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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波: 略评今日中国的逼“富人纳税”运动

【博讯2003年1月21日消息】    一年多以前,笔者写过一篇题为《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兼论应 “让企业主入党”还是应“让企业主纳税”》的文章。这是笔者当时拜读了王树增先生的《李鸿章之死》一文后的感慨: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曾经是长期遭到国人咒骂痛斥的悲剧人物,为何在21世纪的今日为何又再次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记忆,以至于《李鸿章之死》一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对历史的有选择性的回顾,总是与当今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在《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一文中,笔者谈到了自己的以下感触:

   也许,如今的国人是在怀念李鸿章的“愚蠢”而痛恨中国新一代官僚的“聪明”。是的,甘愿地承担“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一直到死都在“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的李鸿章,确实极端“愚蠢”。而这种“愚蠢”,却与当今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的绝顶“聪明”,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不是么?“人情所难堪”的事情,总是被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巧妙地绕了过去。相反,“有人情面子”、“不费力又讨好”之事,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倒是做得铿锵有力,因为这可以十分容易地凸显出“政绩”。“让民营企业主入党”就是鲜活的例子。一方面,民营企业主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资本,入了党便可再捞取一笔政治资本,何乐而不为之?另一方面,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又可以把动员了多少企业主入了党来作为“政绩”,又何乐而不为之?但如果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个个都如此绝顶“聪明”,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但愿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也借鉴一下李鸿章的“愚蠢”,多做一些虽然难堪、确是益国益民的事情。事实上,目前中国更迫切之事,不是“让民营企业主入党”,而应当是“让民营企业主纳税”。据经济学家胡鞍钢估计,中国每年的税收流失大概为5700-6800亿元,在这巨大的流失金额中,民营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员们的偷漏税占了多少?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心知肚明。这一偷漏税的金额已经足以保证全中国数千万下岗工人有饭吃。这一偷漏税的金额也足以解决全中国农村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所以,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要是中国的领导干部都能以李鸿章为楷模,多做一些“人情所难堪”的事情:例如,不是动员民营企业主入党,而是动员企业主严格照章纳税,中国才有希望——退一步说,这种难堪也决不比当年的李鸿章更难堪吧! (博讯boxun.com)

   这篇首发于多维网的《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一文,虽然未能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曝光,但几乎所有的海外网站都转发了。与笔者撰写的其他文章一样,它只是作者的“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牢骚而已,没有指望它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连在海外沸沸扬扬的“吴征杨澜事件”最终都不了了之,怎能期待像笔者这样海外无名写手的观点,能被中共当局接纳?但一年过去了,本人却高兴地看到,中国现今目前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与笔者《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一文的观点,多少有些未谋而合。

   首先,“让民营企业主入党”一事,在当今中国显然已经大为淡化了。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16大”上,虽然也按“既定方针”选出了一些民营企业主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境外记者追踪的焦点,而在中共的宣传机器里,却远远没有被突出报道,甚至连民营企业主代表占了多少席位,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官方统计数字。原来盛传会有民营企业主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看来也没有成为事实。“16大”以后,民营企业主入党的事例更是少有报道了。

   与此同时,“让民营企业主纳税”之事,终于浮出水面。“刘晓庆案”、“杨斌案”、“仰融案”等几个大案已经表明,中共当局已着手向“富人不纳税”的问题开刀了。这已经起到一定的、“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据说,补交税款已经在当今的中国新贵中已“蔚然成风”。有报道说,单在北京的中关村地区,这几个月的补税已超过一个亿,占中国全年个人缴纳税收总额的2%。不管这是出于“良心的发现”,还是仅仅出于“处罚的恐惧”,这都是令人欣慰的。

   然而,在令人欣慰的背后,笔者却也有某种忧虑:如今的逼“富豪纳税”行动,会不会像中共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或者80年代的“严打”刑事犯罪等活动一样,刮一阵风也就过去了,而难以“将革命进行到底”?!历次政治运动已是陈年旧事,姑且不谈。就拿80年代的“严打”来说,其后果只是太平了一年:据公安部门的统计,84年那一年的刑事犯罪案件的确比前一年有所减少,但自85年起,全中国的刑事犯罪案件数,又一年“胜过”一年,“扶摇直升”。“严打”这阵风的社会效果,只是多添了些“冤假错案”而已:平时只判个三年五载的案子,一“严打”就给毙了……。

   是的,一阵风式的运动,并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在于搞运动这种方式,必然导致社会整体的不公平。例如,恰逢“严打”的时候被逮着了,就给毙了。但在逃几年以后再被逮着呢?可能就只判个三年五载。如今的“刘晓庆案”也有类似之处,偌大的中国,类似于刘晓庆的偷漏税大户知多少?即便对刘晓庆是严格地依法处置,她本人也完全罪有应得,但这当中也蕴含了诸多不公平的因素:犹如一群贼在偷,大家都看见了却故意不去制止,直到他们越偷越多,此时才有人一个健步冲上去,逮住其中一个,立马重打。其余的贼呢,见势不妙,便赶紧把赃物退还,法不执众,也就没事了?!

