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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从目前中国国内收入的不平等看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不稳定状况
(博讯2004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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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的中国国内,被二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和十五年来的社会腐败搞得最为混乱不堪的领域就是收入这一块。无论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还是一个人,保密程度最高,忌讳最深,矛盾最大的,就是收入问题,它包括两种不同的收入问题:“公家”的“小金库”收入和个人的工资收入。 (博讯 boxun.com)

     收入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与本质,反映着当代中国劳动工资领域混乱发展的无序状态,是系一发而挚千钧的要害问题,过去在各种宣传口号中提出的“勤劳致富”、“科技致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只能引起人们的耻笑,再不会有人相信了。一切国家所制定的种种“工资章法”在复杂的现实面前都是多余的,很难起到有效的约束和指导作用。

     我在总标题上之所以只提“收入”而不提“工资收入”,是因为“工资”只对某些为公家或为私人打工的人有效,只对某些人部分的收入有效,它很难对一个人的全部收入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个赤裸裸地按照权势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进行瓜分劳动成果的不公平的时代,是一个就连普通劳动者的生存权利都要依靠权力决定的极不公正的年代,

     举个例子来说,今年五月份,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过去的一个学生(我做过他的班主任),某地铁路机修厂的一位工程师来看我,脸色铁青,一肚子怨恨,我明白,这又需要我来做心理疏导工作,几年来,这类心理疏导工作我做了不少,化解缓和了不少紧张到极点的矛盾,虽然我不做班主任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但是过去的学生从老远来上门,安慰开导的话还是要有的。

     我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位工程师被他的顶头上司告上法庭,提起民事诉讼的理由是告他对领导进行诽谤诬蔑,极大伤害了领导的名誉和人格。事情的起因很小,最初,他的顶头上司,一个分管技术工作的副厂长,很多年来的出生日期一直是1943年,就在快要退休的时候,这位副厂长要求在他的人事档案里改动他的出生日期到1944年,原因是当初他的父母给他上户口的时候“记错了”,早算了一年。

     事情没有完,就在2004年又要给副厂长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副厂长拿出了户口本,这一次更彻底,他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派出所里,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挪到了1945年,全厂大哗。这位工程师是这位副厂长多年来的死对头,因言语不慎,被这位副厂长告上法庭。在法庭上,副厂长的证人、证据确凿,从出生的证人李二奶奶,王大姑妈都整齐的活在世上,告诽谤的录音、文字材料一应俱全,这位工程师输了,被迫当众赔礼道歉,赔偿“名誉损失费”1000元。

     法院处理完了,工厂还要再处理一遍,工厂还算“公平”,没有把他开除,两条道路任他选择,一条是档案上不做任何纪录,自愿下岗,自谋生路;另一条是工厂给与记大过处分,转为普通工人,下车间跟班劳动。这位工程师这次上门来,就是向我告诉这个变动,再三思索之后,考虑到眼前就也是如此的困难,他选择了留在工厂了,下到车间作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现在我们刚刚接触到问题的真正实质。他说,他原来的工程师工资是每月2600多元,当了工人后每月是700多元,他现在所在的组装车间一百多人,大多都是这个工资水平,只有极少数的技术工人拿到了每月1100到1400之间。

     他说,能够留在工厂里就算是幸运的了,以前,全厂工人有2800多人,现在只留下了700多人,其中还包括100来人的科室干部和像他以前那样的技术干部。厂长他们拿的是年薪,厂长每年28万,年底另有分红,副厂长9个人,等级从6万到15万不等,告他的那位技术副厂长属于每年9万6千一级,合每月8000元,是他现在月收入的10倍多。这还不包括年底的分红,不包括他们每位领导都分到的新居,不包括三天两头的大吃大喝,“出国考察”,这就是副厂长拼命也要留在工作职位上的主要原因。

     这位过去的工程师的命运我们就不去管他了,但是他的一席话打动了我,我没有想到,现在国有企业的工资状况是如此的混乱。刚出版的这一期《南方周末》第14版上,也有与这种情形完全近似的文章报道。不过这次发生在邮政支局,局长月薪9000元,副局长7000元,部门主任5000元,副主任4000元,职工最高的2500元,最低的600元,被排挤下去的“待岗”工资是280元。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你都很难见到如此不平等、不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更何况这些权势者手中掌握的社会资源都是“人民的”,而从宪法上看,人民还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披着共产党的外衣,以自己的地位、手中的权力,强行控制公共资源为己所用,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典型做法。

