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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札记:社会主义问题研究/言信
(博讯2004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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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thing you do can get you shot - including doing nothing. (博讯 boxun.com)

     这是我的一份理论研究笔记,是一份“纯理论”的东西,它从当前社会的几个方面,理出了几条清晰的理论研究线索,力求保持冷静、公正、客观、科学的治学态度,将这些社会问题做一个比较深入地剖析。线索所指出的方向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错误的,若干年前,我的前辈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还没有走到这么远就为此付出了深重的代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仅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毕竟向前跨出了艰难的一步,社会的民主素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中国今天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中,是一个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还是一个处处充满紧张冰冷的敌对性和攻击性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的性质与否是由该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正如一个宽松宽容的意识形态,是很难产生出充满恶意攻击性的社会环境的。

     当一个社会到处充斥着以权势金钱为背景的恶意攻击,并且畅通无阻,得不到任何政府上层干预和制止的时候,说明这个社会的有效制约性及合理调节性功能已经丧失无存,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社会最终形成了致命的恶性肿瘤---官场恶势力集团,这也是一个社会腐败到极点而无法自拔的明显标志。

     这个明显标志由以下几方面具体内容所构成:

     社会上权势者的横行霸道已经成为司空见惯很自然的事情,在“稳定压倒一切”,“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改革大局为重”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权势者对平民百姓的恶意攻击和伤害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滥用权力的现实使权力的腐败现状一目了然,处处可见。

     与己无关冷眼旁观的“沉默的大多数”已经形成,说明民心已伤,民气已丧,1989年那种北京百万人反腐败大游行的壮观场面,已是一个再也引不起人们内心激动的平淡回忆。

     由于道德与是非观的混乱和大滑坡,使权势者很容易在干部中找到爪牙和打手,背后告密,污陷,陷害他人成为提拔和受重用的经常手段,官场恶势力一手操纵的帮派集团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苏联勃列日涅夫后期时代的那种官场黑社会局面已经悄然形成。

     上级机关和周边职能机关的腐败及昏庸,使得关键干部很容易被收买和经常性不作为已成寻常往事,至此,党和国家授以重权寄予厚望的监督和制约机能终成水中之月,名存实亡。

     由于官场恶势力的作祟,在一个清平世界最耽心并极力避免的“逼上梁山”事件不断发生。但今天的现实条件下终究不允许“水泊梁山”的社会存在,所以,“民运”与“法轮功”的出现,不过是今天社会上“水泊梁山”的现实替代,此外,还有大批受到迫害的“林教头”被迫跑到美国这个当代大“水泊梁山”上,造成国内的政治局势始终时起时伏,动荡不安,今天的高俅、高衙内们真是“功不可磨”。

     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中国出了一位最有影响的反腐作家张平。张平的《凶犯》一书写得是何等及时,何等准确。每一个切实关心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中国人,不可不读张平的书,特别是这本含意深远的《凶犯》。山西出一张平,真乃中国人的幸事。张平对于今天中国的黎民百姓,好比深沉暗夜里的一盏明灯,它虽不能给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带来光明,却可以为人们带来对未来的希望。大胆准确地揭示造成社会黑暗的原委,张平是名副其实的侠胆冲天,是真正的“功不可磨”。

     一个只要依仗权势便可横行霸道的社会也就是一个豺狼当道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决不是一个适合正常人生存的社会。同样,一个默许和放任豺狼横行的社会与一个纵容豺狼当道的社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只或数只豺狼肆意吃人而不受到惩罚,必然会有无数只豺狼群起仿效而窜上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或者你坚持作为一个人而随人类忍受豺狼的攻击,或者你选择退化成为豺狼与狼为伍,同样残暴成性,噬血为生。

     社会主义中国与社会主义苏联一样,都经历过一段豺狼当道虎豹横行的兽性年代,现在虽然不允许大批豺狼窜向人类社会了,但是那个兽性年代产生的,以吞噬人血为生的两足恶狼不会彻底消失,它们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仍然存在,仍会时刻不忘吞噬人的鲜血,一旦机会适当,它们就会立即撕破伪装,恢复豺狼本性扑向人类。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全面腐败,政治昏庸,就为这些两足豺狼的再次“出山”提供了适当的机会。

     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同苏联一样都走了很长一段弯路,都有过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所指导的血腥年代,正因为有这个充满攻击性的理论和那些充满大量攻击性实践的年代,才使我们的社会牢牢打下了有利于嗜血一族“豺狼精神”的思想基础。

     把整人、害人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和社会分工长期存在并合法化,是在共产党政权和法西斯政权下才会出现的客观现实。在以往的社会历史阶段,整人和害人往往只是作为一种“个人”的行为,短暂地、半遮半掩地出现在社会上,在共产党和法西斯的政权下,整人和害人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组织”行为,公开对自己的同胞同类进行陷害和虐杀。

