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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劳改研讨会华盛顿举行 呼吁不得变卖劳改纪念馆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5月03日 来稿)
    
    劳改纪念馆发展促进会
    

    劳改幸存者和吴弘达先生的生前好友以及关注劳改事业人士2019年4月2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举办了第一届“劳改研讨会”暨纪念吴弘达先生逝世三周年活动。包括资深民运人士唐元隽、著名学人王康先生以及周孝正教授等三十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劳改幸存者遇罗文先生召集,张林先生主持。
    
    遇罗文说,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中国的劳改、华盛顿劳改纪念馆的意义和价值、劳改幸存者对劳改基金会和劳改人权组织的批评和诉求、纪念吴弘达逝世三周年。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四种人:劳改受难者及家属、关注和帮助过劳改基金会和纪念馆的人物、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吴弘达先生生前的好友。
    
    遇罗文曾是前后两处劳改纪念馆最主要的施工者,位于首都华盛顿杜邦圈的劳改纪念馆内部的一部分展柜就出自遇罗文之手,他对劳改纪念馆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吴弘达先生去世后,他曾捐助劳改纪念馆希望纪念馆继续开办下去。后来,他经常因工作路过劳改纪念馆,但从2016年11月开始到2018年11月,纪念馆从没开过门。不但如此,劳改纪念馆四周杂草丛生,周围在装修,一片狼藉,纪念馆大门紧闭却没有任何开馆或闭关的说明。他说,劳改基金会曾在一位理事创办的网站上表示这两年因为处理吴弘达的诉讼案件所以纪念馆一直没有开门。“可是吴弘达活着的时候就有诉讼案件,也没见他把纪念馆关了,所以劳改基金会完全是在找借口,不管什么原因,打开纪念馆的大门让人参观有那么难吗?”
    
    主持人张林曾因组织领导皖北市民和学生支持和参与89民运而被判刑两年,出狱后,又因在北京参与筹办“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被劳教三年,此后又多次因民运活动被捕,总计被中共抓捕十多次,系狱16年。他的经历苦难堪比李旺阳,五次死里逃生,留下终生疾病。他说,中国的劳改制度始终延续着罪恶,我们要做用生命探索真理的人,抵抗暴政到底!
    
    魏京生先生发言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义不容辞的,我最早就是劳改基金会的理事之一。这些年,吴先生把“劳改”做得非常成功,很了不起。吴先生去世后我以为他的接班人会继续延续下去,并做的更好,但是后来发现现在的劳改基金会理事会是些跟劳改完全无关的人接手,这里面没有劳改犯,没有能够代表受迫害的劳改犯群体的人。劳改基金会本应该是以批判劳改制度的罪恶为己任的,但是他们做了一些跟劳改无关的事情。劳改基金会这么多年做的工作和成绩应该继续下去,不能停,因为中国共产党还存在,而且很强大,劳改在中国依然继续着,还有那么多异议人士关押在监狱里,劳改工作不但没结束,还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要创造影响力,要在美国、全世界去呼吁。监狱里的政治犯,包括一般犯人,他们做劳改产品待遇很差,这些都应该研究,怎么能停呢?我们大家要团结在一起,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听说劳改基金会连纪念馆都要卖掉,这不行,劳改基金会应该是我们这些前劳改犯和现在劳改犯之家,应该是所有中国劳改犯工作的一个基地,而不应该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尊者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办事处华人联络员嘉诚嘉措表示,对藏人来说劳改不是一个陌生的词,1959年之前藏人就有劳改犯,从那时至今,藏人被劳改的历史已经有三代了,每一代都能找到被劳改的人。最近印度的卫星发现中共在西藏地区的也出现了集中营,就是把寺庙变成了劳改营,这些事情不断出现,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为西藏的自由世界提供帮助。
    
