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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江泽民政权应该对中国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博讯2004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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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政权同江泽民时代一样,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还是在这几天的事情。在社会主义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从中央军委主席的岗位上“主动”地退下来,江泽民是记录在册的第三个人,第一位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第二位是“改革开放的奠基者邓小平”,第三位就是目前还不知道用什么尊称才合适的江泽民先生了。 (博讯 boxun.com)

     在社会主义中国诸多顶尖的领导人位置中,最有实权的第一把交椅,当属“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了。虽然说,中国的军队实质上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先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然后才有军队这个党的派生物,至于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党和军队的共同的派生物,本末关系是不容倒置的。但中国始终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用党、军队、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的话来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掉权就失去了一切。”

     说到根本上,国家权力的集中体现就是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党组织会腐败变质,国家政权会涣散垮塌,只有数百万之众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决定性力量,看得见、摸得着,一声令下雷厉风行,所以当前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为形势所迫,“主动”向他的后任移交各项最高权力的时候,最为依依不舍的,最后不得不移交的,就是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务。

     这是情有可原,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对权力的依恋和割舍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那些国家,许多位居高层的最高掌权者,特别是历史上的那些各国共产党首脑,只要不在执政中间被推翻,都是直到进棺材的那一刻,才会被迫松开紧握着权力的双手。

     江泽民政权控制这个国家达15年之久,前后李鹏、朱镕基两位总理与他合作,他享受了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和荣誉赞美,现在的问题是,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各级重要领导干部离任,要经过中央审计署的审计以及个人财产的再登记,不知道对江先生执政这15年,是逐年的进行审计,还是一次性的给予审计?也不知道江先生个人财产的再登记是否要慰籍国民,进行登报公示?

     还有一项更重要的,江先生在离任之际,是否应该做一次认真的总结,看看在他这执政的15年,除了国内报刊上列举他的那些赞美之词之外,他还应该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承担哪些历史的责任?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江先生远非神仙,孰能无过?尽管赞美江先生的法螺吹得震天响,却没有一位直言者指出江先生曾有过的重大过失。

     人贵有自知之明,不知道当江先生权倾朝野、如日中天的时候,认真考虑过这一点没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现在,让我们这些从不对江先生吹法螺的人来清点结算一下,看看到底有哪些责任,那些党和国家的重大过失应该由江先生来承担。

     江先生是做大事的,冤有头、债有主,人们只追究那些江先生应该承担的直接的责任,只抓那些通天的大事情,比如说: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及重要举措所在社会上造成的直接后果,这些责任,江先生是推卸不掉的。对于那些间接的责任,那些琐碎的经济上和事务性的陈年老账,比如说:中国的股市持续多年的暴跌,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生活困苦;是绝不会直接与江先生清算的。江先生尽可放宽心,不必太过紧张。

     到底有哪些责任需要江先生来承担? 江先生应该为中国社会连续15年的全面大腐败承担责任,应该为中国社会连续15年的道德大滑坡承担责任。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江先生被扶上台当政以来,中国大陆腐败的癌细胞以惊人的速度的扩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由于执政权力失去监督控制,共产党内相当一个多数在领头搞腐败,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的相当一个多数在领头搞腐败,甚至勾结不法奸商和黑社会势力,努力使自己先于中国的普通民众而先富起来,毫无疑问,贪污腐败已经成为江泽民当政十五年的主要标志,江泽民身为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难逃其责。 根据中央纪委会报告提供的有关数据,1990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检查机关共立案230万多件,给予党政纪处分的党员有220万多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近7万人,厅(局)级干部近6000人,省(部)级干部超过200人。

     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今年曾经在中纪委第八次常委会议上,列出了当今腐败状况最恶劣、影响最大、社会民愤最强烈,又是较长期以来问题一直积压得不到解决的十大政府系统:建设、交通、国土、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公安、教育、医疗卫生。

     根据了解,社会上对上述十大系统的举报、反映,占了95%。

     从1998年至2003年,省、市二级部分系统被查处的腐败干部的资料(据不完全的统计)如下:

      国土资源系统:21个省(区)、直辖市,79个地县1市,有51名正副厅(局)长、192名正副局长被查处;

      建设系统:25个省(区)、直辖市,121个地县市,有39名正副厅(局)长、207名正副局长被查处;

      交通系统:29个省(区)、直辖市,255个地县市,有61名正副厅(局)长、337名正副局长被查处;

      金融系统:30个省(区)、直辖市,315个地县市,有107名副厅级行长,426名副县局级行长被查处;

      工商系统:30个省(区)、直辖市,320个地县市,有62名省级正副局长、421名地县市正副局长被查处;

      公安系统:31个省(区)、直辖市,1370多个地县市,有72名正副厅(局)长、3800多名正副局长被查处;