     凡是由权势者发动并领导的攻击行动,无论其理由多么勉强,手段多么恶毒卑鄙,那也被美化成是共产党向坏人进行的正确斗争,真理当然在权势者,即攻击者的一方。所以,真理的判断似乎简单明了化了,谁披着共产党的外衣谁就会拥有权势,谁站在权势一边,谁越具有攻击性,手中挥舞的棍子打得越狠,扣的帽子越大,谁就当然是最革命,最正确的。相反,谁要是不幸得罪了权势者,或是受到权势的攻击,被打击,被排斥,那一定是当然的坏人,理应被人人喊打,处处排斥,理应要受到“党同伐异”被群起而攻,就像文革中那句使用最频繁的文告语词“全党共诛之,全军共讨之”。

     有什么样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也就会流通什么样的社会逻辑。只有在充满嗜血兽性的环境里,才会流通以恶意攻击性为生存之本的豺狼逻辑。仅此而已,无以为奇。

     一个依靠暴力权势支撑的,充满恶意攻击性的豺狼精神要想在人类社会长久横行是不可能的,人终究是在摈弃兽性的基础上建立了理性的文明社会。而任何一个理性社会都绝不允许,也不可能再恢复到弱肉强食的兽性时代。

     一个出现豺狼迹象的社会是一个警告信号,它说明这个社会开始出现对理性的摈弃和排斥,有可能走向历史的倒退。这种现象的出现进一步说明,这个社会的某些势力集团由于社会腐败和政治昏庸而导致社会监督与制约机能严重退化,从而有效地脱离了社会监管日益向"恶"的趋势转化,这也是导致社会性质产生“异化”倾向,必将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质变。这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豺狼精神”所能带来的直接后果。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社会主义苏联及一系列社会主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像雪崩一样相继倒台崩溃,给相邻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巨大的震撼,同病相怜,举一反三,国内相当一批共产党大小干部们像是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末日,几乎不约而同地千方百计为自己捞钱,也捞取一切有实惠的好处,而且捞钱到了不知羞耻,奋不顾身的拼命地步,从此,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政治上最腐败、最昏庸的历史时期。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幸亲眼目睹了这一转变时期的整个历史过程,亲眼目睹了相当一些共产党领导干部和更多数量的普通干部,是怎样因这一社会制度的缺陷而导致个人私欲无限制,也无法制约地一步步膨胀,又是怎样因某些掌握实权的一把手肮脏的贪婪之心,而使整个集体腐败,机构腐烂,导致名为“国有”的机构实质上已经完成了从公有权力向私人占有的转移,公有财产向私有化的转移。

     揭示这一过程中的一幕幕渐进演变的细致片段,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实际上没有多少民主的状况下,一旦社会公仆摇身一变为社会主人,那么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监督他,制约他,只能任凭他带领整个集体阔步走向整体的高度腐败,而在全中国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腐败分子,实际上恐怕连十分之一也不到。这就是为什么腐败分子尽管一批批地不断被抓出来,更多的腐败分子又一批批前赴后继地源源不断奋勇向前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独特的“一把手”现象。从中央到地方,以至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是由“一把手”说了算,由“一把手”进行最后的和最关键的拍板决策。而且,有着两千年来封建割据的历史渊源,每当中央政权的威信被削弱的时候,中国社会就会呈现出地方诸侯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称王称霸的鲜明特征。这种状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不例外,呈现出一种“封建社会主义”的怪异现象。

     各地区各部门的“一把手”说了算,是这种怪异现象的主要标志。

     无数事实早已证明,在公民没有成熟的民主意识和社会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某些部门一把手的素质如何,对那个地区、单位和部门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集体领导在集权专制的情况下从来就是一句空话,而貌似神圣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是一把手把持下的一个用来掌权、捞钱、整人的驯服工具,对最高领导者从来没有任何约束作用,所以明智的人对它们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要看看这十年已经揭露出来的,数也数不清的多少“窝案”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目前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充满矛盾重重的社会状况之下,中国虽然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可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许多地区、单位和部门还处于封建专制方式的统治之下,家长制、一言堂、人品极差的一把手往往横行霸道,把他所掌管的部门看成是他的私人领地,普通干部对他竟然是------人身依附关系,一个原本是公有制的部门竟然也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顺我者提拔,逆我者赶走,在这些名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身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封建社会手中有权,肆意横行的流氓恶势力的丑恶嘴脸。

     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专制主义,这就是今天所谓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许多方面,许多地区、单位和部门的真正面貌。

     封建专制主义的外在表现不是,也不可能是商品社会的特征,而只能是权势结构的社会特征,受这一社会特征所制约,人们只有削尖脑袋往上钻营,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取社会利益,即“升官发财,只有先升官才能后发财,只有升大官才能发大财。”官本位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在这个官本位的坚实基础上,今天的中国社会才会出现那样多的买官卖官、跑官求官,才会有数不清的权权交易、钱权交易,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交易藏于幕后,以及官官相护,为尊者讳,------可惜,这些在封建社会时代都被视为丑恶不堪的东西,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竟成为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东西,单纯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理由来搪塞是不行的。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就是“搞活经济”,而在各级党政部门,各行政事业单位在具体落实“搞活经济”的直接后果,就是建立了自己小团体一伙人私下收入,自主支配,自行花销的私有制钱柜——小金库。

