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言信:邓大人百年华诞,什么人感激最甚?
(博讯2004年9月17日)
    言信更多文章请看言信专栏

     轰轰烈烈的邓大人百年华诞纪念,终于消停下来了,这是一场完全源自中国官方组织的盛大庆典,详细计算起来,从最初的几篇纪念文章见报到邓氏三女齐赴香港参加最后的纪念仪式,前后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如果再算上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问世,那么前后占用的时间还要长久。 (博讯 boxun.com)

     事过之后,我满怀极大的兴趣,把纪念邓大人百年诞辰这一个多月来的报刊杂志归纳整理一下,我就是想弄清楚,在当前国内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紧张的状况下,面对着因国内政治腐败而造成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究竟是哪些人还在虔诚的纪念邓大人,感激邓大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另外,再统计一下究竟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发表文章最多,感情最充沛,言语最激动,你就可以从中知道,到底是哪些人在改革开放这二十五年来受益最大,因而从心里感激邓大人才最深。

     俗话说:“投桃报李”,“感恩图报”,受了人家的恩惠,总要报答,起码在言语上也要报答才对,否则,就成了知恩不报的小人。多少年来,我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感激邓大人的,不是他老先生一言九鼎恢复高考,我一个社会的另类,理应终生被呵斥、排挤、打击、管制的对象,哪里能够资格,有机会接受社会的高等教育。

     记得邓大人在文革里执政的后期,那时还是一直在实行推荐上大学,但是推荐上大学的权力不在学校,在街道上,当时我只有初中的文化水平,我从小就是书呆子,太想上大学了,于是我傻乎乎的约了两位同学一起找到街道办事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主管大学招生工作的是一个董姓中年妇女,人还比较善良,和气又为难地对我说:“现在实行的是领导(千真万确,不是群众)推荐上大学,你再有天(分)也不行呀。”我满怀希望而去,极度失望而归,从此死心塌地,再不敢有任何上大学的非分之想。

     在以后的年月里,每当我一想起这段往事,就禁不住要从心里深深感激邓大人。当然,不仅是我,那些靠了邓大人摘了反革命帽子的,从监狱劳改农场放出来恢复了自由的,能够出国留学,到国外定居的人,以及谋得了大小官职的,发了大财小财的人,等等等等,都有同样的理由来感激邓大人。因为他们都是邓大人改革开放恩泽的受益者。

     我突然想到,邓大人他老人家也是在危难之中被他人给“解放”的,他老人家是不是也会永怀感激之情,念念不忘保住他性命,解救他脱离苦海的那些人呢?懂得感恩戴德,知恩图报,是每一个人最应该具有的美好品质之一,美国人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叫作“感恩节”,中国古代也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做人教诲,受他人之恩惠而不知有感恩图报,这是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才会出现的咄咄怪事。

     在对邓大人歌功颂德的诸多文字记录中(包括那部纪录片《邓小平》),邓大人自七十年代以后,他老人家65岁以后的三件最富争议的大事并没有被堂而皇之的载入史册,倒是被有意略去不提,“为尊者讳”,这到提醒了我们,这一次的百年华诞庆典,决不是一次全面评价、正确认识邓大人的历史文献,而只是一次再来对邓大人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的政治赞扬活动,还远远没有到达为邓大人最后“盖棺论定”的时机和地步。

     所以,没有,也不会有对邓大人“几几开”的分析评价,也看不到对邓大人极为冷静客观的历史挖掘,只有对邓大人继续热热闹闹的吹吹拍拍、敲敲打打而已。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在歌功颂德的后面,主要是借故去者的亡灵权威,巩固自己的正统地位,表明今天所做的一切,正是对邓大人原来事业的“发展继承”。这些,都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不搭界的,所以,除了邓大人的老家、四川广安的老百姓借游客增多之机发点小财之外,其他的众多老百姓几乎都漠然置之,与己无关。

     邓大人在文化革命以来最富争议的三件大事,有如历史留下来的疮疤,能不被提及当然最好,而要让人们永远忘却它,彻底抹去它们的历史痕迹却是极不容易的事。因为,历史早已把它们清楚地记录在案了。

