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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岳首:“要自由,不要自由主义”的要害—从冼岩的话语展开
(博讯2004年7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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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写作不主要针对冼岩先生对笔者的反批评,意在从冼岩先生的话语展开描叙一种堪忧的事实存在。 (博讯 boxun.com)

    在冼岩先生先前的文章和近期与笔者争论的字里行间,他的理是“直”或是“屈”,留待人们去评判。笔者佩服他理屈而词不穷的本事,譬如他自知先前将自由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是理屈,之后又振振有词地说:“自由主義所謂‘自由難以量化﹐也不必懮慮過量﹐因為自由深入和體現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正當程序產生的法律限定的邊界內﹐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的說法﹐與社會主義理論所標榜的‘消滅一切壓迫﹑剝削﹐解放全人類’好有一比﹐可以交相輝映”;佩服他能在专制与自由这水火不相容的两端游走自如,譬如刚说过“我认为,在现行政制下,中国执政党的统治确实不需要向谁解释,也不存在相关程序”,然后又大谈“筆者主張增進自由”。他时而对为专制体制辩护的“新保守主义”赞美有加,时而又标榜对“自由”的热爱。本来不相洽的事理,经他一番“雄辩”马上显得“圆融”。

    以他最新一篇对我反批评的文章《要自由,不要自由主义》为例,读者可以再次领略他近乎“胡说,胡又说,又胡说”的言说方式——“当自由促進或無損于整體效用時﹐它是適量的﹔如果自由過度損害其它價值﹑損及整體效用﹐它就是過量的”,此是明显的“胡说”。其中“整体效用”的无可量化,模糊不清,能使强权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意判定某些自由(如言论自由、示威游行自由等)是“损害其他价值﹑損及整體效用 ”,因而是“过量的自由。”

    “邓小平改革已將中國改造成與毛澤東時代完全不同的國度。” 此是冼岩先生的“胡又说”,是违背事实的严重错误判断。邓小平先生主导发动的“改革”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但由于他启动的只是独轮经济的跛足改革,中国至今并未“完全”摆脱“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邓小平后极权时代的“六四风波”与毛泽东极权时代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相比如果不有过之至少也显示出两个时代在反自由方面的类似和一致。毛泽东三次“弃”邓又三次“启”邓,正因为他看到邓小平的本质内里与自己的某些一致。后来严酷的史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他并没有错估邓小平的确是“自己人”。

    “宪政民主在中国的泛滥﹐使漸進性政治改革成為不可能﹐使‘即行民主’的激進模式成為變革的唯一選擇﹐因此﹐政治改革被一再滯後。”不消说,这是“能言善辩”冼先生的“又胡说”。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宪政民主,宪政民主的“泛滥”更无从谈起。民国初期中国人确实有过享受宪政民主的机会,但宪政民主的敌人、那些愚蠢又莽横的军阀武夫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刚刚落地时便将她扼杀于血泊之中。后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多少仁人志士无懈地为宪政民主奔走呼号,但国民党党国终于没有履行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的诺言。1949年后,极权主义政权取代了威权主义政权,专制统治变本加厉。在国民党党国时期,尚有一浪高于一浪的宪政运动,而在共产党党国的漫长岁月中谈论“宪政民主”成了被严加惩处的罪状。近几年刚从头重新开始的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诉求,不但处处受到党国的打压,还莫名其妙地被冼岩之流扣上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罪名,善良忠厚之士真不知从何说起。

    冼岩先生质问“如果任由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理論‘征服人心’﹐這面旗幟將把中國引入何種境地﹖”,这样的荒唐提问不值认真回答。倒是他的“要自由,不要自由主义”一语让笔者对“不要自由主义”的“自由”会导致些什么思考良久。

    冼岩先生欣赏“自由主义”出现之前的自由,也欣赏当今非“自由主义”的自由。他要的是怎样一种“自由”?从政治角度说,只有现代自由主义要求人人平等、受法律保护的自由。前现代的中国有专制统治者们无法无天的自由,子民们的自由则被剥夺殆尽。中国目前的种种弊端,也不正是假“不要自由主义”的“自由”之名而大行其道么?新权贵们要“化公为私”把公有财产窃入腰包的“自由”,而不要主张低调制度设置来防范他们掠夺的“自由主义”;要随心所欲“抢来本钱做生意”的“自由”,而不要主张分权制衡、有限政府的“自由主义”;要权力按“血酬定律”分配、权力暗箱操作的“自由”,不要主张权力来源于一人一票的“民授”的“自由主义”。正是因为自由主义体制下的自由妨碍和不利于他们的“自由”,正是因为自由主义体制下的自由是人人平等,个个享有的自由,是“在正当程序产生的法律限定边界内”的自由。

