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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怀文:小议鲁迅的鬼气和毒气
(博讯2004年5月31日)
    王怀文

     每天忙于做实验室干家务的我,从来没有认真读过鲁迅的著作,只是在教科书里或网上闲逛中接触了那么一点,在此我不想秉承鲁迅的批判精神来个批判鲁迅,我只想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反省他所留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博讯 boxun.com)

    关于鲁迅的价值,人们众说纷纭。他头上的桂冠有“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民族魂”,“新文化革命的旗手”“反封建反迷信反独裁”革命中“骨头最硬的”人,他是“最了解中国的两个半人中的一个”,但也有人反驳说,他从没提出过什么新思想,怎么能称为思想家呢?作为革命家,周老先生自己说过,他不是与主人作战的,他只与主人的走狗和替补走狗作斗争,从这个作战对象的选择上,我们不难看出他是怎样的一位战士,难怪在那么多同行被抓被禁时,他还能有丰厚的自由撰稿人收入,即使国难当头,他依然在外国租界过着优雅的生活;另外他那零散的一点杂文小说,恐怕也不够称之为文学家。

    当然这些桂冠都是后人给加的,跟他本人没关系,他就是那个命运坎坷不幸的周树人而已。

    鲁迅少年丧父,家道日趋衰败,天性敏感多疑怪癖的他对于这世道炎凉人情冷暖,做出的是完全负面消极的回应,比如他的婚姻,鲁迅25岁时完成包办婚姻,可婚礼后第二天他就返回日本,婚后的他常年过着鳏父般的生活,32岁时他给自己在绍兴的书房取名为“待死堂”,他活得很苦很累,甚至外界传说他因偷看弟媳洗澡而被周作人断绝了关系。鲁迅一生都没有离婚,害得那个女人为他守了一辈子活寡,48岁时鲁迅非法与许广平同居生下了儿子,为了私生子的权利,他写下了“横眉冷对千夫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没想到后人完全误解了他的原意。

    读鲁迅的文章,哪怕是在盛夏,穿上棉衣我也觉得冰冷刺骨,寒气逼人。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在他心中有着驱赶不散的鬼气和毒气,让他痛苦不堪。鲁迅的一生是坎坷的,我们跳出来看,他的很多不幸都是他自己的变异心态引起的,比如他的婚姻,换个人完全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再比如他的遗嘱《死》,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的为人处世。当初鲁迅写的《死》很短,只有七句话:“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我们看到的这位病人却是如此阴森冷酷,哪怕对他的情人和儿子都如此这般,世上的一切仿佛都不值得留恋,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帮助,什么夫妻情朋友情,什么用文学医治社会的理想,在鲁迅眼里,好像人人都是他的敌人,所以他对谁都恶狠狠的。

    古老传统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要乐天知命,对人要有慈悲博爱之心,要严于律己,宽与待人,对事物要有悲悯情怀,可到了鲁迅这,一切都变成了怨恨仇恨的对象,带着仇恨的变色镜看问题,看到的当然是丑恶的。比如他看当时的中国,他看不到新民主革命带来的希望,看不到人们依然存在的善良本性,他看到的只是坐稳了的奴隶和还没坐稳的奴隶,看到各类看客狂人,还看到他们的马虎作风,面子观念,还有其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的不可救药,一句话,他眼里只有丑陋的中国人黑暗的旧社会。再比如他的一个“伟大发现”:翻开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面写满仁义道德,可实质只有两个字:吃人,于是鲁迅诞生了,“反封建反迷信反独裁的先锋”,“新文化的旗手”就这样在仇恨土壤里成长起来了,他看什么都走极端,见什么都骂,言语尖刻恶毒。于是毛泽东选中了鲁迅,崇尚暴力的共产党看中了崇尚语言暴力的鲁迅,拿他当了文艺旗手,具有仇恨心理的无产阶级找到了具有仇恨心理的鲁迅而把他树为了标兵。有人分析殖民地鲁迅精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肆无忌惮的嘲笑和酣畅淋漓的痛骂构成的杂文体的语言暴力,再就是冷漠绝望的遗书体的语言仇恨。是鲁迅奠定了中国的仇恨政治学,是他为后来的极权主义和红卫兵闯将们提供了精神摇篮,难怪文革时革命小闯将们把鲁迅视为精神教父,文革时除了毛选语录就是鲁迅教导,这里面不就因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有着共同的仇恨毒素吗?

    除了这种仇恨的人人为敌的毒气鬼气之外,鲁迅的鬼气还表现在其虚妄论的人生观中。什么是虚妄论呢?下面我们以鲁迅最具有战斗力的《呐喊》为例来解释吧。在《呐喊》一书的序言中他写到:“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一上来鲁迅就把我们的社会比做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好像闷死人已成为必然,"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看完这段,读者您会起来跟着呐喊吗?你还有战胜困难的力量吗?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团团鬼气包围着,四肢无力的想坐下倒下。鲁迅的文章里很多都充满了这类鬼气,有人把它叫做虚妄,也有人反过来说是“向死而生“的生命韧性,不管叫啥,我们体会到的这种感觉不同于悲观。你想驱除黑暗,却发现不能成功,这种悲观会使人丧失信心,却不一定使人停止行动,因为即便没有胜利的可能,你也可以作自杀式的冲锋,可以做肩住闸门的牺牲,因为这种冲锋和牺牲本身便可确立你的价值,是否胜利已不重要了。而虚妄感却不同,它不但包含对战胜黑暗的悲观,同时他又怀疑在黑暗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倘若天地之间只有黑暗是实有的,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人一旦陷入这样的虚无感,就会迅速失去行动的热情,牺牲也罢,反对也罢,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无聊,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也就只好原地等死了。

