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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贻春:建设全面现代化的新大陆--对中共总理温家宝两会后记者会讲话的回答
(博讯2004年6月05日)
     以前看过曹长青写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对华侨讲演时前言不搭后语、逻辑不通、错漏百出、闹了不少笑话。曹文并据此得出结论说: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大国的堂堂总理,其水平、才学与能力,怎麽竟如此低劣?看了曹文之后,我也不禁哀叹连连,痛心疾首,悲我华夏文明治国无人矣!但我对此又不能不感到某种心不甘情不愿的困惑,我总之不希望泱泱大国总理的水平如此地不尽如人意,至少我认爲,中共总理的水平、能力与才学应该对得起党和人民。倘若对不起党和人民,那至少也应该对得起他所在的位高权重的职位,至少也要对得起他自己。我不希望中共领导集团像现在这样毫无能人、匮乏智慧、一个个唯权是夺、装腔作势而且不堪造就。我对此也不免常常感到匮乏或没有竞争对手之担心。对于像我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这种情况似乎总是欠缺点什麽,而且也根本不符合我一惯禀持的公平对等的论辩原则。

     曹文所讥讽之事,是不是因爲温家宝访问美国时的时差仍然没有调整过来,脑袋仍然处在迷迷糊糊的嗡嗡状态,所以才如此地前言不搭后语,所以才如此地语无伦次?说到我对温家宝的印象,应该说还是不算太坏的,至少没有被称爲太上皇的江泽民给我留下的印象那麽拙劣。因此,当温家宝去年十一月访问美国时,我曾对他寄予了殷殷期望,并用三篇文章广而告之。虽然时过境迁,但所有关切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有关人士,想必可以记忆犹新。 (博讯 boxun.com)

    第一篇是寄望温家宝学习美国的立国之父华盛顿。希望他把华盛顿精神带回中国去,以激励中国大陆政治文明的萌芽与创建、兴盛与发展,以有力地更正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垂帘听政的江泽民始终不肯下台而唯权力是夺、把身外之物的权柄看做比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宝贵得多的斑斑劣迹。我所说的华盛顿精神,就是对于权力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就是该退休的时候就要当仁不让地退休,就要大义凛然地退休,就要排除一切干扰地退休的精神。我之所以希望中共首脑人物学习华盛顿精神,是希望他能够把我的煽动颠覆江泽民所窃取的国家政权的想法,把有利于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意见给带回北京的中南海,最好举办学习华盛顿精神的系列讲座,以尽可能迅速地把退休风气、下台动作和弃权习惯变成中共高层的日常生活。说白了,就是给贪权恋栈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先生捎个话,希望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立刻走人,并远离我们的视线。

    第二篇是寄望温家宝学习林肯。学习林肯解放奴隶,并由此而成爲美国人民和世界人们所敬仰、所赞颂的解放者。学习林肯好榜样,这尤其对当下中国来讲,非常有必要,可以说是紧急事务。因爲衆所周知,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实,其实就是在伟光正一党独裁的英明领导下实行的具有红色中世纪特色的政权奴隶制。如果温家宝能够把解除枷锁、追求自由的林肯精神学到手,并由此而导致中共告别迫害、忏悔罪恶,并最终自我解体,以形成政治文明的良好局面,如果林肯精神能够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并且硕果累累,那麽,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中共官僚狗仗权势、欺压百姓的现象不就应该、可以而且必将大大地减少了吗?看来,林肯精神,不学不行;林肯精神,不学好也不行。中共及其党魁能否学习林肯精神,能否用林肯精神消除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专制理念?这,乃是区别是否有人性、是否有良知、是否爱人民的一个分水岭。

    第三篇寄望温家宝访美的就是:要求美国高层在与温家宝会谈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当做重要的、首要的乃至核心的问题来考虑。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与否,关键就在于人权,关健就在于人权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关键就在于人权的保障体系能不能变成实现人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在中国大陆没有人权的情况下,作爲一个以捍卫人权爲志向、爲使命的作家,我强烈呼吁并要求中共的头面人物,必须立即停止迫害人权、必须立即停止打压人权,必须认真学习并深刻领会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至少不要在破坏人权的罪恶道路上走得愈来愈远,终至滑向野蛮而暴虐的可耻深渊。然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转眼快到半年了,我对中共总理温家宝的希望仍然还是希望,还没有变成中共及其党魁建设政治文明的踏踏实实的具体行动。这,委实令人遗憾,委实令人扼腕兴叹!

    在中共钦定的两会(人大与政协)闭幕的三月十四日,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以答记者问的方式作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充分证明:尽管温家宝本人竭力想表现出所谓胡温新政做亲民秀的良好意愿,但是无可否认的却是,中共的思维方式在他的身上具有很大程度的体现,从本质上说,这种十足的共産官腔是无益于中国大陆历史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红朝官场的套话、大话、假话,可谓是俯首即是,不一而足,不胜枚举。正因如此,对于中共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针政策、从内政到外交、从理论到实践等等,我认爲有必要逐个地进行批判。批判,权且作爲一种回答,也有助于矫枉过正。以下就是我对中共总理温家宝先生答记者问讲话的回答。

    [温家宝]有一位朋友问我,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诗来概括一下你今年和今后的工作。我想起两位伟人的诗,一句是毛主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是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回答]对于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来说,一个是“从头越”,再一个是“上下而求索”。这,就不能不让人对其能力産生怀疑了。爲什麽要从头越?以前的工作又是如何干的?爲什麽要上下而求索?难道对于执政的总理职务,你是无备而来,故而要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摸著石头过河吗?难道还要像江泽民一九八九年踏著“六四”的鲜血登上共産王朝第三世皇帝位置时所表达的那样:没想到,确实没想到,没想到能当上核心,没想到能当上共産王朝的新皇帝?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从头越也好,上下而求索也罢,估计影响不会很大。但对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来说,从头越或上下而求索,则就有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大锅了。你温家宝总理怎麽能够再像前任朱熔基那样,只求做一个不是贪官的共産官僚,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新任一年的温总理怎麽的也应该比这种可怜巴巴的要求高一些吧?不做贪官,难道就可以做总理?那这样低水平的总理难道不可以一天拉上几火车到中南海吗?

    除了不贪污之外,总理还应该有水平、有能力、有魄力,总理还应该有计划、有方案、有设计。总理还应该在别人求索的时候,坚定不移地向著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康庄大道稳步前进,还应该在总结以往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减少并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悲剧,否定并取缔祸国殃民的极权专制政体。总的来说,对中共总理所表达的“从头越”和“上下而求索”,我不能不表示遗憾,我不能不表示疑惑。说实在话,我的确难以苟同。

    没有经过竞选而执政的中共总理,没有被人民授予权力就堂而皇之地成爲总理的温家宝,你究竟有没有与总理职位相适应的能力、水平与才学?你究竟有没有治国之方案、之设计、之:谋略?如果没有,那麽请问,你这个总理的官帽究竟是怎麽样戴到头上的?

    这,难道不可笑吗?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无知无识无方案之人,竟也能混个共産高官来当一当。这,虽然令人匪夷所思,但却可能或必然符合共産统治的一般习惯。也许这符合中共王朝劣胜优汰的官员任命制,也许这符合中共中央宫廷内部政治权力私下里肮脏瓜分的猫腻,但却决不符合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也与民主自由的普遍诉求完全彻底地相违背!

    作爲执掌中国大陆国家权力的中共首脑,温家宝先生应该知道什麽叫做政治文明最起码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在担当现代化使命的领导职务之前,领导者必须首先使自己的素质现代化;在走上国家行政管理岗位之前,所有的应聘者必须拿出显示自身能力的治国之方案;方案提出者只有在竞选的舞台上充分地展示、亮相,接受批评与检验、比较与鉴别、赞成或否定等一系列法定程式,才能在统计学意义的多数认定下胜出或淘汰,执掌权力或自行其便。

    中共的官吏制度,必须通过全民直选而得到彻底的转变!要彻底更正中共实行已久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官爵分封制。官爵分封制,这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帝制,这是在中国业已实行了二千多年的王朝制。无论封建主义王朝,还是社会主义王朝,都概莫能外地是一样的极权、一样的专制、一样的无能、一样的腐败、一样的残暴!要把社会主义王朝制转变成人民竞选制的现代化政治制度,即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依凭自己的才学、能力与水平,依凭自己的经验、方案与设计,通过竞选的投票箱绝对多数的认定而走上国家行政管理的不同层级的领导岗位,乃至最高层级的领导岗位------主席或总统。

    没有经过竞选之途而靠内部圈里人指定的领导人,由于没有准备而没有方案,由于设有方案而束手无策,由于束手无策而尽显能力之匮乏,所以就不能不”从头越”,就不能不”上下而求索”。这个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温家宝]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发展,最困难的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最关心的是涉及群衆利益的事情,最根本的是改革、创新和奋进。面对困难,我们有信心、有办法、有希望,一定能经受住新的考验,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回答]对于中共总理温家宝的此种表态,我们其实差不多都是耳熟能详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温家宝的前任──朱熔基先生五年前在成爲中共总理之后会见记者时,也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不怕地雷阵,不怕万丈深渊,一定要勇往直前、永不退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当时群情激动,掌声雷鸣,但结果却证明:此种大话、空话基本上是具有中共官僚特色的放空炮。现在看来,前总理朱执政不过是拿记者们、拿全国人民的希望打哈哈取乐,真的把中国人民给泡得够呛,让全世界人民也不免摇头晃脑地垂头丧气。这一次,温家宝是不是也要用此类的共産高调来拿全中国人民开涮?对此,我们还得观其言、察其行。在这里,有必要告诉温家宝的是,除了中共所再三强调的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之外,还必须尽快地提出并促进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是不可能获得良好发展的。与其说是经济发展,不如说是在伟光正王朝制度统领下的权钱交易、权力寻租、顶戴花翎市场化、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权力商品化,以及有公有制特色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全面而深入的、大大小小的浪费。