    极权专制制度下只能有权贵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泛滥”开来,哪还有新权贵不受约束随心所欲的“自由”。

    被遮蔽的公权力犯罪不说,据国土资源部的有关资料,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平均有13.7万件土地犯罪案件,到2003年11月,不到一年便上升为16.8万件,而受到惩处的人却很少。在前四年内和2003年,分别要有1512件和1787件土地犯罪案件,才有一个人受到刑事处分。一千多个案件才有一个人被判罪,风险率只有一千余分之一。这是多么“美好”的不要自由主义的“自由”!

    对于正享有这种“自由”的新权贵来说,冼岩先生的“要自由,不要自由主义”是多么悦耳的“抒情音乐”,多么美妙的“时代主旋律”。

    令冼岩先生心碎的是,今天中国的事实并非如他所判断:“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阶层来说,所谓‘民主’,只是一种模糊而遥远的价值。”极力主张以自由推动发展的马蒂阿森的“呓语”不但“迷惑”笔者和为数不少的中国人,还“迷惑”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内的全球各地的信众。安南高度评价“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之后,在联合国制订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大量“吸纳”了马蒂阿森的自由主义思想。

    冼岩先生担心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无可逆转将在未来中国成为现实,一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愈来愈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一百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这个大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后极权社会权力因为失去意识形态的支撑而出现了“权力模糊地带”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力真空”。这是一个权贵侵吞公产的绝好时期,也是一个公权力可能全面崩溃的危险时期。

    在这一个敏感时期,急需有良知和有责任心的人士(特别是当权者和学者)运用政治智慧将社会引向良性转型,而已知和现有的方案的“最不坏”选择便是在自由主义思想价值体系上稳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不管冼岩先生的动机如何,他的努力却在实际上继续妖化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为没落的不合理制度辩护。他或许真不知,在权贵正狂吞公产的势头有增无减时,叫喊“要自由,不要自由主义”正会加剧这种可怕的趋势,导致未来国家社会大悲剧真的釀成!

    笔者知道“快手笔”冼岩先生又将立马以一堆新“理由”对此文予以反驳,但笔者没有冼先生“活水源头”滔滔不绝的才思和他那种开导“建议何(清涟)女士皈依某种宗教,或者修行一种气功;放下执着,淡泊心胸,不再心为物役” 的良好自我感觉,故以此文为一个段落,任由冼先生如何论说,笔者暂不奉陪。因为笔者认为这样于己于冼先生均有益,可以(也应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对中国现实的调查和研究,用于理论的学习和思考。中国“大跃进”中的死亡人数及印度社会经济不尽如人意的原因,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冼先生那种胡搅蛮缠恐怕于事无补。不管中国“大跃进”造成的死亡是几千万还是几百万,专制制度人为造成大规模饥荒和死亡,则是不争的事实。印度的民主制度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及其它原因,没有使印度及早摆脱贫困,但印度的贫困绝不是因为民主制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2004-7-8

    

    原载《观察》

    

    

    附冼岩文:

    

    

    

      要自由,不要自由主义

    ——再答丘岳首先生

    

    冼岩

      

      自由主义被“中国化”后,成了一种奇怪存在,一种不要逻辑的逻辑,一种“常有理”的话语形态。它可以一面侃侃而谈“自由先于主义”,一面又说什么反对自由主义就是不要自由,“承认自由就是肯定自由主义”。按此逻辑,如果有人批评社会主义,那就是要求取消社会;如果承认社会有其必要,那就是肯定社会主义。同理,反对“生存权是第一人权”,就是反对生存,接下来就可以问对方:你为什么还不自杀?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者这种将自由、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三位一体化的神学体系,笔者在上篇回应中已予批驳:“自由主义者不会不知道,可以在开放平台上交流的各种现代理论,已经共有着大多数价值观念,此即罗伊斯所谓[重叠共识]。不同理论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各种价值轻重缓急顺序认识的不同,因此,[自由]既非自由主义独门专利,自由辩论更非意味着自由主义已不战而胜”。

