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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中国社会的官场恶势力现象
(博讯200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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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最明显的时代怪胎,就是因腐败而产生的官场恶势力现象。

     官场恶势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势力量腐败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进一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中国走向社会全面腐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地区,各部门官场恶势力现象的不断涌现。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说,官场恶势力在中国社会上的出现,已经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

     官场恶势力指的是,由于吏制的腐败是社会一切腐败现象中危害最大的腐败,官吏的素质普遍和大范围地下降,个别官场势力集团因周边环境的恶化、影响,上级党政机关的政治腐败、昏庸、昏聩以及监督、制约不力,而导致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势力集团向黑恶方向转变和转化,这是一种黑社会力量在官场上层的显现及变种,也是吏制腐败而向黑恶势力转化的具体表现。

     官场恶势力的出现表明这个社会的肌体上产生了致命的癌瘤,是一个社会纲纪荒废、法制松懈、吏治腐败失控状态下的必然产物,当这个社会的癌瘤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解体,让位给新的社会形态。所以,官场恶势力的产生,是不以年代、朝代、社会性质为局限的。

     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上,每到一个朝代行将解体的末期,就是官场恶势力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从西汉、东汉末年到唐末、北宋、南宋末年,一直到明末、清末,大大小小的官场恶势力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有:唐代李林甫,北宋蔡京,南宋秦桧、贾似道,明代严嵩、魏忠贤,都是势力庞大、可以一手遮天的恶势力团伙。

     在任何一个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王朝,凡属明智之君、直臣,都清楚地看到了官场恶势力对整个社会、对黎民百姓、对中央政权的致命危害性,采取了种种强硬措施和严刑厉律,来打击、防范官场恶势力的形成。每一次朝代的“中兴”之举,每一次朝代的政权更迭,都是对官场豪强恶势力的成功的抑制、打击、剥夺和取缔。所以,无论大大小小的官场恶势力一时何等威风,其结局寿终正寝的少,被制裁惩处的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年,虽然没有建立森严完备的党纪国法,但是有共产党为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终身的理想主义存在,有极度痛恨腐败的毛泽东和一大批极端廉洁的最高领导集团的崇高威望存在,特别是有经年不断整肃腐败干部的政治运动的存在,致使中国的各地各级领导阶层虽有不同派别势力的存在,但不敢、也无法作“恶”多端,普遍的、大范围的官场恶势力始终没有形成。

     自从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各级大小领导干部的优越地位和不同的特殊待遇,以及中国共产党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一系列严重的错误,使得原来崇高的理想主义逐渐让位给庸俗的实用主义,再以后,毛泽东和一大批痛恨腐败、倡导廉洁的最高党政领导人的相继去世,郑重宣布从此不再搞以整肃干部为主要目标的任何政治运动了,悬在各级领导干部头上的最后一支“达摩克斯剑”被彻底取下,领导干部们可以从此高枕无忧,官场恶势力产生的道路就这样被打开了。

     每一个社会发展的进程阶段,都可以在似曾相识的历史片段中找到它的影子,找到它们相似的一面。有兴趣的人们可以研究一下在经济上、军事上都达到强盛顶峰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从官场开始的腐败现象,是怎样发展到高潮,又是怎样蔓延到全社会,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僚利益集团。

     在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十年之后,苏共面临垮台的危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的大小官僚利益集团不仅袖手旁观,而且釜底抽薪,从背后再给苏共插上一刀。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些大小官僚利益集团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原来手中掌握的公有权力和国有资源,转瞬之间变为私有,一代新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就此产生。

     那些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饱尝关押、流放之苦的民主派分子们,在苏共垮台,虽然有了民主,但只有极少数的“社会精英”得以进入杜马议会和政府,绝大多数民主分子依然是两手空空,他们并不能在新社会产生后受益。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教训。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腐败的时期,也没有出现今天中国这样的官场恶势力,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所赋予领导干部的实际权限,并没有像今天中国赋予领导干部的权限这样大,这样不受制约,为所欲为。比如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领导干部,无论地位多高,都没有对下属工人、职员的任意解雇(下岗)权,这个权力掌握在一个由普通工人、职员组成的“同志审判会”的手里,这个民主程序是中国始终不曾有过的,它大大化解、缓和了社会矛盾,有效遏制了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延缓了社会不公正的蔓延。

     回到中国,对于人们普遍给予厚望的“领导干部自律”机制,事实证明了只是一句吹嘘过火,蒙骗平民百姓的空话。至于被抬高到天上地位的党内纪律检查、监察、监督机制,谁都知道它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有如用无力的左手去制约强有力的右手,制约的效果如何?你只要看看十几年来中国大陆上贪官污吏的“出生率”远远高于“死亡率”这个事实就清楚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上能有那样多的贪官污吏奋不顾身地前仆后继的根本原因,寄希望于一个贪官越肃越多,社会越“倡廉”越腐败的社会机制,这样的社会机制,所带来的最终后果是什么?你信得过吗?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吏治管理上的腐败失控,官场恶势力将民间黑社会的管理方式引进党政机关内部,以权势和金钱的力量将下属人员,或者变成为效忠自己的“马仔”、爪牙和打手,或者以权势和金钱的力量将敢于反对他们的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置于死地。由于他们掌握着官场的权势,谁握有权势谁就可以成为共产党的代理人,成为当然的“三个代表”。所以,共产党这面大旗始终被他们操纵在手里挥舞飘扬。这种“红与黑”浑为一体的奇特景象,只有在吏制腐败致使政治昏庸到极端的国家各级机构中才能见到。