    中共一方面实行政治上的一党专政,从而极其严重地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与言论,更阻碍中国人民自我发展的自由行动;另一方面却又要在以经济建设爲中心的幌子下口口声声地发展经济。请问温总理,在普遍戴著种种桎梏的状态下,中国经济又如何能够获得快速平稳的发展?这种由中共独特的跛足改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正义普遍缺失,道德基本沦丧,法制概念甚或没有,人权根本就谈不上。在中国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情况下和在丧失了基本权利的状态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到头来则是不容乐观的,也必定是极其有限的。单纯地依靠外资输血打气,从长远的观念看问题,也必定是靠不住的。只有用政治文明、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来卓有成效地促进中国大陆的全面变革,国民经济才能够迅速驶入正常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确实是非常严峻的。中国农村是最落后的,中国农业生産方式是最原始的,中国农民依然生活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贫穷落后的饥寒交迫之中。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减少强加于农民身上的庞大的财政负担,把紧紧依附于公有制的吃官饭者、亦即俗称的”吃皇粮”者等可有可无之人都从县、乡、镇、村等庞大的党政机构中削减出去、分离出去。

    要把农民的自主权,尤其是对于土地的拥有权归还给农民。土地必须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必须通过公正合理的方式加以实现。现在没有自主权的农民、必将在成爲地主的基础上拥有不可被任何强权所肆意剥夺的钢筋水泥般坚固的自主权。只要农民成爲作爲生産资料的土地的当之无愧的主人,中国的农业産业结构和组织方式等都将会从根本上发生巨大的革命性变化,农民才能够从以往备受奴役的屈辱状态转变成爲不受奴役、不受屈辱的自立自爲之状态。

    衆所周知,毛泽东统治下的农民生活到底是怎样一种饥寒交迫、食不果腹、饿殍遍野的惨境!单一的人民公社化制度基本上摧毁了中国几千年农业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其罪恶结果就是出现了中共统治下祸国殃民的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二年期间有三、四千万中国人饿死的大饥荒。一九七八年由安徽省小岗村农民发起的家庭联産承包责任制,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农业生産集体制度──人民公社,终于使农业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一线新的转机。这个转机的根本标志就是,农民可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生産出足够的粮食喂饱自己的肚子。但也仅此而已。

    温家宝去年统计过,中国广大农村的贫困人口大约有四、五千万之多,如果稍微提高一下标准,贫困人口至少得再增加几千万,总数应该是上亿。也有不同的报道指出:中国的贫困人口应该在二亿五千万------三亿人左右,其中大部分爲老、少、边、穷的农民。由此可见,中国农民的现实生活在相当多的地区,在很多方面甚至都不如中共所称谓的解放前,即万恶的旧社会。目前中国农村仍然由各级大大小小的中共土皇帝来把持、来统治,亿万农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连自我表达的可能性都被剥夺净尽。农民之悲、之苦、之惨、之窘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温家宝]台湾当局的某些人假借民主搞旨在台独的公投,实际上破坏世界公认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威胁台海地区的稳定。

    [回答]中共把台湾人民自己选择领导人的方式称之爲假民主,可是,在中国大陆,人民没有任何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也的确是真专制!中共在实行真独裁、真专制的情况下,却常常打著子虚乌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号。不可分割的民主,竟被中共及其党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给割裂得体无完肤,都给搞成了与民主的本质完全相反的”爲民做主”!共産王朝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专制,是秦王朝以来二千多年大行其道的极权统治,更遑论什麽民主、更遑论什麽自由?综观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可以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这就是: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任何的民主。至于它嘴上混气的民主,则纯粹是大肆行骗的鬼把戏。

    台湾在经历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蒋经国开明统治时期,李登辉民主过渡时期之后,于二零零零年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五千年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国家权力在中国历史上开天劈地第一次实现了和平转移。这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充分展示。中共对此则惊慌失措,莫衷一是,就怕台湾经验传到大陆并被大陆人民学到手,所以千方百计地掩盖台湾大选的事实真相。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还到处宣扬中国人民不适应民主而只配享有生存权等保权维党的种种谬论。

    温家宝应该清楚地知道,台湾民衆是根本不认同共産统治的,正像香港人民压根不认同共産二十三条立法一样,正像深受奴役的十三亿大陆人民从内心深处也决不认同共産极权的专制统治一样。单是从人心求变这个角度来考虑,一党做大而执政了半个多世纪的昏庸、无能、腐败的中囯共产党,早就应该滚下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了!

    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党魁,是看不惯、也不可能看得惯竞选的投票箱里面出政权的现代化政权组成方式的,当然也是一定要采取穷于应付的政策策略的。一方面它要唱衰台湾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还要爲自己的无耻统治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以求得社会主义非法政权强奸民意无商量的罪恶结果。中共始终不肯放弃对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不动用武力的承诺。非但如此,而且还把四百九十六颗导弹排放在福建沿海一带,时刻瞄准台湾这个宝岛,严重干扰了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

    台湾公投,实际上是希望中共能够撤出制造台海危机的导弹。这是台湾人民捍卫民主自由的强烈呼吁。况且,公投是一般的民主形式,是民主制度下的常规动作。这,又如何谈得上危害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又如何谈得上威胁台海地区的稳定?在这里,我倒是建议温家宝先生能够好好地向台湾的民主制度学习,以确定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的竞选时间表,以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实行的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帝王制、总书记制、变种的现代王朝制、、军委主席垂帘听政制、一党专政胡作非爲制、党控媒体三个代表洗脑制等各种劣制。

    向台湾学习,这是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温家宝应该把台湾经验运用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因爲这实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百分之百的好事情。

    学习台湾经验,中共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比一个中国原则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值得提倡的就是:一个民主的原则、一个自由的原则、一个人权的原则、一个法治的原则、一个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原则、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原则,一个两岸和谐、友爱和平、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其乐融融的原则。

    [温家宝] 去年就在这里,我曾经把社会主义比作大海,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发展。今天我在这里又想把社会主义比作高山,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我想在这里突出讲一下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就确立了政治改革的三个目标:一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二是要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三是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回答]温家宝所说的社会主义,决不是什麽大海,而是阴沟沟;社会主义也决不是什麽高山,而是堆满骷髅的坟墓。社会主义是腥红的鲜血、汩汩的泪水和无穷无尽凄惨的悲剧,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是阻碍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拦路虎与绊脚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给人类带来过任何实际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主义从来就是以其残忍虐杀的暴力,以其无所不在的谎言,以其全社会的恐怖全面彻底地取缔人权、消灭自由、否定民主,社会主义以深入而广泛的人治取缔文明社会所应该或必然实行的法治。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样,甚至比封建主义还要变本加厉地实行极其凶残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草菅人命的阶级斗争,并以一党专政和党魁意志的最高指示在保权维党的过程中维持著腐朽没落红色王朝的苟延残喘。社会主义是肮脏、野蛮与无耻的象征,是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坏制度。甚至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理论创建之前,中国古代的秦王嬴政就是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先驱。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産主义理论不过是把秦王朝的政治制度理论化了而已。

    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可谓血腥、残忍、暴虐,死于非命者达三、四千万之衆。俄罗斯广袤而辽远的土地浸满了由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酣畅淋漓的血泪悲剧。在经历七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统治之后,俄国人民以其英勇无畏和大义凛然的胆略与智慧,终于彻底埋葬了社会主义的无耻制度;

    东欧八国,即前苏联附庸国,也实行了社会主义。但各国人民反抗社会主义暴政的斗争此起彼伏,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九十年代初,在中共六四大屠杀之后不太长的时间里,终于彻底战胜了社会主义流氓政权。获得自由解放的东欧人民,现在正大踏步地迈向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

    柬埔寨布林布特共产党实行的社会主义,以种族灭绝的方式屠杀了二百万左右的柬埔寨人民,占柬国的三分之一人口死于非命,竟使这个东南亚小国成爲屠宰人类的大型屠宰厂;

    朝鲜的金家王朝坚定不移地发下毒誓:一定要实行社会主义不动摇。朝鲜人民以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方式,以每年平均饿死三十万人的速度,向著共産主义的空想坟墓狂奔而去;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军阀割据的武装叛乱巧取豪夺了中华民国的锦绣江山之后,至今已然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其间经历了各种荒唐透顶的毛式运动,其中包括被中共自己否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等等,经历了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经历了江泽民的镇压中国民主党、取缔并迫害法轮功等恶行。据不完全统计,在伟光正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数竟高达八千万之多。中共在屠杀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是比魔鬼还要残暴的领导力量。可以说,极权专制主义的中共政治制度是一架庞大的、时刻都在疯狂运转的绞肉机,社会主义就是这个绞肉机上的冠冕堂皇的和自我标榜的可耻标签。

    至于温家宝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包括集体决策制度、专家谘询的制度、社会公正和公平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试作如下分析:

    集体决策制度,有相当大的弊端。从来就实行一把手独断专行的中共,却常常提出建立集体决策制度的口号,其最终的普遍表现是:谁都负责,又谁都不负责。当有好事时,便都如此这般地表达: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其结果是伟光正沾沾自喜地满脸贴金;当有不好的事情出现时,就一推六二五,谁都不管,谁都管不著,似乎压根就没有人负责似的。这种虚置的集体决策,是无益于任何一项事业走向成功的。虽然集体决策无论在本质上或形式上都好于毛式的个人独裁制,但在集体决策口号之下的个人独裁制或党委书记独裁制,除了起到哄人骗人的作用之外,还能有些什麽值得肯定的实质内容呢?

