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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我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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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4月14日)
    多维社特约记者兰子专访/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体制开始转型时,曹思源来到北京,与周舵、吕加民、马戎等一道,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学生。那时,他们一帮同学认定中国必须由计划经济转向法律规范的市场经济,约定每人研究一个有关经济法律并努力将其变为中国的法律。

     十年后,曹思源的许多在京城有影响的同学放弃了努力,但他一个来自外地的默默无闻的中年学生,却通过游说人大、舌战国务院常务会议,实现自己的诺言,在中国成功地引入破产法,并因此获得绰号“曹破产”。尤其令人感到惊叹的是,其时,中国还没有公司法。换句话说,由于曹思源的努力,中国还没有法律规范注册和成立公司时,就有了如何破产公司的法律。曹思源可谓当时中国第一号院外活动专家! (博讯 boxun.com)

    1980年代后期,曹思源转到中国最大的民办公司“四通公司”,担任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策划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制造舆论和推进制度变革。1989年,当学生和社会各阶层在街头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抗议时,曹思源却从中国的宪法性法律中找到以改革化解危机的制度空间。他通过游说,征集到远远超出法定人数的常委签名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如果不是邓小平执意违法镇压并动用安全机关将曹思源秘密抓捕,也许1989年的历史会改写。由于他的言行完全合法,最终当局释放了他。

    重获自由的曹思源失去了单位和收入,但更加意识到中国需要制度转型。他恢复民办公司,通过研究和宣传以及为企业咨询,继续推动中国变化。1990年代后期,中国人逐渐从80年代末的政治梦魇中恢复过来,各项改革也提上公共讨论日程。曹思源拓展自己的目标视野,不仅继续在改善私营企业环境上做文章,而且致力于推动修改宪法,为建立宪政民主而努力活动,从根本上重新规范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国家各层级和机构之间、以及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继续呼吁1088年提出的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年年开展院外活动,2004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就在中国人大刚刚通过私有财产保护入宪之际,多维记者在纽约找到了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讲学的曹思源先生,并就一系列问题对他进行专访。通过专访,我们不仅了解了曹思源先生的想法和工作,而且由他的个人经历和成就我们可以透视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以及正在创造历史的中国人。

    曹思源系列专访之一:2003年中国大陆的修宪讨论热

    多维:曹先生,我们知道你在美国有一个紧张的日程表,但海外华人关心你的工作和想法。我们想向海外华人介绍你的工作。

    

    曹思源 曹思源:我很高兴能到美国来。的确,我有一个紧张的日程表。此行我的收获很大,我们可以等会儿谈谈我在这儿的经历和感受。但我更愿意与海外华人沟通。去年我在法拉盛还与许多来自大陆的朋友就中国发展、面临问题及其选择和我个人的工作交换看法。

    

    与海外舆论的善意期待恰恰相反

    多维:那我们今天不仅可以介绍你在中国的经历,还可以讨论在美国的经历和想法。但还是先谈谈去年大陆的修宪热吧。这是海外华人特别关心的事件。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你对国家宪政民主的发展前景的看法。然后再讨论你个人的经历,最后再介绍你几次访问美国的过程和感受。

    曹思源:去年的修宪讨论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件。我看到海外的一些报导。我觉得,海外对这个事件有误解。有些报导不清楚国内修宪讨论的背景舆论的,将此视为胡温新政的一部分。其实,这次修宪讨论所证明的情况可能与海外舆论的善意期待恰恰相反。

    多维:那么,这次修宪的背景是什么?难道不是官方要修宪吗?

    曹思源:官方是要修宪,但主要是想将三个代表加进宪法。而且,官方想悄悄做这件事,并不想进行公开讨论。我们认为,修宪是修改国家根本大法,国家是全体公民的,不是一个政党的,也不是少数专家的国家。修改国家宪法应当由全体公民参与的事情。

    多维:这么说,去年修宪事件其实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官方修宪,二是民间修宪讨论。但其区别是什么?各自的动力是什么?

    曹思源:官方修宪就是想将三个代表入宪,方式是党政权威机构讨论决定。动力是领导集团。但这在官方内部不是没有争议。主要观点是,三个代表是关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概括,与宪法规定国家权力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闭门修宪,不符合宪政原则

    

    多维:民间修宪讨论是怎么回事?

