国的隔阂,澳方给予热比娅签证的事件则成了导火索,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
    
    当然,就澳中关系来讲,其主导作用的要是经贸合作关系,进展依然平顺。此外、中国一直非常关注澳美联盟的走向,关注澳大利亚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以及最近奥巴马访澳与澳大利亚签订的驻军协定。而澳中关系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则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所以,有澳洲资深外交官曾表示:“说起来很简单,中美关系好的时候,澳大利亚比较放心;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也觉得不安了”。
    
    
    
    而前总理陆克文则表示:“澳大利亚是本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我们是美国的主要同盟伙伴,二战后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为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安全和稳定的保证。我相信美国在亚洲继续存在下去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
    
    
    陆克文同时也表示:“澳中关系对于彼此来说都至关重要,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来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重要。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必不可少的发动机,同样的,中国也成为了推动澳大利亚繁荣的引擎”。
    
    
    
    这不得不使澳洲人理解为,对澳大利亚来说,安全要靠美国,而赚钱则要靠中国。澳洲人对以前最重要的伙伴都很熟悉,比如英国和美国,基本上是价值观念相同、文化背景相同,没有语言障碍,历史经验都差不多,可突然来了个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此,陆克文给出的答案是:“澳大利亚将坚定不移地应对双边关系中所面临的任何挑战,在具有不同文化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两个国家间寻找共同点”。
    
    
    
    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将考验人们的智慧。而如何理解“中国的挑战”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中国,怎样去理解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未来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澳大利亚应该以什么样的立场来面对中国的崛起,如何构思我们的未来,这些才是最总要的。
    
    中国的崛起,使澳大利亚人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的影响。澳洲各地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悉尼或是墨尔本市区,已经越来越亚洲化了。常常碰到很多的华人,除了当地的华人移民外,其中不少是中国游客或留学生。中国现在已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国际留学生来源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已成为澳洲采矿业繁荣的主要推动力。
    
    那为什么在两国关系日趋紧密的情形下,中国矿业在澳洲的投资会掀起轩然大波?澳中关系摩擦不断的原因是什么?澳洲民调显示:认为澳中之间“共同利益多,共同价值观少”,是造成许多澳洲人对中国崛起感到焦虑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对这一看法颇感兴趣。确实,利益与价值观是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澳中两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情不同,但两国最根本的不同,是在人权观念和民主政治体制方面。澳洲对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视。澳洲看重个人的人权,中国更强调国家主权,当有其他国家批评中国的某些政策时,中国的反应常常很负面。中澳之间在这方面存在一些紧张,这是基于价值观的不同,因此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正因为在澳中关系上,共同利益多,共同价值观少,澳洲目前的对华政策处在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澳洲把中国的崛起视为机遇,支持中国的崛起并希望同中国有个建设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在区域内成为某种强权,澳洲对此感到担心和忧虑。
    
    这是我今天发言的第二个主题——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由于中国太大,中国问题太复杂,中国的变化不太容易跟上,我个人觉得连很多中国人自己也跟不上。而且,40年以后的中国,必定会跟现在的中国很不一样。虽然我们都不确切的知道中国要向哪个方向发展,可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积极的予以审视。
    
    
    
    自1989年以来,西方学者出现了认知中国的两难困境与困惑。一方面,他们根据西方政治学的理论,认定极权制度必定是脆弱的,因为它的合法性虚弱、过度依赖暴力、决策过于集中、以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等。所以,在1989年后,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民主理论家都预言,属于这种极权制度的中国,将加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中共走向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解体的命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共大规模崩溃的所有要素都已具备,而大限的时间不会是几十年,而只是在几年之内。中国不可能既维持完全而又封闭的政治垄断,又维持(统治)稳定。一些(自由的)东西必将出现。这也许不会在10年之内出现,但人们很有信心地认为,这将在25年内出现,快的话也许只需要10-15年。
    