     隔行如隔山,我的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已经高升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副院长,顺便之余,我向他仔细询问了一些其它地区、其它企业、其它党政机关以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工资状况,也询问了军队和外资企业的工资情况,算是真正打开了眼界。

     在国家机关,包括各地各级的政府机关,政府有关的职能机构,还有参照公务员管理制度的事业单位,在每个工作人员(包括不同级别的干部和工人)的工资单上,完整地列上了一整套名目: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补助、生活补贴、卫生、福利、房补等等,还有一些如“技术”、“独子”之类的小项目。要扣除的有几个大项:退保、医保、(有的是“统筹”),各种补贴和被扣除的小项目就不提了,比如“加班费”、“互助金”、“防暑降温费”等等。

     各地政府机构的工资单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看见过辽宁、吉林、甘肃、内蒙古、安徽、湖北、湖南、上海、天津等地区的政府部门的工资单,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

     企业的工资单要简单的多,尤其在各地经济开发区里的外资、合资企业的计件制工人,每月只有一份总体的工资表格,让你当面签字拿钱就走人,连个底单都不给你。在这些企业里,整个工厂的财务运作情况,从成本、利税、利润、工资、损耗、折旧、、、、、都被列为企业的最高机密,从不对外透露,许多越是以卖地、卖厂房为生的濒临倒闭的企业越是这样。

     军队的工资单也是这样,它包括:入伍时间、职务、军衔、职资、衔资、职贴、基础、军龄、卫生、生活补贴、福利、伙补、房贴、补房贴、粮油、水电等等,所不同的,是工龄变成了军龄,职务工资是实的,而军衔工资是虚的,夏天多一项“降温”,年轻的一胎父母多一项“独生”。一位军龄短暂的少校军官,又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只能够靠“正营”这个级别来拿死工资,每个月1500元是极为正常的。

     上个世纪末期,在中国社会走上全面大腐败之前,军队的工资收入要普遍高于地方各部门,这是正常的,因为军队从事的是特殊的工作,工作的性质更加重要,承担的危险也更大一些。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地方各部门有了自己名目繁多的小金库收入,地方的工资收入要远远高于军队的工资收入,军队在工资收入方面对社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了。

     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军队为了解决“自身经费的不足”,竟然同中国的司法机构一样开始经商,经办各种企业,开矿山、跑运输,尤其是宾馆、饭店、酒楼等等,一个“一切向钱看”的军队,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导致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腐败,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驱赶着贫穷的中下级军官和农村士兵冲上前线去打胜仗呢?

     所以,一个基层连队的上尉以上的军官,一个驻防部队校级以上的军官,一个军事机关上校以上的首长,如果自身的素质不高,一旦腐败起来是很平常的,也是有情可原的,我手头掌握了这方面的许多事实资料,恐怕有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形象”,我不忍心让这些不光彩的事实见诸于众。俗话说“为尊者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地闭住自己的嘴巴。

     在中国各地方各部门,由于社会上普遍性的制度腐败的问题,国家公职人员每月所实际拿到的个人工资,除了公开的,“国家”给的“固定的”那一块之外,此外还有本部门隐蔽的,由“小金库”支付的“浮动的”另一块。

     比如,我一个熟识的朋友,在国家部级机关工作的中青年干部,大学本科毕业,职务定在主任科员一级,国家给予的每月工资总额是1850元,另从本部门的小金库“分红”得450元,这样,总数共得2300元,这是他每个月的全部所得。如果有差别的话,也许上个月部门小金库的收入高一些,他们每人分了600元,下个月小金库收入不景气,“分红”也许只有300元。

     又比如,我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事,从事系里的党务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中年女性,学历不是很高,有着当过兵的光荣历史,2004年6月份的工资收入,国家这一块是每月2100元,另从系里的小金库“分红”得到1500元,总数3600元,要远远高于在部机关工作的那位同事。这是因为,当前几乎每一个高校都要从自己入校的学生身上来“创收”,而且都成绩菲薄,要远远高于同类国家机关的小金库收入,所以每月的实际收入要比同等年资的公务员也就高出许多。

