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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中国共产党在当代走向全面腐败的起点问题
(博讯200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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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共产党中国面临的全面大腐败,究竟源于何时何处,是由什么原因所造成的?或者换句话说,今天遍布全中国的社会性整体大腐败,究竟源于什么时间?这场波及各行各业的社会性腐败,最初由哪些人构成的?又是怎样由初起的,人人喊打的局面,进而一步步肆意横行,四处泛滥,竟然走到今天社会无处不腐败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造成这种状况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始作蛹者又是什么? (博讯 boxun.com)

     我们许多的人从耳濡目染身边的腐败现象一点点地出现,然后又一天天,一年年,从点到面向四处无时不刻扩散着腐烂的臭气,最后终于到了今天人们“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习以为常的地步。全社会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人们只能随波逐流,跟从席卷社会的腐败大潮顺流而去。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清算腐败,在思想上同腐败划清界限,在现实中行动中同腐败一刀两断,是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严酷任务,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严峻考验。

     腐败问题实质上是权力的腐败,是权力很难监督制约并不受控制时的必然产物。当腐败现象从上层特权中不可遏制地发展漫延,当下层从手里掌握的丁点权力中也要为个人捞取好处的时候,这个上行下效的腐败过程就到了危害国家生存的险峻时刻。用“蚕食”来比喻有权势的个人侵吞国家资产的,以权谋私的过程;用“锈吃铁”来比喻腐败逐步拖垮国家的整个过程,我觉得是再形象不过的比喻了。 认真剖析腐败分子的“蚕食”过程和腐败的“锈吃铁”过程的实质,才能认识到我们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的防腐,拒腐,反腐的任务有多么艰巨。因腐败而亡国,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没有针对腐败泛滥的正确对策,早晚有一天社会主义中国会走上苏联的老路。到那时,多少人将悔之莫及,欲哭无泪。至于什么人会求之不得,拍手称快,请你仔细看看今天私有制的俄罗斯及东欧诸国,就会一目了然了。相比之下,我这篇文章也会像大江东去之后的一声感叹,余息经久缭绕不绝。

     在我们对社会的直观记录中,当代中国腐败的最初苗头起源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

     仔细研究新中国五十多年来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早在建国后不久,随着供给制的取消和薪金制的建立,相应的干部级别也开始确立,共产党干部特权的最初级形式从此产生。这种当时所谓的干部特权,是在同一般平民百姓可比的基础上相对而言的,高级干部在待遇上要优于中下层干部,而一切正式的国家干部绝对要优于处在社会基层的工人和农民。 在新中国建立十周年之后的三年时间,史称为“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数千万处于贫困农村,农场,以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公民,大批被活活饿死。我国所有记载此事的正式文字都记载为“非正常死亡”,但也未曾见过哪一位国家领导人或者省市一级领导人,对本地区饿死众多的平民百姓,承担丝毫的领导责任。要知道,我国毕竟与其它国家不同,我国可是号称“人民政府”的呀。

     中国当时真正的死亡人数到底是几千万,恐怕这就像新中国许许多多从不为人知晓的秘密一样,永远随无数死人埋入地下,永远不会被后人弄清楚了。与此同时,在城市里的国家干部们,分别按级别待遇和重要性的不同,而享受不同的副食补助,特别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可以凭一个红皮“供应证”买到限量的主副食品和烟酒。这些给干部们及时发放的肉,蛋,奶,糖,黄豆等等的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现象——所谓干部特权的原始形式或初级形式。按照干部级别待遇的不同,享有的食品种类,数量也不同,这是当时只在干部中实行的一项“活命的政策”,它使许多干部家庭免于营养不良甚至死亡。 不知道我们的人民,不知道那些因天灾人祸而丧失了自己亲人的人们会怎么想。还有那些一家家,一村村,都因饥饿而死绝了的人们,他们是永远也不会想什么了。这种事情不是发生在政府无法顾及自身的战乱年代,而是发生在一片呼声大好的太平盛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该说什么。一想到此事,我想只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心乱如麻,久久不能平息下来。

     当一个社会所积蓄起来的全部物质财富,因战争,灾荒或其他原因而造成极度匮乏,不能满足整个社会所有人的物质需求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统治集团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去决定哪一种人能够享受全额物质照顾,哪一种人能够享受部分物质照顾,哪一种人根本不能享受丝毫的物质照顾。在这个社会大名单的顺序上排在首位的,只能是这个新兴国家的层层栋梁,优秀骨干和中坚分子。这是毫无疑意的,也许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如此。

