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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一场不该被遗忘的战争
(博讯2004年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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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端午节刚过,老邻居徐南客从广西的南宁回来,给我们捎回来了几个饭碗大的粽子,说是老朋友保平特意托他带来的。粽子包得四四方方,每个足有二三两的糯米,还包着鲜肉、鸡肉,咬一口就满嘴流油。 (博讯 boxun.com)

     我们知道,这是保平不愿意写信和打电话,按照当初的约定,他在粽子里每一年都给我们捎来同样的信息:“他现在过得很好,不用牵挂。”

     徐南客和保平都是老伤残军人,他们两个加起来才有两条腿,他们两个人的另一条腿,都被广西南边的越南军人用枪炮夺去了。

     徐南客是北京人,他那条腿失去于1979年的2月底,那时,他是领兵带头打冲锋的副连职作战参谋,他那条腿是在攻占同登的时候,被平射的高射机枪打断的。打断他腿的那挺高射机枪,很快被中国军队缴获过来,把徐南客给气的目瞪口呆的是,那挺高射机枪连同子弹都是中国生产的,越军的工事是中国的整口袋大米堆起来的,白花花的大米铺满了一地。

     保平比徐南客年轻几岁,他是扶绥人还是崇左人我记不清了,前些年,我们都去过他的家,还在那里住了3天,只记得他家在两县之间的左江边上,绿油油的芭蕉树和低矮的菠萝地布满了他家的周围,圆圆的山包,缓缓的流水,景色美极了。

     保平的腿丢在1984年,那时他是刚从军校毕业的学生排长,在云南麻栗坡的老山地区,他清楚记得,从那一年的2月拉上阵地,4月底开打,他们先是进攻的一方,打下老山后又防守,战斗最激烈的整个6月份他都平安无事,7月12日那次最紧张的越军大进攻,他也毫发无损的抗过来了,7.12战事结束后几天,他正在庆幸的时候,无意中踏上了敌人潜伏过来埋下的地雷,他丢下了一条腿,却保住了一条命。

     1979年对越反击战打起来的时候,保平还是个在校的高三学生,徐南客作为反击战的英雄,佩戴军功章到他们学校作报告,保平先上的大学,又改上军校,受伤后,他住进了徐南客曾经住过的医院,又是同一所康复院,他们俩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幸好,他们两人都结婚了,徐南客的夫人是位内科军医,保平的妻子是位高额头,皮肤黝黑的广西贺州妹,眼下,这个摆在我们面前实惠的大粽子就是她的手艺,沾满了左江岸边竹叶的清香。

     我突然想到,今年,是中越那场突然爆发的战争开战25周年,又是停战的15周年。这场战争现在奉官方指令不许公开提及了,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是怕危害“两个兄弟友好邻邦的纯真友谊”。25年前可不是这么讲的,那时,两个同为“社会主义兄弟的友好邻邦”,转眼之间大打出手,一打就是10年,悄然之间,又握手言和,“相逢一笑泯恩仇”,让那些多年来动手厮杀的人好不尴尬,那些已经埋在地下的死者和地面上的伤者更有一层被耍弄的感觉。

     我也联想到了我们家乡的一点往事。我的家乡在长江边上,这个地方,自古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和平时期为国家提供粮棉油料,战争时期又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员。

     翻开我家乡近些年来新出的县志,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到今天,因为战争而为国捐躯牺牲的人名单密密麻麻地排了好几大张,这还不是全部的,只是能够收集上来的一部分。没有从当地从军的,或者没有加入到“革命”阵营的,均没有被列入这份光荣的名单,也许都被打入了另册。名单中,最显眼的一大批烈士,是在1950年参军,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那些农家子弟,按整个比例占的人数最多,所以在名单上也最显眼。而最近的一次战争就是从1979年开始,到1989年莫名其妙结束的“10年抗战”,抗击“越寇”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内容和经过现在“奉旨”不得再加以宣传,因此许多的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的这场战争。记得,魏京生先生最早的一个罪名“泄露国家军事机密”,就是因这场战争的爆发而获得的。

     在我们老家的乡间,曾有过这样一位青年,1976年参军报国,1979年2月17日一开战就上了战场,是个副班长,家乡人都叫他“发喜”。发喜在战争中因越军的炮弹失去了双腿,最后佩戴着一枚军功章回到了家乡,比起许多回不来的牺牲者,他是非常幸运的。

     最初回到家乡,发喜是一名功臣,大会小会受表彰、作报告,谈心得、讲体会,像他这样从抗越战场回来的伤残军人还有几位。最初,“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还没有解散撤销,他们这些伤残军人被当地关照得很好,穿衣、吃饭、日常生活都有人来帮助慰问。以后,他们发现自己逐渐成为当地的负担,他们原有的光辉事迹很难再感动他人,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于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