     这也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身上所产生的最丑陋,也是最致命的癌瘤之一。

     其实,小金库并非这些想发财先生们的独特新发明,而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那些一心想在公有制管辖眼皮底下悄悄致富的一块自留地。早在共产党中国成立的初期,公有制经济刚刚建立,那两个被毛泽东主席点名枪毙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非法经营他们二人秘密掌管的“机关生产”为名的小金库中,进行贪污挥霍的。只不过当时毛泽东主席在世并掌权,对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及腐败分子深恶痛绝,以至果断杀一惩百,换来共产党政权三十多年的廉政景象。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现实基础和精神支柱是毛泽东本人和他的思想,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不只是一种感情上的热爱或厌恶,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赞美或是批判谴责,也不能靠简单的吹捧崇拜或是诋毁谩骂,它关系到一个政府,它的自身存在,以及它所有行为的合法性,道义上的合理性。

     按照老黑格尔“存在即合理”,凡是现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出发,我们再重新,从今天现实的立场出发,重新评价一下“毛泽东问题”。

     近些年来,中国又萌发了一股“毛泽东热”,陷于极端贫困境地的农民,又重新把毛泽东像,像敬财神、灶王爷、关老爷那样供奉在自己家的墙上,以祈求全家的平安。城市出租车的“的哥”,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最为虔诚,干脆把毛泽东的像“吊在”前车窗上,以求一路平安。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我为什么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的讨论文章。其实,早在十二年前的1990年,北京刚刚解除因“六四”政治风波而实施的戒严,中国大地异乎寻常地掀起了“毛泽东热”和“红太阳热”,在广大的人们眼里,这揭示着一种社会历史观的回归,人们在这里高声赞美毛泽东,并不意味着人们真的想回到以往极度单调贫瘠的毛泽东时代,而只是表明一种历史情结,一种复杂的回归情感,追思毛泽东时代社会的相对清廉清贫和平均主义,以及对毛泽东政府绝对信任基础上的社会稳定单一。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伟大的,成功的农民革命家,是一位非常熟悉中国这个农民国家的国情和历史,以大半生时间致力于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并最终获得重大成功的杰出伟人。毛泽东的非凡之处即丰功伟绩,是将原本欧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同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家的农业中国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农民革命的胜利完成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更多的还在于思想意识方面的杰出贡献。我认为,在毛泽东的诸多思想贡献中,可以大致归纳为一个精神,一个思想,一个路线。

     一个精神:以自力更生为核心的革命精神。它包括,不屈不挠,不怕牺牲,从不畏惧任何貌似强大,貌似正确的黑恶势力,从不在乎对他的恶毒攻击是来自敌方,还是来自自己一方,无论经受多么残酷的打击,遭受多么惨痛的损失,他总能泰然处之,坦然相对。毛泽东的无畏精神来自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他把自己个人微小的命运同中国人民最崇高的伟大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自己的杰出才华和全部精力,同时包括自己的许多亲人,特别是自己心爱的儿子,都毫无保留的贡献给了这个崇高的伟大事业,毛泽东的精神千古长存,永垂不朽。

     一个思想:把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实践和方法。它包括,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阶段性战略和策略的思想,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政策正确制定和运用的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性与民主革命和农民革命战争的灵活性运用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灵魂,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不可缺少的思想动力,成为方向的灯塔和指南,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为有两千年封建专制的中国大地带来了活力的春风。

     一个路线:指引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路线。它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它包括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等诸项具体实际工作,特别是军队武装斗争中的战略进攻与防御,战略转移与退却,以及战争艺术,和平谈判等等。此外,根据地建设,发展经济,统一战线,文艺方针等等方面,无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通向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其不能容忍,也绝不允许腐败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并存在,毛泽东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不断发起政治运动,直至最严厉的极刑来打击党内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与当时社会实践的局限性,毛泽东始终未能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社会,有效地制止腐败的不断产生,同时也始终未能找到彻底根除腐败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受着诸多历史条件与社会现实的制约,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和非常复杂的历史渊源。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共产党的老师是苏联共产党,已经执政几十年的苏联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并没有摸索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政权建设的正确道路。因此,也就无法为刚刚走上执政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提供可靠的可以借鉴的先进经验。相反,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大肃反,大镇压的血腥经验,到是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起了一个引入歧途的示范先例作用。在以后社会主义中国历次政治运动过程中,人们(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总是不由自主地会从苏联老师那里汲取经验,并获得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有着漫长封建专制历史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由于遗传的作用,它不可能不带有产生它的母体所固有缺陷和影响,不可能不带有旧时代的痕迹和影子。中国社会对民主思想和民主传统的先天缺乏,中国专制集权统治者对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的刻骨仇恨和野蛮残酷的镇压,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的长期缺乏,党内高层当权人物对下层不同意见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是关押虐杀,都遗传于那个产生它的缺乏民主的时代和缺乏民主的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知识分子发动的多次思想改造运动,都直接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指导思想,也来源于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顾忌、多疑、不信任、甚至蔑视,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社会上忧国忧民,敢于直言,讲真话的社会知识界耿直之士,不是被一网打尽送去劳改劳教,就是被打断了脊梁骨受到批判斗争。中国敢于向执政的共产党讲真话,提出不同见解之风从此一蹶不振,而大话假话,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庸俗做法却从此在党内,在社会上横行天下,党风社会风气日趋衰败,由此而始。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逐渐一党独秀,一党独大,不能说不是来自毛泽东本人那种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这种“东方不败”式的“一统天下”景象,就连将全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没有能达到,发展到今天,就演化成为很自然的要求全社会“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模式。