     新中国建国十五周年前后,中国农村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某些农村干部的恶劣行为,封建势力在农村基层篡夺领导权事已有发生,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文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某些地区发生的干部作风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作了指示,特别对某些干部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提出严厉批评。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经济形势的好转为社会奠定下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这也使得在公有制条件下一部分人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将另一部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占为己有的可能。当时中国的“四清运动”就是在这种社会现状的压力下产生的。“四清运动”的正式名称叫作“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的针对目标主要是当时中国的基层单位,特别是农村出现的,基层社队干部中的最初腐败问题,同时还采取了相应的实际处罚与教育措施。它源于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一个文件《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当时的中国北方农村盛传一句顺口溜,“大干部搂,小干部偷,社员缝两个大裤兜”。这一副私有观念大回潮的真实景象,在全国农村已比比皆是,仅在几年前还被人为硬性拔高的,被吹捧为农村“一大二公”的基层公有制的经济实体,实际已面临土崩瓦解。而当时中国农村一些地区私下进行的“三自一包”,已摸索到了一条中国农民的“活命道路”,同时也使那一地区的公有制经济名存实亡。“四清运动”就是要以“清工,清帐,清财,清库入手,解决当时农村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上的“四不清”问题。

     细分析一下,1964年开始的中国农村“四清运动”,作为社会主义时期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对反腐倡廉的今天仍有着许多可行借鉴之处。.三十年后,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基层农村已基本上还原为几十年前的传统私有制生产方式,而管理中国农村的各级基层政权组织,却仍然是公有制的,于是又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个话题:凡是存在着公有制的地方,就存在着一部分人,可以利用职权去吞并另一部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机会。不过此时吞并的方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是通过每年征收“税费”中的“费”来合法进行的。

     税收是由国家和地方授权的税务部门,为确保国家和本地区有稳定财政收入,统一实施的完全公有性收益,而混杂在这其中的种种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却体现着各地方不同部门,不同集团的经济利益,因此掺加着大量的“私有”成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中国农民在这些名目繁多的“收费”压榨下苦不堪言。这种强加在农民头上的额外负担,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沉重包袱,极不合理,成为今天中国农村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中国三十年前的农村腐败与三十年后的农村腐败相比,真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小巫见大巫之感。

     话题再回到三十年前。“四清运动”即“中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中国蓬勃开展之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初衷,原是为了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终认定,“文革”的首要目标是要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隐藏在党和国家上层的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中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代理人。

     退后三十年来看,早在建国才十几年的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共产党在执政时期发生的质变,以及由质变而引起的新的矛盾斗争。毛泽东把这个质变,看成是相当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蜕变为“修正主义分子”,从而引发新形势下“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解决这一类矛盾只能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由人民群众自下而上通过夺权来完成。完成的途径是用毛泽东,党中央赋予人民群众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为武器,通过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十年文革的最终结果,是最初的社会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的,大量的,更加尖锐的矛盾又不断产生出来。层层新老矛盾累积在一起,使这个国家从政治上,经济上都到了要崩溃的地步。毛泽东在七十年代中期他的晚年时,曾将他的一生归纳为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垮了蒋介石,建立了新政权;二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中国找到了一条反修防修的正确道路。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除了众所周知的“拨乱反正”,“邓政权”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胡耀邦,赵紫阳取代“毛政权”最后时期的华国峰。国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彻底结束,从此,让位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总路线。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生存,发展和在新形势下不断变化,以求继续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这一时期,中国还发生了一件无论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每个普通的中国平民百姓都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史称此事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在胡耀邦上台以前,中国共产党执政三十来年的历史,一直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全国累积造成的冤假错案波及到一亿多人口,屈死的冤魂不下百万,这还不包括那些“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饿死的黎民百姓。因为他们至死也够不上“冤假错案”,永远不能被算在“平反”之列,只能认头赶上这么一个倒霉的时代。一个即使因政府严重决策失误,因地方领导人好大喜功,虚报农业产量,出卖农民利益,因上层严重渎职行为而被活活饿死也,不能算作冤案的混帐时代。