     对他们打击最大的还不是这些,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与越南两个相互敌对,打了十年仗的敌对国家之间突然恢复旧好,偃旗息鼓,停止兵戎相见,紧接着往来宾交频繁,秋波不断,又成为了“友好的社会主义兄弟邻邦”,大有同命相连,相见恨晚的蜜月架势。此时,这几位伤残军人成为一些无知村民取笑的笑料,笑他们没有远见,不曾预料到还会有今天,对友好邻邦大动干戈,是自不量力,自讨苦吃。发喜最受不了的,是人们讥讽他为“失足青年”。

     发喜他们这几位文化不高的农村伤残军人大有被出卖、被耍弄、被侮辱的感觉,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是在理论上,而在现实上,更多的是“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他们原本幸福的一生,都毁在了越南军人的手里,他们对越南鬼子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现在怎么会说好就好了呢?他们想不通,难道我们的鲜血就白流了吗?难道我们的战友就白白牺牲了吗?不行,我们要向夺取我们健康身体的越南鬼子讨还血债,讨还经济赔偿,政府不为我们出面,我们自己出面。

     我很久不在家乡居住了,这些详情,都是后来发喜告诉我的。他们就像“秋菊打官司”那样,要“讨个说法”,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待遇。他们的老部队隶属于广州军区,于是他们就变卖自己最后一点家产,凑钱坐火车到广州去上访。发喜说,他们除了自己的军功章的留作纪念的旧军装,其它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

     人们在今天看见,不时在全国各地,都有走投无路,上告无门的民工爬上百多米高的大烟筒上威胁要跳下来,以索要被恶意拖欠的工资。其实,爬烟筒的专利应该属于这些从前线回来的伤残战士,听发喜说,全国第一起爬上烟筒顶上的人,就是他们绝望的伤残战士,那一次,迫使广州军区派专人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条件从此有了一定的改善。

     后来,在我的家里,发喜看到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设立的越战纪念碑的录像片,看到美国把为国捐躯者抬到这样崇高的地位,他吃惊地瞪大眼睛,茫然不知所措。

     在我们国家,最大、最庄重的越战纪念碑是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我们以前几次穿过麻栗坡县城,总是遇上浓雾蒙蒙,行不到数公里,眼前是一片高大的石墙,沿着石阶一步步踏上去,迎面是高大的中华牌坊,一对石狮一对石象分列在牌坊的前面。整座陵园依山势而建,三十二层石砌的平台倚山而上,每一层石台都排列了数十座烈士墓。总共安置了千余名牺牲烈士。

     我感到最困惑不解的是,对国家来说如此重要的战争,牺牲了这样多的战士,陵园的纪念碑上竟然没有一位尚且在世的国家重要领导人来题字。纪念碑上的题字,是已故多年的毛泽东和朱德,让人总觉得这场战争打得怪怪的,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情。

     其实这种悄悄的战争宣传上的降温早就开始了。

     1987年以前,对越作战的前线军人在全国各地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解放军组织了全军英模报告会,全军先进妇女表彰大会,各省纷纷推出爱国拥军模范,民政部组织英模报告团,全国各地巡回讲演宣传。每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上,从前线邀请来的军人总是坐头一把交椅。

     1988年,形势突然大变,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上,竟然没有出现一位前线的军人代表,笑嘻嘻的春节联欢会的节目主持人,一改往日不断取媚于前线军人的言行,连对前线军人一句表示慰问的话也没有,如此突如其来的反常举止,正在观看电视的前线战士精神上受到了刺激,按耐不住,一串串愤怒的子弹射向天空。

     第二年的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上,遭到冷遇的前线战士依然没有露面,看来是被彻底遗忘了。“理解万岁”的口号,就是在那一时期提出来的,现在看来也是被人们彻底遗忘了。

     最后,我想提一下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经济待遇问题。

     1979年那次战争,在战场上作战是无偿的,牺牲者的抚恤金,战士300元,干部400元。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待遇有所提高,在战场上的军人,每月增加15元津贴,其中10元的作战费,5元的“猫耳洞”费,牺牲者一律由当地的民政局,一次性发下800元。牺牲者的所在部队,一开始每年补助60元,1988年以后就不给了,因为没有钱。

     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战争,中国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从来没有公布过有关的具体数字。据不完全的估算,前后的参战人数大约有30余万,牺牲者3千余人,伤残者3万余人。至今,参加过越战老兵最喜欢的5首歌是:《再见吧,妈妈》、《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望星空》、《两地书,母子情》。

     不要忘了我们的战士。特别不要忘了那些为国捐躯的牺牲者和伤残者们。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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