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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从廉洁的人被下岗谈起
(博讯2004年5月26日)
     笔者从不同的两个渠道,听到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

     一个刊登在上个星期的那一期,国内最受民众欢迎的报纸《南方周末》上,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 (博讯 boxun.com)

     一位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医生,标准的“海龟”,就职于某市某家大医院。该医生不仅医疗技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仅有这些,还就罢了,此医生有一“怪癖”,或者说,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个“坏毛病”,就是从来不“笑纳”病人私下主动递上来的“红包”,这还得了,马上就激起了大多数医生们一致的愤怒。你既不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又不是“三个代表”,凭什么你假正经,叫我们怎么活?

     于是,最后由“组织”出面,将这个医生下了岗,解除了聘用合同。当然,根据中国大陆多年来的丰富斗争经验,不是简单的让他一走了事,还扣了几顶不大不小的帽子,言明这个医生工作一向不称职,不能胜任医生的神圣岗位,弄得这位医生下岗后四处求职不得,只好又被迫远走他乡,重新出国另谋他路。

     这个星期天,我们从住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位老朋友那里,也听到了我们一位老熟人的相同的经历。事情发生的年代不同,故事的主人公也不同,但两个人的职业相同,都是医生,整个故事的经过和最终的结局也都相同。听了让人感慨万分,说什么好呢?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腐败蔓延到教育界和医疗界是一件让每个人都倍感担忧的事情。一个关系到培养子孙后代,一个是治病救人,人命关天,一旦出了问题,后果非同小可。

     在一个腐败的环境里,劣币驱逐良币,稗子战胜水稻,带给整个社会的消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说明这个社会正在自绝其后路,正在走向末路,自取灭亡。任你铁打的江山,架不住我慢慢腐蚀,锈蚀铁的道理说起来谁都懂,一具体到社会学上就又糊涂了。

     因为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整体腐败,“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处处可见。很多年来,笔者经常到中央直属机关的一个窗口行业办事,对那些满脸不耐烦,麻木不仁,私下一塞点小礼物或红包就立刻笑遂颜开的景象司空见惯,我知道,这些衣衫笔挺、语气昂然的中央机关的干部里面,一半以上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几乎都是用公家的钱,买下的电大、函大、夜大的文凭,名为大专毕业,实则中小学文化。

     我曾见过他们中间有一个干部与众不同,此人对前来办事询问的人不收礼,不要“红包”,而且从没有丝毫的敌意和冷漠之感,始终态度热情,和蔼可亲,而且专业知识娴熟,有问必答,且条理清楚,还能主动为你出谋划策,规划一番。从侧面一打听,此人是这个部门仅有的几个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干部之一。这种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当我们再去这个大机关办事的时候,发现这位干部不见了,同一办公室里的人都支支吾吾,不做回答,再从侧面一打听,原来此人被领导排挤走,下岗了,被扣上的帽子是如此荒唐可笑,竟然是“不安心本职工作”,“不热爱本集体”。

     二十世纪,意大利产生了一位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卡尔维诺。卡尔维诺写道:在一个人人都偷窃的国家里,唯一不去偷窃的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因为在白羊群中出现了一只黑羊,这只黑羊就是“另类”。

     是什么原因,使世界上一个号称拥有最先进意识形态,代表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政党,在短短几十年间,把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变成世界上社会最黑暗、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这是为什么?无论是先总理李鹏,还是后总理朱镕基,一个在临退下去时自豪地把自己称为“清官”的人,都无法阻止中国社会的腐败进程。

     说到“清官”,笔者想起一件往事。

     一位朋友对笔者说过,当初他落魄蛰居在深圳、珠海的时候,室友几乎都是一些靠出卖文字养家糊口的人,在他们居住的出租屋附近,更多的是那些靠出卖自己皮肉以此为生的风尘女郎。在从事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行业当中,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东北大姐”,以及小巧玲珑、艳丽动人的“川妹子”,是其中的主力军。此外,皮肤黝黑,额头高耸的“两广靓妹”也不在少数。

     也许是出卖脑力文字和出卖皮肉都有着某种相同之处,这些男女之间也经常交流一下自己各自的生活经历,因为同处于社会最底层,相互都熟知对方的根底,所以双方互相尊重,交往从不出圈,也从未闹出过什么感情纠葛。笔者的室友将她们一概称为“织女”,系由“妓女”—“支女”演化而来,她们习以为常,默然接受了。“织女”们被迫出来,不得已从事皮肉生涯,只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先后两任总理,十数年间,都没有解决她们全家的“温饱”问题,当时任何人也都无法预测到,很快就轮到“温加饱”来出任新的总理。

     每当谈到“清官”这个话题,总会引起“织女”们的一阵哄堂大笑:“他们要是‘清官’,那我们就都是处女了。”笑声让人听了心酸、心寒。那些年,我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常听到有两句顺口溜:“干部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妇女不卖淫,对不起江泽民。”

     一位有着“重大”高等学历背景的“川妹子”告诉他,在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满清王朝的后期,为了抬高某些新“入道”的妓女的身价,把这些年幼女子一概称之为“清倌人”。“清倌人”和前来嫖妓的“清官”并列,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笑谈。在她们家乡,早已经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很难再找到清白干净的县乡镇一级的干部了,“为民办事”更是一杯隔夜的溲茶,成为了天方夜谭。她出身贫寒的农家,四处借钱读完了大学,毕业了却因为农村户口找不到工作,当地暗示她,只有送钱或者“献身”才能给安排工作,送钱她没有,“献身”给那些当地的官场流氓又不心甘,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出来卖身,一为还债,二为解全家的贫困之难。

