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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博讯2003年10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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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经出版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有数十册,可是这些书中的“郭沫若”与真实的郭沫若相去太远了。周恩来说过“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去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周氏的这一评价显然是褒词,但我们不妨从反面观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剧所在──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博讯boxun.com)

  早在五四时代,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虽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调越显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受好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著先天的不足。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学领域里,他还可以凭借天才登高一呼,一举成名;在政治领域,他却不由自主地成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剧。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艺论集》中说,“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大众的尾巴”、“尾巴主义万岁”。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他对主体性的主动摒弃。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文化巨人来看待,这确实有点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翻阅他此后所写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伟大;二是捍卫党的原则,奉命讨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算他还有自知之明,但从《女神》的作者、五四的弄潮儿,退化到给毛和作旧体诗的文学弄臣,这“向后走”的几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参观过。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居住。后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迁入。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朱门由警卫把守著。“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一座宫殿,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传记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可郭氏就在这样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写作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谬到这样的程度: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说,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毛扬李抑杜,郭立刻察颜观色,炮制出这样的千古奇文,终于与毛达到最佳的默契。难怪周扬说:“郭沫若同志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也说:“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氏的“班头”一词用得绝妙,郭虽然为1949年以后的“第一文人”,实际上仍是“倡优畜之”──班头,不过是戏子的头儿罢了。司马迁早已窥破“文人”的地位,同样是搞历史的,晚生两千年的郭沫若却一直被他的角色“套牢了”。甚至两个儿子的惨死也没有令他清醒过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绸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梁梦”。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年底,又作一曲《东风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其中上阙是“战果辉煌,凯歌高唱,东风欣有主。梅花万树朝阳,铁骑干营迎曙。严经考验,新历史重整机杼。望前途曲折光明,迈出坚强步伐。”骨子里依然是奴隶,奴隶必然忍受不了没有主人的日子,旧主子刚死,他又开始寻觅新主人,故有“东风欣有主”之句,一个“欣”字,勾勒其心情神貌,惟妙惟肖。可惜,这个新主人却是“庸主”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时,周扬曾到病房与之长谈。周扬说:你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这样写道:“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诚意的笑、心满意得的笑。正因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剧才达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叠一叠的《郭沫若全集》,装潢精美,纸张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无人间津。摊主对我说,积压了很久,书库当作废纸批发给他们,他们拿到大学校园里,希望能以每本一两元的价格卖出一些。我挑了几本,倒不是怜悯书的不幸命运,而是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郭氏的著作毕竟还有史料的价值,抱著几本大书回宿舍时,我痛切地感受到,历史是多么残酷无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历史的评判和奖惩。鲁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现在卖到六百元一套居然还供不应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却只能沦落到旧书摊上贱卖。郭氏当年骂鲁迅是“双重反革命”,殊不知历史却狠狠地嘲弄了他这位“革命者”。

  记得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著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著人类的道义。”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算苛刻,但如果用来衡量郭沫若,郭氏显然不及格──他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作为郭氏的乡梓,这样评价他本非我所愿,但我又不得不么做。当我走进郭氏在沙湾的故居时,心情非常阴郁,这座大宅院出奇地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满厚厚的绿色的苔藓。也许郭氏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个阴森冷漠的院落,虽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进一座富贵堂皇的巨宅,但在两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样的,一样的压抑、一样的麻木。

  王府大宅正是郭沫若致命的弱点。俗话说:“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住在这样一栋华屋中的国家副主席、中科院院长,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头软。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就没有什么能够坚持的了──一个儿子精神分裂、在军人中自杀,一个儿子活活地被造反派打死。作为父亲,他连一声抗议都不敢发出。“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他留下了些什么样的声音呢?留下了一曲回荡在白骨与废墟之上的“欢乐颂”。

  爱默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段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把文学和学术当作了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比待价而沽却狼狈如丧家之犬的孔子要幸运得多,他获得了政权所能给当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礼遇。然而,这种礼遇背后却是对其人文价值的彻彻底底的消解。他渴望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他必须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他的人,他的书,留下的仅仅是一道前车之辙。

  在给“小朋友”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点点心声,好像是向秀当年的《思旧赋》。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是一处亘古如斯的历史时空。从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没有迈出去。所谓“现代”,实质上还是古代。王府花园依旧,主人仍也只好依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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