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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困扰中国大陆的新文盲问题
(博讯2004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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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上,新一代的文盲大军正在形成,从没有人统计过他们的真正数字有多少,只知道在历年来人口普查登记时的文化程度一栏上的数字是不实的,它并没有反映出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的真实文化水平。 (博讯 boxun.com)

     我的老朋友是搞矿山机械的,在矿冶研究总院工作,因为业务关系,他每年都要往大西北的有色金属基地跑几趟,有时工作需要,甚至长住在那里,参与帮助那里的各项工作。今年夏天的晚些时候,他又一次从大西北回来,给我讲了一个他所见到的令他震惊的故事。

     现在国有大型企业矿山的开采,下矿井钻矿洞的长期正式工人越来越少,一般都是就近招募大批的农民身份的合同工。有色金属为了提高所招募的农民合同工的素质,不惜出去数百里、上千里地,在甘肃、陕北、宁夏等地,招募从16岁到30岁不等的农村壮劳力,当然也招一些同等岁数的青年妇女,做一些地面的服务、辅助和保洁工作。因为涉及到要使用采矿机械,特地让前来应聘的青年农民带上证明自己文化程度的中小学毕业证书或证明,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空口一说的文化程度与事实相差得太远了。

     由于需要有一些青年工人从事涉及到技术方面的具体工作,于是从招募来的工人中间挑选了40到60位精明强干的青年人进行最简单的技术培训,最主要的问题出现了,人们惊异地发现,在挂着“初中毕业”的这几十位青年人当中,有一多半人是文盲或初小文化的半文盲,连高小水平也达到不了。这些“入选”的第一批青年人当中,有许多人都是当地的“干部子弟”,家境经济并不困难,不是没有读书的条件。

     于是,试着换了一批,再换一批,每次仍然是40至60人,结果,一批不如一批,文化水平越来越低,文盲却越来越多,仔细一问,原来有许多人名义上念了两年或三年书,实际上连扫盲水平也达到不了。有心计的,为了外出打工应聘的方便,花了几百元钱买了当地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张农村“完小”(完全小学)的毕业证书200元钱,一张“农中”(农村中学还是农业中学我不清楚)的毕业证书500至600元钱,一张普通中学的初中毕业证书要800至1000元钱。

     为什么要当地中小学而不要城市街头卖假证制作的毕业证书,因为这样的可信度更高,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制作假证的人去制作西北贫困地区的中小学证书。我倒很同情这些使用假毕业证书的农民工们,他们为了谋生养家糊口,为了在工厂矿山被雇来打工的机会高一点,不得以去购买假的中小学毕业证书,至多到初中为止,从来没有发现过购买高中以上的毕业证书。他们远比那些使用假博士、硕士、学士文凭的各级领导干部们的动机和情操要高尚的多。

     我认为,这个情况是可信的。我们家是个有老有小的大家庭,为了照顾家庭中的老人小孩,我们家雇用保姆已经连续15个年头了。保姆先后换过8人,只有第四任,山西武乡县的一位女孩有货真价实的初中文化,其余的7人,来自四川达县,四川宣汉,陕西渭南(前后3人),河北唐县,河南驻马店,其中高小的2人,初小(半文盲)的3人,完全不识字的2人。同上述的比例基本相符。

     有色金属最后怎样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且不去管它,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些普遍的、共性的问题。正如各级领导干部使用假文凭引起了国家上层的重视和整个社会的主意,农民工的“假文化”真文盲问题早在十来年前就引起了私企老板们的注意。

     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曾在私企和民工同样都云集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走访参观了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中山、深圳、珠海等许多地方电子、家用电器、石油化工、制药企业,发现台商、港商、内企、外企老板们凡使用有文化的技术工人的时候,他们的方法要灵活的多,他们不像国有企业这么死板,认“毕业证书”这个死理,他们一经发现农民工的“毕业证书”名不副实,立刻弃置不用,采取竞争上岗,能者作技术工,不能者改作熟练工。