     相比之下,每月收入比较富裕的要属中学老师,特别是市区重点中学的毕业班的老师,因为这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大学的关键。许多教毕业班课程的任课教师,每月的收入都达到了5000元以上甚至更多的数目。而且,这些收入还都是极其“合法”的,在明处看得见的收入,你看不见的个人“红包”收入不在其内。

     中国各地医院的腐败由来已久,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大问题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社会舆论和报刊媒体的众矢之的,所以情况也更加的复杂。医院有院一级的大“小金库”,每个科室还有自己的小“小金库”,国家给的工资,医院给的奖金,各科室自己分给的红利,构成一位医生的每月收入。曾有过报道,医院用院一级的小金库收入,为自己的医务人员盖了不止一幢的住宅楼;某些主刀的外科手术医生,私下承接了许多地区医院的临床手术,每个月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辆轿车。

     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原来一直流行的个人的腐败,现在转为有组织的腐败,即制度性腐败,由“组织”出面捞钱,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它与每个部门每个人的实际收入直接挂钩,你再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的住。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就连以往教书育人的教育界,救死扶伤的医疗界,秉公执法的司法界,也难逃走向腐败的厄运,不要脸的在社会上搜刮钱财,把手伸向了贫穷的孩子们身上,伸向了贫困到极点的农民身上,伸向了急需救助的病人身上,这与歹徒趁人之危敲诈钱财有什么不同?

     国家理应最放心的政府机关里也是这样,我的一个同龄人,在一家部机关里担任纪检副书记,副局级,住着三室两厅的大房子。按道理,纪检部门应该是最廉洁的“清水衙门”,除了死工资,没有一点外快才对。其实不然,他们也有奖金,也有自己的小金库收入,有自己赚钱的渠道,这位仁兄每次去外地部里的下属局里出差,最后总能满载而归,有红包,有实物,光是各种日本出产的高级照相机就拿到好几台。

     我的另一位同龄人,是位有硕士学位的女性,在国家级的一家大型科学基金会里工作,她的任务就是参与审查申请基金的科研项目,给各个申请项目的研究课题审批拨付国家的基金款。她拿的是国家给的死工资,没有奖金,每月5000元,我不知道她的工资级别套用的是国家的哪个系列,哪个类型,她和她的同事们都在工资问题上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她们的高工资来源于部门的整体“回扣”还是个人的“咨询服务收入”。

     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在极力为自己这个群体谋取最大限度的实际利益。自己关心自己,自己照顾自己,也是今天这个社会的显著特征。每个部门、每个行业,都有自己致富的门道和窍门,有自己的潜在原则和游戏规则,而且,属于自己这个部门和行业的最高的秘密,是绝对不能透漏出去的。

     其实,以上这些收入问题尽管都在捂着盖着,但终究还算是“合法”的收入,不算是那么“亏心”。在中国国内,收入最高的社会群体中,那些绝大多数大款、大腕们都是躲躲闪闪的羞于见人,因为这些个暴发户们挣的都是见不得人,来历不明的黑钱。

     如果把目前中国收入最高的10种人作一个排队,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贪污受贿的政府官吏;其次是那些有着官商身份或与官吏勾结的企业老总们,上市公司的老总们,以及贷款不还的民营“企业家”和黑了心、偷漏税的农民“企业家”们;排在后面的是在近几年来与政府官吏勾结,圈地占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土地大鳄们;还有在金融界上层横行多年,有着贷款投资审批权的金融大鳄们;后面依次是活跃在演艺界的大腕演员明星,特别是那些极力偷漏税的超级大碗演员明星;以及那些那些黑了心的,与法官相互勾结的不法律师们。

     再介绍一个与上述生活优越的社会群体完全相反的社会群体。

     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一个社会群体就是农民,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最低,收入最少,农民的合法权益是最得不到保障的。

     近日,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在有关扶贫座谈会上介绍,目前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明显趋缓、贫困人口与其它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去年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反而增加了80万人。其中有河南、安徽、陕西、黑龙江等省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情况最为突出。