    笔者认爲,集体决策制似应改爲个人负责制。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集体从来都是虚置的,集体最后还要归结到个人的头上。个人负责制或许能够有效地避免集体决策制所可能或必然带来的责任虚置的现象。个人负责制的负责人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通过提出建设方案的方式,通过显示自己的能力、水平、才学等优良素质的方式而成爲个人负责制的执行者。与此同时,也需要建立相应的、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检察机制、选举机制和罢免机制等社会管理机制。如此,个人负责制就可能或必定好过处于虚置状态的集体决策制。

    中共所提出的集体决策制,几乎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实行过,但口号却喊了几乎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大喊特喊,现在还要如此这般地、不厌其烦地喊。可见,集体决策制始终是中共自欺欺人的一个道具而已。真实的情况恰恰是:集体决策制根本不能得到落实,也只能作爲中国特色爲人民服务的宣传工具。当集体决策给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历史灾难时,逃脱责任的极力辩解或抛出几个倒楣蛋,甩出几个无关痛痒的小人物做挡箭牌,以证明集体决策的伟光正,就是常常发生的故事了。

    可以把集体决策改爲集思广议地讨论、论证、辩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个人负责制。从这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把集体决策虚置的谎言状态转变成个人负责的真实状态。

    专家谘询制度。何谓专家?凡是对某些或某个问题有独到研究、有独到见解的人,都可以称爲专家。但在中共看来,专家常常是一些权力的掌握者或所谓的名人。中共所提出的专家谘询制度,实际上就是向中共官僚或某些所谓的名人提出谘询,让他们拿出意见、办法,就某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形成方案。从中共建政以来的表现来看,专家谘询制度一个是处在可有可无的或者基本上没有的状态;第二个是中共所搞的不外乎是圈里范围内所进行的议论、通报、打招呼,即把中共领导的意图披上一层专家的色彩,以便于使中共的长官意志更有力地成爲人们迷信的伟光正决策。这就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主义,并必然地造成社会财富的重大损失。

    应该把中共这种小圈子、小范围的专家谘询制度尽可能地扩大,乃至于无穷无尽地扩大。要把谘询制度扩大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上去,要发动整个社会的智慧、才学与知识来共商国是,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事业搞得好一些、搞得理想一些。

    温家宝所说的社会公示和公正的制度,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是连影子都没有的,更不用说能否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之中了。社会公示就是要把除了事关军事核心科技等有所限制的国家机密之外的一切都要公开,一切都要透明。要把国家的重大事项毫不隐晦和毫无遗漏地告诉给全体人民。国家的重大事项都要去除神秘化、去除秘密化,即,由伟光正所制定的范围极其广大、内容极其繁多,乃至让人无所措手足的各种各样的禁区、雷区必须极大地缩小,乃至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净尽。像官员申报财産等项,都要以公开的方式做好,以有力地避免权力所带来的贪污腐败。在普通民衆具有不可侵犯的隐私前提下,国家公职人员的一切都要接受公开化的检验。包括其生活在内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受到自由媒体和广大民衆的监督与制约。应该恢复并建立人与人之间被长期破坏了的互信机制。公正制度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公正制度是维护社会互信的切实可靠的保证。

    责任追究制度,应该或必须成爲社会生活的正常之举,乃至于成爲人们的生活习惯。不能再搞王朝制度下权力保护伞那一套了。无论封建主义王朝,还是社会主义王朝,都根深蒂固地存在著朝里有人好做官、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制度劣习。当官做老爷的由于其贪脏枉法或监守自盗或残民以逞或因其无能而导致人民群衆生命财産的重大损失时,也很难或根本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追究。因爲在其后面有庞大的权力保护伞在爲他说话,爲他撑腰,爲他壮胆。于是官老爷就可以异地做官,甚至异地升迁了。在这个城市当不好市长或市委书记,那就转到另一个城市继续当市长或市委书记。如果在某个地方干不好,那就可能调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个部当部长副部长。

    中共一般是不搞责任追究的,除非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但那也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的追究,而不是什麽责任追究。要追究,恐怕得追究中共党魁毛一世。毛泽东是不喜欢也不希望任何人追究他的任何罪恶的。在五十年代末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深怕他的责任被追究,所以他发下毒誓,恶狠狠地说,军队会跟你彭德怀走?我就不信。实在不行,我就要重上井冈山。领导不了解放军,我就要领导红军。活脱脱一副无赖相。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共高官们提出了罪恶同构的基本原理。毛说,我要是有责任(指因刮共産风而饿死人等),那麽你们每一个人都脱离不了干系,每一个在座的人也都有责任,要是报纸天天揭露我们的罪恶,那麽不出十天半个月,我们不就得彻底垮台了吗?

    可想而知,作爲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毛泽东又怎麽能够希望和欢迎最终会搞到他头上的责任追究制呢?可以说,任何极权专制主义者,无论希特勒、墨索里尼、史达林、还是毛泽东、金日成、金正日、邓小平、萨达姆、江泽民等,都是坚决彻底地否定责任追究制度的,都是绝不允许责任追究制度最终搞到他们自己头上的。他们也的确害怕责任追究制度。江泽民当然更是害怕责任追究制度,他比谁都害怕。一追究他,他就要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他就要在中共中央-------社会主义小朝庭里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産王朝制度里面大量地安插亲信,形成一股垄断国家政权的上海帮势力,他还要紧握枪杆子当军委主席。其种种野蛮无耻的表现,说到底,就是爲了躲避责任追究制。中共的官僚制度从整体上来讲,是毫无责任追究可言的,他们基本上做到了昏昏噩噩、无所事事、混时度日。很多共産官僚是什麽事情都不做的,但只有官做得好;除了顶戴花翎之外,也很难让人们感觉到他们到底有什麽真正的做爲。像这样庸庸碌碌的国家行政官僚,应不应该纳入责任追究范围?这些对于中国现代化只能起到破坏和阻碍作用的位高权重的混混们,是不是应该由责任制度给追究一下?要不然,他们岂不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把持著重大权位而耽误中国社会发展之大计、迟缓人类文明之进程?

    [温家宝]第二,我们政府还要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只有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才能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我们要使政府依法行政,做到合理合法,程式完备,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并诚实守信,责权统一。

    [回答]中共政府建政五十多年之后,终于要开始实行依法行政并建立法治政府了,由此可以证明,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后,中共从来就没有依法行政过。中共只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实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统治。究其思想根源来说,就是马列主义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共产党作爲统治阶级的国家等荒谬论断。既然实行马克思列宁所再三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毫无必要受到任何法律监督的顾忌,那就可以爲所欲爲地大搞阶级斗争,那就可以把富裕的人群、有知识的人群、有社会地位和有名望的人群都给统统地斩尽杀绝,以便于爲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无耻、野蛮和暴虐开辟出一条如入无人之境的恐怖与死亡的红色中世纪漫漫的绝望之路。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依靠中共的党法来行事。党法,即中共的一党之私法,是中共党魁的口出法随之法,是无法无天之法,是残忍暴虐的人治;另外,中共也搞了不少适合于中共统治阶级需要的有关法律,都基本上是与人类文明大相径庭和截然相反的红色王朝之恶法。这种恶法是挂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笼套,是红色政权血淋淋的刀把子。这种恶法由于是中共及其党魁的狭隘利益的反映,而不是普遍民意的反映,因而实属非法。中共的法律形成了这麽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无法无天的无法,二是残民以逞且草菅人命的恶法,三是非法。此三点,贯穿于中共进行红色恐怖并创建红色中世纪的始终。

    改革开放之前毫无法律可言,一切都按著社会主义的红色朝庭──中共及其党魁拍脑门的方式、嘴上混气的方式、朝令夕改的方式,总之,以绝对人治的方式对于整个中国大陆实行震荡不已的共産统治。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之后,中共才匆匆忙忙地开始建立各种各样适应于自身统治的共産法律,其中搞了很多不符合中国大陆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而形成了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各种非法之法。

    中共倘若想真正地依法治国,那就必须立即接受十三亿中国人民的严格审定,挑选、认定或否定、赞同或不赞同等合程式的选择过程。说白了就是,中共必须经过竞选而走上执政的国家行政管理岗位。不经过竞选这个唯一的合法方式,中共的执政就谈不上合法,准确地说,中共执政就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政治势力强奸民意似地垄断本属于人民的国家政权,请问,还有什麽资格谈论依法治国?还有什麽可能依法治国或建立法治国家?

    法要合法,法要合良法。中国大陆的一切法律都要符合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不能符合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法律就是反现代化的,就是必须加以根本改造的法律。在摆脱中共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只有实行了能够保障社会稳定与安全的三权分立,中国政府才能称之爲合法的现代化政府。

    [温家宝]第三,我们要接受各方面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社会舆论和人民群衆的意见。

    [回答]在这段话中,温家宝只提到接受中共人大的监督和政协的监督,而没有提到接受人民群衆的监督,只是说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社会舆论和人民群衆的意见。我认爲,这是不妥的。接受监督,首先应该接受反对派的监督,接受不同政治势力的监督。请问,在中共把所有的不同意见消除净尽之后,谁还敢来监督?谁还能够监督?谁监督,就把谁给关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监狱,那还怎麽让人来监督?

    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只允许有一种政治力量,即中共的政治力量,或支援、赞同中共的政治力量存在,而决不允许有反对中共政治力量的存在。这种不允许反对政治力量存在的社会,是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驱逐一切文明力量存在的政治野蛮的社会。无论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也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吹自擂也罢,都是不允许任何反对的政治见解的,也没有任何建设性批判或和平性反对的政治力量从事监督与制约的活动。在中共看来,一切监督中共的活动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华的敌对活动,都是决不允许发生的大逆不道的反动之举,正如江泽民所强调的那样,都应该而且必须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消除于萌芽状态。谁提意见,谁就是右派分子、阶级异已分子、黑五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徒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者。而这些有学有才有志的忧国忧民之士,不是被当作敌我矛盾予以枪杀、予以监禁,就是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送去劳教,或者交由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群衆实行监督改造。这,就是向党提意见、向政府提意见的必然结果。生活是悲惨的、下场是不容乐观的,倒了八辈子或十八辈子的社会主义血霉则是必然的。连意见都不让提,又如何能够谈得上监督?连提意见者都要大祸临头,敢于监督者那还不是要自找倒楣?

