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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怎样才能实现全民和解?

【博讯2002年12月14日消息】      近日,有精英学者提出了一个“全民和解”问题,相信这也是中共当权者向政治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中共向来如此,重大政治决策实施之前,都是先以民意动向的触角进行试探,譬如“乒乓外交”,是火力侦察。触角既然已经伸出,就值得对它进行探讨。然而,经笔者观察,这只“全民和解”的触角,刚刚伸出,竟被安魂曲等民运人士拍案而起痛斥一通,又悄然的缩了回去。究其原委,料想这触角理论的萎靡,归根结底还是它底气不足。因为人民与“执政党”的和解,是全民的事情,不能由哪一方一厢情愿。互相反省,也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即使双方都有错,也要分大错小错,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况且这触角理论的逻辑是将板子打在没错的一方,这怎么能站住脚呢?

     那么,“全民和解”的焦点是什么呢?仅仅是人民不满中共当权者的经济腐败问题,仅仅是工人失业和农民破产贫富悬殊问题,仅仅是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独立问题,仅仅是台湾人民或香港人民不愿接受所谓的一国两制问题吗?恐不尽然。毫无疑问,人权与民主问题才是中共在政改上的死结,这个死结体现在六四和法轮功问题上。这是继文革以来,令中共在海内外颜面无光的两个人权大案,它们是无可回避的。中共新领导如果试图通过“全民和解”来改变自己的形象,从而成为一个政治开明的政党,必须首先解决这两个人权大案。

     二十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同时对反右扩大化问题作了检讨,中共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反右的历史错误,但在实际“落实政策”中,则对右派分子进行了全面的平反。在拨乱反正,扭转中共恶劣的历史形象,调动全国人民投入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方面,前总书记胡耀邦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博讯boxun.com)

     胡耀邦是中共高层中少有的政治开明的领导人,文革中与胡克实,胡启立称团中央“三胡”,最先被中共左派“打倒”。早在毛的阶级斗争年代,胡作为当时的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就曾勇敢地反对血统论,提出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和“敞开团的大门”政策,吸收大量的非革军革干出身的平民子弟加入共青团,从思想和社会地位上解放被压抑在红色恐怖下的所谓剥削阶级子女。

     胡耀邦处理“反右扩大化”的问题是非常艺术的,因为反右运动是当年的前总书记邓小平一手操刀定案的,所以胡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不能伤及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的威望和自尊;二是要彻底平息民怨,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时胡的其它拨乱反正工作也遇到来自保守势力“两个凡是”的强大阻力,但胡采取了一种动作迂回,态度姑息的中庸主义,比如对某些敏感的案件张志新案等,在舆论报导上是放任“先斩后奏”,另外,他对大量涌现的伤痕文学也报姑息态度,其目的就是让人民把怨气发泄痛快,解放思想,轻装上阵。

     现在中国人民对文革和反右运动的认识,基本上是明确清楚了,除了极少数中共左派和不明历史真相的爱国愤青,已经没有人会对毛泽东的暴虐和昏庸,对文革大跃进等荒唐历史持肯定观点。但在当年的政治空气下,在中顾委那些婆婆们面前,胡耀邦就是个小媳妇,他每迈出一步都能招来来一片责难,每拨乱一个反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正是由于他的政治开明,才导致了后来的下台。不过胡耀邦在这埸政治较量中,最终还是个大赢家,因为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中共历史上至今为止,唯一完美的领导形象。

     众所周知,震惊世界的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都是因人民怀念杰出的国家首脑而引发,这说明八九六四民运时,胡耀邦的威望已经与七六四五运动时的周恩来并驾齐驱。而今天,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公开,周恩来的形象已经不够完美了,如果毛泽东是个暴君,那么周恩来就是助纣为虐,而胡耀邦与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相比,在从政上的历史污点是很小很小的,中外历史上,作为一国之君或国家首脑,没有失误的,能被人民永远怀念的有几个?能说胡不是个大赢家么?作为一个领袖,怎样才算英明呢?只要不倒行逆施,顺应历史潮流,真正地站在人民一边,就是英明,他就会青史留名。即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主张王道者是开明君主,主张霸道者,多是昏君暴君。

     事实证明,对民运人士采取放逐和剥夺自由,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方法是不奏效的,适得其反,民运在海外反而壮大了,因为这些人还在地球上。民运是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的反对派力量,其中有大量的思想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极具舆论造势能力,并掌握着尖端资讯技术,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一切封闭禁锢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都将被日异发展的现代科技迅速击破。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与知识分子的思想革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民主思想是知识阶级的基本素质,这个素质是人类的良知和觉悟,与其所处社会地位并不呈比例关系。当然,甘愿为中共党奴的御用文人学者也不是没有,但他们只是极少数。