     第一件,1972年的“文革”中期阶段,林彪政治集团垮台以后,邓大人以极度丰富的政治家嗅觉,敏感地发现了中国政坛上层所产生的政治真空现象,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是一次稍现即失的难得机会,这次机会把握的好,能为他带来重新被起用重返中国政坛上层,再次施展他杰出的政治才能的良好机遇。

     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向当时中国唯一的、也是至高无上的决策者毛泽东递交了他著名的悔过信,一而再的表示对毛泽东的一贯忠心,一再挖掘四十年前在苏区的陈年往事,表明他从来是和毛泽东站在同一条政治路线上,有过共同挨整的那一段历史经历,最后,他信誓旦旦地庄重向毛泽东保证表示他将“永不翻案”,这正是毛泽东最担心的。

     不管邓大人是出于什么策略的考虑,总之,他成功了,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972年以后,邓大人终于被再次起用,重返上层政治舞台,虽然毛泽东起用他的政治目的是为了整治下一个目标——周恩来。

     邓大人和毛泽东在本质上极为相似,都是极其出色成功的政治谋略大师,是运用权谋、权术、权势和韬略的高手,党内无人能与之匹敌。由于在党内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地位的不同,相对于毛的霸蛮之气,邓大人表现出来的是更多一些的韬光养晦、隐忍不语。这是当时生存的需要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刘少奇、林彪正是远远缺乏这一点,“想不开”,也“想不到”,所以不仅自身难保,身败名裂,而且连累家人弄得家破人亡。

     历史在发展,社会终究进步了,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你可以设身处地为他们想象一下,年已六十多岁的“革命”老干部,为了政治上的复出,甚至只为了自己保全性命,沉痛地向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向中央,向“组织”上一次又一次表示忏悔,一再陈述自己动人的“革命历史”,发誓从此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希望再给他一次最后的机会,就差要保证要“永不翻案”了。我在这里引证的已经不再是邓大人在1972年时的所作所为,而是新世纪前后被处决的一系列大贪官,成克杰、胡长清等人在审判时个人生动表演的再现。

     第二件,是1989年的那场政治大风波造成的流血惨案,没有邓大人在关键时刻的最后肯首,也就不会出现尸堆如山,血流成河的悲壮场面;也不会出现临阵换将,赵大人下台,江大人上台,中国大陆出现连续十五年大腐败的“辉煌”历史。

     第三件,邓大人高瞻远瞩,瞻前顾后,亲自、反复地一手操办选用了前后几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包括亲手确定了胡这一届未来党和国家的接班人。

     从邓大人最后重新执政的这18年间,也就是从1979年到1997年之间,其实是政策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从1979年到1989年为胡耀邦、赵紫阳相互配合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邓大人已经从75岁到了85岁,他始终大权在握,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的决策权,死死盯着胡赵这两位名义上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一发现不如意,随时加以更换,以新人取而代之。

     从1989年到1997年邓大人去世,是江泽民、李鹏和江泽民、朱镕基政权的历史时期,此时的邓大人,从85岁到93岁,老年病的诸多迹象已经相当明显,精力衰竭,思维能力退化,判断力和分辨力下降,个人的意志力和控制力都在严重衰退,这是每个人都不可抗拒的生理进程,大权的旁落是一个无法抑制的现实问题,此时,即使他老人家再发现什么问题也来不及了,因为上帝再不会给他时间了,他统治中国大陆的时间终于达到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病具有很多的一些基本特征,如顽固、偏执、易怒、多疑、喜怒无常,焦躁不安,好发脾气,尤其做起事来不计后果,很难控制自己。老年人继续执掌政权,会出现导致社会状况异常的“老人政治”现象。在许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掌握在“老人政治”的统治之下,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在83岁高龄的时候,听从身边亲信者的传言,龙颜大怒,出动公安和首都民兵师镇压“四五”事件;邓大人在85岁那年高龄之时,也是相信身边亲信的汇报,认为共产党政权危在旦夕,指挥出动30万野战军部队进京镇压“六、四”事件,造成大规模流血惨案;江泽民还远远没有到毛、邓的如此高寿,也不甘落后,出动公安、武警,在全国范围内残酷镇压法、轮功运动,至今,死、伤、残者逾万,被关押者不计其数;三起事件相隔数年至十几年,却如出一辙,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任何一个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发现,1989年是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分水岭,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方向在转轨,中国社会从1979年以来的十年政治宽松期走到头了,随之而来的是漫长严峻腐败的政治环境。搞得不好,这种严峻腐败的政治环境随时会把中国社会拖上死路,会把中国的平民百姓拖上苦难的深渊。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是邓大人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和直接受益者。他们处在中国社会宝塔尖的最上头,只有他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和最大的赢家,他们在邓大人以及邓大人政策的扶持、卵翼和直接的关照下才有了辉煌的今天,他们才最应该对邓大人感激涕零、歌功颂德。 这些真正受益无穷的天之骄子是那些跨上各级领导岗位的“革命干部”们,以及借着“革命干部”余威暴发致富的各种“红顶商人”们。