     从根本上讲,胡耀邦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十分不容易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给地主富农摘帽子”这两件大事,等于将数千万个家庭,一亿多人口,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这是一件活菩萨才能做到的大慈大悲的善事,深得民心。胡耀邦能如此施恩于民众,同他本人以及一大批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在“文革”之中多年来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有很大关系。恨透了一次又一次接连不断的“整人”运动,虽高官与百姓,皆不能免也。这也就是毛泽东时代腐败没有,也不可能大规模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毛泽东时代,一浪紧接着一浪的政治运动,就像割韭菜那样一茬接着一茬,令那些大小官员朝不保夕,提心吊胆,哪里会像今天这样,腐败已成燎原之势再也不可遏制。于是,一个谜底揭开了: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中国这场遍及全国,震撼世界的大腐败现象,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已埋下了伏笔,这就是今后再也不会搞大规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了。这在心理上和事实上,都为各级官员解除了主要的后顾之忧,无疑于吃了一个大定心丸。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毛泽东时代那些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对谁构成的威胁最大,或者说,主要矛头是对准谁的?是对准那些各级官员,还是对准广大普通的平民百姓?

     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必不可少的要在平民百姓之中搜索一番之外,此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无一不都是在干部中运动来运动去,或者说,实际上都是在“运动”干部的。最后打得乱成一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其主要矛头和最终目的,也还是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的“反修防修”问题。运动如此频繁,使那些手握实权的干部们,既要互相防范,构成互相制约;又要为广大普通的群众所瞩目,受平民百姓的制约。 尽管在三四十年前的当时远没有今天这么多,这样完善的党纪国法,腐败却始终被牢牢地限制在了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始终无法泛滥成灾。看来,对权力起到限制和制约作用的,是其他干部,特别是广大群众在政治运动中的威慑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紧箍咒,神通广大的孙猴子将会无法无天,无从制约。

     八十年代初期,也是中国进入当代腐败大潮的起点。纵观当年腐败初起时的原始称谓是“不正之风”,也是中国各级新的权力层,初步尝试在新的形势下摆脱制约,试探性地走上邪路的初步外在表现,这个“不正之风”的最初兴起,主要由当时正在掌握各级权力的三部分人组成:

     第一部分人,首推在“文革”中走上层层领导岗位的部分既得利益者,这中间有靠造反起家的“革命小将”;有靠打小报告揭发他人而立功受奖的告密者;有靠专给首长拍马溜须,充当打手而步步高升的“文革马仔”;也有靠欺下瞒上,吹牛造假而被提拔的“假大空”干部;总之,这些人品人格都极为低下的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典型产物,是一种病态社会状况下才具有,才会产生的畸形怪胎,这种人出自本能的,事事处处都首先为自己的个人利益着想,为了自己能获取点滴好处,他们会不惜用他人的痛苦,踏着他人的鲜血和尸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文革”十年,以及“反右”以来的无数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亲身经历过无数政治运动的洗礼和熏陶,这种人是什么卑鄙肮脏狠毒的手段也能够使出来,也敢于使出的。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那些伟大先驱者们,是否想到了自己杰出事业的接班人们,竟然“异化”到了这般地步,竟然“变异”出如此面貌皆非的嘴脸。十年动乱是终于结束了,而此时已到处都是造反派在掌权的凄惨局面,这是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既成事实,任凭你卷土重来的老干部如何枉费心机“清理”“整顿”,也不可能用手脚干净的他人取而代之。

     这种再也无法改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早已执掌各级权力的造反派们,乃是由“文革”十年分阶段造就而成的。他们年轻,人多势众,野心勃勃,已然进到了党内基层的领导机构,把持了众多的权力,特别是积累了相当的掌权经验,他们既没有经过长期艰苦战争年代的考验,也没有受过共产党扎实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他们即可以熟练地玩弄权术以求自保,也可以依靠阴谋搞垮对手,要想仅凭几个中央文件就从羽翼丰满的造反派手里,重新夺回失去的权力,真是谈何容易。这也可以称得上是十年“文革”留给满目苍桑的中国社会最大的后遗症吧。

     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再次重申,要在各级领导班子里清理“三种人”,强调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既要坚决清理那些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还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忠造反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蔽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

     话是可以这样说,但这一切都已是明日黄花,大势已去了。当许多部门上上下下都是造反派的人,已成大势,上下沆瀣一气时,奈何你有天大本领,也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四人帮”的首要骨干之一王洪文,在八十年代初期被公审的时候曾有过一句名言,就是要“十年以后再看”。王洪文说完这句话的十年以后,正是我国的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各行各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大腐败的时代,其中促进腐败的最重要的主力军,就是这些文革中掌权或走红的造反派们。

