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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什么是中国的好人与坏人
(博讯200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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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中国人最爱谈的,也是谈的最多的老生常谈的话题。 (博讯 boxun.com)

     几百年来,上千年来,特别是最近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谈论:为什么好人总是要吃坏人的亏,为什么好人总是被坏人所欺负,被坏人所迫害,不是被坏人整得难以立足,流落它方,就是被坏人整的背负冤案,身陷牢狱,甚至被坏人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屡见不鲜。既使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这样一种好人,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往往为坏人所害的状况也难以制止,反而更加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这是为什么?

     在中国,数不清有多少代人纳闷终生而始终百思不得其解。看来,好人很容易受坏人迫害或陷害的问题,不仅仅是单独在“万恶的旧社会”才有的个性现象,而且也是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共性现象。也就是说,好人被害,历史必然,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亦不可免也。

     在现实社会中,一提到好人挨整,人们除了很自然的想到在历代受尽冤屈的忠臣孝子,历史太久远的说不清楚且不去提,从北宋开始到明清,知名的就有岳飞,于谦,袁崇焕,杨乃武与小白菜,以及数不清的黎民百姓所受的冤假错案之外;人们更多的是从眼前发生的事例中,亲眼看到好人在挨整的凄惨景象。 在新中国的解放初期,发生了恽逸群冤案;胡风,彭柏山冤案;之后是潘汉年,杨帆冤案;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李之琏等人的作协冤案。紧接着1957年发生的波及数十万人的所谓右派大冤案,其中最著名的有李慎之,顾准,林昭,温济泽,戴煌,吴祖光等等多少众所周知的好人不幸身陷其中,数不清有多少好人葬身在东北,西北,华北的劳改农场里,有的在监狱中被饿死,被折磨死,被枪杀。 在1959年的彭德怀冤案中,被害死,被关押的像蔡铁根这样的中下层人物不知有多少。随后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希特勒的集中营,前苏联的大肃反一起,共同并列为二十世纪的人类三大惨案。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普通平民百姓张志新,舒赛,遇罗克,史唐枫,王怀静----,皆无一人能够幸免。

     文革十年,被整被害被触及被迫害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是数也数不清,也永远不可能数清。在近十来年社会大腐败妖烟猖獗的今天,被形形色色贪官污吏迫害,陷害的正直善良之人更是数不胜数,那些腐败昏庸的机构及腐败分子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清楚统计。中国平民百姓千百年来呼唤包拯,况钟,海瑞的再世出现,尤其是期盼执政的中共中央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当中,再一次出现当代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帮那样的人民救星。

     共产党统治下的冤假错案如此之多,这早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早在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以前,共产党人自己之间的血腥杀戮就使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感到毛骨怂然。翻看一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整人人害人的血腥事例比比皆是。许多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有过被“整”的“光荣”历史,毛泽东,邓小平,瞿秋白,------包括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当年险些被杀掉的红小鬼胡耀帮。 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既有整人的历史,又有被整的历史,如邓中夏,李立三等人。有多少人被“自己人”屠杀,残害致死,其中包括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平江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甚至普通战士,普通群众。上述这一切,还只是发生在比较讲政策,“整肃”相对缓和的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范围内。贺龙所在的湘鄂西苏区和张国涛把持的鄂豫皖苏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31年3月初,作为党中央代表的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1932年4月,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大屠杀,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这还不算完,1932年8月,又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著名创始人,领导人段德昌,王炳南等以及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结果,杀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三千多人,前后共杀红军和根据地干部,战士和群众达数万人。你说此人狠不狠毒,如果说夏曦是刽子手,此话一点都不谓过。