    三年前刚中国劳改队走出来的姚成专程从加州飞到首都华盛顿,他说自己还难以摆脱在劳改队遭受的痛苦记忆。他说,劳改队里有一种罪名叫抗改,即抗拒改造,他在“严管队”里呆了五年,那真是惨不忍睹,只要不劳动,四根电棒轮流伺候,极其残忍······作为劳改系统,以前是国家拨款,现在是劳改队自负盈亏,劳改队也要上交一部分钱,中国的劳动改造实施就是榨取劳改犯的血汗!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对劳改犯的欺压就更甚。姚成说,在国内听过劳改基金会,他希望劳改基金会现在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要关注国内的劳改政治犯,他们吃的苦太多了。
    
    78岁的齐家贞女士专程从澳大利亚飞来参加此次大会并纪念吴弘达先生。她慷慨陈词的发言给大家带来很大的鼓舞,她的坦率和真诚也博得了热烈的掌声。齐女士说:“劳改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岁月的消磨,比如我,进去的时候20岁,出来的时候30岁,我有幸47岁才到达澳大利亚。但很多人都没有我这么幸运,他们出来再也不能振奋起来了。第二种功能是肉体的消灭,比如刘晓波,肉体消灭掉,思想就没有了,后来的杨天水也是一样!作为专政的手段之一,劳改制度对共产党起了极大的作用。劳改制度到现在已经70年了,它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种族之多,无法想象。现在数据监控系统,2020年共产党要完成这个系统,那么中国就彻底成为一个大监狱,面对这些,我们怎么办?”
    
    “有一个人想到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吴弘达!他坐了19年牢,辗转十几个劳改队,天天卖命地干活,这是什么样的摧残?劳改可以把人变成动物,变成一个只想吃、只想活的,只有人的本能的动物。吴弘达苦苦煎熬了19年,他出来了,他发誓要做劳改纪念馆。我第一次听他演讲时,他说,我不是英雄,那些英雄已经都死在劳改监狱里了,我是狗熊,所以我才能活下来。讲到这些,他哭起来了,他说他必须为这些死去的劳改犯做些什么!吴弘达有缺点,但是他在揭露劳改、反抗中共的暴政方面所作的一切,是我们都做不到的。我写过一篇文章——一根扁担一个草帽,那是一个劳改犯从监狱里带出来的物品,要捐给劳改基金会,前后有14个人介入传递这两样东西,从重庆开始到深圳,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不停地兜圈子,请你想一想,劳改纪念馆起来那么不起眼,你看到一根扁担一顶草帽,你不会动心,可是你知道那些是怎么来的?!你可能觉得这算什么,我说,这不算什么,因为做这些事情的人太少太少了!如果我们都像犹太人那么团结,我们可能不止有一个劳改纪念馆,我们可能有很多个,因为中国的劳改比犹太人的大屠杀要历时更长、要更残酷更深刻,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可是我们没有人做。吴弘达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别人不做的事他做,而且做得那么好,他让“劳改”一词进入了世界的字典,他断了共产党的财路——揭露那些大规模生产销售和出口的劳改产品,西方世界禁止劳改产品进口,这是吴弘达的功劳!就在吴弘达死前两个月,两种劳改产品被禁止进入美国海关,美国海关把它们扣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吴弘达成为共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我认为吴弘达被误解和践踏得太深太深,被人们如此恶毒的咒骂,太不公平了。吴弘达的死,有多少人关注过?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很多人装作耳聋眼瞎,甚至以有罪推定论说他犯罪。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劳改犯就是在共产党的有罪推定论之下被控上各种罪名的,我们自己要深思。吴弘达的死是共产党迫害的结果,是被害死的,我为吴弘达抱不平,他的功绩是无可比拟的。”
    
    齐女士接着说:“吴弘达死后的理事会对劳改过去的工作没有任何推进,他们对今天发生在大陆的劳改问题没有一点研究,对劳改没有同情、没有感情,但是他们却盘踞在这个地方,他们要做的就是共产党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长期以来就是要搞掉劳改基金会,消灭吴弘达,从肉体到精神,因为吴弘达是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共产党想把吴弘达搞臭,把劳改基金会消灭,我们不能允许他们继续下去!”
    