     实际上,“文革”刚刚结束,这一种人就开始展露头角,其中一个全国闻名的代表人物就是黑龙江省宾县造反派头目,1979年10月被枪毙的大贪污犯王守信。(详细情况看作家刘宾雁的有关此事专门采访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也是一个从1971年造反一上台,就私立“小金库”的老牌腐败分子,十几年过去,王守信一类的人物遍布全国,王守信一伙惯用的“小金库”也遍布全国,而且大都当权得势,趾高气扬,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打的是改革开放的旗号,有了合法贪污的身份,这也是当年的贪污分子王守信万万想不到的吧。

     第二部分人,是十年“文革”中参加“军管”或“支左”的军队干部中的相当一批人。这批人也是十年“文革”的既得利益者,靠军队在这十年中的不可替代的特殊领导地位,在这个发挥独特作用的优越位置上,不失时机地为自身捞得许多实际的好处。这是一种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受到众人广泛默认的,合理,合法,合情,合义,的“以权谋私”形式。

     这些人中有一些人,也许最初的基本品质并不坏,但是在十年“文革”中受到的特殊地位,特殊权力的腐蚀,是中国最早走上腐败道路的一群。我们只要看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那些军代表们在全国数不清的丑行就明白了。而被这些身穿绿军装,手握大权的特殊人物所迫害,所践踏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知识青年,多的数也数不清。在那个疯狂迫害他人就可以立功受奖的年代里,他们参与迫害,陷害了多少的好人数也数不清。事后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数目庞大的特殊群体连一点歉意,反省的表示也没有,是麻木不仁,还是认为本来就理所当然,恐怕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才能明白。

     “文革”后期,这些在当时高人一等的天之骄子,理所当然地利用其优势条件,昂首阔步进入国家党政机关,利用他们年轻和清一色的党员身分,轻而易举地把持党务,人事,组织,纪检等要害部门。若干年间,他们会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为自己补上“文凭”这一当初的空白,其中的某些人早已精明地洞察到眼前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国情:即到手的权力一经形成,他人就很难监督并制约。 一经明白了这个真缔,他们当中已经被手中的权力所腐蚀的这部分人,首先会冲昏头脑,率先以权谋私,极力争取有幸成为“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幸运的中国人。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民间百姓所指的,高层党政机关实权人物之中“挨个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有漏网的”,基本上就是指的这些有华丽外衣,有光辉历史的“革命干部”们。作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全面腐败的中坚力量,这批早在十年“文革”中就得以享受特权的人们,可真称得上是当之无愧。

     最后再提一句,“文革”中的军代表同当权的造反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那一时期手中权力炙手可得的军代表们,将无数靠造反起家的人一手扶持上各级领导岗位。前面提到的那个大贪污犯王守信,也是这样被当上县委书记的军代表一手扶上台的。

     第三部分人,来自“文革”结束后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中间,它包括某些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干部本人,包括某些老干部不甘寂寞的家属,特别包括那些在拥有特权的优越环境中长大,懂得这个特权的重要性并善于利用这一优越性为自己带来种种实际利益的子女。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新中国经济极度困难的六十年代初期,相当一部分革命战争年代的理想主义者,完成了向更注意个人实惠的官吏阶层的转化过程。由高层领导特权所带来的特殊化待遇,已经引起了平民百姓的不满和最高层的关注。1966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是从多方面,多方位,对企图改变当时中国现状的一个注释。毛泽东打算以“文革”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新产生的社会矛盾,平民百姓在“文革”中对高官上层的愤怒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在发泄长期对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愤恨。以往中国的大部分高官上层,几乎在一夜之间威风扫地,丧失了享受多年的荣华富贵,沦为赤贫,甚至阶下之囚。

     实际上,“文革”并没有能够消灭特权阶层和特权行为,利用手中的职权以权谋私,搞特殊化,人为造成社会的明显差异和不平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一个永恒的话题。毛泽东主席以“文革”作为手段,企图找到一条打破干部特权,彻底杜绝修正主义的正确途径,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无情事实面前破灭了。那些在“文革”中掌握一些权力的人,无论权力大小,无论是军代表,工宣队,还是别的什么人,“走后门”几乎成为一件公开的事情。特别是当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被迫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之时,“走后门当兵”就成为当时特权阶层的一个鲜明标志。解放军是“文革”当中形成的一个特殊政治群体,是在中国社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的一个优越阶层,能够加入解放军的行列,等于身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庀护,不仅可以衣食无忧,弄得好还可以入党提干,从此步入一个辉煌的前程。

