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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中国社会的信用危机——谈谈今天中国官方的可信度问题
(博讯2004年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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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各个国有企业、事业部门的一切官方行为、官方文件,都要不同程度的对信用大打折扣,都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可信度问题。 (博讯 boxun.com)

     比如,我举几个从上到下众所周知的实际例子,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屡屡下发“红头文件”,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严禁“用公款旅游”,严禁“用公款私自乱发奖金实物”,还有,严禁“各级领导干部超标准购置轿车”,严禁“公车私用”,严禁“领导干部超标准占用住房”,、、、、好了,看到这里你是否觉得滑稽可笑,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用公款大吃大喝已经超过2千多个亿的今天,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县乡各级部门都要购置多辆豪华轿车的今天,在一个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占有多处住房、甚至别墅、包括公款豪华装修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中央“红头文件”,对它连丝毫约束力也没有的权威性既可怜、又可气。

     中国社会上,特别是政府官方出现的严重信用危机,来源于中国社会今天的全面大腐败状况。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普遍低下,不讲道德,不讲信用,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是造成整个中国社会出现诚信危机的根本原因。

     再举一个“五十年不变”这样的明显例子。

     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合同上都标有“五十年不变”的字样,在任何一个城市购买住房,房产证上也标有“使用期五十年不变”的字样,邓小平许诺香港回归“一国两制”,香港原有的社会制度也至少维持“五十年不变”的字样,就连戴晴先生在北京门头沟斋堂地区承包了一处山林,合同上也标明“五十年不变”的字样,当你看到大批被强行撕毁承包土地合同,被强行夺去赖以为生的土地,被迫流离失所,进城打工、上访的那些农民,当你看到为了霸占城市居民的住宅基地,住房被强行拆掉,当你看到数十万香港市民在上街游行抗议,你就会知道,中国官方的信用有多么薄弱,说变就变,你连个告状讲理的地方都没有。

     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出现的信用危机,同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实行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长官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令夕改是经常的事情,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由各级领导干部承担实际责任的结构性权势社会,“不怕县官,就怕现管”,一切依主管上司的长官意志办事,从上一个类似三峡大坝那样的地方样板工程,到地方法院判某个案子,都要看上司的脸色,按上司的意旨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你上哪里去“依法办事”,谁还跟你讲什么“信用”。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各种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都是由各地各部门的行政官员收集上来的,由于众所周知的,日趋严重的腐败环境,各地各部门官吏普遍性的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又由于各地各部门的统计数字普遍同各级官吏的升级提拔联系起来,在各种统计数字上造假成为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些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全凭多年来对基层的深入了解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中制定出合理恰当的可信度。

     比如,在一个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它在每年年终报上来的工作成就,各项工农业年产值,国民毛收入、净收益,利税完成情况,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兴建小康村镇的数字等等,可信度定在50%左右,不实的水分占50%,我不相信一个一心只会搜刮民财、欺男霸女的贪官污吏,会在统计数字上说实话。在那些相对比较“廉洁”的地区,可信度约在75左右,因为“造假”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不在统计数字上造假的干部有如凤毛麟角,恐怕他早就被罢官了。

     对于各地那些不好的情况,中国的官场自古有一条不成文的习惯,就是“报喜不报忧”,这同各地的当官者千方百计以各种“好消息”来取悦于上司,以保证自己的仕途平坦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当地城市的失业率,农村的失地率,失学率,农民的文盲程度,贫困化程度,血吸虫病、乙肝、丙肝、特别是艾滋病人的具体数字和详细情况,特别是突发的重大工伤事故等等,可信度从10%—90%不等,全凭你自己根据多年的实际经验来摸索。

     这次官方公布的中国感染上艾滋病的患者有84万人这个数字,我为它打的可信度在75%左右,我相信一定会有某些地区怕“扰乱”人心,会隐瞒情况不报或少报,许多无家可归的流动艾滋病人会无法统计,许多边远地区的贫困农村也会想当然的漏报或少报,在那些医疗条件极差的偏僻角落,因根本无法识别什么是艾滋病的地方也无法加入统计数字,最后,由于无钱医治而干脆放弃治疗,隐瞒自己病情的农村或民工艾滋病患者也不在少数。

     中国大陆的情况及其复杂,“报喜不报忧”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当国家要给予受灾地区以减免税款和财政支持的时候,许多地区就会极力夸大自己的灾情,尽可能多的获得国家下拨的“扶贫”款项和各项优惠政策,如果你是细心的上级统计部门,你会在该地区同一年的不同报表中,发现相互矛盾的两份信息,一份在极力吹嘘今年的各项伟大成绩,增收若干,脱贫若干,、、、、在另一份报表里,又会哭丧着脸一一列举自己的受灾面积,损失程度,急需救济的灾民人数,你会为天下还有这等无耻的人而感到吃惊,你更吃惊的是这些无耻之徒竟然都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当然,国家无偿拨付来的救灾款和救灾物资很少能到得了普通百姓的手里,你只要亲身到那些贫困地区,看看城市里政府机关的豪华办公大楼,相互攀比的豪华汽车和住宅,看看政府“公仆”们没完没了的豪华大餐就会明白,那些钱用到了什么地方?都进了什么人的荷包和肚囊?

    按道理,各种统计数字中掺杂的“水分”和隐藏的“包袱”是不难被发现的,实在不行,以国家统计局挑头,成立一个专门制定每年“可信度”指标的真实状况分析司,制定针对不同统计数字的可信度指标,指标制定之后,套用在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各项统计报表上,由此可以得到一份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统计报表。

     如今,中国大陆上“各行各业骗中央”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有关的党政领导人就是要打肿脸充胖子,向“皇帝的新衣”一样,就是不肯痛痛快快的承认自己正在被欺骗。当年,总理朱镕基在视察全国粮食储备状况的时候,走到哪里被骗到哪里,从黑龙江、安徽到四川,如果不是媒体给曝光,那些造假的小手腕把一个精明无比的大国总理欺骗得团团转,始终蒙在鼓里。通过统计数字蒙骗国家机关,更是简单得如同儿戏一般。

     除了统计数字,其它一切官方公布的材料都存在不同的可信度问题,比如:新闻媒体公布的天气预报、质量检查、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等的可信度最高,能够达到80%到90%,因为是建立在公开性、民主性的基础上,造假的比例相对小得多,是最接近真实性的东西。而几乎每个人都存在的个人档案可信度最低,因为它是典型的黑箱操作,又是由腐败程度最高的组织部门来一手操纵的,从中造假的机会最大,造假的内容最多,所以也最不可信。

     对于人来说,情况要显得更复杂一些,每个行业、每个部门都有可信度高的人和绝对不可信任的人,一路走红高升的干部,顺利发了大财的商人,首长、老板身边的“马仔”、“小密”都属于绝对不可信任的范围,靠近这些人会给你带来想象不到的惨重损失。在不起眼的社会角落里,“大隐隐于市”,到存在着一诺千金,可信度最高的人。当整个社会环境恶化的时候,这种守信用,表里如一的人往往受到社会的排挤和抛弃,被埋没在砂石瓦砾之中。

     不讲道德,不讲信用的人可以升官,可以发财,讲道德,讲信用的人正在被从一切官方机构里逐渐淘汰,在一个诚信环境不断恶化的社会里连谋生都十分困难,这样的社会,不是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又是什么?

     一个丧失了诚信的国家和民族是最危险的,它的人民缺乏普遍的社会安全感,它在世界上也将难于立足。

     国无信不立。 民以信为本。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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