    安·奴南女士是劳改基金会的前任理事,在追思吴弘达先生时说:“吴弘达先生的劳改基金会从1992年建立伊始就从事很多研究,包括一胎化制度,强制劳改产品、器官移植、酷刑和网络监控问题,以及支援刘晓波等内地的劳改政治犯、支持藏人和维吾尔人反对中共迫害,等等。我为吴弘达的工作而骄傲,他很少提及自己,总是为所有的劳改犯呼吁和奔波。”她说,当吴弘达获得雅虎的赔偿后,他并不能随意使用这些资金,这是由雅虎方面的和其他律师共同制定了使用规则的。在我成为理事之前,董事会成员的受托责任是理解这些资金使用的限制。每位理事都有责任参加季度理事会的会议,即使是无法亲自出席也可以通过远程电话参加会议,如果任何理事会成员对劳改基金会分配资金的方式有问题,包括购买建筑,他们都需要对资金的使用方式提出质疑。如果在做出这些决定时保持沉默,却在很久之后提出非议,那完全没有道理。
    
    安女士认为,吴弘达的死亡原因应该被调查,她已经呈请有关部门做调查。
    
    她说,在吴弘达去世后不久,当理事们拒绝发放雅虎人权资金支持纪念馆继续开放后,所有的员工都被解雇了,纪念馆大门紧锁,所有的工作和项目全部被取消,与国土局的合作项目也终止了。在劳改纪念馆关闭两年之后,终于象征性地重新开放了,但已经与从前大不一样,劳改纪念馆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馆,崭新的成箱的书籍被扔进垃圾堆,纪念馆里所有的视频都没有工作。
    
    安女士说,吴弘达创立的劳改纪念馆是世界上唯一一所永久性地展示西藏人民、维吾尔族人和天安门大屠杀的纪念馆。在座的各位有谁认为劳改纪念馆不应该独立存在而应该被并入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吗?劳改纪念馆应该继续开下去而不是被关闭,员工不应被无理解雇,那些浸透着劳改犯血汗的著作不应该被丢进垃圾箱,展品和文件应该被更妥善地加以保护。
    
    安女士说,人们可能听到很多谣言,诸如美国国税局调查吴弘达之类,与众人听到的任何谣言相反,国税局不认为吴弘达本人和它当时的劳改基金会有任何突出的问题,相反,在吴弘达猝然离世后,税务局的官员发来了一封感人至深的悼念词。
    
    安女士质问,难道劳改基金会的资金应该用来打官司而不是做劳改研究或者做劳改展览吗?安女士相信吴弘达先生的朋友和劳改犯们会团结一致,继续他的事业,她还希望大家支持和帮助吴弘达的朋友、原劳改基金会驻欧洲的代表皮特·米勒先生,他在劳改基金会英文网站域名流失后拍卖到了这个网站,但是里面内容已经基本丢失,安呼吁大家帮助皮特先生填补网站的那些空缺。
    