    中共如果真正需要中国人民的监督,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我的主意是:立即把被非法关押的一切因言获罪的有识之士等社会精英从黑森森的社会主义牢狱中释放出来,把这些一党专政条件下的政治犯、良心犯待以座上宾,认真听取他们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见、建议,认真听取他们忧国忧民的深刻思考。另外,中共应该明确表态,欢迎流亡海外的学者、专家、民运人士回到中国大陆。海外民主自由的力量将会给中国大陆带来一股欧风美雨的新鲜空气。这无疑大大地有利于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全面变革与根本改造,也必定会给沈闷无聊的王朝制的腐朽没落的共産统治带来安乐死的药物或方法,从而生发出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勃勃生机。还有的就是,中共应该明确地宣布取缔文字狱。让所有的意见、建议等等,都要随心所欲地和大胆无畏地畅谈出来。思想是不可以封堵的,也是封堵不住的;言论是不可以封堵的,也是封堵不住的。实行共産特色的现代文字狱,虽然可能得逞于一时,但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实乃是一种快速自毙或慢性自杀的愚蠢之举。文字狱不允许人们提意见,更不允许人们监督执政党。这是丝毫无益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历史进程的。须知,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允许并鼓励反对力量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政治势力和平共存的良好生态。只有不同政治势力的和平共存,才能形成自然而然的监督,并激发不同政治势力的内在活力,从而形成良性竞争的政治回圈。因此,有必要允许在中共的执政内阁之外出现一个在野的强大监督的政治制度,即影子内阁。影子内阁尽管没有执政的实权,但却有随时执政的可能性,但却有监督、批判、制约执政权力的应有能力。这,乃是使中国大陆政治文明化的极其重要的制度设计。

    如果有反对力量的存在,那就用不著你中共执政者一天到晚地胡吹乱侃,说什麽欢迎监督、欢迎提意见,到时候你不让监督只怕都不行了,因爲现代政治文明已经作出了这种提意见和监督等等的系列要求和内在规定等制度安排。中共总理和中共党魁之所以再三强调欢迎监督和提意见,正是因爲中共的历史和现实根本就没有监督,也不允许提出意见的劣根性所导致。

    [温家宝]我们的原则是,凡是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有利于内地与香港共同发展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去做、全国都支援。

    [回答]如何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中共与广大港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中共确实像其所表白的那样,那就应该允许港民拥有选举自己领导人的权利。如果剥夺港民直选特首的权利而提倡所谓的繁荣稳定,那是不可能的,因爲广大港民民主自由的权利被北京政府给剥夺了,港民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香港特首了,那麽共産极权的稳定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广大港民的愤怒浪潮将会一浪高过一浪地表达出来!零三年七一大游行就是个例子,零四年元旦大游行也是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将会不一而足,且层出不穷!极权专制主义的中共及其党魁总是希望通过压制港人的民主诉求而实现党权稳定的图谋是决然不会得逞的,是注定一败涂地的!

    民主自由的香港是决不会允许北京政府用极权专制的统治方式侵害其自身利益的。这就是说,广大港民一定会以捍卫民主自由的方式显示自身决不向专制腐朽力量妥协的立场与原则。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的正义力量对港人的民主自由之努力予以热烈声援和有力支援!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向香港人民的英勇无畏的正义之举表示由衷的敬意与诚挚的感佩!

    [温家宝]这次修宪,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刚刚完成修改的宪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高票通过,就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爲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回答]温家宝所说的修宪具有的重大意义,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修改了四次,每一次修改都被称之爲有重大意义。修改来修改去,还是换汤不换药的那一套,都是些严重意识形态化和完全政治化的东西。这样的国家宪法由于是中共一手操纵、一手制定的,因而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党法或党魁意志之法。《宪法》在极权专制国家里动不动就要修改,实际上这表明执政者及其代表的政治制度是处在极不稳定的、可以说是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这基本上就是人治状态而不是法治状态。频繁修改的宪法表明了其所规范的政治制度是不符合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是与正常的社会规范和要求大相违背的。《美国宪法》到今天已经二百多年了,一次也没有修改,但却增加了几个修正案。爲什麽《美国宪法》能够保持这麽长时间的稳定,而不是像中国等封建主义传统相当浓郁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制建立的贫穷落后的国家那样,总是要修改自己的宪法呢?这个问题,确实引人深思。美国人民和一切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民,应该感谢美国的立国之父们所具有的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穿越世纪的气魄,应该感谢人类文明的设计师们对于人性之恶洞察秋毫的智慧与能力。正是因爲这些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们超越自我私利的人类关怀,所以才能産生出永恒闪射著不灭光辉的《美国宪法》。

    正如落后倘要改变自身就必须向先进看齐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无疑应该向《美国宪法》学习。学习《美国宪法》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以及包容不同政见的公正而客观的表述,学习《美国宪法》可以用来进行司法操作的基本特征,而去除中共《宪法》不可操作的、类似于政治宣言或政论报告的阐述,学习《美国宪法》建立现代化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而去除中共《宪法》的无益于在中国大陆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禁锢思想的种种严苛规定。

    中共的这次修宪跟以往的历次修宪一样,其意义是微乎其微的,更没有温家宝所说的重大意义。至于温家宝表白的宪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高票通过就是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利益等说辞,与事实显然是违背的,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全国人大是中共立法机构,一切都听命于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人大由于是中共钦定的,故而被人们称之爲举手机器、表决机器、赞同机器。中共的赞同机器自得其乐地自我赞同、自我认定,顶多是反映了中共一党之私的利益,顶多反映了中共党魁的利益,是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反映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全国人民的利益都被中共代表了,都被钦定的全国人大代表了,又怎麽能说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呢?比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硬性地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在原有的垃圾上又增添了新的垃圾,这是在污秽不堪的臭水沟里又倒进了一些新的臭水。

    三个代表是江泽民的发明,就像前苏联统治者------苏共自吹自擂地说,它是苏联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一样,其真实性连百分之一都达不到,其虚假性早已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就是这麽个强行代表的货色──苏共,不是被前苏联人民彻底地推翻了吗?中共的三个代表既不能代表先进生産力,也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不能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三个代表是一党专政实行政治垄断、政权垄断,实行极权专制的独裁表述,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陆的现代法西斯主义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爲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说,中国人民的思想、言论与行动已经被全面彻底地包围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又被放置了一把随时都可以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共暴力革命的枷锁已经牢牢地套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中国人民只能在极权专制主义的严酷统治下任劳任怨地当牛做马,毫无权利地丧失自我,丧失自我地听命于中共党魁的法西斯意志,跌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重的冤薮而被逼无奈地成爲政权奴隶制下的红色奴隶了。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的若干次讲话中曾经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囯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中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共对中国大陆实行共産统治的指导思想。那麽,马列主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理论?在这里,我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马列主义是暴力革命理论。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一百五十多年前,诞生于原始积累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那时只不过是几十种乃至上百种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当时的状态可能就和现在中国大陆进行原始积累的状态差不多。马克思认爲:工人之所以贫困,是因爲他们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夺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暴力口号叫做:剥夺剥夺者。怎样来达到这种剥夺剥夺者的目的呢?马克思在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阶级斗争不是我的发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我的发现。马克思说他找到了一条从原始资本主义到达共産主义的中间道路,这个中间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中间道路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对整个社会实行无産阶 级专政。马克思在《(歌达纲领)批判》的文章里写道,在共産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必须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拿来进行二次分配,实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马克思认爲:共産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可以发现其理论的重大缺陷。首先是马克思把工人的体力劳动与资本家的脑力劳动等同起来。马克思看到资本家与工人在时间消耗上的一致性,而没有看到两者劳动的天壤之别。现在一般人很清楚,而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马克思远远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是,资本家具有工人所没有的生産要素,例如资本要素、智慧要素、管理要素、技术要素等等,而这些要素乃是资本家推动生産力发展的具有决定性的革命力量,当然也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所根本不具备的,因而资本家的富裕,就不能像毛泽东所无比痛恨的那样,也不能像马克思和列宁所极尽歪曲描述的那样,是必欲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

    资本家对于社会生産力的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当然也应该通过相应的法律手段,通过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等方式使广大劳动者各尽所能地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相应的福利待遇、工资报酬以及较爲完善的社会保障。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所持有的不同政见,业已更正了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存在著的忽视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不良做爲,资本家阶级及其作爲代理人的资产阶级政府已经吸纳了对于自身批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故此,现在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更侧重于对弱视群体的关注,另外,对弱势群体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都基本上达到了相对和谐的程度。有鉴于此,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马克思的论断来评价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能不充分地显示出严重脱离实际的不伦不类和荒谬可笑,也必然误入马克思主义极其武断的空想之中。这就是说,现实的社会状况与马克思笔下所描述的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爲,在把资产阶级剥夺之后,应该用作爲国家统治力量的无产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其结果就是使社会生産力疾速下滑,并且使生産资料的産权极不明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等国成爲现实,是因爲这些国家都极其严重地存在著封建主义及其王朝的极权专制主义传统,都保持著“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国家主义心理意识,都基本上认同皇帝及其代表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权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取得了胜利,是因爲这些国家的贫穷落后的人民对财富及其拥有者怀抱著普遍的杀富劫贫的嫉恨心理。在人们不能通过合法的正确途径发家致富的情况下,社会上的某些边缘人物就极有可能聚集起来,尤其在某种崇高名义的蛊惑下,肆无忌惮地和无法无天地对于先行富裕起来的人们,如地主、资本家、富农等进行非法的剥夺,并且以国家的名义或人民的名义从事著这种大肆侵犯人权的野蛮的犯罪活动。这种集体性的大规模的侵犯人权并灭杀人权的犯罪活动,竟令人匪夷所思地被冠之以堂而皇之的革命?!真乃直把魔鬼当上帝!

    资本家、地主、富农等有技术、有管理能力、有致富门路的先进群体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而率先走上富裕的道路,从而树立了增进物资文明,也增进精神文明的榜样。其存在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是有正面意义的。由一小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成爲富裕者,那麽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会受益无穷。当把依靠自己的能力富裕起来的人群打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时,正是整个社会大踏步地迈进野蛮、贫穷、落后、愚昧的社会主义就是好的海市蜃楼并爲美丽的空想肥皂泡而狂荡不已地发疯之际;当剥夺公民的个人财富、生命与希望等成爲共産革命毫无廉耻的反文明特征时,社会倒退的车轮就加速地狂奔起来!