    另一方面,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现状,正促使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们,开始反思对当初预测中共政权垮台时间的误判。人们发现,一些经典的关于极权体制演变的西方理论,已无法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共政权是具有适应危机和恢复统治的能力的。中共政权不光没有倒台,而且挟持中国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正开始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不管我们如何界定它的性质)正在改变世界,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也同样无法断言它的影响)。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和印度,然后是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只有两个欧洲国家位列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即英国和德国,它们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如果这些预测或类似的预言果然成真,那么在未来的40年里,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景象。
    
    以全球化为例。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也即实行自由市场,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同时,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劲压力,促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城市都出现了集中性和同质性,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表现。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特定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对抗力量,随着这些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它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而我们认为,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世界格局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构成影响。中国崛起将构成新的地区秩序,一个更多极的区域秩序,一个更具变动和挑战性的秩序,这种地区秩序将更少受西方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因此,这将是一个影响相当大的改变,其影响比过去200年来本地区其它的改变影响更大。
    
    中国已是处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超级大国,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形容中国不甚妥当。从粮食消耗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实为14亿,相当于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内的整个欧洲的2倍。另外,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极快,过去60年,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基本上等于欧洲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200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与欧洲千万级人口的结合;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与美苏上亿级人口的结合;而在当前的中国,工业化正在与10亿级以上的人口结合,其对全世界的影响,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原料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那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而忽略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强权呢?
    
    新崛起的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是国际社会的铁律,这正是霸权力量的意义所在。而中国也必将成为这样的一支力量。不要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只是国际社会的一厢情愿。认为中国与西方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是一种错误的假设。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撇除政治体制以及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专制集权统治历史的国家,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自己的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的超强国,她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将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最容易刺激西方人神经的观点,应该是“中国崛起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的影响将远大于美国崛起的影响”。
    
    
    
    而且中国已经开始运用其巨大的经济力量去影响和改变世界,我这里可以举出两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是孔子学院的开设,二是对西方社会的媒体的渗透和收买。孔子学院表面上看来是对西方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实质是对外进行中国当今政治制度的一种变相的灌输。利用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的漏洞创办和收购媒体,对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士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和灌输,甚至是对西方主流社会施加有利于中国政府的影响和美化。
    
    
    
    这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接受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上两个世纪,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
    
    
    
    对于西方世界,要准确判断当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同时社会却陷入了严重失序的境地——旧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国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复杂、内部矛盾最多的国家。而我们的观点是:仅凭目前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就武断地认为2027后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显得过于草率。中国经济发展在今后15年将面临一个关键时期。如果中国不能从一个高能源消耗、依靠高储蓄率、高投资的经济模式进行成功转型,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
    
    概括的讲,所谓“中国模式”至少面临几个方面的挑战。而中国发展的优势,严格的去分析,无疑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所构成的:即低人权保障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专制集权下的行政能力优势、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开发速度优势、漠视法规以腐败开路的潜规则优势、以政府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优势、当然最根本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的规模优势。
    
    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高增长虽有其必然性,但也有不可持续的因素。中国以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大军、极权制度下强大的政府行政能力、高压控制下相对稳定的局势、以及非常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部投资,世界众多跨国企业将产品组装、加工的基地放在中国,由此形成了一种大进大出、高投入、高资源消耗、低工资、低环保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较高程度上以牺牲劳动者的安全和福利,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因此是无法长期持续的。
    
    尽管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相对广阔的国内市场,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潜力挖掘殆尽,新一代受过更高教育、有着更高物质要求的劳动力的成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使中国的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社会,比如资源出口国对矿产资源的垄断和不断提升的价格,比如对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的依赖,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极大的制约,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苦力、工人的角色,挣得最少,干得最多,出卖的是中国人的劳力,GDP不低,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利润实际是被外商拿走了。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很长时间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而仍有许多的中国人却过着水平极为低下的生活,国外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工厂就面临停转的危险。
    
