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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中南海秘书见证中国监狱
(博讯2004年9月13日)
    ──俞梅荪和他的狱中难友

     法律产生于情理又维系于情理,把法律条文生搬硬套地轻罪重判或重罪轻罚是违法的。司法机关除暴安良的同时,更需要悲天悯人。 (博讯 boxun.com)

    1994年1月31 日,国务院前副秘书长、国务院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的秘书、即将升任局级官员的俞梅荪,被安全部门秘密关押。1994年11月1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由女法官张存英宣判的《刑事判决书》,以“莫须有”的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俞梅荪有期徒刑3年。一个星期后,俞梅荪被押解到位于北京市郊豆各庄的第二监狱服刑。在此后的两年里,曾经从事过10多年立法组织和立法研究工作的俞梅荪,见证了许多的冤狱冤案,他和许多轻罪重判、甚至于无罪重判的狱中难友,结下了生死情谊。本文根据俞梅荪的相关回忆整理而成,文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全部属实,特此说明。

    一、李树森与阚永田李树森,1968年生人,一米八的个头,头发有些卷,浓眉大眼、皮肤白净、健美英俊、为人正直。他的父母是企业干部,家中还有哥哥姐姐,家住和平里。80年代末,李树森毕业于北京一家旅游学校的外语大专班,毕业后在丽都饭店的假日旅游公司工作,由于对公司另一部门的工作更有兴趣,已商得该部门同意准备调去工作。本部门的美方经理见他很能干,并且是擅自与其它部门进行联系的,就不肯放行。李树森为泄私愤,半夜里把这位经理的皮箱搬走藏在楼下的花房里,次日经理发现失窃报了案。李树森把此事悄悄告诉给几位同事,警察得到线索后前来破案,他们见其中有包括照相机在内的价值上万元的贵重物品,失主又是一名外国人,就定性为盗窃大案。20岁的李树森因此被以盗窃罪判刑12年。美方经理主动提出撤案要求,警察反而振振有词,说什么法律是无情的,李树森年过18岁,有行为和责任能力,只要东西被移动,就已经构成盗窃罪,因是初犯已经从轻处理,如果上诉还有可能会加重刑罚。

    由于当时律师还不普及,李树森认罪服刑没有上诉,他的女朋友很漂亮,也在一家外企工作,起初月月探监,坚持要等他出狱。李树森在狱中积极表现,年年被评选为劳改积极分子,减掉2年刑后依然要坐10年牢,在第8年时女朋友终于失去耐心离他而去。李树森刑满释放后,只好到哥哥工作的公司里打工,是公司有名的业务骨干和工作狂,干起活来夜以继日,只是到了32岁依然一贫如洗,独身一人。

    李树森青春躁动的恶作剧,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实质性伤害,原本是批评教育就可以解决的私人纠纷,却因为司法当局的崇洋媚外而加以重罚,让一个优秀青年为此付出了不可挽回的青春代价。按照俞梅荪的说法:“国家关押一名犯人,每年至少要花费一万元;家庭的付出就更大了。李树森因为一万元财产的恶作剧,竟然坐了10年牢,一个20岁青年的青春年华,每年只值一千元。以人为本的文明观念,与被视为专制机器的司法机关,简直就是格格不入。”

    李树森现象在北京市第二监狱里并不是孤立个案,阚永田的案情和刑期与他如出一辙。阚永田17岁时因为一次玩闹性质的偷盗行为被判处12年徒刑,他作案时明明只有17岁,依法应从轻处罚,法官却以判刑时已经年满18岁为由从重判决。俞梅荪出狱后曾找到阚永田的父亲说:“我和你儿子朝夕相处,他对我帮助很大,他可是个助人为乐的大好人!”一句话竟感动得这位70岁老人浑身打颤。

    阚永田的父亲抗美援朝时负过伤,后来给周扬当警卫员,复员转业后在文化部干了一辈子保卫工作,当时已经离休。他因为儿子坐牢长期郁闷,从此以后每年都要打电话给俞梅荪家拜年。2001年春节,老人从东郊赶到西城,气喘嘘嘘地告诉俞梅荪:“我儿子表现好又一次减刑,他坐牢已经快10年,眼看著年底就要刑满回家了。”

    按照俞梅荪的说法:“我在狱中遇见被判处似是而非的罪名的犯人真是不少,好在这两个不争气的小玩闹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轮流踏上漫漫探监路,常年累月去郊外监狱中探视,幸福家庭的亲情关爱,使他们刑满回家后还能够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狱中还有许多家破人亡的犯人,他们刑满出狱后无法正常生活,甚至于无家可归,很有可能因逆反心理而去报复社会,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法律产生于情理又维系于情理,警察办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把情理与法理简单对立、把法律条文生搬硬套的轻罪重判或重罪轻罚都是错误的,也是违法的。司法机关在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的同时,更需要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一时胡涂的犯案者予以宽容,给他们一条继续生活的出路,进而缓解社会矛盾。在我看来,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尤为重要。

    2000年是北京市政法队伍的教育培训年,全市政法干部中的大专以上程度只有30%左右,在全国排位靠后;其中法律专业毕业的只占17%,警界的学历就更低了,有相当一部分政法干部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本岗位的知识和能力。这样的队伍素质,其司法水平就可想而知的了。号称是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如此,全国各地政法队伍的素质低下和野蛮粗暴就可想而知了!”