    共産革命忽略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即,只有每一个国民富裕了,那麽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大大地增加。每一个国民的富裕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富裕的基础,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通过雇用劳动而使受雇者受益,同时也使雇主获得丰厚的回报。这种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在地主与雇农之间所産生的契约关系,是自然而然地生成的十分正常的经济关系,是社会生活中应该出现并普遍存在的无可厚非的经济现象。然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是打乱一切正常的自然经济现象,并阻止自然经济顺利发展的符合人性的正确途径。马克思语焉不详地所说的国家二次分配,不能不恰好适应了封建王朝的国家极权制。在马克思进行国家二次分配的观念提出的两千多年前,在世界古老的东方,在炎黄子孙生活的大地上,由秦王赢政统治的封建主义秦王朝就已经开始实行马克思二千多年后所说的国家分配了。由此可以判定,马克思主义作爲封建王朝的系统化学说和理论,乃是适应于专制极权需要的陈腐教条。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一味强调镇压的极其野蛮的暴力体系,是非人性、反人性并且是灭绝人性的残酷而血腥的理论根据,是引发人类生命大面积死亡的战争动员令。国家政权不应该像马列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国家政权应该是所有阶级、所有人群、所有公民爲维护自己的权利、爲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代表机构;国家政权应该在民衆中间通过合法的途径産生出来,而不应该像中共那样依凭军阀武装割据的方式掠夺过来,不应该像俄共那样依凭武装暴动所搞的政变而自行掌权。包括中囯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通常依靠暴力非法地建立政权,之后又不得不用刺刀、手铐与监狱等恐怖手段来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持非法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在合法性问题始终成爲共産头目焦虑不安乃至梦魇的情况下,无事生非地制造运动,并通过运动制造灾难,就不可避免地成爲共産专制政体自我运行的基本方式。嗜杀是其重要的本质表现。镇压是其正常不过的拿手好戏。强辞夺理只是其肆意滥权的微不足道或不足挂齿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枉顾民意且漠视民衆疾苦,一切围绕著权柄转圈,乃是整个社会荒唐复荒唐的旋舞。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党权至上,党国一体的混淆视听与胡搅蛮缠,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经典表述,更被列宁及其继承人--------史达林发挥到灭绝人性的极至。其祸害源远流长,委实难以尽述!

    列宁是苏联布林斯维克(联共布)与前苏联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叫做:民主集中制。列宁一手开创了苏维埃时代的血腥与残暴的大规模共産主义实验。惨剧一演就是七十年之久,但却以彻底崩溃和全面失败而告结束!

    列宁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应用在贫穷落后的俄罗斯的专政学说。列宁以无所不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所不在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式一手开创了取缔民主自由、灭绝人权法治的红色中世纪。根据前苏联历史学家和诸多学者的研究认爲,作爲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列宁以及列宁主义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列宁是名副其实的共産红色沙皇。列宁主义认爲,只有对持不同政见者,对所有拥有财産的富裕者实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即实行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保持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才能使子虚乌有的工农联盟和苏维埃制度永远地与世长存下去。列宁主义还认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党专政,能够卓有成效地贯彻无产阶级的领袖意志,并把党的集团利益以人民的名义、实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利最大化与极端化,从而使党的领导在不受任何干扰,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横行无忌且挥斥方遒地无所不用其极。

    列宁主义创始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林斯维克(联共布)在一九一七年俄历十月,利用渥伦斯基爲首的资产阶级政府还未站稳脚跟,俄国社会民主自由的思想意识尚末成形、更谈不上稳固之机,一手策划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这次政变被称爲所谓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是以列宁主义爲标志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农奴制的俄国实现了全面而彻底的复辟。其特点是用野蛮驱逐文明,用暴力取代和平,用鲜血、泪水和死亡绞杀人性、良知、理想与正义。

    列宁主义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且给前东欧八国和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等国也同样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从这种意义上说,列宁主义是把人类文明拉向倒退的野蛮、无耻、血腥的暴力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马列主义写进自己的内容,就是把马列洋教当做人造的神明而对中国人民进行束缚、进行禁闭。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耻大辱,这是中华民族自我堕落的标志。马列洋教作爲暴力革命的系统化理论和释放兽性之恶的学说,是根本不符合人性的,是蔑视、否定、围剿并取缔人权的,是无助于中国人民进行全面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鉴于此,马列洋教必须从神洲大地上被彻底地清除出去,以恢复中国人民心灵的纯净,以归还中国大陆应有的清爽。马列主义不除,中国就毫无希望可言,中华民族的美好理想就会统统地泡汤。

    就马列洋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毛泽东思想而言,可以认爲,毛泽东思想是残害中国人民的封建帝王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所见无多的残暴兽性大本营。毛泽东思想作爲农村军事战略的战争谎言集大成,是胡搅蛮缠、总是他有理的猴王思想。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或主要是围绕著夺取政权,如何搞好工农武装割据和武装叛乱的土匪思想、流寇思想。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过是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均田地等口号的现代翻版而已,不过是朱元璋实行封建主义统治的现代翻版而已,不过是李自成太平天国大顺皇帝的现代翻版而已。毛泽东思想是毫无现代文明价值的充斥著暴力、谎言、恐怖的歪理邪说,是不乏兽性、匪性、痞性的肮脏无耻的垃圾场。

    毛泽东在对中国大陆实行了二十七年之久的独裁统治之后,在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之后,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以八十三岁的高龄终于老死于任上。不久,邓小平通过宫庭政变的方式,废黜了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邓小平是被毛泽东整治过的中共要员之一,他比较清楚地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在与以华国锋爲代表的两个“凡是”派的斗争中,邓小平充分利用了当时风起云涌的以北京西单民主墙爲标志的非毛化运动。如果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囯共产党的罪恶在那时能够得到彻底清算的话,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有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包袱沈重,举步爲艰,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的事业就有可能轻装上阵,而且早已步入正轨。邓小平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爲了维护其最高统治的既得利益,他却匆忙地调转船头,强行终止了非毛化运动,并提出了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 企图以此来剿灭中国人民追求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

    邓小平作爲中共统治的另一个独裁者,虽然在统治的方法上与毛泽东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区别,但本质上却具有与毛泽东毫无差异的一致性,比如,他也反对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但实际上却实行了没有职务的垂帘听政的终身制。在经济方面,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共不得不顺应普遍的民意而给予民衆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但在政治上仍然与民主自由的世界趋势背道而驰。邓小平在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等方面运用自如,也的确给毛时代所严重匮乏的社会自由度方面松了绑,但从整体来看,由于没有彻底非毛化,因而邓小平最后又回到了毛泽东独裁统治的老路上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一手导演、一手策划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大屠杀,一意孤行地造成了和平请愿的北京市民和忧国忧民的大学生们泱泱之衆的死亡与伤残。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囯共产党凶狠残暴的法西斯主义本质特征。

    作爲一介赳赳武夫,邓小平是没有什麽理论的。摸著石头过河,难道也是理论?不管白猫黑猫,逮著耗子就是好猫,难道也是理论?除了摸论和猫论,邓小平还有什麽样的思想创见可言?没有。统统地没有。况且,摸论也好,猫论也罢,与真正的理论,还相差大约十三亿个光年的距离。简言之,邓小平的理论等于零。江泽民之所以赶鸭子上架地把难以自圆其说的邓氏讲话称之爲”理论”云云,完全是爲江泽民自己频临危机的极权统治寻找到貌似合法的理论根据。因爲江泽民作爲共産三世儿皇帝,是由二世先皇邓小平一手扶持起来的。哪怕出于感恩戴德的心理,江泽民无论如何都要东拼西凑出一个四不像的”邓小平理论”。什麽”邓小平理论”,简直是胡言乱语!”邓小平理论”,是对于人类智慧结晶-----理论的最大污辱!

    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荒谬绝伦的,是不符合现代国家法治精神的,也不符合宪法学所要求的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的相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太多的问题,可以说是缺漏百出、千疮百孔,毫无水平可言s。

    爲了使中国大陆走向全面现代化,爲了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就有必要立即废除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创建出一部符合全中国人民意志的、通过全民公决産生出来的现代化新宪法。因爲诚如我们所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人治的産物,而没有任何法治的特征;是独裁的産物,而没有任何民主的特征;是强权的産物,而没有任何人权的特征;是反文明的野蛮标志,而没有任何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这样的一部十分成问题的《宪法》,这样的一部叫做《宪法》的货真价实的手铐、脚镣等桎梏,留著它难道还能让中国人民作茧自缚不成?难道中国人民被这部恶法害得还不够深重、倒楣的还不够?中国人民难道还要在它的威逼利诱下继续与时俱进地遭苦受罪吗?难道中国人民还要在共産统治的罗网下垂死挣扎,心甘情愿地做奴隶?温家宝所说的这部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这个意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它是党法,是党魁之法,但却强暴著中国人民的思想、言论以及行动。这种恶行,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温家宝]我一直认爲反腐败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政府把反腐倡廉作爲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准备抓三件事。第一就是要建立教育、法制和监督的防御和反对腐败的体系。第二,我郑重向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保证,要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坚决处理贪污腐败分子,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第三,我们把涉及群衆利益的八项工作也作爲反对腐败的一项重要内容。