    曹思源:民间修宪是我们在长期推动修宪工作的基础上,发动和推进公民讨论修宪。

    多维:你所说的长期推动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曹思源:我是1988年开始提出私有财产入宪的。89年我游说人大修宪保护私有财产。并在当年的法学月刊第四期发表了文章。后来的政治气候使这个议题被封杀将近十年。1998年我们恢复游说和制造舆论,年年做工作。在后面的介绍中,你们可以通过我出版的书籍看到我近年来在修宪方面的工作。

    多维:那么,你们终于迎来了今年当局修宪的决定。你们对当局修宪的意见有什么不满意?

    曹思源:闭门修宪,不符合宪政原则。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国家,修宪应当是全民参与讨论,我们要以公民的责任感主动争取参与修宪,提出意见。引用毛语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这是我们与当局修宪的第一条分歧。第二条分歧是,当局修宪原则是将三个代表入宪的同时能不修就不修,只小修不大修。而我们则主张根据中国发展、改革和开放的情势逐步修改一切不适宜的部分。

    多维:那么,去年你们如何发动和推进修宪讨论热并实现自己的意图呢?

    

    《世界宪政潮流─中外宪法比较》已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被海内外称为“曹修宪”的中国大陆宪政学者曹思源的最新力作。曹思源旨在让宪法常识走进大众,让老百姓也能了解各国宪法的真貌,也能把握世界宪政潮流的脉络,以从容面对中国将要发生的政治巨变。(明镜出版社) 曹思源:虽然我们认为共和国是全体公民的国家,修宪应当全民参与,但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现实是,当局忌讳主人对仆人指手划脚。公民想对修宪表达意见,主人想就家政事务告诉仆人自己的想法,要有认真的地准备。

    青岛修宪会议的来龙去脉

    多维:你的具体计划是什么?又是如何实施的?

    曹思源:我的计划是召开一次有影响的会议,提出有份量的报告,造成舆论,然后影响当局的修宪思路。2002年下半年开始筹备。第一,选择与会者。我很高兴朱厚泽先生和江平先生等40多位与会者参加了会议。第二,选择会议主办单位和地点。地点本来最好是北京,但还是因为避免敏感而选择了外地。我的具体安排是找到青岛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王有林先生出面在青岛这样召开会议。那里在夏天对与会者有吸引力。第三,是时间,在6月18日至20日。这样正好可以影响中央讨论明年人大的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会决定修宪事宜。第四,会议主题是修宪,但为避免敏感,我用的会议题目是“私有财产保护与宪法修改”。

    多维:你们的会议有什么结果呢?

    曹思源:这是学者专家讨论会,每个与会者都有自己长期思考的角度和看法,我们是交换意见,不必象党政机关非得做什么决定,尤其是不少人还有现实政治顾虑,因此我们没有会议决定或宣言之类的东西。但中国毕竟有些问题太明显并且学者专家长期呼吁还没有解决,与会者对某些问题还是有高度共识的,这其实也是中国学者专家圈中的共识。会议后,我概括为“双十建议”。

    多维:我们会在第二部分讨论你的思想时再接触这个“双十建议”。我现在的问题还是关于去年修宪讨论热的来龙去脉。你们通过什么渠道将你们的会议精神和修宪意见送到上面呢?

    曹思源:三管齐下。第一,我请同学和朋友转交。我是社科院70年代末的研究生,许多同学已经在重要岗位。他们的职责是搜集信息和调研问题。我长期致力于研究和试验改革,特别是在胡赵主政的80年代认识了一批官员,其中有的人已经到很高层次。第二,向有关部门邮寄我们的意见。信访大概是中国现行体制留给公民参与议政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渠道。第三,是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先是在海外报导,然后促动国内报导跟进。

    多维:你们的会议最后在高层引起什么反响?海外有过两种说法。当你们会议和修宪讨论趋热时,有人说是胡温新政的迹象。但后来又听说不许讨论修宪,封杀你的网站,甚至对你个人进行跟踪。

    曹思源:我已经介绍了修宪讨论的背景,本来只有官方的闭门小修宪。后来成为热点话题,是我们推动的结果,而我们筹备会议尽这些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时,与胡温无关,更不是新政的组成部分。至于高层反响,我不得而知。但有些迹象表明,我们还是为行使公民权利和尽公民责任付出了代价。

    多维:能否详细介绍些情况?