     毛泽东的最得意之处和最大的失误之处都是在思想领域,在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年,1976年,中国社会的民主思想和道德水平都已经退化到了极点,至今(2004年)也无法恢复。很多年以前,中国社会也曾存在过不同的、货真价实的民主党派,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脊梁骨被彻底打断了,所谓“民主党派”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从共产党那里领取维持生存的活动经费,当然,还有房子(办公地点和住宅),车子,以及由共产党开支的工作职员。

     从这一时起,所谓的“民主党派”,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了,而“多党合作下的民主监督制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无从谈起。社会上那些一心削尖脑袋想升官发财的人突然发现,只有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才能如愿。于是,加入共产党的人蜂拥而至,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几十年过去,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一开始是“武大郎开店,不许有比他高的”,越往后发展,则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这种“近亲繁殖”的干部素质不断退化的现象,为以后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走向社会全面大腐败奠定了庞大的人员基础。

     所以,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成就与失误兼在,重大成就与重大失误并存,以后中国共产党腐败的隐患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种下,或迟或早总要爆发,想避免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是要在适当的条件下,选择适当的时机爆发而已。

     我认为,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苛求毛泽东,他已经做了在他那个时代,在他那种历史条件下和社会条件下所能做的一切。换而言之,毛泽东已经竭尽全力了,他力所能及达到的就是这个历史高度,或者说只能达到这个地步。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贡献主要集中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一系列损失极其惨重,后果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的重大失误。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五十年代初期,到他去世的七十年代中期,仅毛泽东亲自干预或授意的党内重大冤案就始终逐年不断,比较著名的有: 1951年的恽逸群冤案。1955年的胡风,彭柏山一批文化界人士的所谓“万言书”冤案。 同年潘汉年,杨帆等知道江青根底的一批干部冤案。 然后是1956年开始的丁铃,陈企霞,以后又扯上冯雪峰等一大批文化界文人干部,最后以“右派”定案的“文联作协”大冤案。 再以后,是那场震动全国,闻名世界的1957年“反右运动”特大冤案,几乎在一夜之间,将数十万中国当时最宝贵的知识分子打进十八层地狱,其中在若干年后被枪杀,被折磨致死的人不计其数。

     195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开始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大批判,刘伯承,肖克,粟裕等功勋将帅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另有十几个将军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反党分子”。利用人们相互之间的一般矛盾,扩大这些矛盾到“上纲上线”的地步,从而引起人们相互攻击的“窝里斗”,最后由毛泽东出面“一言九鼎”,收拾残局,毛泽东把这一切帝王“权术”做的天衣无缝,炉火纯熟。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因给毛泽东公开上“万言书”,表示对大跃进,大食堂,人民公社的不同意见,结果同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一道,被打成“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成员,共产党从此彻底元气大伤。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收拾”彭德怀遇到人们的心理抵制,眼看就要夭折的时候,是刘少奇等人出面,一个个做说服工作,这才成就了庐山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

     至此,“无限上纲,无情打击”成为毛泽东时代的专利和标志,成为极权专制时代的典型标签,一直流传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在发挥着它无比的威力和作用,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1959年至1961年是几乎当时每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时代,中国进入了先有浮夸,后有灾难的连续三年大饥饿年代,中国大陆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强令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民大炼钢铁”,特别是农村不合时宜地超前办“大食堂”,“吃饭不要钱”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性失误,致使中国大陆粮食,副食及一些工业品严重供应不足,大批大批的人因饥饿,营养不良而造成浮肿,就连报纸上也开始公开提倡以糠稃为原料生产提炼的“代食品”,大批大批“非正常死亡”的人,即被饿死的农民,“劳改犯人”,城市贫民高达数千万人之多。