      

      丘岳首先生在此却似乎表现出,他是真的“不知道”理论的差异主要在于价值的排序而非有无。而且,他似乎也从未设想过,如果把他所坚持的三位一体逻辑任用到他所拒斥的理论体系上,会是什么后果。他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制造另一个神话上:冼岩“自觉难以招架又不愿放下[傲慢与偏见],使出的一个新招,就是把自由与主义一身两截,把自由从自由主义分离出来”。

      

      自由和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两码事,何须分离?在自由主义问世之前,自由即已存在;自由主义终会成为历史灰烬,但自由价值永存,丘岳首先生连这种常识都想赖个干净,不难看出到底是哪一方已经“自觉难以招架”、无法自圆其说。

      

      不但“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而且任何人类基本价值都具有独立性。但是,任何价值(包括自由)都“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增加其价值,也“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凸显其重要性。阿马蒂亚.森的呓语,似乎只能迷惑如邱先生般对自由主义情有独钟之士。但是,接下来邱先生马上又使劲论证“世界上已有的大饥荒﹑婴儿的高死亡率﹑男女比率的严重失调……只发生在极权专制国家”--这究竟是在打自己的耳光,还是在调侃阿马蒂亚.森先生?

      

      不但“自由先于主义”,任何人类价值,生存、安全、公平,哪一样不先于主义?理论是灰色的,价值却根植于生活的长青之树中。恐怕声称“如果一个[反自由主义者]同意与自由主义者进行自由辩论,那他事实上已经承认[自由优先于主义],即自由主义无须论证已经胜了”的秦晖先生,才是哪个“以逮到小偷的巡警口吻告诉读者”的“良苦用心”者吧?

      

      为什么自由“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增加其价值,“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凸显其重要性?因为自由只是众多人类价值和社会目标之一。各种价值目标的轻重排序,需要在相互比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具体确定。自由主义不但将自由私据为独门专利,而且将其抽象拔高为永恒的最重要价值和最高标准。换言之,在自由主义体系中,不管对象具体情况如何,在轻重缓急的排序中,自由永远居于第一位。

      

      这种对自由的过分强调,必然损害其它价值目标,造成整体效用的损失。邱先生问:自由如何“适量”?其实很简单,当自由促进或无损于整体效用时,它是适量的;如果自由过度损害其它价值、损及整体效用,它就是过量的。

      

      自由主义不但可能由于过分强调自由而损害其它价值、损及整体效用,最终损害自由本身,同时,自由主义还从绝对价值出发,演绎出一整套政治制度学说,即宪政民主理论。宪政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泛滥,使渐进性政治改革成为不可能,使“即行民主”的激进模式成为变革的唯一选择,因此,政治改革被一再滞后。

      

      邱先生说:“显然,冼岩先生认为自由在目前社会现实国人的生活状况中是过量的”--当笔者主张增进自由时,不知道邱先生从何得出“冼岩先生认为自由在目前社会现实国人的生活状况中是过量的”这一“显然”结论?

      

      邱先生后面的说法“至少他是担忧这种发展趋势的”,这倒还算摸到了一点影子--笔者担心的“发展趋势”是:如果任由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理论“征服人心”,这面旗帜将把中国引入何种境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难以量化,也不必忧虑过量,因为自由深入和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正当程序产生的法律限定的边界内,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的说法,与社会主义理论所标榜的“消灭一切压迫、剥削,解放全人类”好有一比,可以交相辉映。

      

      邱先生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化”一说,说什么“中国自由主义具有明显的[内生性]”--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是内生而成还是外舶而得,不难判断。连对这种有目共睹的事实都要胡瓣一番,看来邱先生确实“自觉难以招架”;却又偏偏“不愿放下[傲慢与偏见]”,而且似乎也没有找到什么“新招”可使,于是只有玩玩白马非马或指鹿为马的游戏了。

      