    二、轻罪重判殃及家人丰台区王佐乡的文盲农民康宝,是一个其貌不扬却又心灵手巧的小矮个,他于1994年撬窃当地某单位的财务室,窃得支票一张。几天后,他拿著支票到附近砖瓦厂买砖时,由于支票挂失而自投罗网,被判刑13年。实际上,他拿著支票并没有买到任何东西,依法应判定为未遂盗窃罪从轻处罚。

    康宝坐牢后,他的文盲爱人生计难难,只好带著两个女儿改嫁他人。这位40岁的农村文盲,在俞梅荪任教的囚犯扫盲班中努力学习,学会写家信却没有了家庭。妻离女散家庭破碎,令狱中的康宝悲痛欲绝。俞梅荪出狱前,康宝还有10年的刑期。康宝敬重俞梅荪,每天苦苦哀求,要把离婚时判给自己的大女儿小伟送给俞梅荪当女儿。俞梅荪推辞不掉答应下来,并且把此事写信告诉给小伟。没想到信被狱警扣下,俞梅荪还被叫去训斥一番,说是坐牢的全都是坏人,这样做会教坏小伟的。俞梅荪出狱时被严格搜身,禁止携带狱友亲属的通讯地址,俞梅荪还是把小伟的地址记在了心里。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俞梅荪出狱后不久就专程找到康宝的前妻,她每月打工只有300元,只好把自家的3间房屋以每月100元出租,2个女儿随她搬到20里以外,一起住在改嫁后的男人家里。因家境贫困,小学没有毕业的小女儿失学在家,每天上街卖花挣钱。大女儿小伟觉得俞梅荪不是好人,不愿意理睬他。俞梅荪无奈,只好留下200元钱离去。俞梅荪事后专门去监狱向康宝交差,康宝的一片苦心落了空,一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孔深深地印在俞梅荪的脑海中。

    2000年9月1日清晨,俞梅荪在睡梦中被惊醒,是康宝的前妻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改嫁的那个男人无力负担母女3人的生活,已经再度离婚,小伟正在读职业高中的计算机班,今天是第2学年的开学日, 2000元学费还没有著落。俞梅荪的母亲立即拿出钱,让俞梅荪骑自行车赶快送去。见面之后,康宝的前妻告诉俞梅荪,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和小伟的上学,她正在联系卖房子,大概能卖一万元钱,一旦有了钱就归还2000元的欠款给俞梅荪。俞梅荪劝告她说房子不能卖,不然康宝回家后就没有了去处,欠别人家的钱也不必急著归还,他以后可以继续资助小伟上学。一个月后小伟来信,怯生生地探问能不能再资助1000元钱的计算机机时费,俞梅荪马上寄去了汇款,他当时正好在一个研究机构参与法治课题的研究,每月能有一点微薄收入。

    又过了一个月,俞梅荪接到小伟母亲的电话,得知小伟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前5名,还得了60元奖学金,她不准备卖房了,要等康宝刑满后复婚。俞梅荪以微薄之力,挽救了在厄运中沉沦的一个家庭,他觉得很是欣慰:“康宝为防止女儿失学的良苦用心终见成效,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有报道说,刘青山、张子善的子女都由国家培养成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康宝的小女儿还是失学了,这种现象严重违犯了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法》,及1992年国务院批准的《实施细则》,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法》远比《刑法》更重要啊!”

    三、家破人亡的杨军睡在俞梅荪上铺的英俊小伙子杨军,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在狱中坚持自学,已经通过全国高教自学考试几门单科的统考。1988年杨军只有18岁时,和2名同学结伴旅游,在杭州花光了钱,半夜里便去偷盗商店的钱物,就这样一路玩耍一路偷窃,周游了一个多月,最后在天津被扭送到公安局。总价值不过2万多元的团伙偷盗案,被定性为流窜作案,情节严重,数额巨大,遣送回京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一场玩闹竟招来杀身之祸,杨军于绝望中几次自杀未遂。

    杨军拿出保存多年已破损不堪的判决书向俞梅荪请教,俞梅荪仔细阅读后发现,判决书中对于这样一个死罪案的犯罪事实的叙述和认定过于简单,审判长竟然就是以从重从严著称的女法官张存英,她也是俞梅荪冤案的审判长。俞梅荪后来又发现,狱中好几位轻罪重罚的重刑犯人,都是由这位女法官张存英审判的,时间跨度长达10多年。这些10年之前的重刑犯和刚入狱的重刑犯被关在一起,经常切磋交流各自的案情,并向俞梅荪咨询法律问题。同室中的另一狱友张树森说到情急之处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俞梅荪感同身受,却又只能抚慰劝解:“依法你们确实是量刑不当,不过现在也只好熬满刑期,等出狱之后才可以找张法官理论。”狱友们同仇敌忾地说:“等到一、二十年后,这位张法官可能已经退休,那时我们一群人只要在她面前一站,不用说一句话就能把她吓死!!”

