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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部分失控
(博讯2004年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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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有大的难处。中国55周年国庆,实际上是最不容乐观的一年。胡温这一届政府上台已近一年,民众最初给予的厚望已经渐渐冷却下来,代之而来的是无比的失望,主要是来自官场,特别是官场上层的干扰,使胡温新一届政府的许多政策难以贯彻施行,今天,中国社会已经部分地失控,这绝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揣测,也绝不是什么“恶毒”的攻击,它是在对大量的社会现象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给予准确地揭示。 (博讯 boxun.com)

    
     有哪些社会现象揭示了中国社会已经部分失控?
    


党中央以及中央政府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温家宝总理的批示有如一张废纸,不起任何作用,表明中央的权威在急剧下降,欺骗蒙蔽中央领导人成为寻常之举。
    
     邓小平健在时,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邓小平曾说过一个字都不能改)所许下的“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诺言,时至今日,仍然有如一纸空文,在现实生活中丝毫也没有兑现。不要说邓小平当初所许诺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步履艰难,停滞不前,就连高官及其子女们的家庭财产,敛财手段,都成为了国家的最高机密,被封锁的点滴不漏,唯恐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知道。
    
     你随便翻翻几乎每个干部都人手一册的《邓选》,他老人家所严厉批评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如今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成为公开堂而皇之的东西。真不知道邓小平他老人家在九天之上有何感想。以至今天,不仅胡温说话老百姓不信,各层干部也根本不听。
    
     不只是远在黑龙江的鸡西市委领导在蒙骗温总理,仅从中央身边的北京市来看,对抗中央文件精神就有自己的高招。北京市近日发现的的一件怪事,北京市政府公然以文件方式蒙骗中央,突击批地,使国家在批地上的收入损失达到数千亿元。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市14个部门在北京北苑召开秘密会议,紧急商议24万亩“问题土地”的处理工作。
    
     2002年5月 中央政府(国土资源部)11号文件 ,要求自2002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取消协议出让土地。
    
     2002年6月,北京市政府随即发布“下有对策”的33号文件 ,表面上是在贯彻落实中央政府11号文件,实际上故意暗设5个协议,为出让土地留下后门。这部地方政令尽管郑重宣布,停止经营性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但却为协议出让土地开了6个口子:绿化隔离带项目、小城镇建设项目、危旧房改造项目和规划为高科技、工业用途的经营性项目以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中的经营性项目用地。
    
      这6个口子看起来似乎不起眼,实际上却是无所不包,足以将北京市的所有房地产开发项目都装进去继续进行协议出让。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有关官员也承认,33号文中关于协议出让土地的范围相对来说还是偏大,整个土地的招标、拍卖、挂牌的数量偏低。 此后,2002年7月至10月,北京市1.1亿平方米土地被批准协议出让。
    
     短短的4个月,北京市批出协议出让土地的数量相当于1992至2002年十年之间北京市批地数量的总和。谁是33号文件的最大受益者和直接受益者?33号文件的出台究竟是为了北京市地方利益?还是为一小部分人的上层官僚利益?因为33号文件而出让的约1.1亿平方米土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将一次性流失数千亿元的土地收入,这笔钱足够一个奥运会的基建费用。
    
     联系到中国国内绝大多数被揭露出来的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十有八九均与批地和房地产开发有关,就足以使中国的有智之士们明白,中央政府的管理、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中的漏洞是多么巨大,黑洞是多么深奥。
    
     其他各省市的情况也是问题多多,我暂且不一一叙述。
    


国内建筑业累欠农民工的工资已经高达3660多个亿,地方政府消极对待,说明中央指令性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政策被搁置架空。
    
     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是近年来中国建筑行业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深陷贫困之中的农民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甚至几年,到头来却拿不到已经被一再压低,原本应该按月足额发放的工资,他们一家老小的生活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拖欠农民工工资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已经引起了政府及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
    