    [回答]在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两难选择中,到底是反还是不反?到底是口头反而实际行动不反或根本就反不了,到底是抓几个官僚以糊弄百姓,还是全民彻底反腐败?这些问题都必须加以正确回答。确实,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但爲什麽中共越反腐败,腐败就越猖獗?越高调宣传反腐败,腐败分子爲什麽却像下水道里的污泥浊水一样地层出不穷?问题何在?温家宝对此并没有给出明晰而准确的答案。无论建立防御和反对腐败的体系也好,还是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或处理贪污腐败分子也好,再或者把涉及群衆利益的八项工作也作爲反腐败的一项重要内容也罢,这些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大陆腐败的根本问题,顶多或许可以解决反腐败的某些皮毛问题、支节问题。既然温家宝不肯明确说明反腐败的根本问题。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包括温家宝在内的各位共産高官:腐败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极权制度,就在于王朝式的专制体系,就在于一党独裁和一党专政的组织架构。只要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不改,那麽反腐败就是糊弄老百姓的虚假之词,反腐败就是贼喊抓贼的滑稽可笑之举。只有改变极权制度,只有改变社会主义王朝制,只有改变一党独裁、一党做大、一党专政的垄断权力,反腐倡廉才能够真正地落到实处,反腐倡廉才能具有实质性的良好开端。

    爲了防腐、反腐,就必须允许并提倡与执政党对立的反对力量的存在,就应该而且必须让持有不同政见的个人、组织等力量形成对执政党的批判能力、制约能力、监督能力。

    没有反对党的反腐败,没有反对力量的反腐败,就像历史上历代王朝所做的那样,只能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要反腐倡廉,除了反对党的必要存在之外,还必须寻求整个社会的监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允许私营办报、办杂志、办广播电台、办电视台,总之应该允许私营媒体的蜂涌而出,以形成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如此,贪污腐败分子才不可能或不能够肆意妄爲。因爲只要大家都来说真话,那麽任何权钱交易的猫腻和权力寻租的黑幕等等就会受到广大民衆无情的批判和坚决的抵制,所有的黑幕就会淹没在整个社会的愤怒声讨之中。

    要反腐倡廉,最关键的就是:应该而且必须对中国大陆现行的政治制度实行全面改革,要把实行已久的权力任命制改爲权力竞选制,要把桌子底下的政治权谋活动都给统统地擡到桌面上来,要使所有的政治活动及其形成的政治权力达到公开化和透明化的应有程度。决不允许政治活动及其形成的政治权力像现在的中共所做的那样,都是桌子底下的干活,都是秘密展开的宫庭特有的无耻阴暗的勾当。

    现在的中国大陆,腐败已成社会化的燎原之势。可以说,无处不腐败,无时不腐败。各级政府部门、各政府头面人物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窃取的权力大肆吃、拿、卡、要,凭白无故地增大了本来不低的社会成本,严重地影响了各项事业的进展,业已变成阻碍社会生産力发展的极其巨大的惰性力量。

    [温家宝]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往来。

    [回答]中国外交,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输血革命,即毛泽东采取的支援世界革命的路子。毛泽东的路线基本上是慈喜太后的外交路线。毛泽东与慈禧太后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主动支援,后者是被动赔偿。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在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竭力反对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后来又来个l80度大转弯,开始反对苏联,企图做反对超级大国的所谓第三世界的龙头老大。毛泽东所采取的国家政策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穷国之欢心。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动辙几十亿、上百亿地支援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等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诸多高喊“毛泽东万岁”的小小穷国。这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劣行,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中国仍然不惜代价地大搞金钱外交,用以打压台湾。

    毛泽东时代,在中国人民半饥不饱的情况下,毛泽东及其外交路线的执行者、中共前总理周恩来竟把大量的民脂民膏无偿地输血给别的国家。此种叛国之恶行,实在是令人发指的重罪。对此,应予彻底结算!

    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中国大陆像铁筒式地自我封闭起来,尤其是错误地参加了所谓的抗美援朝而与文明世界的正义力量相敌对,不但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民伤财,无端损耗百万之衆的中华优秀儿女,而且还铸成了金日成、金正日父传子袭的朝鲜特色社会主义金家王朝。由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囯共产党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敌对,因而使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使得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事业遭到了广泛而深入的重创。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七十年代初,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当时的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准备就日本的二战侵华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战争赔款。毛泽东及其外交路线的执行者周恩来却以不看重历史,要看重未来的名义断然加以拒绝,从而使日本侵华找到了中共所允诺的某种理由。这也正是后来日本文部省把日本侵华篡改成“进入”这个所谓教课书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日本政府对华战争赔款的决定,是否定日本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损失的历史事实。是出卖中华民族主权利益的卖国行爲。这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囯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的罪行之一。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执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有所不同的外交路线,逐渐停止了毫无意义的输血(支援某些穷国)的做法,缓和了与前苏联的关系,继续扩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故而形成了开放的良好态势。开放,主要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是对那些被我们批判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当时有一种说法,是不要横向比,而应该纵向比。这是中共元老李先念、杨尚昆提出的歪理邪说。所谓的不能横向比,就是不要跟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因爲一比,我们就落后了,我们的残缺不全、漏洞百出的问题就会逐渐显现出来。据说,横向比不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因爲一比,就自惭形秽了。按照中共元老们的说法,我们必须纵向比,就是跟历史比,似乎一比,我们倒自我感觉良好了,似乎又能增加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了。这种由中共元老提出来的不要横向比而要纵向比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愚民之术,实际上是让我们安于现状、无所作爲、不思进取的冠冕堂皇的托辞。

    中华民族要追求自身的现代化,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作以横向的比较,就应该向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不但要学习这些国家的新技术、新的生産方式,而且还要学习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舆论方式,以及所有增进人类物资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好观念、好思想、好方法。要采取全盘的拿来主义方针,而不仅仅学习其先进的生産方式,不能像中共的开放那样,以维护一党专政的私利爲目的,掩耳盗铃地杜绝一切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制度,如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和舆论自由,以及一切先进的思想观念,如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中共长期以来竭力批判、严厉防止和平演变的所作所爲,是与世界民主自由的发展趋势大相竞廷,并且是背道而驰的。

    只有在中国大陆实现符合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和平演变,中国大陆及生活于其上的中国人民才能够摆脱共産奴役的束缚而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之中。在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一定要以美国爲师。在处理对外关系的一切活动中,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应当是重中之重,是关键之关键。

    中欧关系。中国对欧洲大陆各国的外交关系应该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中国应该学习欧洲国家的民主自由传统。在经济上,欧洲与中国大陆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应该积极与欧盟建立广泛而深入的关系。

    中俄关系。俄罗斯是中国近邻。历史上沙皇俄国对中国犯下了诸多侵略罪行,大量地侵占中国土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列宁及其代表的布林斯维克{联共布}说是要归还沙皇侵占中国的大片土地,但说而不做,言而无信。不但没有归还中国的一寸土地,相反,还不断地蚕食中国的东北、新疆等地。前苏联共产党扶持中囯共产党,并使之成爲对合法国民政府日益扩大的叛乱力量,在中国大陆克隆并复制前苏联的红色极权模式之后,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悲剧愈加深重。

    俄罗斯成爲列宁主义和史达林主义严酷而暴虐统治的重灾区。在经历三、四十年代的大清洗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腐朽老迈的前苏共领导人走马灯似地老死于任上的七十年共産统治之后,俄罗斯人民终于冲破重重阻力,摆脱了共産极权的困扰和束缚,英勇无畏地踏上了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

    中国大陆与一个自由的俄罗斯所进行的交往,应该以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爲原则,而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更不能在损害一方利益的条件下来维持相互之间非平等的外交关系。

    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囯共产党出于某种政治利益,例如打压台湾之需要,越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擅自与俄罗斯签定卖国条约,使中俄历史上所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合法化,而使其中所规定的沙俄对中国领土江东六十四屯以北的小兴安岭等将近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的侵占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得到中共现政府的追认,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追索祖先财産的希望完全彻底地破灭。作爲前苏联克格勃秘密警察的内线,江泽民出卖中国的利益给俄罗斯,这种罪恶是不难理解的,同时也证明江本人及其领导的中囯共产党背叛并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可耻之举。对江泽民的这种汉奸行爲,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案追查,并郑重宣布:卖国贼江泽民出卖中国领土的行爲无效,并通过法律文书的形式照会于俄罗斯有关方面,以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利益。我认爲,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并扩大与俄罗斯平等互利的关系,完全可以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印关系。印度是中国近邻。中国人口和印度人口加在一起差不多占有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印度人口有十亿,中国人口是十三亿。印度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学习,比如,印度的软体业就非常发达,可以说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印度的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影视娱乐业等方面,都很先进,都值得一学。中国的人口那麽多,软体业还不如印度。印度实行的是多党制,这一点也比中国大陆的一党制好上不知多少倍。从社会生活的自由度方面来说,印度也是远远好于中国的。与印度相比,中国一个是人多,第二个是谎言多,即伟光正英明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多,其他就没有什麽了。如果中国大陆仍然恪守社会主义王朝制,在印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中国被印度远远地抛在后面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我们与印度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作爲中国近邻,东南亚各国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深受红色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受其害。有些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等由于紧跟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各国均遭受了极大程度的伤害,致使各自国家的华侨也不明不白地受到株连,并蒙受其难。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囯共产党在各个国家所鼓动的共産宣传和共産革命,使得很多国家及其人民十分反感,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排挤华侨、屠杀华侨的惨烈事件,如印度尼西亚等国就是这种状况。改革开放之后,毛式的输出革命方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但历史悲剧已经铸就。柬埔寨的共産头子布林布特及其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把七百多万柬国人民竟屠杀了二百万左右。可见,毛泽东思想是多麽的残酷无情!也具有多麽令人难以置信的杀人不眨眼的伟大力量!以柬埔寨摆脱共産恶魔,走向自由选举的民主制度爲契机,东南亚各国人民正逐步挣脱暴力革命的恶劣影响而走向文明社会的正轨。越南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虽然步子不太大,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只重视或提倡经济改革,而不允许政治体制改革。越共和中共都希望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只能形成令人贻笑大方的极不理想的状态,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目的的。东南亚各国组成的联盟,以前的名称叫做不结盟运动,现在这个组织仍然存在,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例如在防治SARS疫病、防治禽流感等公共卫生的防治方面曾经举行过不同层级的高峰论坛会议,协调共同行动的立场,防止恶性事态的扩大。在反恐、反毒品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良好作用。