     如果说夏曦的手狠,比起张国涛来却又是小巫见大巫。

     张国涛受党中央派遣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同年9月,半年时间不到,就开始抓人杀人,仅一个月间,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共2600多人,军长许继慎被用马活活拖死,另一个军首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1932年,仅在红二十五军一个军就被杀害数千人,连同被捕的,部队43天里共减员8000多人。在1933年1月以后,张国涛又在新开僻的川陕根据地开展大屠杀,不仅杀害了红四军的第一任军长邝继勋,其他最高层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等凡不满张国涛的人都被杀害。

     但凡熟悉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当时红军正面临大敌当前,连自身生存都极为困难的境地下,竟然无视自身力量的薄弱,举起屠刀向与自己相依为命,志同道合的同一阵营战友砍杀过去。这种如此残忍又昏庸,长时期反复折磨虐杀自己同胞的政治疯子,却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共产党上层内如鱼得水,如入无人之境,究竟是何原因?这种无异于自断肢体的自残,自杀性政治疯子,同类迫害狂,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对比起来,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和李立三的“无情打击”,由于没有关押虐待,严刑拷打以至肉体消灭这类极刑,因此就像小儿科一样温和幼稚。

     从共产党的理论来讲,在自觉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自觉参加共产党组织就要被杀头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说共产党几乎全都是由为了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不怕个人流血牺牲的好人们组成的,是当代人类精华和人中豪杰的聚集体。可是这种“好人”大规模地虐杀好人中的所谓“坏人”的现实场面,这种唯恐不能斩草除根心狠手毒的吃人架式,令我们许多在今天和平环境中成长的后来人无不瞠目结舌,比起那些古今中外大似虐杀同类异类的坏人,这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好人”,到是更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对同类大规模的杀戮现象再没有出现过。但是小规模的捕杀,关押,严刑逼供,变相虐待的冤假错案却始终不断。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党内肃反斗争的矛头基本上只对着党内外中下层人物,特别主要是针对下层人物,上层人物则很少涉及。这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也是一大历史进步,这个转变为党内斗争提供了安全感,增强了共产党内的民主建设。它说明,社会向前发展了,共产党也向前发展了,党内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思想意识都提高了,党内最高领导层也不会像以往那样滥捕滥杀了。这一时期,党内主要的冤假错案和整人现象有,抗战初期新四军的高敬亭事件,延安整风时的肃反扩大化,八路军山东肃反扩大化,新四军饶漱石为专门“整”陈毅而搞的“黄泥塘”事件等等。如果不算土改扩大化的话,此情景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现在又回到最初的那个实际问题,为什么现实中总是出现坏人压在好人头上的事,坏人总是在不断的欺负好人?为什么在好人和坏人的争斗中,大都是坏人战胜好人,既使是在共产党内,即在好人集团的当政条件下也是这样,有时甚至更加甚之。

     时间进入到199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也进入到一个全面腐败和空前腐败的历史时期,心术不正的坏人掌握权势是如此容易,以至执掌权势的坏人迫害陷害无权势的好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若大中国已是处处是非颠倒,冤案不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要认真,仔细究其原因,便可一目了然。

     好人做任何事情,出于正直的本性,首先要自觉遵守社会道德的,法律的等诸多项社会规范的制约。而本性就先天缺乏道德素质的坏人则不然,他从不会让这些社会规范束缚住自己的双手,他必将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职权之便,钻制度,体制的空子,违法乱纪。在目前社会腐败,法纪松懈,制度混乱,众多的干部,公务员以及执法者普遍失职,渎职的状况下,正像一个社会不建立健全,切实保护自觉遵纪守法的人的社会机制,不受道德法纪约束的坏人,会轻而易举地战胜被层层道德法纪束缚得牢牢实实的好人。

     好人在任何地方,无论职务高低,绝不会利用职务之便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更不会利用手中权势,把自己管辖的范围变成下属干部效忠于私人的,带有明显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人小朝廷。坏人则相反,天性的卑劣污浊,使其很习惯于利用手中权势搞封官许愿,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来拉一派打一派,用搞小帮派,小团伙以为私用。坏人的官场势力加上团伙势力,使以德为本,以理为本的好人很自然的陷于数量劣势。