     在最近一次的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建设部副部长黄卫指出,当前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建筑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经济秩序,而且直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大事。在回答一名记者的提问时,黄卫特别谈到了清欠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他说,建筑行业的农民工有3000多万人,如果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工资的面很大,就会直接影响这些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会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追讨工程款和工资,也出现了一些通过过激行为追讨工资的现象。政府高官如此正面阐述农民工工资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这在以前是十分罕见的,显示了中央政府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危害性,看到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危及到全社会的稳定,而且已经到了马上非解决不可的严重地步。
    
     农民工在万般无奈之下,通过“自己的行为”追讨工资(也包括一些包工头和建筑企业负责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追讨工程款),一些农民工甚至被迫使用“过激行为”追讨工资,这样的事例已经屡见不鲜了。农民工虽然大多文化不高,但他们并非法盲,也知道追讨工资应该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采取合法的手段,但是日渐严酷的环境一再教育他们,要想通过正常渠道、采取合法手段要回自己的血汗钱,天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农民工在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有的跑到高层建筑楼顶威胁要跳楼,有的爬到塔吊顶端威胁要自杀,还有极少数人开始选择暴力和恐怖的方式。他们的行为有的属于违法,有的触犯了刑律,自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冤有头,债有主”,那些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无疑也是把他们“逼”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罪人。如果说农民工的“自己的行为”和“过激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危害了社会稳定,那么,那些拖欠工资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才是真正破坏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
    
     中国的中央政府一再宣扬“稳定压倒一切”的道理,同时又表明自己“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亲民形象,社会的稳定首先依赖于广大民众先温饱,后小康的安居乐业,需要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无忧和情绪的稳定,更需要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社会的信任,当你看到中央部委的高层领导人在媒体面前为农民工呼吁的慷慨激昂,信誓旦旦,你就会明白,中央领导人确实急坏了,可是又无法一下子给予解决。
    
     因为道理很简单: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早已经失控了,在几年前就已经失控了。当时的国家总理是朱镕基,他留下了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致使胡温政府束手无策,亦无良计可施。
    
     各级政府的责任缺位和不作为,是造成农民工悲惨遭遇的根本原因。各级政府是否明白:政府只是民众的一个服务性机构这个根本性质呢?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当务之急,燃眉之急,除非人们能够铁了心硬是看着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屈辱、无权和贫困中苦苦挣扎。
    也许我们今天的社会还不能保证让这样多的农民工在数年之间就摆脱贫困,富裕起来,可是我们至少应该保证他们把辛苦挣得的那一点点工资平安及时地拿回家去,让这些微薄的血汗钱帮助他们贫寒的家庭渡过难关;也许我们还不能在目前使中国建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法治国家,可是我们的政府至少应该保证让农民工们在遭遇盘剥掠夺时能够找到讲理的地方,尽快得到解救和帮助。因为你终究还是“人民的国家”,起码在招牌上还这样写着。
    
     “依法治国”的理念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各级政府自觉服从法律的基本原则,成为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不是只想着用法律来管制约束民众的行为,在这中间,既包括政府要合法行政,也包括民众能够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是在我们面对农民工的悲惨遭遇过程中,很难看到各级政府挺身而出关怀救助农民工的影子,也很难看到各级政府在处理、解决、保护农民工事务方面的主动积极的措施和政策,当然就更难看到各级政府官员们亲民的形象了。除非他是在做秀。
    
     在为农民工讨工钱的问题上,地方政府冷眼看着中央政府的举动而无所作为,难道农民工的问题不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所有针对农民工的侵权事件,都是发生在地方各级政府的辖区之内,发生在地方官员的眼皮之下,可是最后却要动用中央的力量才能给他们讨回公道。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
    
     目前,中国的农民工已经达到2亿1000万余人。感到自身力量的分散和薄弱,有些地方的农民工已经自发的组织工会、同乡会、或宗乡公会(都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因而均属于“非法组织”,随时面临被政府部门取缔的可能),并通过这些自发的组织去出面追讨工资,这充分显示农民工们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正在形成一个对当今社会有威胁力的新工人阶层。
    
