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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博讯6月05日消息】   「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两个分水岭

 1976年,北京发生了一次导致邓小平下台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被称为「四五运动」。「六四」也是一次「天安门事件」,通常,人们会把「六四」与「四五运动」对比。当我们把目光移向整个20世纪的中国时,我们会看到「五四」和「六四」的比较,有更深刻的意义。

 在20世纪,中国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一次是辛亥革命,另一次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推倒了第一共和国,建立了「第二共和」,造成了1949年後「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并存海峡两岸的现象。「五四」是「第一共和」时期的历史分水岭,「六四」则是「第二共和」的分水岭。当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掠夺的各项特权这一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公正」,引发了中国的巨变,而「六四」则是由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公正」,引发了世界巨变。「五四」和「六四」都与天安门学生运动有关,「五四」还指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而「六四」则是对学生运动,对北京工人和市民的大镇压、大屠杀。「六四」大屠杀通过电视当日传遍全球,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以致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不敢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抗议,直接导致了匈牙利的逃亡潮和柏林墙的倒塌,最後导致世界共产主义的瓦解。

  如果说,1989年的「学生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主要是中国国内的事件,那 ,可以说「六四屠杀」则是影响世界历史的事件。如果没有「六四屠杀」,东欧可能会逐步变革,不会在「六四」後的半年内接连不断地发生一次又一次大地震。「六四」後,在全世界「非共产主义化」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今日中国实行的是「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专政」。

 从「五四」到「六四」,中国的思潮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除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发展的束缚,形成了某种「思想真空」,使马克思主义从五四时期少数人中传遍了中国,而「六四大屠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丧失了「合法性」,也形成了某种「思想真空」,使得传统的儒家重新活跃起来,也使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重新抬头。

  六四後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六四」前,邓小平一手「改革开放」,一手「反自由化」,一些知识分子被邓小平定为「自由化分子」,在当时,没有人会公开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六四」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仅公开地举起了「自由主义」旗帜,而且公开表示要「重走胡适的路」。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仍是政治制度问题,是「旧有的垄断性权力结构」问题,因此,他们「强调个人自由、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并认为,「这是和五四运动、八十年代民主和启蒙文化运动一脉相承的思路。」这些「自由主义派」学者反对「官本位经济」,反对「权力介入市场」,主张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他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全球化进程将有利於中国进步。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派」引起人们注意,还与「新左派」同他们的争论有关。「新左派」中的一些人,自称为「自由左派」。按照「自由左派」甘阳的说法,中国「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开放』的含义并不意味著无条件地接受资本主义逻辑和仅仅寻求被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从位置。」改革要「避免贫富差异的无限扩大」,「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

 甘阳在称自己为「自由左派」的同时,把那些「自由主义派」称为「自由右派」,他说:「近年来的辩论基本出现一个趋势,即自由左派著重谈民主与平等,自由右派则著重谈自由。」

 甘阳还好大喜功,要「重建中国左翼图谱」。他说,中国「新左派」的主流是「中国自由左派」,这些人之所以称为「自由左派」,「在於他们基本是以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理论参照,而对当代西方保守主义则持比较保留的态度。从自由左派的立场来看,中国的新右派事实上主要认同的是雷根革命以来的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和理论。」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喜欢被扣上「自由右派」的帽子,但经常被称为「自由派」。胡兴荣这样概括「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区别:「自由派高举海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自发秩序,认为政府干预太多会导致『看得见的脚踩看不见的手』,他们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世贸组织,期盼普选、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诞生,坚决主张批判毛泽东,并以《南方周末》、《书屋》为理论阵地。新左派掌握『後现代』、『後殖民』、『东方主义』理论,他们抨击、反对资本主义,强调社会正义与平等,批评中国政府与跨国公司联系压榨老百姓,令工人下岗多、社会不稳定;他们反对中国参加世贸组织、反对市场经济,主张关注老百姓吃饭问题,认为应该肯定毛泽东,并以《读书》、《天涯》、《视界》为理论阵地。」