   进而,这种“杀一儆百”的、一阵风搞运动的行为,无疑带有强烈的人制,而不是法制的色彩。虽然前述的富豪开始补交税款之“立竿见影”的效果会有一些,但很难想象,它能持续多久:风头过去了以后,其效果可能只是,逃税者把逃税行为做得更加严谨了,假帐做得更加天衣无缝,使得查处的难度加大了。进而,就是官商“勾结”,把查处的阻力也加大了。刘晓庆只是突如其来、“杀一儆百”的运动的牺牲品,仅此而已。

   那么,事态的发展可能是,再过几年,逃税者已慢慢放松了警惕,又开始有恃无恐了。于是,百姓又将期待,是否还能再出现一位“铁面”总理,又揪出几个“王晓庆”,“李晓庆”来……。所谓“牛鬼蛇神”总会爬出来,过七、八年又要再来斗一次,大抵是相同的道理。

   对于中共当局誓誓旦旦要把逼“富人纳税”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笔者虽乐观其成,但实在不抱任何希望。

   愿中国早日进入法制社会。

   2003年1月15日 于加拿大多伦多

   附件:

   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兼论应 “让企业主入党”还是应“让企业主纳税”

   赵平波

   近日来,中国各大媒体都转载了王树增先生的《李鸿章之死》一文。这位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曾经是长期遭到国人咒骂痛斥的悲剧人物,在今天却又唤起了中国人民广泛的关注。这是为什么?

   读罢这篇文章,让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这篇文章对李鸿章的极端“愚蠢”的描述。他“愚蠢”到如此地步,甘愿地承担“人情所最难堪”、“费力不讨好”之事,这使得“每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都被国人目为卖国者”,而成了举国的“公敌”。他自作自受,成了“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的一个‘罪魁祸首’”,他一直到死,都在“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然而,在这感触的背后,笔者又有另一番感触:对李鸿章的评价,中国人决非直到今天才恍然大悟。至少,笔者在80年代,就读到史学界关于李鸿章的比较客观评价。为何《李鸿章之死》这篇文章在当今中国格外引人关注呢?

   这是因为,当今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的绝顶“聪明”与李鸿章的极端“愚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情所难堪”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总是被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巧妙地绕了过去,他们既不屑于做,更不想去做。恰恰相反,“有人情面子”、“不费力又讨好”之事,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倒是做得铿锵有力,因为这可以十分容易地凸显出“政绩”。这才是《李鸿章之死》这篇文章在当今中国唤起了人们关注的原因。

   兹以“让民营企业主入党”一事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的绝顶“聪明”。这是目前中国最迫切之事吗?显然,今日之中国,绝非民营企业主有强烈的入党要求,他们并非递交了多年的入党申请书而求之不得。显然,今日之中国,也绝非中国共产党非吸收民营企业主入党不可,以至于没有民营企业主的入党,中国共产党就无法正常运转。事实上,此事之所以在今天要拿到台面上来摇旗呐喊,仅仅是因为,此乃“不费力又讨好”之事,此乃“有人情面子”之举:民营企业主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资本,入了党便可再捞取一笔政治资本,何乐而不为之?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又可以把动员了多少企业主入了党,来作为“政绩”,又何乐而不为之? 但是,如果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个个都如此绝顶“聪明”,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但愿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也借鉴李鸿章的“愚蠢”,能做一些“人情所难堪”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事实上,目前中国更迫切之事,不是“让民营企业主入党”,而应当是“让民营企业主纳税”。据经济学家胡鞍钢估计,中国每年的税收流失大概为5700-6800亿元,在这巨大的流失金额中,民营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员们的偷漏税占了多少?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心知肚明。这一偷漏税的金额已经足以保证全中国数千万下岗工人有饭吃。这一偷漏税的金额也足以解决全中国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

   设想一下,要是让中国的各级党政官员,深入到每一家民营企业,动员企业主严格照章纳税,并以此作为“政绩”,这样的“政绩”,而不是动员入党的政绩,会带来什么后果?当然,这种催人交钱的事情,是“人情所难堪”之事,是“费力不讨好”之举。但却是正大光明之举!无论如何,这种难堪也绝不比当年的李鸿章更难堪吧!

   所以,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但愿所有中国党政官员们都学习李鸿章的品格,少玩弄些小“聪明”,少从事些“作秀”之举,多做一些虽是“人情所难堪”、但益国益民的事情。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历史是公正的,李鸿章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中国人终于为过去错怪了他而感到自责。100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把李鸿章看作是竭力扭转民族危难的功臣:他使面临灭顶的中华民族之灾难缓解到了最低限度。他的“非敢爱身,惟虞辱命”之品格,他的“一息尚存,万程当赴”之气概,必将成为当今中国人的楷模。 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

   2001年11月22日 于加拿大多伦多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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