     在“文革”中,恐怕没有什么比命运的大起大落,留给人们的印象更加深刻的了。这个对落难之人的大脑皮层所造成的深刻刺激,对某些老干部来说起到的是积极的意义;而对另一些人,特别是对老干部他们的家属子女来说,这种贫富反差所造成的强烈刺激,产生的消极影响会更大一些。在这个时候,就连最幼小的孩子也会懂得,以前的一切优厚待遇,宽敞的住宅,一般人所不能享受到的种种特权,都同那个失去的权力紧密相连。这样,在彻底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七十年代末,被夺去多年权力的老干部们,又陆陆续续重返各级权力中心,用当时非常走红的一部电影对白来形容,那就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与此同时,与权力密不可分的一切附加品,如待遇,住房,医疗,以及各种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特权,又重新依附于权力的主人,似乎一切都很圆满,一切又都重归于好。

     非也,因为此一时已非彼一时。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先是经历长达十年苦难的磨练,现在又面对改革初起的商业大潮的冲击,深知权力据有无比的威力和神奇的妙用。那些年轻的首长子女,将很自然的依仗权势织成的关系网,在政界,商界,文化界,甚至军界来一显身手。此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背景所造就的大气候,从客观上为权势的出台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官本位国家,即使在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也是如此。官位的高低决定着权势的大小,也决定着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少。许多年来,权势对官员来说就像“天方夜谈”里渔夫黄铜瓶中的魔鬼,它的巨大威力一旦释放出来,能给你带来无穷的财富,搞得不好,它也会使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所以,众多的普通中国人都对权势都有一种既敬畏,又崇拜的复杂心理.。中国成立以来,对滥用权势的最大的震慑力量,不是完善的党纪国法和监督,制约,处罚制度,而是毛泽东的崇高权威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时临八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不在了,本来就残缺不全的各项法纪,先是被十年“文革”所破坏,后又被改革开放的无序状态冲击得七零八落,名存实亡。于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开始显露,这就是因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不力而造成的腐败问题。

     对社会影响重大的腐败现象的出现,首先从高层的特权开始。腐败的主体是以从事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而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高层官吏的子女。这种最初的“以权暴富”景象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它诱使一批又一批手中握有实权的各种干部,官无分大小,地无分南北,前仆后继奔向“钱”方,最终导致出现全社会各行各业争相大腐败的壮观场面。八十年代初,那些高干子女们的领先表率作用,真是“功不可没”。

     数年之后的1989年,为上层某些高干及子女以权谋私,“官倒”祸国肥己所激怒的中国民众,将积聚数年的怨气爆发出来,这就是以胡耀邦不幸去逝为由,在北京自发举行的民众反腐败大示威游行活动。这也是一次体现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声讨腐败的坚定决心大展示。高潮之时,参与上街示威游行的人数连续两天超过百万,许多中央机关的高层领导,在那些天都以与广大群众并肩积极参加游行而为荣。事发之后,新政府称这是一起“国内外勾结,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暴乱”活动,因此,出动三十多万军队将其镇压。这期间,死伤人数至今是个谜。逃到国外的人及国际人士则异口同声,称这是一场“民主运动”。笔者认为,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是非自有后人论定。

     事过之后(在人称“八九之后”或“六四之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先是东欧,然后是苏联,各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垮台。这些事件的发生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腐败以不可遏止的星星之火,向社会各行业迅速曼延。时至多年,终于演成今天全社会大腐败的燎原之势。是悲乎,是怨乎,此时世人的心情难以评说。

     如果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七十年代末期以前,称为毛泽东时代;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之间,称为邓小平时代;那九十年代以来,则称为江泽民时代。我们比较一下,江泽民时代的腐败分子与以前的腐败分子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话,那只能说,江泽民时代的腐败分子比以前的腐败分子要更加贪婪,更加狡诈,也更加凶残。如果说,以前的腐败分子在给自己捞了几碗干的之后,还会给周围的人们留下一些稀的让他们活下去;而现在的腐败分子则是连干的稀的一齐吞掉,绝不会想着周围他人的死活,甚至会千方百计置周围的人于死地,而且自始至终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改革旗号。打着共产党的这面光辉耀眼的旗帜,来使自己发财致富,这就是今天腐败分子惯用的表现手法。