     农民工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性质的,作用就像以前波兰的“团结工会”一样,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官场上层的腐败仍有高居不下之势,一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出现了趋向于成熟的“既得利益集团”, 表明中央的“反腐倡廉”阻力重重,面临失败的可能。
    
     正如爱情是人类生活永恒的话题一样,腐败则是中国社会不可缺少的永恒的话题。中国的官场环境就像中国的自然环境一样,一旦遭到严重污染,恢复回原样非常的难。在日益恶化的官场环境中,“潜规则”会慢慢战胜“明规则”,诸多干部会如“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觉其臭”,坚持廉洁操守者成了异类,遭到排挤、打击,甚至被“逆淘汰”。
    
     根据中央纪委会报告提供的有关数据,1990年以来,全国纪检检查机关共立案230万多件,给予党政纪处分220万多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近7万人,厅(局)级干部近6000人,省(部)级干部超过200人。 我个人认为,这仍然只是冰山的一角,没有被揭示出来的占绝大多数。
    
     2004年,十几位省部级高官落马,远一些的,江泽民朱镕基时代的贪官污吏且不去说他们,仅从胡温这一届政府上台执政以来,新的贪官污吏的出现依然层出不穷,新华社8月份消息说,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 中,百万元以上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大案713件,同比上升6.9%,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690人。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通过发现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查处的,仍然是通过比较原始的举报等方式获得线索,进而纠出该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这些揭露贪官的方式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腐败落马的官员,大多数集中于中国社会的资金、物资、权力资源密集区,这已经成为中国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时代特征。腐败分子的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6个方面来完成:大批量、多层次的土地批租;利用权利大量违规放贷;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转包分肥;违规减免税收;股市“圈钱”;走私放私。
    
     买官,作为一种利益的交换,已被不少官员看作是回报率最高的个人“投资”项目。贪官热衷跑官,就因他只需向领导进行少量投资,就可通过升官实现巨大产出。在目前的体制下,部分官员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分配权,权力集中并缺少制约,一些官员就利用权力牟取巨额利益。贪官污吏有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300%利润就不怕上断头台,在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买官卖官者衡量风险收益比后,就敢飞蛾扑火,纵身一搏,所谓“前腐后继”的巨大驱动力就在这里。
    
     经营土地活动,大小贪官违规批地,随意更改建设规划,大搞权钱交易;少数地方政府甚至运用行政手段强圈耕地,暗箱操作。全国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达上百亿元。这些违法乱纪者都利用土地征用、审批制度的漏洞获得了巨大利益。此外,还有银行金融系统数不清的问题贷款。
    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转折时期,利用企事业单位改制而疯狂捞钱的贪官成为今天一个普遍的情况。据《检察日报》报道,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检察机关在所查的78件大要案中,涉案金额最大、窝案人数最多的案件,均发生在企事业单位改制之际。
    
     企事业单位改制之际,是贪污与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多发期;贪污人员多为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干部及主管干部;贪污资产为企事业单位的所有国有集体资产,包括所有能操控的资金及其贷款、救济款、上缴利税、下岗职工生活费、职工社会保险费、员工福利安置费等。利用企事业单位改制时机进行贪污,就是因为目前许多国有财产、全民财产无人负责,无人管理。加上官僚主义作风,导致有些人在管理过程中把国有资产转为私有。
    
     近年来,被捉的“公仆”越来越多,“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也越来越大,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伙同情妇鲸吞四千多万元;河北省原国税局长李真占有的不义之财达1084万元;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贪污受贿677万元;贵州卢万里案中的“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有2640万元;“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的主角马德,敛财2385余万元,绝大部分是其任绥化市委书记的22个月中收受的,平均月进百万,日进3.56万元。
    