     在福建厦门的杏林、湖里工业区也是这种情况,包括建材、塑料、服装、皮革、食品这些大量使用熟练工的企业在内,农民工中间有文化的不少,但文盲、半文盲所占的比例出奇的高,远远超出了那些有文化的打工者们,除了少量的技术工之外,农民工们的“同工同酬”现象又从反面印证了一个真理: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

     永远不要为私人企业农民工们“同工同酬”的假象所蒙蔽,他们(她们)的工薪被一扣再扣,一拖再拖,微薄的可怜,还不就是欺负他们(她们)没有文化。当然,在那些文化水平确实不低的男女青年民工里面,多年来也涌现出了一些收入不菲的技术工甚至企业管理人员,有些甚至自己就成为了老板。

     不仅是穷人没有文化,有些富人也同样没有文化或缺少文化。我们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在福建厦门,在浙江温州,见到的许多30多岁至50岁的大小老板、包工头们,其中近一半都自报只有初中以下的文化,而且这点知识还不是从学校得来的,几乎都是在当老板之后形势所迫,“自学成才”的。

     最新这一期的《南方周末》上也刊登,49岁的山东乐陵市黄夹镇有名的大富翁梁希森,个人拥有资产2.7亿,可是,他“只认识大约200个字”,所以,他从不读书,也不看报,全部信息都只能从电视上,从跟别人的聊天来获得。看文件、通信,靠的是秘书、司机和老婆。

     我们这次要探讨的不是农民工问题,而是探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今天有着如此数目庞大的文盲和半文盲大军。我们不是号称社会主义,号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吗?我们在半个世纪前就在农村开展扫盲运动,普及文化教育,哪里有大批的国家“主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沦为文盲和半文盲的道理。

     我认为,造成中国目前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主要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中国的国家历年政府预算支出中,对教育的投入过低,而且不是一般的低,是低到无法合理解释,也无法使社会正常运转的地步。中国从1997年至200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分别为:2.5%、2.59%、2.79%、2.87%、3.19%、3.41%,远远低于那些发达国家不说,甚至远远低于经济状况远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也远远低于联合国所要求的6%的标准。

     这种极为低少的教育财政投入,使得全国各地中小城市、乡镇、农村的学校成为无米之炊,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低下,工资微薄不说,并且工资被当地官吏长期拖欠,随意挪用,使得中国大陆的无数农村教师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家徒四壁,斯文扫地,形同叫化一般,比某些非洲最贫穷的国家都不如。这已经引起了联合国官员的愤怒和世界各国的耻笑,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仍旧漠然置之,至今仍没有丝毫要改变的任何迹象。

     第二,中国教育的投入虽然少,但这一点极为可怜的钱也是分配使用极为不合理,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配置都在城市里,教育资源的主要是配置也都放在名牌大学和重点学校里。豪华的城市重点学校和破烂的农村学校构成了中国教育最鲜明的两极分化。

     由于中国教育的资源配置极不合理,教育无法改变中西部贫困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贫困命运,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的农村地区,极端贫穷的父母亲,倾尽全家所有,背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只能至多培养出一个高中生。而且,能够培养出高中学生的农村家庭,不过整个农村地区家庭的十分之一,这已经使这个家庭达到血汗榨尽的地步,再无力供这个孩子前进一步了。

     同时,由于学习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中西部贫困地区仅有的一些文化青年和那些青壮年劳动力一样,都出来到经济发达的地区打工挣钱谋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贫困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越来越艰难。

     第三,把中国的教育当作为少数人谋取高额利益的产业化发展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在教育产业化方针的误导下,中国特有的现行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目前中国教育供求关系的改变,而教育供求关系直接决定了今天中国社会教育的不合理收费。