    杨军的父亲本是一位国企厂长,母亲是工人,姐姐已经出嫁,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父亲病故前,曾经把照顾小弟的责任托付给还没有高中毕业的杨军,杨军没多久却成了一名死囚犯,想到父亲的临终嘱托他总是追悔莫及。俞梅荪出狱时杨军坐牢已经8年,家人已经两年没有了音讯,他日夜思念,望眼欲穿,觉得自己被家人遗弃了,拜托俞梅荪帮助联系。俞梅荪出狱后按照暗记在心中的地址,找到丰台路北大地3里12号楼,没有见到杨军的家人。居委会主任王淑英大妈告诉俞梅荪说:“杨军的妈妈已经发疯,整天在外面乱转,出门不知道回家,好多次走失后被人送回来。每逢重大节日和全国人大、政协的两会,为了治安和市容,派出所就把她收容起来。杨军的弟弟也犯了盗窃罪,被判刑后送到茶淀劳改农场。他的姐姐有些弱智且已下岗,靠当工人的丈夫养活,生活也很困难。杨军的女友早已出嫁。”王大妈还介绍说,杨军从小品学兼优,不知怎么竟犯了这么大的罪过。她希望俞梅荪能够设法让杨军早点回家照顾母亲,这样还可以减轻居委会和派出所的负担。俞梅荪听后仰天长叹: “作为死缓犯,杨军实际坐牢25年才能刑满出狱,10年之后才有可能回家。尽管刑法第81、82规定了各种可以假释的条件,但是只能花钱托关系才能办得到。按照我在监狱里了解的价码,每提前一年出狱,需要1万元多元的贿赂费用,要让杨军假释出狱,至少需要十几万元,而且是花了钱也没有十分把握,这对普通百姓来说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临走时,俞梅荪托王大妈转给杨军姐姐100元钱,作为请她去探监的费用。时隔一年后俞梅荪再次到杨军家探访,在王大妈带领下见到了杨军的妈妈,只见她蓬头垢面,脏兮兮的衣服裹著瘦弱的身躯,目光阴冷呆滞,样子非常吓人。她颠三倒四地告诉俞梅荪,她没有儿子,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并且战战兢兢、绘声绘色地说,有人要抓她,她要躲起来。杨军家的厨房里只有一碗冷饭,没有任何的油盐酱醋和蔬菜,水龙头大开,哗哗流水,杨军的妈妈不让关,说是有人在水里下了毒,要害死她,所以让水龙头常年累月地日夜流淌。为不影响整座楼房的总水表的运行,居委会另给她接了一根专用水管。参照杨军家的水龙头流速,俞梅荪曾把家中的水龙头打开至中速,每分钟的流量为7至10公斤,24小时为10至15吨水,一个月为300至450吨,一年为3600至5400吨,相当于3至4个游泳池的水量,每吨水费1.60元加排污费0.40元共2元,一年为7200至1万元。一个分摊下来仅仅偷窃了不足8000元财物的重刑犯,带给家庭和社会的连带损失该有多么沉重啊!!

    面对杨军的母亲,同病相怜的俞梅荪热泪盈眶,心如刀绞。作为一个资深的法律工作者,他又羞愧难言,无地自容:难道这就是司法惩罚与监狱改造的目的吗?法律的精神与宗旨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该这样啊!!在王大妈的帮助下,俞梅荪与杨军的姐夫通了电话。杨军的姐夫一年前就收到俞梅荪留下的100元,他不仅没有去探监,反而不耐烦地厉声质问:“你为什么多管闲事,居心何在?!”

    杨军后来被转到湖北襄樊监狱服刑,俞梅荪经常和他通信并寄赠钱物,信中从来没有告知实情,好在杨军并不追问,把俞梅荪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据俞梅荪介绍:“狱中的服刑者喜欢深情地高唱郑智化的《水手》歌:‘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梦。’然而杨军一旦出狱,发现自己家破人亡梦想破灭,绝望后的犯罪必将是极其疯狂的。他的出狱,对已、对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我不敢想下去,甚至不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活著走出监狱……”

    1998年11月,俞梅荪在全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听说一位律师说,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张存英法官准备当律师。 2002年,俞梅荪在中国律师网上查到50多岁的张存英在某律师事务所任职。张思之先生听俞梅荪说起此事大吃一惊,当即要俞梅荪陪同自己前去会一会这个所谓的“律师”,因为这位国际闻名的大律师多年来屡屡败在这个恶法官手下。2004年初,俞梅荪从律师网上查到张存英又换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记下其地址和电话却迟迟未成行。俞梅荪想,如果见到张存英,必然会与她理论当年《刑事判决书》中的种种违法判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怒火燃烧中极有可能把她打倒在地,甚至于要了她的性命。为避免再惹祸端,他只好委曲求全、忍辱作罢。

    迄今为止,俞梅荪的狱中难友虽然陆续出狱,像康宝、杨军这样狱中含冤的受害者还大有人在,俞梅荪每年都要以亲友身份回北京市第二监狱去探监。

    《人与人权》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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