     相反,对贪官污吏的惩处也越来越轻,按1997年《刑法》修订之规定,贪污10万元以上者就可判死刑。然而,随着贪官的嘴巴越张越大,公众心理线和实际判处线竟也随着贪官水涨船高。是否判死刑的一个“数字分水岭”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500多万元被送上断头台。但此后,数目却在飙升,甚至刷新到一千万。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赃款人民币661万元;深圳原海关关长赵玉存受贿900多万元被判无期;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家族受贿2000多万元被判死缓。
    
     更多的贪官污吏不是平安无事,益寿延年,就是带着赃款远走高飞,到大洋彼岸去安享天年。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曾有一份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指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或其他人士逃往国外,带走了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平均每人外逃资金125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大案要案都是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发生的。据悉,国务院对此已经做出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这个报告中的统计截止于2001年,又有大约三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数字和人数还在增多。
    
     眼看共产党政权下的中国成为产生大批贪官污吏的摇篮和温床,眼看大批身着共产党员身份的腐败分子把中国当作自己捞取金钱财富的私囊和聚宝盆,国内外民众对中国反腐败的能力和成效感到无比的失望。最近,中央政府通过让执法部门大力追踪清算腐败分子来改变自己软弱无能的不良形象,进一步扩大强化中央的权威。
    
     中纪委在国内对“‘一把手’家属出国登记报备制”进行试点。鉴于近几年职务犯罪嫌疑人负案外逃人数不断攀升,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腐败犯罪后,携巨款,阖家分批逃往海外的情况,近日,中纪委开展试点建立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的报备制度。
    
     与此同时,中央又提出进行各级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登记制度。
    
     申报主体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政府官员(退休人员也应列入财产监督的范围之内)。
    
     申报的财产范围除原来规定的几个项目外,还增加了不动产(如房产);交通工具(如汽车、船舶等);土地使用权及转让权;存款、有价证券及价值500元以上的物品(包括金银器具、首饰、古董、珠宝、名字画、家具、电器等);500元以上的债权、债务、投资或者馈赠、补偿和偶然所得;本人或与他人共有的着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个人及家庭500元以上的支出。并且将申报主体的配偶和直系亲属的上述财产纳入申报范围。
    
     而官员的申报财产也从日常申报扩大到初任申报和离任申报。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个设想,是即将要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只能以后再看了。
    


社会各界层层上访之势远远超过了朱镕基时代,正在兴起一个新的高潮,揭示各地政府的我行我素仍然猖獗,并不把中央的“稳定压倒一切”放在眼里。
    
     目前,中国大陆正在经历自1977年以来的第二次上访高潮,北京永定门西街甲1号的国家信访局接待站,成为检测全国社会各个阶层稳定状态的晴雨表,在北京的各中央职能机关,各国家部委机关,北京市政府的党政机关,驻京各军事机关,凡是设立信访群访一级机构的,近十几年来,每逢政府工作日,往往聚集着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来北京上访群众憔悴的面孔。上访是中国传统人治社会的标准产物,是其他的国家所不具有的,最典型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在各国家部委信访接待站前面,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群结伙而来的上访人流。来北京上访的究竟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们,国家从来没有派人统计过。
    
     上访人群的经久不衰,表明中国的“法治”梦想已经破灭,也表明中国的平民百姓对各级法院公正、公平的立场彻底破灭。中国的司法从来没有“不受干扰”独立过,在很多地方,权势者们往往有他们的关系网,无权无势者们依靠法院往往很难打赢官司。并且,一些省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早已下发内部文件:对于集资纠纷、土地纠纷、职工下岗纠纷等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一推了之。法院的这种明哲保身做法的后果,将大量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都推到党政机关,进一步导致了上访风潮的增长。
    
     在国务院信访局接待室和全国最高法院信访局接待室,永远是无数上访人群充满了救命希望的南天门和阎罗殿。在沿着永定门西街的外面两侧,也永远停放着一溜三四十辆从外地各省市地区开来的警车轿车和大巴中巴车。看到这里,读者千万不要误会,这绝不是上访群众包租乘坐来的车辆,也不是“好心的”各地政府机关为方便群众上访而专程派来接送的车辆,恰恰相反,这是各地的政府机关为了阻止“坏人”“刁民”进京“诬告”他们,特地派出的公车警车来抓人或阻拦。
    