     改革开放政策的一般受益者处在中国社会宝塔尖的第二层,他们是国家各级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们,国有企事业部门和国家垄断行业的公职人员,执法人员,企业管理人员,金融界一般人士,成功的商人、白领、“人民教师”,军队中上层人员,他们每年入大于出,衣食无忧,只要不太讲原则、认死理,懂得察言观色,看领导眼色行事,腐败做的隐蔽,不太出圈,就可以有远大的前程,他们抱着国家,吃公家,占集体,富个人,虽比不上党和政府怀中的宠儿,但也是国家聚宝盆里的嫡系,他们是富裕的“小康”人家,国家的一切他们都有份,包括乳汁、血肉,“一点都不能少”。他们认为自己目前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必然所得,没有理由去感激丝毫不搭界的邓大人。

     收支相抵,略有盈余,处在标准的小康阶段是中国社会宝塔尖的下一层。他们是国家公务员和公职人员的底部阶层,包括贫困地区的中层领导,大多数的教师,依靠副业养殖业为生的富裕农民,部队里中下层军官和士官,艰难谋生的小商人,小职员,以及数目庞大的个体劳动者。他们部分甚至大部分收入被权势机构以税费的名义所攫夺,所剩无几,即使他们一旦富裕了,他们富裕的基础也极其脆弱,随时都有可能被权势剥夺。他们痛恨腐败、痛恨贪官污吏、也痛恨一切不合理的经济政策,他们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党和政府”的一切改革举措,对邓大人所造成的今天这一切极端不满,深怀怨言。

     贫困地区勉强维持的“温饱”状态的一切农民,收入处在全部工人最底层、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矿工、建筑工、建材工、清洁工、各种熟练工等等,城市永远处在“待业”中的青年、被迫“下岗”的工人和职员,失去土地和自己房屋的大批受害者、上访者,被层层贪官污吏打击迫害的正直廉洁之士,支撑着中国社会宝塔结构的整个根基,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收入最少,生活质量最差,社会地位最低,人生寿命也最短暂。他们中的有许多家庭被沉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朝不保夕,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他们从心里深深痛恨邓大人,痛恨把他们推向无边苦海和贫困火坑的创始人,痛恨这一切极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 而且,并非所有党和政府部门的中上层干部们都对邓大人心存感激之情。在我所细心观察的许多中央机关里,有许多实际只有中小学文化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文革里解放军支左留下来的产物,曾有着,现在也依然有着崇高的、他人不可替代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家不是在穷山僻壤,就是在街景里巷,没有文革里赋予他们的特殊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他们很难在中央国家机关里爬到如此高的局处地位,他们除了在公开的座谈会上冠冕堂皇地发表一点纪念邓大人的话语之外,私下里,对邓大人充满了鄙视之意:不是邓大人彻底否定了文革,他们这些有着支左、“军派”政治背景的大老粗干部,原本会爬得更高,更快,更轻松。

     现在,他们只不过向上爬升得更艰难了,而且要同知识分子干部平分领导岗位,在中央国家机关里,虽然他们后来都花钱买到了不同的大专文凭,但他们仍明显处在不利的位置,所以在背后他们要使出更多、更辣的手段、手腕才行。