    作为天主教徒的安女士相信吴弘达已经投入了主的怀抱,他在这个世界上给予了那么多人的祝福,他帮助了很多人打开心扉去学会爱人和邻人,安说:“非常想念Harry!”。
    
    蒋杰先生在中国大陆曾因政治原因被强制劳教三年,他曾帮助过不少刚出狱和出国的政治犯。蒋杰至今还记得所在的劳教所是生产各种装蔬菜的塑料编织袋的简陋作坊,有犯人禁不住酷刑虐待而在监狱里自杀。他说,中国大陆坐牢的人成千上万,但极少有人写回忆录,根本原因就是恐惧。只有像吴弘达这样的人权斗士选择决不遗忘、毫不妥协、用尽全部心血和精力,持续三十多年勇敢揭露和抨击中共劳改制度和劳改队的恐怖真相,把中共的滔天罪恶昭示着全世界面前的,吴弘达老先生无疑是华人中的第一人,他为中国人权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也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权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蒋杰说:“由吴弘达先生亲手创立的劳改基金会和纪念馆是中国人权事业的一座丰碑,它叙述历史,还原真相,记录罪恶,拒绝遗忘,宣传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让暴政恐惧,让罪恶曝光,让无数共产暴政受难者欣慰。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了解历史真相,揭露劳改罪孽,牢记苦难,昭示后世。劳改纪念馆的珍贵性和重要性也在于此。”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参加了本次活动,他说,新疆现在就是一个大监狱,根据中国的官方统计,维吾尔人的人口2018年是1100多万,现在关在集中营里的至少200万,从2000年中共开始向中国各省转移维吾尔18-27岁的青年男女,至少100万左右;2009年后,初高中又办到中国各地,到现在也已经将近100万被转移了;根据研究者提供的信息,维吾尔犯人转到中国监狱的至少50万,可能接近100万,如果再把集中营里的人加起来,将近500万,也就是说,有一半的维吾尔人是被看管被监禁的,自己的文化圈的亲人被活生生地剥离。“他们可能在某个地方工作或学习,但他们没有自由,整体民族的一半人都在集中营里,不在集中营里的也没有自由。”他说,维吾尔家里如果有人去世,现在不允许念经,参加葬礼的只能是家里人,而且要登记。“这就是苏联古拉格的全面复兴,劳改必须被重视,我们维吾尔人的知识分子也被抓被劳改,389个人被抓,这是非常危险的,失去精英就失去了民族的灵魂!中共从1949年开始就一直消灭有灵魂有精神的人,我们不只是要纪念吴弘达先生,我们还要团结,要做事!”他倡议劳改幸存者们要制定计划,搞活动做实事。
    
    中国妇权的张菁女士曾为劳改基金会捐助过劳改产品,她在贵州劳改农场种植的羊艾茶叶。谈起劳改的经历,她情绪激动:“我被劳改的时候要采茶,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去采茶,到天黑的时候完全靠手摸,有经验的采茶人会摸到那些嫩叶。所有人的手都因为采茶而变了形,我们无偿地劳动,都是奴隶,没有自由,就是有一个睡觉的地方,但是中国政府拿这些茶叶出去换钱,甚至出口到西方国家,这就是不公平的贸易。我的手没有变形,因为我一直在反抗,我不认这个命运。”
    
    张菁说,她后来把自己劳改生产的茶叶盒捐给了劳改基金会,在吴弘达去世的追悼会上我还看到了我的茶叶盒,但是在2018年年底再次参观重新开放的纪念馆时却发现自己的茶叶不见了,展柜没有亮灯,墙角堆满了掉落的木头块和脱落的展览画布,很多展品上蒙着一层灰,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有人经管和维护了。当天她和其他几位参观者还发现劳改纪念馆外边的两个大垃圾桶里堆满了一箱一箱的新书。此后又有劳改犯前去参观,在持续几周的时间里都发现垃圾桶里堆满了劳改基金会的出版物和一些丢弃的文件、物品等。
    
    在这次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上,与会者控诉了中共的劳改制度,表达了他们对吴弘达先生的怀念、尊重以及敬佩之情,同时,他们在劳改基金会的网站和朋友圈里得知这座世界上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劳改纪念馆即将被卖掉,尽管劳改基金会声称要在网上建立一个纪念馆取而代之,但一座实体劳改纪念馆的功能却是网站完全无法取代的,何况这座纪念馆已经成为华盛顿首都一个地标性的纪念馆。与会者谴责了吴弘达先生去世后劳改基金会和劳改人权组织的不作为和对基金会的肆意破坏,并一致同意成立“劳改纪念馆发展促进会”,提名魏京生先生主持和发展劳改基金会的工作,监督和督促劳改基金会和劳改人权组织重新走上正轨,延续吴弘达先生生前的劳改工作、认真经营劳改纪念馆,加大对中国劳改犯的帮助和资助,让劳改基金会和纪念馆真正成为中国劳改犯的心灵家园。
    
    这项工作将在2019年5月正式展开。
    
    2019年4月30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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