     在堂堂的党中央及政府机关(如“两办”——中办、国办;“两高”——高检、高法;“两中”——中纪委、中组部)门前,永远布满了大批的警察、便衣,各地专程来此处蹲守的“信访干部”,其中混杂有许多花钱雇来的地痞流氓,专门用来拦挡阻截来上访的广大民众。连打带抓,连哄带骗,不少上访者被抓进路边停放的警车和大巴中巴车,不少上访者被抓进去,车开到城市远郊外再把他们扔下来,或者被带回本地关押整治,甚者被殴打致残致死,惨不堪言。
    
     看到这里,你千万不要对中央的迟钝和懦弱表示愤慨,在骨子里,中央和地方都是上访民众造成的“受害者”,上访民众的出现都给中央和地方“抹了黑”,都使中央和地方感到难堪,没有中央的默许和暗示,各地的诸侯哪里敢光天化日之下在“天子”脚下肆意妄为。
    
     来上访的人群,从衣衫笔挺的“成功人士”到衣不遮体的乞丐叫花什么人都有,衣衫褴褛者与西装革履者前后相间同居一队,给人一种说不出来又莫名其妙的奇怪感觉。这是上访的地点,同时又是地狱,你不时会听见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声和绝望的叫喊声。其实,在今天“弱中央,强地方”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之后,就是来中央告状成功了,你手拿着中央政府的批件,也不能抱有太大的解决希望。
    
     权力的腐败所带来的社会伤害,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亦不可免也,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社会现实,但这还远不是最可怕的,“哀莫大于心死”,对今天的政治现实完全丧失信心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早已经从最近的报刊和电视新闻中得知,目前,许多城镇的旧房拆迁和改造,成了当地一些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发财暴富的绝好机会,他们联手勾结,利用职权,欺压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强行拆掉祖传多少代人的私房,强行霸占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折腾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中央和国家上层都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违法拆迁的危害性,专门下了国家一级的红头文件,决心要彻底刹住这股拆迁浪潮,但是在地方利益部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抵制下,那些因拆迁不公而受到严重侵害的当地民众,在当地政府上告无门的情况下被迫背井离乡,到北京来上访。
    
     最后,提醒一句,许多上访者把最后寻求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万一出现的“包青天”式的领导人身上,寄希望于1979年那样的“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上,这个希望的实现其实是非常渺茫的。
    
     在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政坛上,有大权在握的胡耀邦在当政(虽然在今天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有人把“平反”的功劳挂在了邓小平的身上),而且,混迹在平民上访者当中的,有许多是曾经地位显赫的“老革命干部”,另外,当时还有一件不可忽视的武器,就是可以制造声势,公开冤情的大字报。
    
      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
    
      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当时的中组部长郭玉峰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就这样,这位建国前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时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字的著名书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
    
     当时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还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一张当时在中组部大院张贴的大字报甚至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段话:“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你弟兄眼中的刺!”
    
     总之,先有为老干部的平反冤假错案,然后才会轮到平民百姓的身上。弄清了这一点,你会感到,现总理那句豪情万丈的言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现实状况衬托下是多么的可笑,距离人们又是多么的遥远。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就是:千万不要把人逼得无路可走,哪怕是再弱小无权的人,那样会产生造就数不清的林冲和拉登。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各级政府官员和执法部门的官员贪赃枉法和玩忽职守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表明中央对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执法官员的制约和管理都已经出现严重失控。
    
     去年全国的20多万名法官,共有794名因违法违纪被查处,52名被追究刑事责任。虽然贪赃枉法的法官只占极小比例,但法官违法犯罪案件中“一把手”犯罪、集体串案和内外勾结作案的现象比较突出。
    
     去年年底,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因受贿10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在他之前,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因受贿33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于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因腐败而落马的就更多。
    