     好人的自我要求很高,一生要立得直,行得正,为人处事要光明磊落,心胸坦荡,从不屑于在背后搞阴谋诡计,耍两面三刀。“莫道谗言如浪深”,好人自信身上干净,也从不怕谗言缠身,不畏人言,也不为人言所左右。而坏人则不然,几乎一辈子都在工于权谋,精心设计,尤其善于用谗言杀人,多少清白正直的好人,一世为坏人的谗言所伤,性命为谗言所害。卑鄙的目的只能用卑鄙的手段才能获得,而从不讲道德的坏人,是什么卑鄙手段也能做出来的。面对出手如此肮脏歹毒的坏人,洁身自好的人是防不胜防的,“皎皎者易污”,本性决定,好人只能常常在手段上处于坏人的下风。

     好人作风正派,从来认为对上司拍马逢迎,阿谀奉承是对自己人格上的污辱,也是对一个正直上司的人品侮辱。因此好人对一切人的不卑不亢的态度,使其鲜有权势做后台。而坏人把上司的提拔看作是升迁腾起,掌握实权的唯一发迹途径,因此会不顾羞耻,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投上司所好,讨好上司。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权势社会,上司的有力庇护也是坏人屡屡战胜好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好人的作人基础是天性善良,所以,与人为善和助人为乐是好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好人因此而得饶人处且饶人,好人从不整人,也从不参与整人,从不为有权势的坏人作帮凶。好人从来认为整人是一种极少数人才具有的,凶残的兽性显露,是对人性人权的本质性侵害。而坏人出自病态和丑恶的心理,把对同类的整治,陷害,折磨,虐待和杀戮,看作是自己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制造或参与形成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自己的一种满足,一种乐趣和享受,这种感觉,恐怕只有食肉动物在撕咬吞噬食草动物的尸体时才能感受到。 善恶相持,食肉者胜,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是如此。在我们今天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崐那些敢于恶毒攻击他人,善于给他崐人编造罗织出十恶不赦罪名的人,崐便往往成为当代的胜利者.谁最凶崐恶,谁就能生存的最好.看看中国崐的1957年,看看中国的1966年,看崐看中国全面大腐败的今天,你就会明白这一现实的残酷性有多么显著,虽然说它不是真理,而且与真理背道而驰。

    好人性情平和,处世谦让,凡事不与人争,一味退让,常奉行“退一步海阔天空”,“吃亏是福”的处世原则,与人交往企图将心比心,以息事宁人,常以妥协换得周围的和平和安宁。而中国这个社会环境,自古就有“人善被人欺”这种不好的传统社会习惯,就是说坏人则把好人的善良,谦让和不断退让看作是软弱可欺,从而不断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在今天腐败横行,法制松懈,专制集权,民主无力的社会状况下,社会机制中赋予保护好人的这部分职能趋于瘫痪,坏人很容易借权势之威逞强恃弱,仗势欺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地位的民众,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原始本能,畏惧权势霸道,不敢出面主持公道正义,世道不公,使恶人愈加耀武扬威,好人倍受欺凌压抑,一幅恶世之常见的景象在今天出现,说怪不怪。

     好人不贪,对权势和金钱不贪,对名誉,地位,待遇,女色不贪,对其他物质的非物质的东西也一概不贪。所以,好人大都一生清贫如水,青白如镜。正因为不贪,好人从不去占公家和他人的便宜,所以,好人也不怕威胁,不会被收买,是当之无愧的“钱权不动”,即金钱和权势既收买不动,也威胁不动。但好人的清高也同时决定他那微薄的物质基础,在当今的社会上是多么脆弱无力,相比之下,坏人自古以来就从不拒绝一切外来的金钱权势,当然,也就习惯于用手里掌握的金钱权势去收买他人。 在坏人看来,人们大多数是易于被收买的,不过价码因人而异,有高有低。可惜,在今天腐败横行的物质社会,事实也确是如此。你会在无数次惨痛经验教训后突然惊诧地发现,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共产党干部这样不值钱,点滴蝇头小利就会被收买过去。拥有金钱权势这个巨大社会优势的坏人,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无数次置那些贫穷的好人于死地,相比之下,好人转败为胜的机会是那么微乎其微,难上加难。