 在我看来,胡兴荣、甘阳所谓的「自由派」、「自由左派」或「新左派」,只是《南方周末》、《读书》等报刊上经常撰文、有不同倾向的学者。在八、九十年代,努力推进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更多专家学者,如吴敬琏、厉以宁、董辅 、荣敬本、樊纲,正是自由主义的信念指导著他们经济理论研究,但他们从来也没有自称自己为「自由主义派」。「自由主义派」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涵义。狭义的「自由主义派」是那些要「重走胡适的路」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而广义的「自由主义派」则是一切怀有自由主义信念、参与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人们。至於「新左派」,则是在「非共产主义化」大趋势的今天,揭露资本主义弊病、高举「社会公正」旗帜的人们。

  五四时期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比较

 「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高一涵、傅斯年等人。周策纵说,在「这些自由主义的作家中,胡适是最浅明易懂和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一个有实际贡献和实际创新的人,他的影响是抹杀不了的,而一个没有实际贡献和实际创新的人,无论他怎样制造自己的影响,随著时间的流逝,这种人为影响就慢慢消失了。

 毛泽东企图消除胡适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胡适运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在谈到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时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同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的讨论会,组成了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胡绳、老舍等九人组成的委员会来领导。接著,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又举行批判胡适的动员大会。这场批判运动,规模空前。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胡适思想批判》就有八集。

 四十多年後,中国对胡适评价大变。1998年,16册胡适著作选集在北京出版,胡适被称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宗师、当今孔子」。周质平在纪念胡适逝世40周年时说,胡适总算在新中国冒出了头。

 这里不讨论胡适一生的学术成果,只讨论胡适的「自由主义」。胡适从提倡「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到批判「旧礼教」,提出「全盘西化」,他实际上是反对两大束缚,一是在语言文字表达上反对「文言文」的束缚,二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对「旧礼教」的束缚。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在於,在中国历史上扫除了这两大束缚。尽管我们今天还有人用文言文,今天还有人重新推崇孔子和儒家,有人以「新儒家」自居,但不存在「文言文」和「旧礼教」作为一种「外在束缚」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影响持续到了今天。

  今天就狭义的自由主义学者而言,首先要谈到李慎之。他被自由主义者推崇为老一代的「代表人物」。1989年,李慎之因不赞同「六四」镇压而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位。1999年中国「第二共和」50周年写了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不受外在和内心束缚,直言自己的看法,引起了中国官方和知识界的巨大震动。他不畏权势、敢於直言的精神光彩夺目。最近,他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要真正的改变,要真正的大声疾呼,我愿作这个大声疾呼的人。我80岁了,要杀我头,我也无所谓。」

 在中国自由主义派学者中,很多人有李慎之这种精神。时代不同,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有所不同,今天他们无需再提倡白话文,无需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而是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念,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与专制制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除李慎之等一些学者外,许多当代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与胡适一样,主张把学术与政治分开。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谢泳说:「能把学术和政治分开的,我以为还是胡适他们。」谢泳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重走胡适的路」,这条路,不仅是指「自由主义」的理念,而且也是指「把学术和政治分开」。

 至於中国广义自由主义派,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推进市场经济的努力进程中,更是把「对中国现实经济」的研究与政治分开了,他们的研究卓有成效,而且实实在在地一步步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改变。「学术与政治分开」,是否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在历史上,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和开创者约翰'洛克、亚当'斯密等人,并未把「学术与政治分开」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洛克的自由主义,申明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生活在路易十五专制制度下的法国思想家,把颂扬英国的政体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主旋律。自由主义提倡保护个人权利,反对政治压迫。在政治压迫不明显的地方,自由主义可以与政治分开;在政治压迫严重的地方,很难与政治分开。

 在专制制度面前,自由主义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主张保障私人财产权和各种人权,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用宪法和 法律限制政府权力,用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民权利。约翰'密尔(John 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论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追求个人志向、趣味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自由,只要无害於他人,都应受到尊重,而社会对权威,包括立法和舆论都应受到最大限度的限制。在专制制度消失了的地方或不存在的地方,自由主义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专制制度是政治权力不受限制,随时可以侵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制度。所以,自由主义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受侵犯的领域」或「不受侵犯的范围」,在这个「领域」或「范围」内,他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如果没有「一个范围」,即使没有专制制度,一个人不受约束很容易造成对其他人自由的侵犯和损害。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这种「自由」称作「消极自由」。一个享有「消极自由」的人,为实现他的「自由意志」而自由行动,这种「自由」,是「积极自由」。