    曹思源:我不方便介绍太多。但有一点可以谈谈,这就是青岛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王有林先生有很大压力。

    多维:那么你个人呢?据说对你跟踪监视,甚至每天有六辆警车和两辆小车,20多人,先后换过20多辆车。对吗?

    曹思源:我不能说假话,这是真的。

    多维:海外有许多报导,我想向你求证一下。其中说,胡锦涛对朱厚泽震怒是主要原因。朱厚泽到底讲什么了?

    曹思源:朱先生参加了会议,但只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因为他知道他很敏感。但后来凤凰卫视的凤凰周刊采访了他。朱先生讲话主要是补充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胡锦涛说,权为民所用,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朱先生说,这些都很好,但这些靠什么保障呢?鉴于历史教训,不是道德修养或思想学习,应当有制度保障,加上“权为民所授”这一条。但这是补充,不是反对。

    多维:好像不止这些。据说,朱先生还说,毛邓的强人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应当是常人政治,而不能再搞强人政治。

    上海会议是怎么回事

    曹思源:这也是在讲法治和宪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说的。不能断章取义。但你从哪儿得到的信息?能否让我看看。

    多维:这是《开放》杂志今年三月的文章,标题是“胡锦涛迫害朱厚泽”,付标题是“官方封杀民间修宪运动的真相”。这是《》的文章。据说,该周刊几乎因此被查封,后来经过活动,才以收回这一期杂志了解此案。这些是真的吗?(注:《开放》杂志的文章见后面附件)

    曹思源:如果冠以这样的标题,即使是真的,我也不方便说什么。但这些记者真厉害,职业素质确实令人惊叹。

    多维:中央文件点名批评朱厚泽,他本人不去,他太太去开会。

    曹思源:对此,我不能说什么。

    多维:那我们换个话题,去年修宪,还有个上海会议是怎么回事?

    曹思源:其实,这里有误解。所谓上海会议是一批北京人在北京召开的。为了方便,他们在上海注册一个“上海经济法律研究所”。江平和吴敬琏是他们的成员。这次中央修宪召开会议,邀请江吴两位先生参加,因为他们过去分别是人大财经小组和法制小组负责人。他们于6月日在以“上海经济法律研究所”名义开会听听人们的想法。

    多维:关于去年大陆修宪讨论热就谈这么多了。曹先生对此还有什么补充?

    曹思源:我到海外后,对华人关心中国的命运的热情很感动。但其中也搀杂许多良好的却不真实的期待。例如,对领导人个人寄太高的希望从而误解大陆进步的动力机制。这样会低估中国进步的难度。作为在大陆里面深深卷入中国进步过程的一个参与者,我有许多艰辛体会。我之所以这样执着地奋斗,就是因为我不仅在道义上认为,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国家,应当由全体公民决定其进步和发展,而且因为我在现实中感到,如果公民不努力,中国无法有实质的政治进步。去年修宪讨论热再次证明这一点。

    多维:曹先生的个人境遇是否会影响你的看法?

    曹思源:我主张中国的进步由和平建立宪政和法治来实现,而这又必须中国各种力量和全体公民参加才能完成;其中政府的宽容和积极的态度非常重要,是必要条件。我不会因为我的暂时恶劣境遇改变这样的看法。我仍会尊重并认真考虑其他力量特别是执政者的看法,也希望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人尊重我的权利并认真考虑我的和平建议。但我了解我的祖国,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诚意和信念,需要国人的长期努力。不论别人怎样,我会这样做下去,直至在中国建立起不同力量之间安全和平交换意见的宪政法治。

    (未完待续)

    

    

    附件一:

    胡锦涛迫害朱厚泽

    《开放》汪海涛

    中共官方封杀民间修宪运动,是因为前中宣部长朱厚泽有关宪政的谈话冒犯了胡锦涛,胡甚至想把朱打成青岛论坛的黑后台。

    去年发起的中国民间修宪运动刚一崛起即遭到官方镇压,中共连发3文件指民间修宪活动是“反党”,下令立即停止,并点名批评参加去年6月下旬青岛修宪会议的10位著名学者,发起和主持人曹思源则不但被点名,甚至遭到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7日的公开监视和跟踪达半年之久。