     在社会平缓发展的条件下,好人很难战胜坏人,实际上是很难借助外部的力量,用激烈的手段解决矛盾。这里面,除了好人自身的特点或弱点的限制之外,外部社会的历史状况,即客观条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为好人的生存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可以使更多的好人在这种良好氛围的熏陶和扶持下,不断脱颖而出。相反,一个使好人,老实人,善良的人和正直的人难以立足的社会环境是最可悲的,它只能使豺狼当道,恶势力横行,从而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造成高度的,大面积的社会腐败。

     所以,受某些历史环境和当时社会复杂条件的制约,任何人,无论他能力有多么强,抱负有多么大,他都很难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中寻找和摸索前进的方向。中国今天的社会状态,比以往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都要复杂的多,这是由今天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情状况来决定的。

     中国是现在世界上仅存的四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在这样的国家里,有长达半个世纪的一党制执政的历史,不允许社会上有时刻窥视政权,准备随时取而代之的反对党产生并存在。因此,在建国后有着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残酷镇压的历史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全国和全社会确保稳定这一百年大计,执政党只能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在很长时间全国只能有一种声音,不允许有不同声音,更不能有反对声音的出现和存在,对那些敢于挑战当权者权威,有头脑,有胆量,置生死于不顾的人,只要他们发出离经叛道的反对声音,轻则受到批判,失去自由;重则被严惩镇压,直至失去生命。

     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思想主见,标志着这个人有自己精神上的脊梁骨;一个人敢于亮出自己的不同观点,说明这个人敢于挺立着腰板生存于世;他们是今天这个社会上当之无愧的,顶天立地的人。 我们看到,中国是一个有近两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大国,而且是高度中央集权下的封建专制体系。与此相适应,中国人近两千年来在思想上,被孔夫子的儒教理论一统天下,孔夫子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名副其实的“东方不败”。很多人,特别是受儒教熏陶的有文化的人,都丧失了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状况被共产党的强大国家机器和占绝对优势的意识形态所代替,一个敢于在这种状况下亮出自己不同观点的人,犹如以卵击石自找倒霉。他(她)该需要多么大的胆识,要拿出多么大的勇气才行。想到这里,我们永远忘不了我们这一时代人的伟大思想先驱者——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我们忘不了那些在1957年被打折,打断的中国思想的脊梁骨,正是踏在这些先驱者用生命铺成的道路上,我们才会在今天能够改革创新一步步向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原地不动。

     生为一个中国人,就要认真面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要实事求是地尊重自己祖国的文化传统,永远不要低估了近两千年封建专制历史对今天社会的影响,否则就要付出沉重的,甚至是血的代价。

     在今天的中国,由干部腐败引伸出的社会性腐败问题,已经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的腐败分子,依靠手中所掌握的权势和“一把手”身分,将自己的管辖范围营造成一个由官场腐败集团控制的,实行局部封建专制管理的恶势力活动范围。这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新形势,新特点。在长时期的,日趋漫延的社会性腐败影响下,社会恶势力向官场渗透,官场日益带有恶势力特征,披着共产党外衣的一个时代怪胎——官场恶势力在今天的中国产生了。