     国家各地各级行政机构、党的各种职能部门、乃至企业、事业单位十几年来不断涌现出来的黑社会化倾向,就是中国社会官场恶势力产生的必然结果。

     文艺作品从来是社会现实的形象化概括。你只要仔细看看现在中国大陆正在上演的各种反腐败影视作品,你就可以清楚知道中国的官场恶势力已经同社会恶势力浑然结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上的各个经济领域,特别是房地产,旅游娱乐业,甚至还有金融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尾大”之势,很难再摆脱掉了。

     最近几个月来,我很高兴地看见研究经济学领域的何清涟女士,与我殊途同归,也得出了中国的许多党政机构正在走向黑社会化的结论。

     官场恶势力的产生,不是吏制腐败的必然产物,而是吏制腐败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正如不是任何疾病的病变恶化都会导致恶性肿瘤的产生一样,只有特殊的病变恶化才能导致恶性肿瘤的产生。腐败就是导致黑社会泛滥和官场恶势力产生的开路先锋。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大多数吏制腐败一般都集中在经济领域的范围内进行。具体表现为: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违法违纪行为。而官场恶势力则表现为,除了上述的腐败现象,它还以权势为依托,用政治及经济手段对他人所任意进行的恶意伤害行为。

     换句话说,官场恶势力是以整人为专门职业的贪官污吏,是凭借吏制腐败及政治昏庸的恶劣环境,依仗手中所掌握的官场权势欺压良善,陷害无辜的官吏团伙。与只贪财不害人的那些腐败分子相比,官场恶势力就显得更加凶残狡诈,它既要整钱,又要整人的举动反映了它既贪婪又残忍的完整特征。

     能够准确揭示出当代中国官场的腐败现象及实质的作家张平,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恰当地描写了官场恶势力穷凶极恶的内心世界:谁挡住他的财路,他就要断谁的生路。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着中国的官场恶势力有着丰厚的土壤和生存的条件。

     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大国,官本位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任何素质不高的人,一旦手中有了权力和金钱,几乎就可以在社会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因此,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成为许多古往今来中国人终生的梦想。

     在体制健全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对权力和金钱的最有效的决定权和制约权来自于皇帝,其次是那些朝廷命官特别是高官贵胄。在社会主义时期,皇帝没有了,在一个吏制腐败,司法腐败,法纪松懈,政治昏庸的社会条件下,各层官吏的权力就成为脱缰野马,只能任凭自己来约束自己了。中国近十几年来改革开放中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官场恶势力所具有的社会破坏性是社会恶势力所无法比拟的。

     官场恶势力是促使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的导火线,官场恶势力又是导致社会飞快走向两极分化的催化剂。

     我曾用了很多的时间,反复走访了位于北京永定门外的国家信访接待站和最高法院接待站,位于西黄城根的国家信访局机关,位于官园的中央纪律委员会机关的大门前,位于二里沟的国家建设部接待站,位于和平里的劳动部接待站,我听过不同人的,主要是老弱妇孺感人肺腑的哭诉,也不止一次听到过他们走投无路的哀嚎,我还亲眼看到过中南海北门的警察、便衣恶狠狠地驱赶上访的群众,高高在上视而不见的官吏,以及那些狐假虎威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不知道这些官方机构有没有调查这一切社会矛盾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我原来要了解的内容,是在这已经所产生的一切社会矛盾中,与各地各级的官方机构有着直接关系的到底占了总数的多少?在这些有着直接关系的官方机构当中,有着上述恶势力劣迹的官方机构又到底占到总数的多少?

     我的调查结果是震惊的,所有来上访的这一切社会矛盾中,基本上(百分之百)都与当地各级的官方机构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今天之所以背井离乡来北京上访,是先行走访当地各级政府机构寻求帮助而无效,有些人甚至受到更大、更严重伤害的结果。

     我不是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人员,我曾经师从大陆著名社会心理学者邵道生先生有半年之久,那还是在他担纲中纪委、高法高检的反腐败顾问之前的事情,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永远不要小看低估民意的力量,不要肆意践踏民心,避免激化社会矛盾,不做任何官逼民反的事情。

     归根结底,官场恶势力的出现,才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头号因素,是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敌人,

     中国官场恶势力的出现,最大数量的造就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

     一个是自觉地直接遵从官场恶势力的任意驱使,充当“马仔”、告密者、打手和帮凶,我曾在《中国社会的“马仔”现象》一文中,详细论述过这个变态的社会阶层。

     还有一个是对中国的官场恶势力屈从,但从不心甘情愿地服从的广大阶层,我套用王小波的话,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始终在实行高度细致的政治监控,文化、新闻、出版业的严格审查,杜绝了一切“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任何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如果在这种严密防范的措施下,出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腐败加剧,黑恶势力在“红、白”道上猖獗,你说,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莫非,再次推给“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推给“法轮功的蛊惑宣传”不成?

     我相信,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每个人,无论是生存艰难的平民百姓还是衣食无忧的国家干部,都不希望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变成“无间道”那样的黑社会势力范围,更不希望自己的上司首长变成一脸杀气的“大哥大”,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抵制腐败,反对权力的不受制约,就是向官场恶势力统治下的政治黑社会宣战。

     我还坚信,每个有正义感的中国公民,会逐步增强自己的胆略和计谋,在恰当的时候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意愿,以中国完善的民主与法治,彻底埋葬中国社会因腐败而产生出的时代怪胎——官场恶势力。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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