    而普通中国人节衣缩食、辛勤劳动,忍受在“血汗工厂”被资本家的压迫,为世界提供了那么多廉价质优的商品,外国的消费者却一点也不买好,抵制、抗议、壁垒一大堆,动不动给你脸色看,好像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把他们的钱都赚光了似的,实际上便宜的中国货成了全球资本力量的代罪羔羊。
    
    
    由此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党大国却是对资本最友好的国家,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和全世界的资本家结成了最紧密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大团结。全世界的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倒是全世界的资本家们联合了起来(中共可以理解为最新爆发的红色资本家集团)。因而共同成为了全世界劳动阶级抗议和反对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几乎年年出席的国际高峰会议必遇到各种抗议,不就是这一幕的活生生体现吗!)从国际资本对中共的大量输血,来解读中共专制政权为什么大难不死的原因,也是中国现象一种描述。
    
    
    
    当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内需的推动作用正在扩大,中国有着极为庞大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欧盟、北美、日本、澳、新等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十亿)。而中国人的生活要求已经被抬高了,生活上处处要向发达社会看齐,如此强大的物欲一旦调动起来将是一股无比可怕的力量。虽然中国现在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下,但潜力是巨大的。
    
    
    
    毫无疑问,从世界现有的资源来看,这种需求是难以承受的,更不用提它可能对全球环境产生的可怕影响了。
    
    由于人口众多,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尤其是可耕地面积和水资源都是极度贫乏的。中国被联合国列为全世界水资源最为短缺的13个国家之一,由于对环境的人为破坏,中国的北方的干旱地带,正面临着变成沙漠的危险。中国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从18世纪狂奔到21世纪,其结果是,两个世纪的巨大生态环境赤字都被压缩到了这几十年中: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超过四分之三的河流无法为人们提供饮用水或可供捕鱼,3亿以上的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疯狂的森林砍伐,在世界上20个最严重污染的城市中,中国就占有16个,整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土地受到酸雨的影响,四分之一土地已荒漠化,58/%的土地归属于干旱或半干旱类型。来自中国的沙尘暴不光已经吹到日本和台湾,甚至漂洋过海刮到了美国。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的另一个的挑战则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从2007年开始,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中国对此的态度显然与国际社会的期待有相当的差距。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耗仍然是以煤炭为主,由于煤烟的大量排放和其它空气污染,已形成了联合国气象署称之的“亚洲褐云”。并指出:这是造成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原因之一。虽然我们在澳大利亚,但环境灾难是全球性的。我们不能对此不闻不问,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终上所述,盲目的对中国的崛起报以乐观的态度,或无视现实一味排斥中国的发展,均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澳大利亚需要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维持对双方均为有利的经济发展。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我们的人权理念和基本价值观念。我们将与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共处在亚太地区,我们无法回避已经可以看到的危机,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人类未来发展和生存的需要提醒我们: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村里,人类的生活如果不被正确的观念所指引,将会必然走向歧途。
    
    中国是一个延续数千年的专制帝国,有数千年的恶劣人权纪录,而且这个恶劣记录一直保持到今天。不用怀疑,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国度,其人权状况一定是恶劣的。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国度。人权这个概念相对于中国社会是一个新概念,也就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新概念。
    
    1989年天安门事件震惊了世界,中国的人权问题凸显成了国际焦点。澳洲率先开启了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的破冰之旅,1991年7月和1992年11月,澳洲人权代表团两次访问中国,以后澳中之间的人权对话形成了一种制度。但是这样的人权对话对于改善中国人权有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中国在澳洲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下改善人权了没有?应该说是没有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得益于西方对中国的错误读解,听任了西方资本与中国权力的勾结。全世界都在为中国经济成长欢呼,巨大市场更使得全世界的资本都趋之若鹜。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强统领世界,西方世界的如此评判甚嚣尘上。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成为世界超强而统领世界只是无知浅薄之人的一厢情愿,这个愿景绝无可能最终实现。我们预见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走进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彻底崩溃,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建立在沙滩上没有坚实基础摩天大楼,轰然倒塌是必然的事情。我们的判断可以被认为是危言耸听,我们可以等待,由时间来最后决定。如果一个非民主的中国可以成为明日的帝国,世界的超强,这将是世界的灾难,决不是世界福音。
    