     比如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副院长焦玫瑰、梁福全都已锒铛入狱。由于我国法院是行政化管理,法官的升迁、待遇,院长有相当大的决定权。院长们虽然大多数不具体承办案件,却有权对案件的审判或执行把关,利用职权干涉案件审判或执行。比如审监庭可以对二审后的案件提请“再审”。在审委会的讨论过程中,一般只要主管副院长表态,其他成员就不会表示反对。一旦再审程序启动,常常意味着必然会改判。所以不少当事人会不遗余力地打通副院长和院长这样的关键人物。除了可以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受贿,院长们也可能像其他腐败贪官一样利用法院资源为自己谋私利,比如贪污、挪用公款、拿回扣等等。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曾作出一份关于湖北近年出现的法官职务犯罪问题的调查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指出,40%的法官职务犯罪案件,都是共同犯罪或相互牵连的串案。武汉中院集体串案中,无论案件由谁主审,只要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评议、把关,从审判员、庭长到分管副院长都有份,有的主审法官受贿后还带回去分给其他承办人、审判长、庭长、分管副院长。
    
     调查表明,许多法官受贿与滥用职权都是与当事人、代理律师及公证、拍卖、估价、鉴定等中介组织人员内外勾结。有的律师行贿已成习惯,成为职业“掮客”。武汉中院案中,有44名律师受到了调查,所有行贿人都是律师。
    
     人们早就清楚,法官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守护者,尽管被揭露出来的腐败法官只是少数个别现象,与其他政府机关相比,法院的腐败也可能并不是最严重的。但由于人们对法官抱有较高期望,发现法官腐败后会备感失望。在法官职务犯罪的背后,是现行司法制度中的一些缺陷,特别是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此外,立法制度的缺陷。大多数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法规的起草者、解释者与执行者是同一些部门、同一批官员,缺乏清晰而有力的外部制约。在这种格局下出现法规,必然存在大量灵活性条款,而且,尽是一些执法者自己愿意看到的、灵活到无边无际地步的条款。面对这样不着边际的法规,通常比没有法规更加糟糕。
    
     授予各级执法官员以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的法规,只能扩大执行者的权力,催生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商人的堕落。
    
     因为执法人员的违法现象的增多,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为依据,参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纪律法规,结合检察机关的实际特点,日前颁布施行《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目的是贯彻从严治检方针,进一步规范检察人员行为,严肃检察纪律,保证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条例》列明了检察人员的10类81种违法违纪行为将被处以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不同形式的纪律处分。受撤职处分的,检察机关可同时撤销其行政职务和法律职务,也可单独撤销其中一项。对于担任两个以上行政职务的人员给予撤职处分的,其所担任的所有行政职务一并撤销。受到开除处分的,自处分之日起解除其与检察机关的人事行政关系,其行政职务、级别自然撤销,其法律职务依法罢免或者免除,不得再被录用为检察机关工作人员。
    
      规范执法行为,注重保护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是《条例》体现的一条重要原则。《条例》对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易发的体罚、侮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违纪行为,作出了严格、具体的处分规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非法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非法传讯他人;体罚侮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开除处分。刑讯逼供,徇私枉法,对明知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的,给予开除处分。
    
      同时,《条例》对检察人员失职、渎职的行为处罚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给国家、集体资财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条例》对检察人员违反廉洁从检规定的行为处罚作出明确规定。私设“小金库”、乱收费、乱罚款、拉赞助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直至开除。
    
      此外,用公款旅游,或者违反规定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或者购买、更换超过规定标准的小轿车以及对所乘坐的小轿车进行豪华装修;违反规定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礼品馈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人或者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支付、报销,或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应当由个人支付的出国(境)留学费用,由他人支付、报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直至开除。
    