     (“大跃进”中,中国农村亩产万斤的消息接连不断,我查了一下当年的浮夸资料,放粮食产量“卫星”之最,首推广西环江县,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一颗亩产13万斤的“特大卫星”。以至于毛泽东竟然昏了头脑,对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问:“你们吃不了的粮食怎么办?”相比之下,赫鲁晓夫的头脑就要清醒的多,他回答说:“我们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所以无法回答。”这已经成了“没有吃的,吃肉糜”一样的历史笑谈。)

     1964年,中国曾有过一次短命的“四清”运动,主持推动人仍然是对毛泽东一往情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前站摸索经验的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依据的中央文件先是口气比较缓和的“桃园经验”,后是充满杀气的“二十三条”。当刘少奇在“四清”的动员会上发出“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的时候,他哪里知道,他已经成为案板上的下一块“俎肉”,正在起劲地磨着毛泽东就要用来砍向他的刀子。

     1966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全国的受害者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可谓无一遗漏,被“触及”者高达数千万人,被迫害致死者不下百万人。

     在上述毛泽东的众多失误中,能够达到“史无前例”的世界级水平,被载入历史史册的重大失误有三大项,这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随后而来的“大跃进”运动及其严重后遗症“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2000年,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诸多国际文化机构在总结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对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几件大事时,同时评选出了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三大惨案,这就是希特勒的从事种族灭绝的,屠杀了数百万人口的纳粹集中营;苏联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在国内展开的大肃反,大逮捕,大镇压活动,致使上千万人被拘押在西伯利亚和北极圈内的“劳动营”,先后被处决和不幸死亡的达数百万人;最后就是中国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在这三大惨案中竟占了两件,另一件的占有者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

     这个惨痛的结果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沉思,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究竟怎么了,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全社会变成为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语言,甚至一个腔调,一种声音的高度单一的极权社会吗?否则,就要“党同伐异”,就要“打翻在地,批倒批臭”,还要千方百计置于死地,而且要“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教诲出这种恶毒到极点的,人与人极端仇恨的心态,不是出自于中世纪的宗教愚昧,而是出自于二十世纪已掌握政权,同时也号称早已掌握科学世界观的共产党领导核心。

     由此可以看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因斯大林,毛泽东而先立足于世成为时代巨人,也因斯大林,毛泽东而引入歧途,为最终失败留下伏笔。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巨大的成就与巨大的失误皆集于一身,这也是古今集权社会的一大特征,虽名为社会主义亦不能免也。 毛泽东以打倒刘少奇一伙掌握着党和国家实权的人为目的,以发动文化革命,运动群众为手段,不惜把全国十亿人民和整个国民经济拖入无边苦海,终成为天下奇谈。在“毛泽东时代”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国民几乎到了赤贫的地步,中国十亿个头脑所产生的思想,像当时全国的服装一样单调,甚至愚昧到滑稽可笑的地步。其最突出的代表,首推“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

     “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在每天早晨,一日之始,首要一件事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紧贴胸口,先行三鞠躬之礼,然后手举《毛主席语录》于头顶之上,边有节奏的挥动,边放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其次,“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最后由领头之人诵读几段语录,再安排当天的具体工作。每日傍晚,此项仪式再演练一番。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忠字舞”也是在造神运动的最高潮,1969年毛泽东的形象被抬举到高耸云端的时候产生的。现在的许多中年人都有过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跳“忠字舞”,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不论什么时间只要一有人在号召或广播引导,人们都要立即放下手中一切事情,围成圆圈,跳将起来。跳“忠字舞”有点与人类早期祭奠拜神的原始宗教仪式相似,人们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团团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放声高唱毛泽东丰功伟绩的颂歌,一边要以各种动作与歌词内容互相配合,同时反复弯腰,扭摆,跳跃,表现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之情。跳“忠字舞”核心要把握的一个原则是: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则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大问题。 中华民族历来有一个很不好的民族劣根性,这就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什么都是“一窝蜂”的“从众”习惯传统,当你得势的时候,众星捧月似的赞美你;当你一失势时,纷纷赶过来落井下石以讨好当权者。 大约在1970年的“五一”劳动节,美国的著名记者斯若访问中国,作为毛泽东主席的私人客人,斯若被安排同毛泽东主席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当人潮汹涌的游行队伍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澎湃而过之时,斯若问毛泽东有何感想,毛泽东说了那两个以后被反复引用的字“讨嫌。”历次中央文件及报刊在引用这两个字时,都竭力说明毛泽东主席对这场疯狂的造神运动,即个人崇拜早有察觉,而且极不赞成,这都是林彪一伙搞的,是“本欲打鬼,借助钟馗”。

     我不知道那些山呼万岁,一片虔诚之心的中国广大民众有何感想,我想他们应该从此清醒一点了吧,你们一片诚心诚意,被吹捧者却丝毫不领情,还要轻蔑地斥之为“讨嫌”,那些把热脸贴到凉屁股上去的人们,再不清醒一点,那真是不可救药的了。