      邱先生责怪笔者比较中印时不应该列举2003年的数据,问题是2004年还未终结,邱先生难道还有什么比2003年更新的数据吗?邱先生的意思是应该重翻历史老帐,以他所列举的大跃进时期为参照。但是,任何国家、制度都始终面临问题和挑战,在试图解决问题和应付挑战的同时,制度本身也在作自我改进。因此,在同一指称下,事物实际上可能极不相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只有最新数据才最接近于现存事物本身。事物的这种变化性,对于习惯将整个人类历史解读为民主专制二元史的自由主义者可能只是“不可辨识”的“幻觉”,但他们也不妨想一想:如果坚持以上个世纪大萧条时期为参照,来比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更何况,邓小平改革已将中国改造成与毛泽东时代完全不同的国度。邱先生竟然只能从与早已被邓小平否定、被中国人放弃的大跃进时代特征的比较中来肯定自由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不是“自觉难以招架又不愿放下[傲慢与偏见]”,从而“使出的一个新招”?

      

      邱先生为印度的落后罗列了种种理由,且不说这些理由中国大都存在而且可能更严重(邱先生对此提也不提,很可能他自己也不曾朝这个方向想过,因为“自由主义者”的思维定式是:中国的问题统统归结为制度,民主国家的问题统统归结为“客观原因”),无论如何,印度落后是在民主制度下继续,为民主制度所未能改变的事实。这一事实,可以导致阿马蒂亚.森的说法“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却不支持邱先生所谓的“世界上已有的大饥荒﹑婴儿的高死亡率﹑男女比率的严重失调……只发生在极权专制国家”--无论邱先生如何臆想“如果按1959-1961年间任何一年中国婴儿非正常死亡率来比较,中国可高出印度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民主国家印度延续至今的婴儿高死亡率,是不争事实。

      

      行文至此,有必要谈谈中国在大跃进后、自然灾害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由于资料不足,严肃认真的学者从不轻易肯定这一方面的研究结论。但是,这个题目一直是自由主义者论证中国“万恶制度”的有力角度,因此,总有那么些意识形态工作者在不断挖掘“死了几千万人”的惊人发现。他们的基本论证方法是:对一切有利于得出“死人多”结论的理由和计算方法都如获至宝,对一切不利于结论的论据则视而不见。他们的主要数据,都是通过比较历年人口数和出生率间接推导得出;虽然早有人一再指出,影响出生率变化的因素很多:晚婚的推广、生活条件的变化、包括自然灾害本身,都可能影响出生率;三年灾害过后,人口出生率立即上升到比灾害前更高水平,佐证了当时有许多人生育期被推后的结论,等等。但是,这些理由都为自由主义“研究者”所不屑一顾。他们就象大跃进中的热血之士一样,醉心于一个个动辄几千万的数字。虽然数字背后的依据是如此薄弱,但是,有许多人愿意相信这样的数据、他们似乎在期待着这样的“学术成果”--这就够了,这样的“研究成果”,保证轰动。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考察,印度在实行民主制后,在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改善的条件下,确实大幅减少了因饥饿死亡的人数。由此或许可得出结论,民主制有助于减少饥荒人口的死亡;但它不能支持这样的结论:不搞民主制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就不能大幅减少。实际上,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一个社会只要具有一定开放程度,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就不可能发生;非典就是突出例证。

      

      邱先生辛苦了,难为他引用了一大堆自以为确凿无疑实际上脆弱无比的资料数据。正因为如此,后面的玩笑或许已不值一笑:邱先生说“如阿马蒂亚.森所说:[市场的重要,首先是因为自由交换是优先于后果考量的权利,而不是因为市场导致或不导致效率(即特定的后果)]。同理,笔者认为制度的重要,首先是合理的制度保护了自由促进发展,而压制自由的不合理的制度导致自由的匮乏,从而阻碍发展,故而提出[优化体制优先]”--人家阿马蒂亚.森明明是说“不是因为市场导致或不导致效率”,即不关“特定的后果”;你邱先生却一再在说“特定的后果”,说什么“合理的制度保护了自由促进发展,而压制自由的不合理的制度导致自由的匮乏,从而阻碍发展”,并且还说这是“同理”--南辕北辙的两段话可以成为“同理”,怪不得邱先生可以能人不能、看出“冼岩先生只是变换句式反复自己表现得已经淋漓尽致的观点”。对于邱先生诸多精妙之论,人们只能见怪不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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