     “织女”中的最佼佼者,总有几个突然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再来老屋叙旧的时候,已经是满身珠光宝气,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淑女派头。其他的“织女”不无醋意地告诉说:这是碰到了“靠山”,遇上了供养她们的“大款”“大腕”,被包养作了“二奶”,住在了私人购置的高层楼房甚至小别墅里,真正达到了(包括老家的全家人)衣食无忧。

     “织女”们还说:她们在私下交流的时候,发现这些“大款”“大腕”们的真正身份,港商、台商合起来不足十分之一,其余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打着港商、台商的幌子,其实都是大陆的人,各地、各层、各种身份的干部占了一多半,剩下的是靠了干部们发了大财的暴发户。“织女”们自豪地说,如果各地各级直至中央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检察机关的反贪局是真心要反贪倡廉的话,在她们中间建立情报系统或收集贪官污吏的财产线索,那真是会一抓一个准,个个不落空。“织女”们说,真可惜,这只是她们的一厢情愿,各地的反贪很少有“动真格的”,大都只是摆摆架势给老百姓和上面看的“样子货”。

     这个被“织女”们精心挖掘出来的新发现真让人高兴不起来。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上,名为社会主义,本质上却仍然是一种封建权势社会,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在许多时候表现为一种人身的依附关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身陷官场,有时比身陷江湖还要使人束手无策,常常是你自己的命运由不得你。如果你要违背了这条法则,试图违抗上司的指令和安排,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凄惨的结局是令你想象不到的。

     笔者曾有过一个交往多年、共患难多年的老同学、好朋友,出身于书香门第,无论人品和学识都堪称一流。说是“曾”,是因为这个老同学、好朋友在发迹之后,笔者再也没有同他联系交往过。他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多年秘书,以后算是攀上高枝,平步青云,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又派驻香港,成为一方大员。陈希同垮台后,他也被迫滞留海外,亡命天涯,同在香港的妹妹生活在一起。

     他的这一生,同陈希同的兴旺衰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那还有一点“自我”的影子。可惜了。

     对于陈希同,我相信国人大都没有好感,陈希同是仅次于李鹏的,促使“六四”被血腥镇压的关键人物。“六四”造成的不幸死难者至少二三百人(官方至今没有公布准确的数字),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下数十亿元,可是这位陈市长就像一位纯洁的天使,不仅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引咎辞职,反而高升得到更大的重用,如果不是中央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陈希同的宝座是会一直稳稳的坐下去的。

     据我了解,在北京的国家机关、中央机关的腐败源于各部门私下设立的小金库,而最初设立小金库的灵感来源却是仿效于北京市政府的先行做法。说陈希同是私设部门小金库和单位黑色收入的先驱者和首创者,我看一点都不为过。就是这么一个人物,还有人试图在《博讯》上为陈希同评功买好,真使人百感交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笔者对“下岗”的出现如同对“小金库”的出现一样都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一种制度。“下岗”很容易被权力来操纵,是权势者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可以任意宰割没有任何权势的民众的一把刀子。 在目前还是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国有”经济)的状态下,特别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的范围内,“下岗”意味着剥夺了下岗者对公有经济的所有权,从此沦为社会上真正的“无产阶级”。 在“清官”总理朱镕基的时代,“下岗”成为中央赋予的“尚方宝剑”,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它造成了城市上千万的工人职员被迫失去工作岗位,陷入了极端的贫困之中;它还造成了数千万的农民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也被迫“下岗”,陷入了更加窘迫的贫困之中。 “下岗”不仅成为权势者剥夺工人、农民、职员对国家生产资料、国家资源、国家财富所有权的一种合理、合法、十分顺手的工具,“下岗”还被权势者利用来,成为腐败分子迫害廉洁者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在“清官”朱镕基的时代,还出现了民众不太注意的大事,就是在理论上,把以往传统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一词,改为了更加有利于当权者的“国有经济”一词。这一名词改动的现实意义非同小可,它说明,谁拥有了国家,谁就拥有了对国家经济的支配权。谁拥有了部分国家或地方国家,谁也就拥有了对部分国有经济或地方国有经济的支配权。 简而言之,谁拥有了政治上的权力,谁也就自然拥有了主宰他人的命运、支配经济的权力。说得更加通俗一点:谁有了权,他也就有了钱。“窃珠者贼,窃国者侯”,这也是在目前的中国大陆上,虽然还号称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拥有了世界上数目最庞大的贪官污吏集团,吞吃了数以千亿计算的国有资产。 在“清官”朱镕基时代,在人为制造了起码有上亿人口的极度贫困化的群体的同时,还产生了至少有上百万的权势富翁,他们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依托,努力实现中国的改革大师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做到了,在数不清的贫民就要沦为饿殍的基础上,他们终于使自己先一步成为了新时代的富翁。 社会主义苏联在解体之后,为了公正地分配在以往七十多年时间里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为每一位当时在世的俄罗斯公民,不分高低贵贱,地位显赫卑微,一律每人1万卢布,以做到尽可能的公平。中国,因为不存在“社会主义”解体的问题,所以提前将你的存在,同整个国家积累的财富区别开来,以示“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早在四十年前,中国社会主义基层的腐败现象已渐露苗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推行一种叫做“四清”的政治运动,目的是要遏制住这种刚刚冒头的腐败趋势。在她著名的《桃园经验》中,生动地描写了当年农村基层的腐败景象:“大干部搂,小干部偷,社员缝两个大裤兜。”四十年后的今天你再看,是不是有小巫见大巫,恍惚“换了人间”的感觉。 最后,再次回到卡尔维诺的文章,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唯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我再无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的祖国,还不如保佑那些善良正直人的命运。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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