     中国许多人根据表面现象,把造神运动的兴起,和搞个人崇拜之风,归咎于林彪一伙,还给林彪编造了“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顺口溜,这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与这些话相符的真正人物始终高居台上,不过当时只要是谁垮了台,污泥浊水就会立即倾盆泼去。只用一句“讨嫌”,不能把自己完全择得清白,先有好者,然后才有投其所好者。正如不能将岳飞之死,简单的归结于秦桧,那个充满杀机的宋王赵构,同秦桧一样难逃干系。


     美国前任总统里根是患老年痴呆症去世的,对患上老年痴呆症的发展趋势我并不陌生,许多年前,我在松鹤堂老年护理院做过一段时间义工,老年痴呆者临终前日益严重的呆滞状态,特别是那副冷漠麻木,对身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去,因为工作需要,我曾在许多个省份进行过工作调研。我也曾接触过许多的上访者,我问他们:“你们走了不少的省会和县市,你们对各地各级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回答是:“冷漠、麻木。”“麻木不仁。”“北京尤其是这样。”

     根据我的调查了解,我完全同意这个评价,我把这种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呈现出来的冷漠麻木状态,称之为“机构痴呆症”,这是在社会腐败到极点,政治昏庸到极点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机关出现的一种外在表现和必然结果。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这些上访人员,明知道要受到冷漠对待,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来上访?劳神劳力,自讨没趣。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没办法呀,留在当地是个死路一条,不如出来闯一闯,死马当做活马医,兴许能闯出来一条活路,也说不定。

     在这一点上,这些上访人员的话一点没有说错。现在,许多地区政府部门的领导及办事人员,道德观退化到了极点,说句形象一点的话,面对不幸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群众,简直像恶犬一样狡诈蛮横,穷凶极恶,反过来,对待上司和上级机关,又充满了讨好媚上的势利眼,使人作呕。

     你一心拿他们当人看待,希望同他们协商解决问题,可是他们自己却拿自己不当人看待,把自己降到了“恶犬”的水平,对平民凶,对上司媚,这些来上访的平民百姓们没有办法,不得已,只能绕过这些大小“恶犬”们,直接去找它们的“主子”去理论。

     此举果然有些效果,一些上访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主子”不愿意见你,或者“主子”见了你仍然不讲理,那你怎么办?你除了一筹莫展,耐心等待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想。你想去拦轿喊冤,人家现在是高速轿车,警车开道,一路疾驰而过,不等你靠近首长身边,你就会先失去自由,身陷囹圄。

     你要去闯中央首长的家递上伸冤材料,自古宰相侯门深似海,偌大一个城市,人家住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那几道门岗,几道关卡,你一介布衣平民,又如何闯的过去。

     你想通过新闻媒体鸣冤呼号,在今天中国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没有一级政府机构的发话,就不会有一家新闻媒体敢于受理,敢于刊登你的不白之冤,深仇大恨;也没有任何一级法院胆敢违背上级的旨意,判你胜诉,如果某个法官义薄云天竟敢逞包拯、海瑞之勇,不光是你的问题解决不了,轻则,他会丢掉饭碗,没有一家政府机构再敢用他;重则,他也会陷入牢狱之灾,中国无非又多了个负罪革职的“宋押司”而已。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都非常喜欢做些锦上添花的喜庆事,这不过是习惯于在民众和镜头的前面作秀的一种具体表现,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你的雪中送炭,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间。每逢新春佳节,国家顶级政要宁可到千里之外与民包饺子,或者到数千里之外与民同乐,而近在身边咫尺之遥的上访民众和破败不堪的上访村却无一人问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共产党政权的致命弱点就在这里。

     我常以为,上访这个东西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和浓厚的中国国情,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才具有,可以称为中国独家专利的东西。

     上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生活信息的主动反馈,我认为是好事,体现着社会积极性的一面,有助于上级越级了解下面的详细情况,以避免受到下级夸大其词的假情况汇报的蒙蔽,说一句让中国上层心里不太高兴的话,这种指鹿为马,诬良为娼,隐瞒真相,粉饰太平,时而欺上瞒下,时而欺下瞒上的假情况汇报,现在在官场可是已成风气,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对中央政府来说,上访情况的出现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它说明国民百姓对你中央政府的信任,把你中央政府看作是包青天的化身,对你出面纠正地方或下级造成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说明你厚望于民,言路尚且畅通,应该庆贺才对。

     当然,来找中央政府上访的人数过多过勤终究不是一件好事,它说明一定是你的某项政策或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以至于地方或下级行政机关如此损害民众利益,忽略民意,造成地方或下级冤案横生,民怨冲天,甚至对地方或下级行政机关彻底丧失了信任,不得不来找你申诉冤情,这就给你敲响了一个警钟,当实现地方和下级的公正、公平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都不得不来寻求你出面主持公道,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目前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某些手中多少握有一点权势的领导干部,出于私利,个人制造或联手制造一起冤案非常的容易,相反,这种人为炮制的冤案一经形成,出以公心,无论是高层领导人或众多的干部努力、众多的部门联手,都很难纠正这种冤案所造成的实际错误。