      检察人员重婚或者包养情妇、情夫的,给予开除处分。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检察人员使用假学历、“超生”等妨碍社会管理秩序行为将受处罚。包括:伪造、变造或者买卖、使用伪造的学历、文凭、公文、证件、印章;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参与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场所的;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超计划生育等,视其情节轻重,将分别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开除处分。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个简单的道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中国的中央政府对于各地各级政府的高级官员,在理论上好像有监督,实际上却处于无制约状态,仅仅依靠的是个人道德层面的自律,缺乏健全的制度和社会的有效监督,这种制约是非常薄弱的和靠不住的。
    
     因位高权重别人难以监督,这是目前中国政坛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上级因为失察疏忽或收受贿赂等原因不予监督,甚至出了问题时还给予庇护;同级碍于情面等原因不想监督,有时常常还进行权权交换,官官相护;下级畏惧打击报复则不敢监督,包括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在内,除监督下级时有一定效果,对同级对上级官员实际上都很难监督。
    
     特别是,高级官员所形成的“率先腐化”效应会使各地基层腐败的倾向更加日趋严重。
    


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然形成,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巨富与赤贫两大阶层水火不相容,表明中央政府统治中国社会的基本理论已经失效,调节社会关系的努力正在失败。
    
     最近在中国调查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10大阶层之中,领导干部仍是最高阶层,而人口最多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是第9阶层,仅略胜于城乡的失业者。只有0.2%农民成为干部,也只有0.5%、0.8%和0.9%的农民转变成为经理、私营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更多的农民只能转变成为工人、店员和个体商业户。
    
      另一数据显示,1992年以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5倍。他们获得首份工作就是干部的机会,更是非干部子女的2.65倍。
    
      这反映了教育、税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和人事制度,都使中下层民众的子女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在缩小,变得越来越艰难。
    
     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分配向着日趋大众化、平等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缩小了阶级差异,成为社会经济均等化的工具。但1978年以后,教育的精英化和偏重城市,已成为妨碍社会流动,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动力。
    
     等到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的差距和地区的差别更加严重扩大了,而国家在分配公共资源上的扶强远远大于扶弱的倾向,2002年中国全国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人民币,77%用于城市,占人口总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其余的23%。这些极不合理的政策,更使得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缺乏竞争的机会和能力,于是,身份、职业、权力、户籍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都会向下一代传承延续。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农民也会老,农民工也会老。农民和农民工们无论给中国的城市建设创造过什么样的辉煌,为中国的GDP贡献了多少个百分点,最后都要和其他人一样,也会年老。但他们的养老却无法依靠社会的保障体系,只能靠自己的儿女。
    
     教育和医疗卫生界的大面积深层次腐败,对社会民众的伤害已经由肌肤之痛深入到了膏肓之痛。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腐败成风,诚信缺失,不仅在毒害着我们的民众,也在把中国社会拉上绝路。
    
      据统计,中国现在有数以千万的农民和农民工娶不上媳妇。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宁可在城里做二奶也不愿意嫁给农村的“两足马”为妻。许多中国贫困地区青年农民,因自身的极端贫寒而产生的仇富心理,仇视城市,仇视富裕发达地区,仇视高官,仇视政府机关,都到了极度紧张的边缘。
      
     许多年来,经历过文化革命苦难的中国人,都幻想能有一个长期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全国的平民百姓能够毫无阻碍的尽快富裕起来,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也确实出现过,从1979年到1989年夏天时紧时松持续了整整十年,随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社会的政治紧箍咒不时地出现,提醒人们严峻的政治形势又将卷土重来。
    
     胡温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的最近一段时间,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抱着国内的政治政策即将调整放宽的幻想,特别是在最近,把张郎郎先生的回忆文章《建国初期的父母》在国内的发表(见8月13日《文汇读书周报》),看作是国内政治环境松动的体现。也许我们错了,这只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央政府对新闻及文化界的政治控制力不从心,出现部分失控的景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目前,如何尽快地摆脱目前的政治困境,化解民间的民众仇恨是新一届胡温政府的首要难题,及时治理腐败,打击黑恶豪强势力,减缓目前日益紧张的国内社会矛盾,包括政治的矛盾、经济的矛盾、以及社会关系的各种矛盾,这才是当务之急。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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