    《野草》里我们更能真切感受到鲁迅内心的这种矛盾和痛苦,虚妄论一如瘴子毒气一般,紧紧把他包围着,让他得不到片刻的喘息。关于他的思想,鲁迅自己说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也就是启蒙新知、救国救民的思想倾向和张扬自我、发展个性的思维倾向。他的人道主义在国民的麻木和青年的消沉中几乎瓦解,只有在敌手的溃败中从反面给他以生命的自信力,他为敌人而活着;而个性自我精神,它早在“呐喊”时期就开始幻灭,从“身外的青春”到“身中的迟暮”,生命无法承受的重负,还有那无法直面的人生,尽管鲁迅想超越自身,反抗绝望,摆脱 “历史中间物”的命运,“向黑暗彷徨”,“向死而生”,可最终他没做到。虽然他坚韧的生命意志至今仍让许多忧国忧民的优秀知识分子万分崇敬,可他心中弥漫的这些鬼气毒气也在不知不觉中毒害着每个读过他书的人。咱老百姓有句话,好心也会办坏事,无论当初他的心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带来的结果是坏的,那这个人就是坏人,我看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坏人,比如他说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于是全面否定古老文化,后来加上共产党的作用,新中国的几代人都成了文化的弃儿,我们完全是在文化的荒漠上变异的成长起来的,中华文化的血脉就被他狠狠的砍断了。现在冷静下来想想,中华文化真的是吃人的吗?这个结论成立吗?举个例子,你生病了去看病,可回来后你不按医生的嘱咐严格服药,医生说要戒的东西你不戒,乱来一通,最后病没好,你反过来说是医生害了你,这个道理说得通吗?中华传统文化教导人要遵照“仁义礼智信”行事,万不可放纵人的劣性。到了鲁迅时代,人心变坏了,不按先贤圣者们的教导行事了,结果害得整个国家如此丑陋破烂,罪在世人的堕落,而不在圣贤的教导。就好比买台新仪器,你不按操作规程办事,把仪器搞坏了,你反过来说仪器说明书有问题,这怎么对呢?如此简单的逻辑,周老夫子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有那些反传统的革命家们,为什么不反省自己的错,反而一味责备老祖先呢?真是荒唐。与鲁迅同时代的还有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大师,在鲁迅不遗余力抨击政府,破坏传统,揭露社会黑暗面时,这些大师们在参政议政,学术救国,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兴亡,他们在摒弃恶传统的同时,继承好传统,在揭露黑暗的同时,勾画光明的方向,而鲁迅除了讽刺嘲弄就是谩骂攻击,但他从来就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两厢对比,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知识分子,鲁迅的行为极不可取。

    如果鲁迅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有发表他一家之说的权利,不管他仇恨也好,虚妄也好,那是他的选择,他也有犯错误的权利,可后来共产党把他树成了模型,在教科书上宣讲他的学说,实际效果上就毒害了几代人。举个例子,记得少年时期单纯得有如一张白纸的我,当我第一次读到《阿Q正传》之类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时,我吃了一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阿Q这样的小流氓在人群中的比例不会超过1%,怎么老师说他就是咱们中国人的典型代表呢?我怎么就没遇到这样的人呢?我身边的人不都是很善良友好的吗?转念一想,鲁迅的伟大不就伟大在他能看透事物的本质吗?这样说来,还是我自己不谙世事,太天真无知了,看来今后我得学尖的,别让人给骗了。一旦好人发现自己“好”错了时,他就会变成比谁都“坏”的坏人,从那以后,慢慢的当我带着鲁迅传给我的变色眼睛看人时,无论是我的朋友同事或邻居亲戚,他们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让我恶心,因为我带着变色镜,看到的都是丑陋和黑暗。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反省才发现自己是被鲁迅毒害了。就好比学校进行扫黄教育,校长说一句大家可不要跟着学哟,然后就让学生看上几天几夜的黄色录像,最后结果到底是在扫黄呢还是在传黄呢?国民性批判的目地,如果不能指出改正的方向和措施,说来说去不就在反过来宣扬和传播劣根性吗?人类道德的败坏才是产生劣根性的根源,不提升人的道德,不教化民众重视自我完善,揭露什么,怎么揭露也都等于零。

    关于鲁迅本人,清水君提出了是汉奸还是民族魂的质问,他的说法很有道理。比如人们传说鲁迅24岁在日本仙台医专看了一个幻灯片,当下弃医从文,要医治人的灵魂,可14年后38岁的他才在别人的劝告下真正开始文字创作;鲁迅一生与日本人关系十分密切,早年他曾在物价昂贵的东京无所事事的呆了五年,在他去世前两天,发着高烧还外出拜访了两位日本人,回来就死了,有什么事这么重要必须得去呢?再比如[九•一八] 事变日本侵略东北后,鲁迅本年度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十字街头>>,里面居然是令人难以启齿的辱国歌谣:比如[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糖尿病......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在讲演中谈到日本侵略时,他从不说要抗日,他讲的只是日本人办事如何认真,中国人如何马虎,认真的人来打马虎的人,当然是认真的人赢。他到处宣讲民族劣根性,到处宣传社会进化论,言外之意,优秀的大和民族当然要战胜卑劣的中华民族了,这跟希特勒的民族优化论有何区别?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鲁迅言论所起的作用,事实上等同于日本特务李香兰的作用,李香兰用靡靡之音<<何日君再来>>美化日本鬼子的罪恶,而鲁迅用[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的方式抹黑国民政府、挑动国民内斗情绪、瓦解国民的抗日意志与勇气,如果他真是个日本汉奸,有比他更阴毒的人吗?我都不愿再想下去了。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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