     一个人,如果很难改正自己身上已有的错误,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个国家,如果很难纠正由众多的地方和下级所造成的冤案,较轻的后果将是破坏性的,严重的后果则是毁灭性的。当然,这属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要通盘考虑的问题,那些地方或下级的领导人只看到自己的眼前的利益,他们在贪赃枉法,联手从国民百姓的身上搜刮钱财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这许多的。


     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专制集权的不民主制度终将要垮台,这个浅而易见的真理是那样明白通俗,如今就连那些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家庭主妇也能明白这个道理。 不管你这个专制集权的制度打着什么样的华丽招牌,不管你自称是共产党的,“最民主的”,还是民族主义的招牌,最终都难逃覆灭的下场。

     专制集权制度终将要垮台,这也早已形成为一条人所共知的政治公式:专制必将导致腐败,腐败最终导致灭亡。

     在这里,腐败这个名词所具有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社会上相当一大部分的大中小权势者,早已陷于权力的腐败,权势者的奢华,贪婪,蛮横,凶残,对无权的下层民众的经济掠夺,政治愚弄,无耻欺骗和血腥镇压,致使相当一大批社会下层民众沦为赤贫,沦为文盲或半文盲,不得不为生存,为温饱,终日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腐败不仅在权力相对集中的党政部门出现,而且早已泛滥蔓延成为全社会性的腐败,组织性的腐败和制度性的腐败,没有一个行业可以幸免,在权力相对分散的部门,如教育,医疗卫生,学术界也出现大面积腐败,甚至就连与权力丝毫也不沾边的股市也不能幸免。

     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各行各业,能够像中国的各行各业这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权力,竭尽全力拼命也要把自己照顾得更好。

     这是公有制经济遗留下来的一个弊端,是某种在社会上占主导,甚至垄断地位的产业行使行业特权,在为自己掠夺超额利润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的不公正社会现象。最初,在行业特权刚刚显露于社会的时候,国人们群起声讨批判,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现在,当行业特权为自己带来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收入许多倍的超级优越待遇的时候,国人们的抗议已经到了咬牙切齿的愤怒地步,称之为强行盘剥搜刮民众的“行业腐败”。

     但是迄今为止,社会民众的抗议是软弱无力,而又无可奈何的,因为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是基于国家的政治政策来安排布置的,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安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安全高于一切,必须要维持某些行业的在社会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不容许除国有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性质从中插手。

     在超利润行业中,是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对国民经济直接干预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官本位”的政治现象在经济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维持超利润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建立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产生一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经济现状。

     但是,不要造成一个误解,认为凡属垄断地位的行业就一定会取得超额的利润,会为自己行业的雇员带来丰厚的待遇,其实不然。比如说,中国传统的“三线”产业,军工企业就面临破产的边缘,因为国际政治大趋势的缓和,造成产品滞销,设备工艺日趋老化,转为民用产品加入到社会竞争之后,因为原有军工企业大都地处深山僻壤,有关城市消费的信息闭塞,运输渠道不畅,都加大了产品的结构成本,较少了市场竞争力,其结果,使众多军工企业的前景岌岌可危。

     如果说,在国家垄断的一些经济行业不允许其它经济性质的对立面出现尚有可原,尚可理解,在一个已经陷于高度腐败的社会环境中,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绝不允许不同的声音,更不用说批评揭露的声音出现,特别不允许真正的民主党派,更不用说是反对的党派出现了,这一点是最让人难于理解的。

     从哲学角度来看,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矛盾统一体,在现实物质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它的后果是什么?只有灭亡。

     当前,对于苏联共产党制度的垮台,在中国的理论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似乎是苏联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成功,社会商品,特别是社会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极度下降,广大民众对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当局极度不满所造成的结果。

     其实并不尽然。

     反过来说,如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苏联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极大成功,市场经济高度繁荣,农副产品及生活日用品空前丰富,难道这就可以使苏联共产党政权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免于土崩瓦解的厄运了吗?难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竟然成为挽救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唯一的救命稻草了吗?

     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苏联共产党政府的垮台,许多人都把搞垮苏联共产党的责任归咎到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身上,思考的稍微远一些的人,则把它归咎到僵化保守,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其实这都没有追溯到真正的根源,导致苏联共产党最终走向灭亡的种子,早在繁华似锦,一片光明的斯大林时代就已经播下了。

     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不过是历史上共产党初级制度崩溃的一种体现,是当时苏联社会上多种矛盾冲突变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苏联共产党新首脑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上台,首先打破以往共产党人为设置的禁区,推行公开化政策。这一公开,将无数被歪曲的历史事实恢复了真相,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共产党所做的那些数不清的丑恶罪行被毫不留情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苏联共产党一下子威风扫地,威信全无,苏联共产党数十年来靠蒙蔽,欺骗广大民众的技俩再也行不通了。