      税务系统:29个省(区)、直辖市,876个地县市,有71名省级正副局长、1264名地县市正副局长被查处;

      海关系统:13个省(区)、直辖市,32个地级市,有57名正副关长被查处。

     从1998年以来的六年间,国土资源、建设、交通、金融、工商、公安、税务、海关等八大系统已有8千名处级或以上干部,因经济犯罪被判刑,有1350多名外逃、失踪。

     经审计部门、经济研究所调研统计:城市建设工程的30%以上的工程费被官方、承包商贪污;高速公路建设的45%至50%的工程费被侵吞、贪污;有数据表明:四大金融机构不良资金中,有15%至20%,是被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侵吞、挪用、贪污,即达6千亿至8千亿元。

     另外,据审计署、监察部和中央金融工委经一年多的调查,揭发出: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党政部门公职人员的奖金、福利和党政机关的交际开支,竟有一半是从金融机构“借贷”坏账中取得;另一半则是从税收中(税收做二本帐)以及国土开发税金中侵吞、挪用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自我标榜的先进性在严重丧失。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指导思想也从“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主义转变为极端利己的实用主义,许多思想肮脏的投机份子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拼命挤进执政的共产党里面;而许多具有共产主义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优秀人才却因为共产党变的肮脏,而耻于加入共产党的队伍;那些思想正派、作风民主、手脚干净、人品清高的人才,更是因为厌恶共产党官场的腐败堕落,始终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而玷污自身。

     占总数多数的共产党员而没有共产党员应有的素质,更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景观。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个摸底调查:有多少自己组织里的党员,入党是为了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终生。如果说在共产党里聚集着大量人品低劣的政治投机份子,聚集着大批道德败坏的个人野心家,聚集着无数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聚集着数不清的贪污受贿分子,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且不说中国共产党卖官买官、渔肉百姓的诸多丑事,中国共产党腐败的一个最明显、常见的社会现象就是公款吃喝和嫖娼。你听说过中国古代的贪官污吏有贪污受贿和终日宴请的历史纪录,但是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古代的贪官污吏竟敢用公款“官银”去嫖娼报销的记载。可现在,在各级共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里,有多少高级、中级、低级的干部们公然用“官银”去嫖娼,还要开发票要“组织”上明正言顺的予以报销,你可曾见过这样腐败的执政党,这样腐败的“人民”政府。

     与自然界的植物相反,腐败的根子从来是在上面,这是上行下效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腐败官场,上有背后撑腰的靠山,下有跑腿的马仔,身边有臭气相投的官场同僚,从上至下环环相扣、上下紧密相连、利益攸关,牵一发而挚动全局,捉一官能牵引出数十上百的官吏同伙。

     在江先生上台之前,中国干部阶层中的“假大空”问题原本已成为一个历史,成为一个历史笑话,一个中国社会痛苦的回忆。江先生上台之后,“假大空”又死灰复燃,成为各级干部提拔重用的重要依据,成为令中国人蒙羞的一种独特的“干部文化”。各种假的经济统计数字、假的农民收入、假的小康村、假的工业开发区、假的粮食储备、假的农业灌溉系统、假的干部工作业绩、假的城市形象工程、你再联系上干部之中的假文凭、假硕士、假博士,这样低素质的干部阶层,怎么会为中国的广大民众谋福利呢? 在江先生上台之前,中国原本没有出现诚信的问题 。在江先生执政十五年之后,中国出现严重的诚信危机问题,成为世界上信用最差的国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之所以失去或缺乏诚信,与江先生领导的执政党以及政府官员们普遍、大量的贪污腐败、败坏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今天中国的信用危机的现实状况是:各级众多的政府部门及官员普遍性的言而无信,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未来的胡温政权如何重建社会公众的良好诚信习惯,消除江泽民政权十五年来的恶劣影响,将是中国今后发展所面临的最为艰难的一步。

     江先生必须应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国内长期僵化、保守、紧张、压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承担责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哪里?在于共产党始终坚持的一党制,还是至今仍在确定的“不允许新的民主党派,尤其是反对党的出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使中国的政治环境具有广泛、开明的吸纳能力,这也是使中国社会永远充满活力的必要保证。彻底改变目前的人治状态,建立完善的制度化的法治状态。 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很多,早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拖住了中国前进的后腿。

     李慎之先生说:“首先是言论上的宽松。”

     茅于轼先生说:“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人权。”

     江泽民政权统治了中国大陆十五年之久,在这十五年的时间中,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在原地徘徊,停步不前。