     虽然中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但仍然给每个普通的中国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双职工的家庭,依靠工薪可以养活四至五个孩子甚至更多,却绝对供不起两个以上的孩子读书深造,这是一个十分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中国的教育界从九年以上的高中开始,尽可能多的拼命榨取那些希望上大学家庭的每一分钱,这已经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了。当你听到极端贫困的农村孩子的家长,只能通过卖自己的血来供孩子读高中的时候,你就知道问题的性质有多么严重。如果中国执掌教育改革大权的官吏们不是冷血动物、铁石心肠,他们应该思考教育的产业化道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多么大的危害。

     由于求学的数量远远大于办学的数量,在中国各大中城市里的重点学校,月收入五、六千元的中学教师,月收入近上万元的大学教师已不罕见,即使档次很低的民办高等院校的职工也能拿五、六千的月薪。并且中国教育的浪费情况非常严重,越是重点学校的师生比例就越是低,造成了教师资源的最大的浪费。

     第四,目前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向钱看,即使为生存的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向钱看,持续已久的教育腐败,把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赶出课堂,使他们沦为失学少年,甚至逼得他们去自杀,这种情景已经屡见不鲜。

     学校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变得越发厚颜无耻,丧失了最后一点羞耻之感,学生作伪、考试做弊、抄袭、用替身、买卖考题、贿赂考官,学术腐败闹得近乎疯狂步的地步。上牵扯院士、教授,下到学生。2004年高考招生中的“北航事件”、“兰州理工大学事件”,教授们几乎明火执仗,干出黑社会敲诈的卑劣行径。中国教育界的大腐败现象已经形成了制度性的保护层,就像已经形成气候,羽翼丰满,现在你可以对它不满,对它任意批判,但你很难再触动更改它埋藏在深处的罪恶本质了。

     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绝对而不是相对的贫困化,是造成中国大陆新文盲大量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好像至今反对者极少。

     最近,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社会学界公认的一个中等收入差距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应该在0.3到0.4之间。8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但现在社会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实际基尼系数应在0.45到0.5之间(在别的国家早就引起暴乱了)。

     一个贫富差别显著的社会意味经济增长已经到达临界点。中国要启动扩大内需,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地步,必须尽快地缩小贫富差别,扩大工人、农民、一般市民的购买力,而不是仅仅给公务员们涨工资。否则,社会的动荡就在眼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最近几个月,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问题,经过对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劳动力输出大省的调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9月7日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 》,认为“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报告认为,工资低和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

     其实,从春季以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可以是一件好事,可以适当的提高以前工人那种极不合理的佣工待遇,不再受廉价剥削,但要知道,目前在国内许多贫困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排队等待老板来投资建厂加入被剥削队伍的地区数不胜数。

     从长远来看,必须尽快提高中国大陆上的劳动者素质,其中最主要的是提高广大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素质。国家在通过便宜劳动力进行原始积累的同时,应该也必须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都是通过这样起家的)。美国教育投入占7%以上GDP。但中国却满意于现在的经济成长,仅投入不足美国比例的半数,这不能不令人失望。

     由于中国政府教育政策的多年失误,造成社会上教育环节的严重欠缺,使中国大量的人口,既包括城市“下岗”“待业”劳动力、也包括农村占大多数的“剩余”劳动力,无法及时转变为宝贵可用的劳动力资源,眼看着将继续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

     由于这几种致命的原因,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民无法像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那样受到良好、完善的文化教育,任何把农民的赤贫归咎于农民素质低下的说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是国家极不合理的教育政策多年来的贯彻实施,造成了中国中西部农村的大量文盲和半文盲群体的出现,也进一步造成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长期贫困化。

     只要今后中国大陆上绝对贫困的人口继续保持下去甚至扩大,中国大陆上的文盲和半文盲也会进一步持续下去甚至扩大,没有文化的愚昧又是继续贫困下去的重要原因,这个恶性循环一天不被铲除,中国大陆就难逃噩梦的困扰。

     一个正在开会研究如何“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党和政府,只要你继续任凭中国大陆上文盲数量的增多,那么“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就永远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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