    由于胡锦涛任总书记上台第一次正式讲话就是重申宪法权威,被政治观察家解读为胡锦涛是针对江泽民“打宪法牌”,而且中共亦准备3月人大修宪而成立官方修宪小组研究修宪事项(被点名的其中两人吴敬琏和江平即是官方修宪小组成员)。因此不少人猜测官方“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打压民间修宪运动,是涉及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或许是江泽民在其中作崇也说不定。

    当局获悉青岛论坛言论大怒

    实际上这次打压行动真是与江泽民无关。据北京权威消息人士讲,痛宰民间修宪运动的即是高谈宪法权威的中南海新主人胡锦涛,因为胡锦涛认为青岛修宪会议触犯了他的权威而龙颜大怒。

    青岛修宪论坛召开中共当局事先一无所知,事后也蒙然不觉,直到海外传媒报导大肆报导的一个多月后的7月中旬才知道。这对从来严密控制社会水泄不通的中共来说,自然会认为颜面大失,而必要施以报复。

    当时与会者中不少人有官方身分,如上述江平、吴敬琏,此外尚有人大和最高法院和人大的官员,以至海外最初认为官方对此民间修宪讨论会是乐观其成。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基于朋友交情而来的,没有官方的背景。

    消息人士指出,真正冒犯胡锦涛的是另一位与会者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因为凤凰卫视在深圳出版发行的《凤凰周刊》事后报导青岛论坛,发表了7月11日在朱厚泽家中的一个访问。朱厚泽在这个访问中提到“中国当务之急是推动宪政教育”,其中两段话使胡锦涛“勃然大怒”。

    在访问第一段话中,朱厚泽说中国已从强人政治转入常人政治:

      “在青岛我说过,强人已去,中国应及时地转入常人政治。甚么  是常人政治?不用学术语言、论文的形式来解释的话,常人政治  就是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主持的政治。  “强人有他产生的历史原因。毛邓都是中国历史造成的强人政治时代的强人。在他们行将离去或者已经离去的情况下,中国只能转入常人政治。邓以后的领导人,如果意识到了强人已去而强人政治必将随之消失,他没有‘强人’这个基础,他只能制定规则,到人民中去寻求新的资源做支撑,适时转入常人政治。”

    消息人士说,这段话得罪胡锦涛的要害是说,毛邓后是“常人政治”,领袖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对胡锦涛来说,这意思即为可以是你胡锦涛,也可以是甚么张锦涛、李锦涛,因此胡认定朱厚泽这样说矛头是对准他的。

    朱厚泽批评胡的“新三民主义”

    第二段则是非议了所谓的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

    朱厚泽说,“宪还是要修。宪法关键要解决国家权力的授予和制约。领导人要求各级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海外称为‘新三民主义’。靠甚么保障它的实现?凭觉悟、凭良心吗?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权为民所授’,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

    任何人看了朱厚泽此话,都会认为朱厚泽说得对。现代民主政治第一即是讲“权力来自于人民”即人民主权论。胡锦涛不提权为民所授,不讲权力的来源,只奢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际不过是毛泽东当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翻版,毫无新意,胡锦涛若虚心纳谏,应该接受朱厚泽的意见,将新三民主义改为新四民主义才对。但胡锦涛出于权力的傲慢,反□'7b为朱厚泽触犯了他皇上般的威严。

    据悉胡锦涛震怒之余,竟然不顾事实指责朱厚泽是青岛论坛的“黑后台”,目的是企图改变中国现行制度,并且亲自批示予以处理,因此中共3份文件点名批评的青岛十君子第1名即是朱厚泽。论坛发起人曹思源全天候被监视,也是为了搜集曹思源对外联络资料,以坐实朱厚泽是青岛论坛黑后台的罪名。一位北京观察家一言以蔽之,“胡锦涛要整朱厚泽”。

    追后台,严密监视曹思源半年之久

    此后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曹思源每天24时被20多名特工出动6辆警车2辆摩托车公开监视,但始终查不到黑手的证据。