     中国社会的一大政治特色,就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分集中,从中央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到各省市县的“一把手”负责制度,决定了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决定了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决定了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人权、私有财产所有权、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 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社会共同体,它在口头上鼓吹的是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它在经济上实行的是国有体制下的资本主义,它在政治上建立的是有浓厚封建专制特性的国家主义。在很多年来,中国正是实行的是国家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大陆,不管它自称是什么主义,它本质上始终是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社会。从中国刚下台的大哥大江先生,到现在正在当政的大哥大胡先生,屁股下的那把交椅,都是已故的幕后大哥大邓小平生前所赐予的、而不是民选的。手握重权的大哥大决定一切,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他们掌握了真理,他们发现了社会的真理,他们能够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无比美好的前进方向,有了他们,我们所有都的事情都可以得到了保障,他们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他们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他们代表了最广泛人民的利益。既然已经一切都如此的美好,那还要政治体制的改革,与他人民主分权干什么。 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强硬、僵化、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社会所习惯的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沿用的专制主义的法律体系,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进行不下去的最大难点。正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进行不下去,所以用不断的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代替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个不迅速进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与全球化世界同步接轨的中国,会引起全世界民主制度的厌恶、恐惧、敌视和猜疑。 江先生也应该为顽固阻碍对“六四”血案和89民主运动的彻底平反承担责任。

     江先生是“六四”血案和89民运的最大受益者,在邓大人的一手安排下,在军队坦克和刺刀的护卫下,江先生跨进了中南海,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几年之后,又党、政、军大权在握,达到了权力巅峰的状态。

     “六四”血案的幕后最高决策者,凡是不呆不傻的中国人,都知道没有邓大人的肯首拍板,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的发号施令,是无法调集着这样多的军队进京来的,也不敢发出一枪一弹的。如果一旦要给“六四”平反,如何解释邓大人的强硬举措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仅仅单纯是“六四”的问题也就罢了,实际上,“六四”血案是个契机,是个起点,中国社会自“六四”之后的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社会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在共产党的全面腐败以不可阻挡之势卷土而来的时候,对社会进步力量和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也在同时进行,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一切,都以“六四”为蓝图,为样板,照仿制造。

     江泽民政权可以不是“六四”血案的制造者,但他绝对是“六四”血案忠诚的继承者,是“六四”之后一切冤假错案的终极承担者和最高负责人。为“六四”平反,也就意味着为一切“六四”之后的冤假错案平反,意味着否定江泽民政权的“工作成就”,这种平反的事,谈何容易。

     所以,给89民运平反,否定镇压“六四”的合法性,同时也就邓大人当初决策的正确性,直接威胁到江泽民政权的合法性,这就会严重动摇江先生的政治地位,这是江先生所绝不能容忍的,“六四”迟迟不能被平反,除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这个大原因之外,江先生个人的因素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十五年以来,吴祖光先生、李慎之先生、蒋彦永先生不畏艰难,前后几次提出为“六四”血案平反,无疑触到江先生的痛处,争取平反屡屡受挫,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阻力。

     在目前政治条件下的中国国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的政治讲坛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来源十分复杂,在开会之前会议的议题、议案都已确定,结果也已大致确定,会议的每一步进程都要频频看顾江先生的脸色行事,为“六四”平反的议案得不到“代表”和“委员”们的响应是十分正常的,江先生及其同志一伙,决不会让这么重要的会议失控,绝不会放纵会议上提出对自己任何不利的提案。 江先生还应该为对法轮功组织及其个人成员的残酷镇压承担责任。

     江泽民政权统治中国大陆十五年,造成了数不胜数的受害者,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受害者,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文革十年全部受害者的总和。

     作为江泽民政权受害者之一的法轮功组织,应该得到彻底的平反,取得社会的合法地位,并得到公平、公正的社会发言权,并理应受到政府的尊重和平等对待。

     从社会正常的生存角度来讲,人们信仰的自由远比言论的自由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生存底线。仅仅因为信仰的自由而遭受政治迫害,失去人身自由,被迫远走他乡,与一个高喊着要维护民主、人权的国家身份是不相符的。江先生大开杀戒残酷镇压法轮功组织,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不过去,无法解释,在法理上也解释不通,因为是违反中国国家宪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自己的一切国民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很难在社会上实现。在现实中实行的实际上是“狭义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它仅包括政府所承认的,在中国政府登记注册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等,在这些被政府承认之外的其他的宗教,比方说政府不喜欢,控制不住的某种宗教,就没有信仰自由,不允许你去信仰,一旦你强行信仰,就要受到政治上的镇压。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政府与当事的国民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政府无权说我取缔你,就取缔了,它必须经过法官的判决,走法律这个必不可少的社会渠道。但法官在判决这个取缔的时候,就要详细地告诉国民,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取缔的判决,为什么要取缔? 我虽然与法轮功犹如鸡犬朝夕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我在国内国外的一些好朋友都是法轮功的积极成员,我对法轮功被镇压的不幸处境深表同情。法轮功内的成员复杂,水平不一,某些素质极差的法轮功成员小肚鸡肠、心胸狭隘,听不得真话和不同的观点,动辄以恶言相向,严重破坏了李师傅苦心经营的民众基础,也败坏了法轮功“真善忍”的社会形象。但我仍然主张给法轮功以合法的社会地位,给它正当的社会交往的权利和自由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对信仰法轮功而受到迫害摧残的成员给予政治上的平反和经济上的赔偿。