     问题奇怪在哪里?从国家所公布的各种经济统计数字来看,不管是前几年还是今年,社会经济一直都有着不断在增长的良好势头,从来没有停顿过。今年尽管上半年进行了宏观经济调控,但经济增长的总体指标也仍然有近百分之十的增长幅度。可在这样良好的经济环境下,全国的贫困人口不仅不见减少,却反而增加了80万人,不能不令人匪夷所思。

     虽然在这其中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上看,从国家行政减贫济困所作出的巨大投入和要求来看,国内如此广泛的社会贫困面的扩大,怎么说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十分意外,而且反常的社会现象。

     从国家目前的整体财力以及每年的投入来看,在造成国内贫困人口不减反增的原因中,除了自然灾害外,无论在现实的物质上,还是在理论的预测上,不使农村贫困地区百姓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在行政管理上和技术操作上也都是能够办得到的,可为什么还是出现了贫困不减反增的结果。这决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也不是一个仅仅用自然灾害的理由所能解释、所能使人信服的,应该从其它的角度来查找原因,否则,按照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除了劳民伤财,没有别的效果。

     所以,目前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社会收入的分配不均,是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的,是由于不合理的政策造成的,也是由于大量的贪官污吏的腐败、渎职和不作为而造成的。

     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温顺老实的社会群体,忍耐力最高,吃苦性最强。我住的窗外,离长江大堤相距不远,堤坝脚下,背水的一面,是临时搭盖的简易房和帐篷,为了预防长江的洪泛冲垮堤坝,大堤上住着许多每日检查和维修大坝的农民工,每到寂静的黎明时分,在江堤上护堤的人,那一声声“吃了吗?”的相互问候不绝于耳。每到清晨,凉爽的晨风中,一个个农民工们手捧着大号的海碗,稠乎乎的糙米粥就着简单的咸菜,呼噜呼噜喝得很是香甜,民工们那个个满面红光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格外满足和幸福的光芒。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故乡就距长江不远,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的后裔,我相信当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探究自己祖先来源的时候,也一定会发现他们都是农村人,或者来自农村,不是农村的乡绅,就是务农的农民。所以,关心像自己祖先一样的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份义务,也有这个职责。

     在我们故乡,贫寒的农民要想摆脱每日在田间劳作的辛苦,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这两条道路是一文一武,或者是拼命读书,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成为知识阶层;或者是从军当兵,以身搏命,有幸不死,换来一官半职,成为农村乡绅或城市官吏。

     我祖先的许多前辈、亲戚和乡亲,就是通过这两条道路彻底摆脱了苦海无边的农村生活环境,有的在战争年代投身共产党的旗下,从此成为地位显赫的军政要员;有的远涉重洋,到大洋彼岸求学求索,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教授;还有的投身于当时正是“正统”的国民党军队,以后在台湾发展,在美国经商;总之,他们的后裔从此都生活在人海茫茫的陌生城市里。

     可是,近十来年,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纷纷抛弃了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蜂拥到城市里投亲靠友来打工,再苦再累也不会去了。进城来的亲戚们给我算了一笔账,种一亩地的正常收益不过260到280元钱,在最好的年景下也不过320元钱。而投入的成本,加上国家的土地税,省、县、乡镇、村的“统筹提留款”统统加起来,占到一亩地的230至250元钱。

     也就是说,一个农民的“责任田”有两亩多地,辛苦一年,纯收入不过50来元钱,其余都要靠副业和打工来弥补,副业是一些柑橘树、茶树和鱼塘,种养的农民一多,很难卖出钱来,左思右想,不得已,索性抛家弃地,进城来谋生。我的家乡,自古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由于赋税的沉重,人均年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家庭不在少数,那些穷山恶水的地方,县乡镇一级脱产干部的数量并没有减少,那里的农民负担更加沉重,人均年收入只会更低。

     在很长时间里,我曾梦想回到家乡,过小康农民的田园诗般的闲逸生活。自古以来,男耕女织,勤劳致富,曾经是每一个农民的最美好的梦想,这个梦想被“上面”沉重的赋税,被数目庞大的县乡村干部们永无休止的贪婪和名目繁多的压榨搜刮给打碎了,中国农民成为世界上最勤奋,也是被盘剥的最彻底的一个种群,支撑着一个庞大、不劳而获群体的生存发展。只因为这个群体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干部”,它就理所当然由贫困到极点的农民们来供养,这才是今天中国最大的“地主”。