    消息人士讲,朱厚泽在青岛会议只是一个被邀嘉宾,会议完全是曹思源搞起来的,曹思源邀请朱厚泽参加,朱本来一直犹豫,到开会前3天才作出与会的决定。说朱是青岛论坛的黑后台,简直是“欲加之罪”。

    北京一记者说,胡锦涛上台后,大家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善意和期望,但究竟胡是一个甚么样的人,由于胡锦涛当总书记之前长期韬光养晦,始终没有人能说得清。这次青岛修宪论坛事件第一次给人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胡锦涛真面目的机会,从这个难得的机会中人们发现,表面很亲民的胡锦涛的政治性洛仍然深具毛时代掌权者党性的冷酷,为了党可以冷血整人,不顾一切。他说,这种人其实很贱格,没有权力时是奴性十足的小媳妇,当媳妇熬成婆,掌握权力后就变成欺压弱小的恶婆婆。

    对朱厚泽有贵州执政心结

    但也有知情者说,胡锦涛对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打压,还与胡锦涛其本身心胸狭隘有关,他和朱厚泽是有心结的。

    朱厚泽这位前中宣部长被认为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生于贵州,加入中共后一直在贵州担任地方干部,60年代任贵州省委书记,四清中挨整被开除党籍和撤职,文革结束后平反复出,治理贵州政绩卓著,被视为胡赵时代一位得力的地方大员。朱厚泽1985年调北京任中宣部长,以主张思想政治上要宽松、宽厚、宽容著名,人称“三宽部长”,公认是中共唯一一位思想开明的中宣部长(毛泽东时代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思想也比较开明,但这是在文革之后他冤狱昭雪的时候,那时陆已非中部长)。

    1987年因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反自由化中下台,朱厚泽受牵连被撤职,88年调全国总工会工作,在全总的差额选举中获选为全总书记第一书记,“6.4”时支持学运反对当局镇压,事后当局清算“6.4”,拒绝检讨,因此被罢官免职成为闲人。但朱厚泽人闲心不闲,以民间社会家的身分继续推动中国的变革,深受各方敬爱。

    1985年朱厚泽调北京当中宣部长,继任他的贵州省委书记职位的即是胡锦涛。有了解情况的人比较前后两任说,朱厚泽是个有理念择善固执而且又有魄力和才干的政治家,但朱厚泽这些长处胡锦涛都没有。

    胡锦涛当官则唯上是从紧跟中央,深获上级喜爱而官运亨通。两人政治才具和品格的高下由此可见。朱厚泽当年治黔有方,贵州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他83年初任省委书记管经济,该年贵州工业产值就增长18%,全省财政获得极大改善,当时被视为“奇迹”。但胡锦涛治黔乏善可陈,上任后到下面四处视察,但无任何建树。唯一突出的就是朱厚泽在87年反自由化落马后,胡在贵州借反自由化也整了朱厚泽的一些旧班底。北京官场说,由于朱厚泽在贵州口碑太好,继任的胡锦涛心里可能不太舒服,而成为心结。“6.4”后两人境遇大变,胡在朝,朱在野,胡在朝成为中共最高权力接班人,胡锦涛对这位在贵州口碑上压倒他的前任,现在可以借助于手中的权力消消当年的气。

    心胸狭隘甚至超过江泽民

    一位北京学者说,胡锦涛用青岛论坛一事借题发挥,打压朱厚泽甚至封杀整个民间修宪运动,实在太过分了,气量比江泽民还不如。1999年中共建国五十周年,李慎之写《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公开批评江泽民向希特勒、斯大林、金正日看齐“置国计民生于不顾”,花上千亿的钱搞国庆盛典,而且点名批评江泽民“入承大宝”,对中共建国“并无尺寸之功”。这样尖锐的批评,江泽民很恼怒,但江对李慎之的打压,尚不及胡锦涛对朱厚泽的打压,况且朱厚泽的批评可以说极为温和,只是点到为止而已。该学者说,由此看来,人们不能对胡温新政抱甚么希望,寄望明君赐福降恩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建立一个可监督防止领导人滥用权力打击异己的制度。

    据悉凤凰周刊因报导朱厚泽的讲话也闯下大祸,该期(2003年7月第21期,总第118期)被勒令全部收回,甚至差点被罚停刊,后请有人士者疏通才逃过一劫。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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