     官场恶势力的产生,不单纯是官场腐败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腐败的产物,是执掌一部分权势的官场腐败分子,蜕化到与社会地痞流氓的身分和手段合而为一的必然结果。纵观中国历史,从指鹿为马的秦朝丞相赵高,飞扬跋扈的汉朝大将军梁冀,口蜜腹剑的唐朝宰相李林甫,陷害岳飞的南宋宰相秦桧,明末的严嵩,“九千岁”魏忠贤到巨贪和申,大大小小的官场恶势力集团,接连不断地出现,从未间断过。看来,中国自古以来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官场恶势力集团不断产生,层出不穷的土壤和条件。而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官场恶势力的出现,却是近几年来,中国走上全面腐败道路以后发生的事情。

     当代中国官场恶势力集团的产生,是不受地区,部门,行业,文化的限制的。无论在天高皇帝远的外省县乡,还是在“灯下黑”的中央直属机构,只要欺下瞒上,左右勾结,上下沆瀣一气,只要搞独立王国的条件一旦存在,以官场腐败分子为核心的恶势力集团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改革开放不过为当代中国官场恶势力的产生提供了机会和借口。

     当代中国官场恶势力集团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共产党是中国大陆执掌政权达半个多世纪的唯一政党,以升官发财为宗旨的各种腐败分子只有加入执政的共产党,才能实现他们的升官发财美梦,在当代中国这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当我们每年都要为从各级政府中清理出大量的贪官污吏而感到惊诧时,这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为升官发财的梦想,使数不清的坏人蜂涌而入到共产党内,而执政党地位的疏于监督制约,又使共产党内一大批原本基本品质很好的人蜕化变质为很坏的人。这是由于不完善的社会体制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否则,我国还要费那么大的力量去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做什么。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和困难。

     好人与坏人,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它借助人们的本能推理而简单明了,它又因某些权势者的人为搅乱而变得复杂含混,模糊不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今天好人与坏人的区分,绝对不是根据是否在共产党内或行政级别的高低所决定的。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在现实社会中被高官权势的干预弄得多么混乱不堪。

     官场权势向恶势力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质变过程,这个过程的转变也会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带来转变,这个转变不仅是由于立场的变化,人生观世界观的变化,更主要还是由于实际利益要求,即由人们切身的利害关系所决定的。每一地区或部门的官场决策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那一时期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是什么。有些小地区,小部门的“一把手”干脆更简单,索性直接指出好人谁谁,坏人谁谁。他有权势,有金钱,又打着共产党这面战无不胜的大旗,可以收买,可以诱骗,可以胁迫,做这所有一切又打着光明灿烂的幌子,在没有实质保证的民主条件下,谁敢反对?反对又有什么用,只会给大胆犯上的反对者带来更多的迫害。

     经济学中有一个古老的原理,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原则”。在铸币流通过程中,成色不良的铸币与成色优良的铸币在市场上一样的流通,时间一长,人们发现了铸币的优劣之分,于是良币会逐渐退出流通,转变成储藏,而市场上流通的都是成色不良的劣币,劣币就这样把良币赶出了市场。看来,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复杂的优劣好坏之争,若是没有人为的干预,这种自然之争的胜败与否是一目了然的。

     在一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好人与好事的产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好事常常意味着一次牺牲与付出,一个好人则意味着终身的无数次的牺牲与付出,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每一次牺牲与付出都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回报,这会鼓励社会上进一步出现更多的好人好事;相反,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会使自私冷漠充斥于世,它使见义勇为者血流街头而无人相助,它使一心为公者落到贫病交加地步而无人过问,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好人寒了心而恶人趾高气扬。

     晨曦取代黑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民主取代专制则要靠人民的努力奋斗和先驱者的流血牺牲,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如此。我想,只要我们这个时代的好人不怕牺牲,不怕作岳飞,于谦,也不怕作张志新,林昭,遇罗克;坏人则多想一想岳王墓前的秦桧,想一想贾似道,魏忠贤,和申的下场,那我们的社会走向民主,走向科学,走向进步的速度会快一些。

     好人的生存空间只能是民主宽容。愿中国的社会今后少扣帽子,少打棍子,善待好人。愿中国的社会因此能多增加一些好人。 愿好人一生平安。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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