    中日关系。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对中华民族造成过巨大的伤害。日本军国主义不但对中华民族,也对亚洲各国均造成过程度不同的巨大伤害。这主要是因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追求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实现军事扩张的战略野心。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爲了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日本人民应该了解真实的历史。只有恢复历史的真实,并在此基础上使正义得到伸张,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实;不承认历史的真实,无益于开辟出光明的未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仍然保留天皇制。但天皇制仅仅是一个牌位而已。日本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实行首相内阁制的民主政治制度。由于战败国的地位,日本不得拥有军队,因而日本人民能够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发展,竟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就把日本建成爲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国。日本的技术发达、先进,日本的産品质量高、过得硬,日本的自由经济及其导致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很多优点,都是中国人民应当虚心学习的。对日关系的主要障碍,来源于毛泽东、周恩来由于拒绝日本侵华战争赔款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目前,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青年一代友好相处等方面上来。在保卫钓鱼岛主权问题上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决不允许日本的极右势力逐步蚕食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大陆应该支援港、澳、台以及中国人民的保钓要求。

    中朝关系。朝鲜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之爲邪恶轴心国之一。美国之所以把朝鲜称爲无赖国家,是因爲朝鲜政府是极权专制的共産政府,是对内压迫人民,对外敲诈勒索的胡作非爲的和毫无廉耻的流氓政府。

    作爲同样意识形态的共産国家,中国一直支援朝鲜,并作爲朝鲜的坚强后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实际就是用中国人民的血肉之躯堆砌了一座没有人性、更毫无道义的独裁政权,实际上就是在朝鲜建立了一个封建社会主义专制独裁的金家政权。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囯共产党对朝鲜实行的全方位援助的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极大地损害了朝鲜人民的利益,并对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不应有的威胁。其罪恶结果,是朝鲜私自开发、试验核武器。其严重威胁文明社会与周边国家的图谋,业已昭然若揭。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充分表明了中文成语,叫做“一丘之貉”或“惺惺相惜”的基本含义。

    哪怕考虑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中国也必须改变对朝鲜实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支援政策。必须改弦更张、重起炉竈。中国应当首先使自己自由化、民主化,并用自身的良好形象影响并带动同样是共産极权国家的朝鲜,使之早日走上摆脱奴役的健康之路。

    中伊关系。在萨达姆统治伊拉克的二十多年间,中共外交一直以主权大于人权的名义纵容、支援,并乐观其成萨达姆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专制主义政策。中国大陆的极权专制主义党和伊拉克的极权专制主义党仿佛是一奶同胞,长得十分相象。中国大陆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伊拉克的极权专制主义者萨达姆又是同志加兄弟、战友情义深。在迫害并屠杀各自国家的人民方面,他们各显其能、互不相让。两个极权专制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是两个本质上毫无差异的王朝制国家。因此,中共及其领导人支援萨达姆的所作所爲,也就没有什麽值得奇怪的,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了。

    但极权专制主义政体所认爲的正常,却恰恰是反文明的野蛮,恰恰是反人类的兽性主义大发扬,恰恰是反现代化的落后和愚昧之表现。因而实属极不正常、极不合理的胡作非爲。

    美英联军二零零三年三月开始了解放伊拉克的自由行动。这个重大事件标志著人权战胜主权的文明价值是不容否定的,人权终将战胜蔑视人权的主权这一现代意识应当成爲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美英联军摧枯拉朽地仅用三个星期就捣毁了萨达姆极权主义的老巢,风卷残云地扫荡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腐朽而阴暗的统治,推翻了遍布于大街小巷、大搞个人崇拜的两、三千万座萨达姆雕像和画像等极权专制主义的标志性建筑,解放了深重灾难的伊拉克人民,从而使伊拉克从暴政的血腥与泪水中,从手铐、脚镣等桎梏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伊拉克人民获得了他们盼望已久的自由。对此,中共政权则不免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逮捕了伊拉克军委主席萨达姆,中国的军委主席江泽民虽然心里不免慌慌然,也的确不是他所乐意见到的,因爲中国的军委主席和伊拉克的军委主席实乃是同命相连,一路货色。他们共同面对的下场,实在不容乐观。

    对于伊拉克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则是欢心鼓舞的。伊拉克在摆脱暴君和暴政的阴影之后,必将以人性的自由显示自己久被压抑的创造性力量,并爲中东地区的民主化作出一个很好的样板。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从此将打开一个新局面,这就是:积极参与伊拉克重建,与之广泛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以达成互相了解、互通有无、互利互惠,以实现两国人民共同希望的共同发展、和平、安全与稳定。

    除了与上述国家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之外,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如与南美洲、与非洲等国家与地区的交往,也应当予以应有的重视。中国应当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以一九八九年中共在北京天安门的大屠杀爲标志,由于受到了国际文明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国外交因而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挫折和惨烈失败。九十年代初,由于全世界范围的共産政权纷纷垮台,告别专制而走向民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失道寡助、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境遇之中,因爲对自己统治下的人民肆意屠杀的野蛮政权是不可能爲国际文明社会所欢迎、所支援的,是必将遭到所有热爱和平的正义之士严加痛斥并予以适得其所的回击的。

    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频临垮台而又千方百计地用刺刀与谎言加以维持的状态下,中共实际上的掌门人邓小平于是提出了一个叫做“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即,面对世界民主自由的历史潮流,沈著冷静地做垂死挣扎;面对国内外正义之士对中共独裁的愤怒吼声,一定要掩耳盗铃地自欺欺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多党制已成遍地开花之势的历史关头,中共要坚持一党专政的稳定不放松,要五十年不变,要一百年不变。邓小平在外交政策上韬光养晦的政策,是与其所制订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相当大的矛盾之处的,也与中国应有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并对于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家庭造成了一定程度乃至极大程度的阻碍。“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却带来了诸多道义上的实际损害。比如在北约解决科索沃的问题上,中国就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支援战争罪犯米洛舍维奇,而反对北约制止南联盟对科索沃境内阿族的种族大屠杀。中国由此完全站在反文明的罪恶一方;比如在对待美国解放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的战争,中国也同样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支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而反对以美英联军爲代表的国际正义力量对极权主义邪恶势力的应有惩罚。这些都在在说明:邓小平所谓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是与现代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正义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的,是无所作爲的缩头缩脑的外交政策,是漠视中国人民利益并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外交政策。有鉴于此,面对世界民主发展大趋势,中国倘若希望有所作爲,就有必要更正或摒弃邓小平所谓“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必须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外交应当以维护正义、远离邪恶,向发达国家靠拢,与无赖国家分离爲基本的行爲准则和必备的外交理念。积极而不是消极,全面而不是部分,深入而不是肤浅地参与维护世界和平、繁荣、稳定与安全的国际事务中去。

    [温家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所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的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回答]温家宝不像第一次就任中共总理时在记者招待会所说的那样,是什麽”党和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这次他把中囯共产党对北京大学生和北京市民所展开的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说成是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看来是有了那麽一点点嘴上混气的历史进步。对此应当表示谨慎的欢迎。温家宝应该知道,大屠杀就是大屠杀,既不是当初所说的什麽“反革命暴乱”,也不是后来偷梁换柱的什麽“严重的政治风波”甚或“风波”。六四是大屠杀,你这个中共总理懂不懂啊?是中共一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中囯共产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北京制造的大规模屠杀,是以所谓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名义进行的。因爲在中囯共产党看来,所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说真话的行爲、请愿、上访、游行、示威等等,只要是极权专制主义的共产党及其魁首不高兴、不喜欢的,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一概地指斥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

    一九八九年发生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是以大学生爲先导,以社会各阶层声援,由广大民衆积极参与的摆脱极权专制束缚,争取更大民主自由的和平抗争运动。这个民主运动的形式是现代化的,这个运动的本质是现代化的,这个运动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的。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现实的中国人民不再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民了。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已经逐渐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王朝是不符合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的,是无益于中国人民实现自身权利的。中国人民已经逐渐从一党专政所精心设置的莺歌燕舞的谎言中走将出来,从野蛮无耻的共産暴力中走将出来,从横行霸道的共産恐怖中走将出来。这一伟大的民主运动,就是要按照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基本内容,例如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改造中国大陆极其糟糕的社会主义政治现实,并开拓出中国人民自立自爲的政治文明新时代。这就是说,以现代意识爲先导,中国人民要建设一个全面现代化的新大陆!

    邓小平非常害怕这一点,他并且明确地指出: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看得没错。建立具有普世文明价值的、叫做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好,叫做破除大一统共産体系的未来联邦制国家也罢,其目的就是要摆脱业以实行了四十年之久的共産极权的王朝制束缚,而建立一个没有共産奴役、没有极权压迫、没有专制滥权的新型社会,建立一个人人都可以免除经济匮乏之恐惧、免除思想言论表达之恐惧、免除自由信仰之恐惧、免除强权压抑之恐惧,而自由自在地生活的公民社会。这种爲广大民衆所欢迎的崭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又怎麽能够被极权专制主义的垃圾塞满了死脑瓜骨的邓小平以及既将带著陈腐观念进入棺材的中共实际掌权的大老们所认同呢?他们无论如何都是要与青春洋溢的思想、言论以及行动作以垂死挣扎的。他们除了能够爲捍卫自己窃国大盗的权力而凶煞恶极地挥舞刺刀,狠狠地刺向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像之外,还能够干些什麽有益于中国大陆全面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工作呢?他们除了能够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和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们展开刺刀见红的法西斯镇压行动之外,又如何能够爲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言论解放以及行动解放作出任何值得一提的一丝一毫的贡献呢?这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畜牲,甚至连畜生都不如的杀人狂魔。这些中囯共产党的流氓无耻的窃国大盗终于举起屠刀向著中国人民大开杀戒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最惨烈的一幕终于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面前血淋淋地拉开了。爲了保权维党的阴暗狭隘的心理之需要,爲了极权专制主义者个人或小集团肮脏无耻的私利,他们竟置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于不顾,强词夺理、欲盖弥彰和信口呲黄地胡说什麽北京大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和平请愿之活动是”反革命暴乱”?!

