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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一段如此熟悉的叙述——小人物于福生的故事
(博讯2004年5月28日)
     今年的五一节的长假期间,我在一次聚会中意外遇见了多年不见的于福生君。

     于福生君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基层国有公司做机关干部,属于那种既发不了大财,且又衣食无忧的那种人。他亲眼看见了公司下属的工厂企业一家接一家的破产倒闭,他捧着自己手中的饭碗格外小心珍惜,处处看着上级领导的眼色行事,事事小心谨慎,是那种天上掉树叶都怕砸破脑袋的人。 (博讯 boxun.com)

     眼下,这位往日一向衣衫整洁的人显得蓬头垢面,失魂落魄,那些多少有些发迹,地位很有些优越,过去与于福生一直称兄道弟的老同学们,此时无不像躲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他。在我的印象里,于福生是那种最不可能犯错误,不可能腐败,贪污受贿,犯男女关系,甚至顶撞领导这些常规错误,一是他的性格使然,他是那种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本分人,不与任何人,特别是领导人结怨;二是他的社会地位低下,不掌握任何要害权限,即使想要腐败也没有那个条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把一个老实人逼得走投无路的社会制度,绝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我拉着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众人的目光,(后来发现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嫌贫爱富、攀龙附凤的本能使许多的老同学都对落魄的于福生视而不见,好像他是个隐身人。)来到城乡接合部的一家小餐馆,叫了几个家常菜,向他问个究竟。

     几杯酒一下肚,于福生的脸涨得通红,我这才想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于福生喝酒,他也从来不会喝酒。我刚要劝阻,于福生摆了摆手说:“我行,我能行。以前我不敢做,做不了的事,现在我都敢做,而且做得好好的。”

     “老言,你我过去交往不多,我知道你清高,不愿意多与世俗人交往。我呢,又太现实,只与有业务关系,或可能用得着的人交往。你我一个是雅人,一个是俗人,本来不是一条道上的,通过我这次倒霉背运,我是真正认识了你,你不嫌弃贫贱,不攀附富贵,是个好人。可是好人在这个世道上是不会有好命的。”

     “老言,过去,我们常在背后取笑你的做人原则:‘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说你人虽然聪明,但被这些不合时宜的框框束缚住了手脚,这辈子再很难有出息,永远不会发财,也不可能发迹,就像股市角落里的一只‘垃圾股’,永远没有暴涨的行情。”

     “我是个职员家庭出身,一辈子捧人家给的饭碗捧惯了,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察言观色,趋利避害,就是我们的生存哲学。我们不会害人,一辈子从没有害过人,没做过落井下石的缺德事。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为不合理的事去打抱不平,济危救难,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胆量。”

     “十五年前,‘六四’刚刚平息,上面揪出了几个支持‘暴乱分子’的余党和同情者,我认为我不是‘暴乱分子’的余党和同情者,眼看着他们被抓、被批判、被开除,我却一直闭口不言,没有为他们鸣不平。”

     “十年前,社会的腐败达到了最高潮,上面又拿一些直言敢说的硬汉子开刀,逼迫他们下岗,或者纠集爪牙,捏造罪名,单方面撕毁聘用合同,解雇他们。我想,我不属于他们这种性格的人,此事与我无关,我何必要搅到这中间去,得罪领导。于是,我又默不作声,眼看着这些相处多年的老同事上告无门,惨淡地被迫离开单位。”

     “五年前,上面打击法轮功,有多少老职工,老实人被开除公职,送去劳教,或者流落街头。我又想,我从没有参加过什么法轮功的活动,我也不是法轮功的成员和同情者,我没有必要去搅那个浑水。于是我远远避开,眼看着他们被揪出、隔离、关押、抓走,我却一言不发,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去年,上面又要严厉打击什么家庭教会。我不信任何的宗教,也更不懂什么是教会、耶稣、上帝,但我知道宗教信仰应该是自由的,在这个社会,基督教和共产党应该处于同等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我不敢说出来,我闭紧了嘴巴,眼睁睁地看着我熟悉的面孔被带走,不敢对受难者的家属说出一句同情的话。”

     “现在,终于轮到我了。上面指示我去吞没一家倒闭企业的剩余资产,把它们悄悄地都卖掉,把钱入进上面私设的小金库里。我实在下不去手,不敢,也不忍心,那是多少下岗职工赖以为生的活命钱呀。上面换了另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去干,又怕我暴露了上面肮脏的意图,给我扣了个‘一向在背后胡说八道’的罪名,解雇了我。一分钱也没有给我,几十年的工龄化为灰烬。”

     “你知道,我是属于那种极度安分守己的规矩人,从没有参加过游行、示威、静坐什么的,现在却不得不去求爷爷告奶奶的上访,找那些有点权势的老同学。可是,官官相护,权权交易,没有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站出来为我说话。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以前也是同样没有为别的受害人说过话。我为我过去只顾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餐桌上,只听见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着,他的言谈举止里没有一点激愤、悲恸的语气,显得很平静,这是那种死生由命,悟透人世,安于天命的平静心态,永远也不会去铤而走险干任何的“傻事”,无论给逼到什么地步上,都不会“雪夜上梁山”,顶多是全家共用一剂毒药,然后静静地告别人世。这是我们中国任何的领导层都最放心,最好应付的大大的“良民”。

     把这种老实窝囊到极点的小人物逼得无路可走,这样的社会制度,真该遭到天谴。

    言信后记:回来后,我总觉得这些话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见过。我在查阅了有关资料之后,终于找到了与于福生的叙述极其相似的另一篇讲话,现摘录下来,供读者一阅。

     在美国波士顿,一座犹太人被屠杀的纪念碑上,刻着一个名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的一首悔恨的诗句:“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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