     细想起来,人们只能极其有限的感激邓大人,仅此而已,他给广大人们的这一点点好处,很快又被极端腐败的社会和贪官污吏变本加厉的索回去了,这一点与大多数农民的命运极为相似,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民们刚刚过上几年的富裕日子,不久就被随之而来的各种苛捐杂税盘剥一空,陷入社会的赤贫底层地步。你让这样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在邓大人百年华诞之时去纪念、颂扬、感激、吹捧他老人家,这不是鬼迷心窍、痴人说梦又是什么。

     真正感激邓先生的,应该是那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们,只有那一批被喂肥了的政府官吏和“红顶”商人们才有资格永远感激邓大人“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才会永远感激今天“改革开放下的大好形势”。

     中国社科院根据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数据,在一项收入分配的课题研究中得出结论,在以城乡为界划线的中国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处在世界的最高点上,这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中国的农民也成为今天这个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社会群体。这一切就发生在号称“全部权力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政权里,在如此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基础上拼命鼓吹“稳定压倒一切”,我翻遍邓大人文选也找不到答案。

     同样,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占中国全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只占全部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四。只占国家全部议席的不足百分之三。邓大人已经看不到了,难道他一手扶持上来的接班人江大人也看不到吗?在邓大人“改革开放”的政策出台之前,中国社会本没有使中国政府在世界蒙羞的“三农问题”,是邓大人,使中国的农民成为世界上最贫困,最无助,最可悲,最无权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我相信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选举权比子弹更有力量(The ballot is stronger than the bullet.)。只要农民们能有自己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们也不致使自己的命运如此可悲。

     每当人们经过豪华的酒楼饭店,看到那些大小贪官污吏们在灯红酒绿之间推杯问盏,公款嫖娼,集体腐败,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在他们高高之上的江主席,以及一手把江扶持上主席位置的邓大人。不管邓大人在九泉之下怎样竭尽全力的表白自己,总之,今天中国发生的这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邓大人都难逃干系。

     不少人们把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归结为邓大人的奠基,当作邓大人最值得夸耀的丰功伟绩之一。不要忘记,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它的景气维持了118个月,整整10年。而中国经济最长的一轮上升周期只有26个月,两年半都不到。可能目前还不敢期待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水平达到格林斯潘的高度,从这一次宏观调控起,谁也不敢保证央行和中国经济能够打破这个短命的增长周期怪圈。

     这个极为有限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成本极为昂贵,它是以大范围的破坏环境,毁灭资源;高强度的剥夺工人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大面积践踏社会公平和公正;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被极少数私人权贵侵吞瓜分;民众资产得不到保护,被层层权势非法侵占;贪官污吏的肆意横行,中国社会的极度腐败来实现的,中国某些昧了良心的学者甚至断言:为了增长,腐败是必须忍受的代价。

     中国走到这一地步,邓大人难逃其责。

     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邓大人,他是人、不是神。他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有功、也有过。邓大人百年诞辰,中国报刊一味的歌功颂德,展现的是邓大人的一个侧面,我们斗胆挖掘的是邓大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由此合成邓大人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帮助他脱离了神界,回到了人间。

     匆匆而就,不一定正确,邓大人,得罪了。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言信:省市部委顶风作案,中央权威丧失殆尽
  • 言信:圆恩和尚
  • 言信: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部分失控
  • 言信:关注黄金高和黄金高现象
  • 言信:以一代万的人事工程
  • 言信:中国应及早施行国际大赦
  • 言信:在一则新闻的背后
  • 言信:“组织”是什么?
  • 言信:张郎郎先生
  • 言信:埋在心底的丰碑
  • 言信:中国,总是以自己的腐败制造出丑闻和笑柄
  • 言信:水正在覆舟,你发现了吗?
  • 言信:从“民运”、法轮功到家庭教会
  • 言信:在三则新闻的背后
  • 言信:北京,让人头疼的社会治安
  • 言信:不仕为隐
  • 言信:扩大国内民主政治的渠道在于及时依法建立全国性社团组织
  • 言信:从目前中国国内收入的不平等看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不稳定状况
  • 理论札记:社会主义问题研究/言信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