    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反人类阴谋集团竟非法调动三十万野战军,在五月二十日对北京这个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行千古未有的大包围,并分兵向著天安门广场进发。但英勇的北京市民却纷纷劝说各路进军的将士,使中共中央围剿自由民主运动的图谋迟迟不能得逞。经过长达半个月之久的对峙,在民衆的愤怒抗议声浪愈益高涨的情况下,以邓小平爲实际领导的中共中央,在五月末搞了一次现代宫廷政变,即以非程式的权力更叠之方式废黜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而匆忙任命镇压《世界经济导报》的江泽民接替中共总书记的职务。五月三十日开始,江泽民就开始秘密行使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能,他戴著个大口罩,坐镇于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等秘密之处,直接布署用地铁、用运输车、用直升机等方式,把所谓的平暴部队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运进北京,并一手导演了“六四”大屠杀的惊天血案。

    江泽民是所谓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幕后最大凶手。从一开始的镇压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最大的政治风波,再到没有任何修饰辞和限定辞的光秃秃的“风波”表明:即使是杀人屠夫的中共党魁──幕前或幕后的凶手们也都逐渐意识到:“六四”实在是象豆腐渣一样提不起来的十分可耻的事情。“六四”使杀人集团的中共统治集团感到难堪,使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陷入到奇耻大辱的创痛之中。国际上所有的正义力量对于中共惨烈血腥的一幕更是难以忘怀,连杀人不眨眼的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江泽民都羞于议论“六四”,他们都知道自己流氓无耻的本性是多麽地遭人痛恨,更不用说那些有良知、有人性、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了。

    “六四”是悲剧,是耻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现代王国的具有标志意义的大灾难。最近在国际互联网上流传的一封信,是由抗SARS疫病的英雄人物蒋彦永医生所写,并首先刊载于著名的网路杂志《黄花岗》。他以自己在医院里亲眼目睹并参与抢救近百名死难者的经历,要求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爲十五年前发生的“六四”惨案正名。蒋彦永作爲一个有良知、有道义的知识份子,直言不讳地要求爲“六四”正名,而不是诉求中共统治者搞所谓的平反,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正名,就是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对“六四”事件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而且必须做的事情,也是可以禀持自己的良知、道义和做人的最起码准则予以基本判断的事情。

    大屠杀应不应该?不应该。杀人好不好?不好。剥夺中国人民的权利行不行?不行。中共统治者用稳定的名义杀中国人民是不是错误,是不是罪恶?是错误,是罪恶。诸如此类的类似于一年级小学生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而又明确的、一点也不复杂的问题,怎麽到了中国大陆就成爲十分难解的,甚至比爱因斯坦相对论还要更加难解的问题?怎麽到了共产党的红头文件那里,到了把持国家政权的窃国大盗那里,这麽简单的问题就变成了比哥德巴赫猜想还要复杂得多的问题?这,请问还有没有一点人性?这,请问还有没有一点道义?这,难道还需要天打五雷轰或山呼海啸的大声疾呼吗?这,难道还需要耳提面命,象师塾老先生那样非得用竹板来使劲地敲打那些贪官污吏的手掌才能说得个清楚吗?

    其实,早在十五年前,有些人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中共实际上是毫不客气地统治十几亿共産奴隶并极尽杀戳的巨大绞肉机。只不过普通的中国人仍然怀抱著善良的心愿,期望杀人集团的中共能够回心转意,最起码有一丝良心的发现,最好不要表现得那麽残暴粗鲁,最好不要兴师动衆地用隆隆的坦克去碾压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至少不要用极权的刺刀去捅破中共用几十年的谎言所堆砌的那麽一张薄薄的专制之纸。“六四”一镇压、一屠杀,搞得整个世界都很震惊,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共産主义的残暴竟可以达到在衆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毫无顾忌地大开杀戒之程度。作爲“六四”事件的连锁反映,先是东欧八国和前苏联的庞大共産帝国纷纷由一党专政转向了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后又反馈给中国大陆,激发起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在刺刀维系的暴力统治下暗潮的剧烈涌动。一九九八年中国大陆轰轰轰烈烈地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运动,就是民主暗潮浮出水面的显著标志。

    “六四”一声枪响,给全世界备受共産政权奴役的被压迫人民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资讯,这就是:以马列主义爲指导的共産暴政是非人类、反人类;是非人权、反人权;是非文明、反文明的。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遭受奴役的红色奴隶们,以“六四”枪响爲号召,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等和平或剧烈的反叛运动。中共及其党魁应该明白:“六四”既不是中共栽赃陷害的“反革命暴乱”,也不是中共头面人物所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六四”是一场中共法西斯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温家宝在讲话中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作以时间上的混淆,即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放在“六四”发生之前或中间,这是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符合的。可以认爲,“六四”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因爲北京一开枪,莫斯科就震荡,东欧八国也随之发生强烈地震。共産极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最终坍塌,是由北京“六四”枪响给予猛烈一击的。“六四”加速了全世界范围内共産极权全面而彻底的溃败与消亡。

    中共中央以前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危机,不是由任何人所造成的,不是由方励之造成的,不是由刘晓波造成的,不是由郑贻春造成的,而是由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缺陷、制度性错误和制度性罪恶造成的。温家宝所说的“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这就更是弥天大谎了。党中央,社会主义红色王朝之谓也。应该说,中共是仅仅依靠枪杆子;说是全党同志,实际上就是那麽几个中共中央昏庸老朽的、代表全党同志无商量的极权专制主义者──垂帘听政的邓小平,连路都走不动的八、九十岁的老党棍、老军头们。他们的所作所爲,不但不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简直就是全中国人民愤怒声讨和必予打倒的物件。他们这是在肆无忌惮地强奸全中国人民的普遍意志,他们这是在代表人民杀人民!至于说”支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那就更是不著边际的胡言乱语,就更是假话连篇、让人如入五里雾中的推脱之词了。

    如果说“六四”能够带来稳定,那麽对于中共来说,也就只能选择死亡作爲稳定的根本标志。稳定不应该是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正当理由。用刺刀维持著的稳定只能是表面的,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因爲有那麽多的冤屈、有那麽多的泪水、有那麽多的悲剧所造成的人心不稳、人心慌慌。这,是不可能形成社会生活所应该形成的内在稳定的。大屠杀形成的全社会恐怖是産生动乱的导火索,是造成整个社会非正常化的原因之所在。共産极权的宝座因爲残暴的屠戳可能会稳定一段时间,但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它必定会被愤怒的正义呐喊和无可阻挡的自由诉求所推翻。至于”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这倒是一句实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什麽事业呢?是取缔人权、灭杀自由、否定民主、没有法治的肮脏无耻的事业。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莫不如说是政权奴隶制的社会主义官僚事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山穷水尽的状态下,中共中央这个现代封建小朝廷却非得要走进这个死胡同不可,看来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那就只能带著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阎王了。

    [温家宝]今后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时期,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丧失这个机遇。我想如果再给我们二十年、五十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的更爲强大,因此,团结和稳定确实比什麽都重要。这也是我作爲一个总理最爲关注的问题。

    [回答]温家宝所强调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过就是在维持中共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在搞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托辞下,在不可能触动中共官僚利益,尤其不能触动共産极权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搞所谓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这是在给中国人民套上手铐、脚镣等枷锁的先决条件下,让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有所收获。在这里,我认爲有必要提醒温家宝先生:在思想不能解除禁锢,言论遭到全面封杀,民主自由的政治行动被视爲异端而被彻底取缔的情况下,经济又如何能够获得应有的发展?跛脚走路,又如何能够快速前进?不搞全面的政治改革,而寄希望于经济的单方面发展,到头来经济发展也是不健康的,经济发展也注定是畸型的。

    衆所周知,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经济发展是解决不了社会进步的根本问题的,相反,却必然形成腐败社会化或社会腐败化的不良局面。如此将会极大地增加社会成本,也严重地影响并制约著经济所应获得的良好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要只强调经济,而且还应该包括政治,还应该包括文化,还应该包括教育、科技、军事、外交,等等。总之,要全面建设而不是片面建设,要全面发展而不是片面发展,要全面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现代化。要建设全面现代化的新大陆,而不要中共极权专制的”新中国”。

    温家宝希望给中共二十年或五十年的稳定,并且许诺说,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爲强大。要知道,中国人民已经给中共五十年的统治时间了。请问,中共把中国都领导成个什麽样子了?不但贫穷,而且愚昧;不但愚昧,而且落后;不但落后,而且腐败。这,就是中国人民给中囯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权所导致的惨痛代价!中共还想用二十年或五十年来进行所谓的稳定统治?这,就不能不有点无耻之尤了。无耻到这种程度,也确实叫人眼界大开了!再给中共二十年到五十年的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稳定,不用说我们这一代肯定是要倒透社会主义十八辈子的血霉,我们的下一代也肯定是要更倒其霉的!那就不仅仅是十八辈子的问题了,可能还要加一倍或若干倍的悲剧!

    爲了使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不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爲了使中国大陆从共産极权的岢政猛于虎的罪恶统治中解放出来,爲了使每一个中国人真正地活出个人样,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决不给共産暴政以任何喘息之机!任何允许共産暴政存在的幻想都必将自食其恶果,任何允许极权专制政体苟延残喘的行爲都是养虎爲患,都是重演农夫与蛇的故事!

    必须以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迫使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中共统治集团立即滚下中国大陆的执政舞台!让共産极权的稳定见鬼去吧!让符合普遍民意的安全、稳定与和平立刻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一个现代化政治文明的新时代如初升的大阳一样照临在苦难深重的神卅大地上,中华民族赢得自我解放的时日已经爲期不远了。我们要告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语)的野蛮时代,我们要迎接一个竞选的投票箱里面出政权的全面现代化的新大陆!

    二零零四年三月中旬下、四月十一日定稿于中国大陆民主自由战略高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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