     在这种腐败势头推动下,相当一部分党政机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日趋松懈,上级与群众的所谓监督和制约机制,早已荒废不堪。党中央对惩治腐败的三令五申犹如放屁,无论是中央机关还是基层单位都不放在眼里。比如公款请客,大吃大喝的问题,党中央从1989年就明令禁止,在十几年前每年就要吃喝掉800多个亿人民币,这笔钱可以组建4支航空母舰混合编队,或支付全国3年多急需的全部教育经费。十几年过去了,大吃大喝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增无减,愈演愈烈。现在每年全国用于大吃大喝的公款,恐怕2000个亿人民币都止不住了。

     此外,还有禁止公车私用,禁止公款送礼,禁止公款出国变相旅游,禁止公款买高档小汽车,禁止、、、、,最后都是屡禁不止,而且竟然向新的领域发展,出现了公款买官,公款请小姐,公款嫖娼,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司法界的腐败,中国执法队伍素质的低下,也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993年,中国大陆新闻界一片惊呼,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新闻记者也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败。5月下旬,10名老新闻工作者紧急联名上书中共中央,揭露中国新闻事业正在滑向拜金主义的泥淖。随后,中央宣传部出面召开座谈会,会上一致认为,中国新闻问题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在这次座谈会的推动下,中国新闻界有识之士开始公开揭露批判新闻界的丑恶现象。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年底,发布《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同时,还公布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有关制约性规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当中国的腐败现象刚刚露头触及皮毛的时候,广大中国民众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切实采取反腐败措施,扩大民主,以民主制约遏制中国日渐猖獗的腐败势头,反腐败运动深得民心,仅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五月份里连续两天上街游行人数达到百万,国际上史称“民运”。五月下旬至六月四日,中国政府以“国际反共势力支持国内反动势力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为名,出动数十万军队开枪镇压了首当其中的北京民众,时隔十几年,死伤人数至今还是个未知数,从此,在很长时间里,民众中再无人提及“反腐败”一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披着共产党外衣的中国腐败势力在枪杆子的保护下卷土重来,尘嚣日上,很快漫成燎原之势,此时的中国,腐败现象已伤及肌肤,中国已经再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真正去阻挡,或真正敢于去阻挡中国腐败势力的蔓延,而中国官方煞费苦心拼凑出的种种反腐败举措,不过是好看实不中用的“银样蜡头枪”,“样子货”,根本抑制不住中国的腐败势力在全国各行各业的大步前进。与此同时,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执政的共产党的腐败和不民主而纷纷垮台,只有中国在枪杆子的支撑下坚持住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国内的腐败和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顽症也再进一步加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腐败现象在中国已深及骨肉,横行全国,正直正派人的地位在中国许多地方岌岌可危,我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当权的腐败分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出中直机关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腐败现象在中国已病入膏肓,除了动大手术,已彻底无药可治,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名字没有变之外,从内容到实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大陆上法轮功在这一时期的崛起,就带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深刻含义。

     最令人担忧的还不止这些,那些五六十年代就以横行于世,整人为业的那批官场恶势力已经改头换面,重新抬头,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勾结贪官污吏卷土重来,它们既要整人,又要捞钱,欺压良善,陷害无辜,由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在全国成批量增长,社会矛盾进一步急剧恶化。“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景象随时都可能会爆发。这决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警世危言,其实,只要细心分析观察一下近几年来我国城乡各地尖锐矛盾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象就会明白,一个理论漏洞百出,明显肤浅,举动又如此幼稚可笑的法轮功组织,没有满腹怨言的普通民众作为动荡不安的庞大社会基础,怎么能轻易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搅起翻天巨浪来呢。

     中国自古有一句老话说:“祸起萧墙”。今天中国社会动乱的根子,其实不在萧墙之外,而在萧墙之内,在大小贪官污吏的身上,在这个充满自相矛盾,不断造就大批前仆后继的贪官污吏的体制身上。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贪官污吏的体制;一个虽经严厉打击,而贪官污吏不但“野火烧不尽”,反而“春风吹又生”越来越多的体制;一个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势,任意主宰他人的命运,肆意横行为非作歹的体制;一个将善良,正直的人逼迫的在干部层无法安身立足,甚至在社会上难以生存下去的体制;决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体制,应当认真反思一下问题究竟出在那里,怎样才能真正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否则,也将会向苏联共产党那样突遭灭顶之灾,逢到那时,悔之晚矣。

     体制出了问题,导致吏制腐败。

     先有吏制腐败,才有贪官污吏的腐败,腐败之风横行于世。

     官吏腐败,会逼民反。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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