     中共的马列专制主义说教,与民运人士的人权民主鼓吹较量的结果,显然是前者的失败,孰强孰弱这一点,人们从网络上的笔战就能观察判断的很清楚,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名声如何,相信那些移民到海外的中共官僚及其子弟们也是非常清楚。基于这一因素,海外民运的势力,当前正以席卷之势向海外中国知识分子族群中扩散,留学人员中的亲共爱国思潮也迅速地向反共爱国思潮倾斜转化,所以继续迫害这个族群,无异于当年中共的反右运动,于国家于民族都是不利的。

     其实,爱国民运人士所争取的,无非是要当政治上的反对派,希望执政者学习和接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强大的民主国家。多党轮政,全民公投,这是当前人类社会经过历史实践所证明的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中国因中共这个农民政党的专制本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国情),接受这样的先进制度会有一定的阻力,但这个制度是全人类文明社会最终的唯一能认同的,别无它途。中国实行“皇帝轮班做明年到我家”的制度,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谁投入到这一潮流之中,谁就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们中国人做事情是很善于讲中庸之道的,建议中共新领导在民运问题上也搞一点中庸,这个“中庸”,就是对六四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实际上中共对此也早已中庸了,降了调门,但中庸的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不否定《四二六社论》,只是象“动乱”“风波”这类的降调处理,不足以收服人心。六四开枪,应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这个责任越早承担越免于历史的被动。事实已经很清楚,主要责任者就是邓小平,他是逃不过的。虽然他扬了自己的骨灰,但他的铜像还在,人们可以回顾东欧在解体时,列宁斯大林的铜像是什么下场?与其被人民推倒,不如提早“隐退”到仓库里。另一个帮凶李鹏,也不可能明天就死,他难道愿意落个全斗焕那样的下场吗?与其将来被押上审判台,不如早些认罪隐退,争取人民宽恕,这是其一。

     其二,是立即抚恤六四的死难家属,特别是从政治上解放在六四之后被迫害的学生和工人群众。立即结束对民运人士的放逐和禁锢,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在民主与法制之下组织反对党,参与国事,中共号称有八千万党员,就是搞全民公投,在选票上也是绝对优势,还怕几个反对党吗?中庸的变通作用就是算大账不算小账,将历史责任算给历史,将责任集中到主要罪魁祸首头上,而不是追究某个开枪士兵和个别警察的刑责。六四事件是反人类罪行,不存在什么“平反”的问题,而是要昭雪天下,这个政治决策对中共而言,应该是结束一个时代的象征,就象蒋经国结束国民党专制时代一样。

     法轮功问题,本来就是江氏集团小题大做闯下的祸患,须知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前满清王朝时代,中共以封建统治者对待白莲教的末落心态,以“邪教”罪名打压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在政治上是得不偿失,反惹世人耻笑。应该看到,中国社会目前已经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前期,法轮功信众们大部分是处于中老年以上的年龄段,这代人正是毛泽东五十年代“人口大跃进”和文革无政府主义期间生育高峰的产物,是占目前中国成年人口绝大多数的,加之当前国有企业崩溃,退休与变相失业人员激增,使这代人成为改革的失意者和受害者,这代人又普遍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共的奴化教育,面对世风日下道德伦丧的社会,从年龄和世界观上都是无所适从的,只能寻求信仰的慰藉或群体活动的刺激,我们从内地的一些公共场所,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量的中老年人结成团体来跳舞扭秧歌打太极拳等,如果将这些以老弱妇孺为主的族群看做是社会危害,那不是神经过敏吗?

     法轮功问题,既然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中共新领导也不妨采取中庸的方法,取消对其“邪教”的指控和镇压,承认它的合法性,释放那些被关押的老头老太,并对曾经被迫害摧残的法轮功弟子给予合理的赔偿和恢复名誉。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宗教,一个团体党派,其中的成员都有良莠之分,中共内部也有贪官污吏,警察队伍中也有败类,一个民间团体的成员又有什么例外?对触犯刑律者,不管他是谁都要经过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依法处理。而不应该以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进行大规模迫害。反之也一样,对于那些在镇压“邪教”运动中严重侵犯人权的,有血债的国家执法人员也一定要严肃处理,要他们负法律责任,不然不足以平息民怨。这样处理问题,不等于一定要前领导人承担什么责任,只需出面承认是历史的错误就足够了,因为历史是发展的,以历史唯物论看待事物,昨天错误的东西今天就不一定是错误,反之正确的事物也是这样。在法律面前,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法轮功领袖李洪志是绝对平等的,板子不能只打在李洪志屁股上,这才是和解的前提。

     今天,中共新领导再一次面临当年胡耀邦所遇到的问题,作为“团派”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胡锦涛“团队”(借用台湾佬的名词),能否再发射出当年胡耀邦作风的团派光芒呢?面临国内外民运和法轮功问题,作出什么样的选择,确实是对胡“团队”的严峻历史考验,这是实现“全民和解”最实际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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