    我们注意到,在东西方对抗的时候,西方的民主社会是软弱的,东方的专制主义是强硬的;在正义与邪恶对抗的时候,邪恶表现得顽强和实用,正义表现得伪善和无能。最近发生的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化妆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申请避难被拒一事再次证明了这点。
    我们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执政下,中国人权状况不会改变,不会进步。只要中国继续一党独裁,中国人权遭受践踏就是一个常态,这一点我们之间是否还有疑问?如果没有,我们往下讨论,提出建议。
    
    让我们略瞥一下目前的中国人权状况吧。中国政府继续对自己制定的宪法所规定和保证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继续滥用概念模糊的法规监控拘押著名异见人士,藐视国际压力,继续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自从2010年末开始,使用黑社会流氓无赖手段绑架毒打著名异见作家和维权律师,包括滕标和无奈去国的余杰。迫使更多的异见人士在这种流亡手段之下噤声或者遭受更为残酷的酷刑。
    
    自从2009年起,已经有25位藏人因为对于中国政府的高压统治的绝望而点火自焚,用这种惨烈决然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呼救信号。今年1月23日,中国军警向和平请愿的藏人集会开火,造成6人死亡和60多人受伤。镇压和杀戮对中国政府习以为常,尽管西方向中国发出严重关切和批评,中国政府一向置若罔闻,毫不在乎。因为中国政府很清楚,西方不是动真格的,无论中国政府如何采取这样高压手段,都不会有后果。
    
    澳中人权对话20年,以及其他民主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人权对话,都没有可见的成效出现。没有效用和结果的工作继续进行,非明智之举。因此,我们不对将来的澳中人权对话可以产生积极效果持盲目的乐观态度。但是我们也不反对澳中人权对话,这个机制存在与否,对改变中国的人权可有可无。
    
    南太平洋的澳洲、新西兰,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亚洲的日本和台湾以及其他欧洲民主国家有类似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的人权问题吗?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很清楚,因为政府的权力有限,政府权力的使用有时间限制、权力的来源是人民的委托。而中国政府的权力不来自于人民选择,来自于1949年内战的军事胜利,与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没有区别。对统治下的人民犯下再大的人权罪恶,也不影响它的继续执政。所以,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的良好与恶劣,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就是产生践踏人权的温床,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个温床不得到铲除,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厢情愿地希望通过与中国政府进行人权对话来改善中国的人权,这不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吗?这不滑稽可笑吗?
    
    真心实意地推动中国人权状况向良性发展,就应该以推动改变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为根本目标,只有中国有政治改革,从专制转变成民主,中国的人权改善才会起步。我们希望澳洲政府,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国民间,关注中国每天大量发生的群体事件,给与必要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支持,让中国境内的维权运动得以发展,形成迫使中国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声势和压力。我们希望澳洲政府坚守西方民主得道义原则和价值观,不要为中国政府提供的经济利益所诱惑,不要心甘情愿地被中国政府分而治之;我们希望澳洲政府给与中国政府的政治反对派一定的理解和同情。
    
    政府权力就像一头野兽,民主政府就像被关进笼子里的野兽,专制政府就像在笼子外面的野兽。前美国总统里根这么说:“民主与其说是一个政府体制,不如说是一个限制政府、使其不能侵犯人权的制度”。小布什说得更精彩:“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它们关进笼子里面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它们关在笼子里面,才不会害人。我现在站在笼子里面对你们讲话。”中国政府如同笼子外的野兽,把这头野兽放进笼子,需要西方的帮助,需要民主大家庭一员澳洲的帮助和支持。
    
    秦晋
    
    2012年2月24日星期五于墨尔本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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