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此次笨手笨脚地处理非典型性(SARS)危机的事实显示，民主改革为什么是一个生死问题。 (博讯boxun.com)

   不错，SARS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病毒，但<<商业周刊>>文章专栏作家克勒福特(Robert Clifford)说，他并没有惊恐，不过，作为一位香港居民，如果他说自己对SARS并没有严肃对待的话，那他也在撒谎。SARS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传染，又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让感染者死亡，但是香港因为SARS遭受的损失同SARS的严重程度绝对不成比例。

   为什么全球对SARS如此恐慌？

   是否不过是那些惯于耸人听闻的媒体在掀起一种公众的歇斯底里，制造一种亚洲在将全球带向世界末日的气氛？

   <<商业周刊>>的克勒福特说，他认为不是。他说，在SARS恐慌的背后，有一个没有人愿意提及的东西，即中国；SARS暴露了有关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些非常丑陋的事实，而问题是，全球都迫切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地进行改革开放。

   1.新世界，旧态度

   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已经发生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变化。中国的摩天大楼，一尘不染的工厂和日益强化的国际化，受到良好教育的公众表明中国同毛泽东时代已经大不一样。

   但是，中国的变化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国政府官员的自以为是仍然如同往昔。

   在大多数时候，中国政府官员的这种自以为是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人们常常声称，中国现在不能实行民主；他们声称，中国在将来的某一天将民主化，也许在数十年之后。在这些人看来，民主就好像电灯开关一样，可以按当局的需要随意或开或关。一些人士甚至说，反正民主对商业，或者说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重要，民主是一种西方人才能享受，中国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2。信任危机

   现在，在SARS之后，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对中国人，民主并非奢侈品，人们可以看到，集权主义也保证不了稳定。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集权国家封锁信息的结果不过是导致自己的国民以及其它国家的人民的死亡，而且同时在全球造成恐慌，此外，随着集权国家自己的可信度的降低，人们对它的诚信越来越怀疑。

   克勒福特说，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仍然相信中国政府，他无法代表这些中国公众，但是，克勒福特说，他确实知道，中国政府对SARS的笨手笨脚处理方式确实导致全球很多人，特别是公共健康和危机管理领域的人士，重新审视中国。

   这些人士思考的问题是，在邓小平于25年前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远？这些人士认识到，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14年中中国经济和社会变化令人吃惊，但是中国这个天朝上国的政治却毫无进展；这些人士还发现，在政治方面，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改革的意愿。

   3。中国的彻尔诺贝利？

   中国之外的人士最担心的是，中国的这种政治上的落后将伤害到他们，因此在他们看来，对中国应该作有罪假定。

   克勒福特说，这可能不公平，但是如果中国想改变外国对它的看法，中国就必须从此次SARS危机中吸取危机管理方面的教训。

   克勒福特说，教训之一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国家必须是公开和透明的国家，中国恢复外界对自己的信任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人们相信，中国没有隐瞒任何东西。

   中国问题学者鲍姆(Richard Baum)说，SARS可能成为中国的彻尔诺贝利，彻尔诺贝利曾经迫使前苏联政府和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改革进程。

   克勒福特说，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是否会沿着前苏联的路子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SARS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远不是经济的或者生命的。

   4月3日，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有关非典型肺炎疫情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他说，经过中国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艰苦努力，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着增加，死亡人数有所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群众生产、生活正常，社会安定，旅行安全。新华社记者陈建力摄（数码传真照片） (博讯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