     紧接着,戈尔巴乔夫实行的第二步就是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使得那些普通的苏联民众在政治上第一次有了平等的发言权。

     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只要普通的民众一有了发言权,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共产党下台,此时,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堵住民众的嘴,能够阻挡的主民众的呼声。


     2004年中,中国共产党的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了两年之久,中国社会从1990年算起连续第15个年头走向全面大腐败,至今仍然没有能够有效、彻底地遏制住腐败的意思;同时,这也是江泽民上台执政的第16个年头,看起来,也仍然没有丝毫要彻底退下来的意思。

     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以往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政权,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一样,有一个暴露明显的,相互矛盾的现实状况,虽然费尽心机却始终不能自圆其说,这就是共产党的伟大政治口号,崇高的政治宗旨同实际上的极端自私自利的做法之间的深刻矛盾。

     几乎任何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政权,无论是在取得政权之前还是之后,都竭力地把自己体现为是为全体人民大众谋利益,为整个国家和全社会无私服务的党,而在实际上,数不清的共产党各层组织,数不清的共产党上下大小党徒,却都在为自己,或者为自己那个小集团谋利益,不要脸地捞取实际好处。往大了看,正是那些口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国家,为了自己的一国私利,动不动就出兵大打出手,那里考虑到自己本国和他国的平民百姓的死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它具有一切集权专制国家的所有基本特征。现在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本质上仍没有多少改变,是一个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官本位国家。如果仔细观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几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官僚体制当政的官本位国家,恐怕这也是不那么太讲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主义制度共有的一种“通病”。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来,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官本位这种官僚体制的“通病”,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完善,几十年来积重难返,百般调整不成之下,进一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主义制度最终遭到许多国家人民的抛弃,共产党政权接连垮台。在中国,官本位状况的加剧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权力腐败的首要出发点。反过来,权力腐败的大面积泛滥又进而促使官本位状况的不断加强。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大陆非常滑稽可笑的一幕,莫过于“局级教授”,“处级和尚”,“副局级厂长”这些头衔的出现,那些花钱买官,要官,跑官的种种见不得人的丑态,活脱一副共产党时代的《官场现形记》。难怪就连与官场间隔得最远的农民都以此为笑谈,戏称为:头上没有长,放屁都不响。 官本位状况发展的结局,只能导致社会官僚体制不断僵化,社会官僚结构盲目扩大,成为拖累社会健康肌体的恶性肿瘤。所不同的是,这个恶性肿瘤的存在有一层合法的保护色外衣,这就是所谓国家公职人员。在这层合法外衣的保护下,这个肿瘤不仅吞吃得国家的财政拨款点滴不剩,每年还从企业,特别从穷得不能再穷了的农民身上搜刮钱财,逼得多少农民为交“统筹提留款”而家破人亡,最后竟弄的连地也种不起,不得不背井离乡到远方谋生。这种盘剥农民与抢劫无异的缺德勾当,世界上只有最坏的土匪才干得出来。我们说官本位的体制是导致权力腐败,产生大量贪官污吏的盗匪制度,是下层平民百姓安居乐业的主要障碍,罪不容赦,迟早要被发展向前的时代彻底埋葬。

     说到这里,应该一切都很清楚了。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世世代代处于无权无势的状态,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的命运听凭社会权势者的操纵,数千年来一贯如此。

     所以,在现实上,中国目前是这样一个社会,它的各地各级政府办事机构,职能机构,行使任何权力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所以,它制造一件冤案很容易,要改正一件冤案却非常的难。

     由此看来,中国社会缺乏的是维持和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机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真正能够代表民意的民权组织。能不能在中国国内建立这样强大的民权组织,这要取决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有了容纳其他社会组织的“雅量”才行。

     中国同苏联,特别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社会被漫长的封建专制和近代国际列强的盘剥,搜刮,入侵和压榨搞得贫困不堪,所以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国家,只有很薄弱的工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国又是一个自古就有着广大文盲的文化极度落后的国家,不可能有苏联和东欧那种长期的科学启蒙教育和民主启蒙教育过程,长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缺乏苏联、东欧社会那样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传统,这也是中国社会很难形成强大民主党派的重要原因。

     在以后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贫困,也由于始终没有摆脱贫困的压力,中国农村始终没有完成扫盲任务,新一代文盲仍在经济落后的贫困农村大量产生。在今天,经济发达与文化发达地区同经济落后与文化落后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性,日趋加大了不同地区的贫富差别,这是造成当前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能最终摆脱贫困,也就无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优越性。一个不能给自己的人民带来温饱的社会制度,是早晚要被人民所抛弃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清楚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及体制的固有缺陷,找到一种能够弥补,解决这种社会矛盾的合理机制,使我们今天凝聚着种种复杂矛盾的社会能缓和平稳地发展。而且,这种社会机制的出现不能掌握在官方的手中,否则就起不到它应有的平衡作用。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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