     即使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高高在上的国家官吏们优先考虑的还是自己这个群体,去年,上一届政府总理朱镕基在即将卸任的时候,念念不忘要采取的最后一个举措是为衣食无忧的公务员们再长一次工资。现在,刚刚上台不久的胡温政府,也又在酝酿将公务员们的工资再大大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以便更好的“高薪养廉”。这个沉重的包袱由谁来背,当然又转嫁到了极端贫困的农民和正在走向贫困的工人身上,让一个极端贫困的群体为一个超过小康水平的群体买单,这种极其不合理的状况,在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出现,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国家农业部就发出《关于切实加强监督管理,制止向农民乱收税费的紧急通知》,严禁违反税收法律法规扩大税收范围,严禁非农业税征收人员直接收取税款等。

     如实、准确、尽快地反映中国农民的疾苦问题,本来有一批专职的政府官员在从事这项工作,解决、提高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是这些政府官吏义不容辞的本职工作,因为他们拿的就是农民纳税的钱,是农民们沉重的赋税才使他们这些政府官吏的生活是如此的“安逸”,无忧无虑。

     结果,由于这些政府官吏的渎职和不作为,中国许多农民们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中国农民的疾苦问题由两位似乎与农民毫不相干的作家,通过《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给暴露了出来。中国农民被逼强行承担沉重赋税的问题,被一位同样身处在最底层的普通农民王幸福给暴露了出来。这本不是属于他们的本职工作,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本应该做这项工作的政府官吏干什么去了?他们的渎职和不作为,为什么没有党政其它职能机构的追究查处?莫非这些政府官吏的渎职和不作为是经过上面的授意认可,是合法的吗?

     我知道,及时掌握中国农村的各种现实问题,了解中国农民的疾苦,准确、尽快地转达到中国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手里,是属于一批被称作是“政策研究员”们的本职工作。从党中央、国务院,农牧渔业部,各省的省委和省政府,直到市县一级,应该都有一个名为“政策研究室”的机构,由专人负责,专门从事农村的调研工作。

     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达到了9亿人。中国的任何一个省市县的领导人,都应该把农民的脱贫致富当作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做,否则,就是渎职和不作为,理应受到追究和查处。

     现实中的问题就在于,“贫困问责制”应该是中国官吏的首要责任制度,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上却从来没有建立这样一种十分重要的责任制度。这决不是什么无意中的工作疏忽,而是中国这种社会体制中从来没有把农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干部的升迁之上,作为省县乡干部政绩考核的硬指标。

     所以,正是在于从来没有紧紧抓住干部这个关键的环节,每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虽然也在讲农民的疾苦问题,要给农村农民们减负,但实际上却成为一句空话,一句看着好看,却在现实中永远实现不了的空话。把中央的红头文件变成一句空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数量庞大、素质低下、贪得无厌、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他们只要把自己的荷包填满,哪里还会操心底层农民的贫困死活。每年靠虚报“小康村”、“小康人口数量”来换取自己的升官,就是这些腐败官吏的一贯做法。

     现在,牛皮吹破了,谜底揭穿了,且看下一步威信扫地的“中央”如何动作?

     还是那句老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只要“中央”还没有考虑到干部腐败群体的重大危害性,没有把扶贫同反腐败联系起来,没有把救灾同反腐败联系起来,没有把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小事情都同反腐败联系起来,你的扶贫、救灾、以及种种重要事项都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在“各层干部骗中央”的策略中化为乌有。

     时间不会太久远了,农民们忍受极度贫困和社会不合理的耐力是有限的,终有那一天,被贫困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们,大批蜂拥进城市,联合城市里的贫困群体,进行社会财产的自发再分配,这里面,席卷了大批从解放军部队和武警复员回来的农村战士们,问题就在这里,你要出动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和武警镇压城市中的学生们非常容易,而要镇压起来闹事的贫困农民们却非常难了,掉转枪口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的,一旦重大事件发生,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导火线就是一个,就在于因社会持续腐败造成的中国农民的不断贫困化问题。凡是头脑清醒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敢于小视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关键就看你怎么处理了。

     时间不会永远在等着你。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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