 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胡适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他们要的「自由」,主要是「消极自由」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不受「文言文」和「旧礼教」束缚而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待人接物的社会行为的「自由」。至於其他「消极自由」,他们当然也要,但未大声疾呼地表达出来。

 自伊赛亚'伯林提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以来,很多人都研究这个问题,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有不同定义。有一种对「积极自由」的看法是,把「积极自由」看作是「自主」。另一种看法是,把「积极自由」看作是「自我实现」或实现「自我完美」。在我看来,「积极自由」是指一个人为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而行动的自由。「消极自由」提供一个人自由施展自己才能和实现其目标的环境和机会,而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资源或物质条件,还需要人的知识、才能和能力。自由意志对那些缺乏充分手段而不能实现其意志(也就是自己设定的目标)的人来说,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人想环球旅行或想登月飞行,这可以成为个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没有资源和物质条件是不能实现的,但当一个人没有某种知识、才能、能力时,即使有了充分的资源和物质条件时,有「消极自由」,也不能使人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自由意志。对一位作家、艺术家来说,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表演自由、出版自由,就是「消极自由」,而能否创作出他心目中的优秀作品则取决於作家、艺术家的才能和能力。

 从「用法律保障自由」的角度而言,法律不关注一个人有没有才能、能力,更不关注他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法律只关注人的外在行为,所以,就法律上的自由而言,法治所要保障的是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作为一种对抗专制制度和反对封建束缚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社会运动,无论在外国或中国,都是为了实现由法治保障的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

 政党、政治团体与人一样,没有「消极自由」的外在环境,就难以生存、发展;而有了「消极自由」的外在环境,政党、政治团体与一个个人就有不同,个人可以有明确的目标生活,也可以糊里糊涂或没有什 目标而生活,政党、政治团体则必须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当自由主义作为一个个的个人的思潮和运动而存在时,每一个个人都是为了反对某种不合理的束缚,为了追求「消极自由」,但当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而结合成不同政党或政治团体时,政党或政治团体就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目标。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存在著各种各样严重社会问题时,政党和政治团体就不能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当推动自由主义运动的人仍然希望「避开政治」和要求「学术与政治分开」时,自由主义运动的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五四」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化为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学院派」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政治激进派,今日中国「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分化,其根源就在於此。

 自由主义运动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在「五四」和「六四」後,中国都面对著「社会两极化」问题。陈独秀、李大钊等自由派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六四」後,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全面溃败的背景下,中国的「新左派」就高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与「五四」後的情况不同,今日中国「新左派」,只限於少数知识分子的理论探讨方面,没有组织成政党和政治团体,更没有「五四」後中国共产党人暴力革命的思想。

 由於「五四」前「文言文」和「旧礼教」对中国人的束缚既广又深,当胡适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时,在中国社会中造成了巨大的、持久的社会影响。与「五四」相比,当代中国狭义的自由派思潮还只是一种思想运动,还没有造成「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那样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自由主义的传播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将为民主和法治在中国的建立奠定基础,为政党政治开辟道路。「走胡适的路」这是一条力求创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社会环境的路,也许就是当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走胡适的路」,希望「避开政治」,也许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尚未进一步分化的暂时现象吧。

 在21世纪的今日,不会再有上世纪那样的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的运动了。所谓「胡适的路」,只是「五四」时期胡适的主张。胡适本人的实际道路并未「避开政治」,也没有把学术和政治完全分开。今日中国倡导「自由主义」的人们必定有一部分会离开所谓「胡适的路」,同当代中国民众的、广泛的政治、社会要求相结合,形成推动中国进一步变革的力量。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建立,标志著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到那一天,自由主义以「实现法治下消极自由」的本性将使人们不再自称「自由主义派」或「自由主义者」了,因为人人都已获得自由,自由已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这就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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