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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民主化,已见曙光待见朝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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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10日消息】
    ──扩大执政党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现代化

     朱学渊先生转来中国着名学者茅于轼的文章,并附信说:家父追随茅于轼先生的父亲茅以新(茅以升之弟)多年,于轼先生应是我的兄长,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的一切想法我也都非常尊重。他寄来一篇文章,谈的是政府与民间的互信互动问题,有些事情想得很深,或许也是对我的批评,但也有很多对政府不当行为的批评。我想,既然政府具有进行改革的主导地位,因此也应该有更高的责任感和宽容的精神,政府是否可以先释放一些善意,放宽一下环境,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启动态势。徵得他的同意,敬请予以发表。 (博讯boxun.com)

     以下全文发表茅于轼的文章

     民主化,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扩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茅于轼

     (一)中国政治改革的历程和现状

     鸦片战争以来的160年,为了追求现代化,我们走了无数的弯路。有成百万的仁人志士为此牺牲,有些是被抵制现代化的力量所杀害,但是更多的是自己选错了路径,虽然目标相同,具体的意见不合,自相征伐,伤害无数。这一切教育了中国人,终于在文化革命之后,开始了新的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虽然是曲曲折折,总算大体上走上了正轨。这二十多年相对于过去的百多年而言,主要的区别是各人对现代化的了解虽然不同,有主张马恩列斯的共产主义的,有主张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因意见不合而自相征伐,而且在不断的争论中慢慢地走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市场经济的框架,宪法上把民主法治写了进去。特别是2001年底的入世,标帜着中国人承认国际通用的规则,寻求体制接轨。然而中国能否顺利地完成民主宪政,实现现代化,还有众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已见曙光,待见朝阳。

     从政治改革层面来说,不能说政治改革一点也没有进行,现在我们的个人自由比25年前多多了,人权的保障也多多了,人权这两个字逐渐在深入人心,人们对自身权益保护的意识大大地增强了,法治虽然还远得很,终究被认真地提出来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没有这些变化经济改革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见到的曙光。其实,如果按照过去25年的变化继续往前走,中国的民主法治是大有希望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继续保持稳定并且能够继续改革,有没有重大的不稳定因素,使改革开放有可能中途而废。

     可能阻碍我们继续前进的重要障碍,还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虽然现在的政治环境比25年前有了巨大进步,但是政治制度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也不明确会有什么变化。大家不知道我们应该和会如何朝前走?哪一步是可行的,对各方面都是安全的?有哪些是不利于政治改革的,我们千万不要做的?虽然政治改革的议论很多(大部分在网上),但是牢骚多,发泄多,冷静分析的少。有的设想过于伟大,不知从何入手;有的又过于细微,似乎起不了多大作用,因而也不能引起大家注意(其实有时候改革就是从小事做起)。

     特别重要的是大家讨论政治改革应该抱什么态度,和政府的关系应该怎样?政府中的大小干部又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民间的讨论,这些问题更值得澄清。

     (二)全民参与政治改革,其基础是什么?

     首先,我认为政治改革是全民性的大事,既是政府的事,也是百姓的事。因此大家必定会关心它,会参与其事,会发表意见。在具体行动之前首先要有行动的共识,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个讨论如果是心平气和的,充分理性的,它能够帮助我们逐渐取得共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也是最难走出的一步。前面已经说了,改革的二十多年虽然意见分歧,但是在经济问题方面的讨论是相当自由开放的,没有激烈的冲突。否则中国又被内部斗争所控制,根本不可能在经济上有什么进步。政治改革也一样,如果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应该做什么,避免做什么,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从二十年前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以来,讨论政治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过。相反,倒是气氛紧张,彼此都存着戒心。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政治改革就陷入了僵局。所以首先要创造讨论问题的良好气氛。

     大部分人把这个问题看成“言论自由”,这个看法没错,但是有点片面性,因为言外之意是讨论不起来的障碍是政府不让,所以责任在政府。其实,政府的顾虑是有原因的。中国百姓比较穷,教育不够普及,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好政治根本不是现代化的民主政体,而是好皇帝统治下的德政。一旦皇帝不好,就会揭竿而起,杀人放火。百姓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当今侵犯人权,横征暴敛的事并不少,如果讨论中引起普遍的不满,这种危险就可能发生。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自由知识分子又把民主政治看得过于理想,以为只要民主了,就能像美国或者北欧国家那样稳定富足,没有看到也有像印度、菲律宾那样的民主。拿一个想像的民主政治和现实做比较,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永远对现实持批评态度。这部分构成是社会所必要的,但是不能占主导。曾经有一位学者说,知识分子像面包里的盐,没有盐不是好面包,但是拿盐是不能做面包的。如果批评性的讨论占主导,而不是建设性的讨论占主导,我们永远只能在政治改革的外围打圈圈,进入不到实实在在的议事日程。

     政府特别关心自己的权威地位。许多人认为这是政府的私心。然而一个有权威的政府又是社会所要求的,是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只要看苏联解体之后的混乱就能想像没有了权威将是一个什么局面。黑手党盛行,政府完全被腐败分子所控制,物价飞涨,大家几十年的储蓄化为乌有。最后不得不从头来起。 10年后的今天产生普京,就算以后一切顺利,十年宝贵时间已经逝去。苏联人民的教育水平比我们高,失去了权威尚且如此。中国如果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导会出现什么情况是不难想像的。从中外古今的历史看,一个国家的政权既可以起帮助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可以起经济衰败的作用。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成功,始终有一个权威政府,社会安定,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条。今后仍然如此。除了希望天下大乱的人,都不希望没有政府。也许有人不希望共产党的政府,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政府。但是且不说这个过渡如何实现,理想的政府在哪儿?政治纲领是什么,由谁组成,他们比共产党更好吗?会不会起了经济衰败的作用?一大堆未知数。共产党不但已经有了过去领导的成功做基础,而且不断表示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包括政治改革,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改弦更张呢?

     现在体制外的同志对政治改革的讨论缺乏对共产党的尊重,让共产党很不放心。批评江泽民是可以的,但是应该尊重他。就是对待一个普通同志也应该彼此尊重。江泽民是一国的领袖,怎么可以不尊重他呢。有些同志(包括过去的我自己)为了表示民主精神,故意用鄙视的态度对共产党说话。这是走了极端。没有好处,只能把事情弄得更复杂,彼此的戒心更大。

     提意见一定要从善意出发,让人容易接受。发牢骚,出气是一回事,认真的讨论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大部分是发牢骚,甚至是骂人。发泄一下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大多数人用这种态度讨论政治改革,讨论被这种气氛所主导,讨论是进行不下去的,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想清楚,言论自由并不等于可以不计后果,每一句话都会有它的后果,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应该说那些产生好后果的话,能够消除猜疑的话,能够逐渐建立信任的话。从理论上讲,言论既然自由,那就什么话都能说,可是从实际效果看,要说能够推进政治改革的话,当前要说的是负责任的,有礼貌的,符合民主精神,有协商余地的话。民间说话要本着这样的精神,共产党要为这种有益无损的讨论提供场所。退一步说,如果还不放心的话,可不可以先在党内让这些意见自由表达,党外人士只听不说。再退一步,党外人士可以连听也不听,让党关起门来自己说。说总比不说好。(未完待续) 摘自大参考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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