     而且我认为,以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而言,李师傅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现任的全国政协委员们,李师傅即使做一个全国政协的常委也未尝不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上推行“真善忍”的修炼方向,这也是净化目前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提升人们的心灵境界,抵制腐败腐朽的思想意识,提高全社会道德修养的途径之一,这应该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大好事。

     至于法轮功成员中出现的犯罪分子,精神病人,也不必大惊小怪。就事论事依法惩办就是了,在法轮功成立十年来的历史上,出现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各种违法犯罪分子也是正常的。法轮功是个松散的群众组织,无法对加入它的每个社会成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就是组织手续十分严密的共产党组织,每一年混进去的各种投机分子就不在少数。

     而根据法轮功成员中出现的极少数犯罪分子就断言法轮功是一个犯罪分子聚集的组织,这是十分武断并危险的,这样做,反过来会危及到共产党自身。比如说,根据中央纪委会报告提供的有关数据,1990年以来,全国纪检检查机关共立案230万多件,给予党政纪处分220万多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近7万人,厅(局)级干部近6000人,省(部)级干部超过200人。 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共产党是一个产生出腐败分子的党,是一个教唆自己的党员贪污受贿、违法犯罪的党。

     情同此理,将心比心,法轮功同共产党一样,都是中国的社会成员之一,起码在社会地位上都应该是平等的。 最后,江先生理应为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混乱状况,为凭空涌现出来的无数改革受害者,改革难民,改革上访者承担责任。

     在江泽民主政的这十五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大富大贵的一批人,也造成了几乎赤贫、依靠卖血乞讨为生的数目更多的另一大批人,谁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谁又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此情形一目了然。

     因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是否受益受害,是以他在中国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来划分的。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社会血腥的一幕,权势者嗜血的兽性充分暴露,靠掠夺、非法占有使自己先富起来,权势者手中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冠冕堂皇的各种以改革开放为名的强盗政策。

     在改革开放的旗号下,国有资产在大量流失,集体财产被大量侵占,个人财产被无端剥夺,流落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各级共产党权势者及其“红顶商人”们的手中。作为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第一人,最高领导人,你江先生,你的家族,你的利益团伙,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的受益者,根据责、权、利统一的基本原则,你理应为改革开放人为造成的受害者们承担最大的法律责任。 在江先生上台执政之前,中国原本没有任何的改革受害者和改革难民的出现,在江先生执政期间,不完善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使大批国内企业的职工悉数下岗受穷,大批中国的农民彻底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大批城市的居民失去祖居的房屋,以极低的补偿甚至丝毫没有任何的补偿,以赤裸裸的掠夺和驱赶的野蛮方式,江泽民政权一手制造了数不清的改革受害者和改革难民。 在江先生上台执政之前,中国原本不存在什么生态与资源问题。短短十五年后,由于掠夺破坏式的开发,中国面临着地球上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大自然植被遭到破坏,水资源及其它包括煤、电、石油在内的各种能源严重短缺匮乏,已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健康并限制了经济增长。 在江先生上台执政之前,中国原本不存在什么艾滋病问题。现在,艾滋病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内的生存安全。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 江先生在短短的十五年里,造就了中国社会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两大阶层,根据美林最新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内地百万美元富翁约有23.6万人,比上一年的21万人增长了12%,而这些富翁们所掌握的财富总额更是飙升至9690亿美元。如果以人民币计算,将有近24万人成为千万富翁。

     与此同时,因为生存条件恶劣等自然因素,也因为圈地而造成的人为因素,中国陷入绝对贫困的人口在大量增加。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今年发表的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1/3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或只有一美元,中国占了66%。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越过国际预警的“红线”,它的直接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目前,中国民间积聚的仇恨和对抗状态,已经达到了产生“拉登”的客观条件,今年,2004年的十一国庆节,首次把“防暴”作为国家和首都的重点防范项目,可以预想,未来的中国社会不会太平。

     江泽民时代的一个标志性口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但它只是保证了各级权势者们和腐败分子的稳定,众多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从来无法得到稳定的保证。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不仅享有私人财产的法律保障,人权保护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使命,每个人都享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

     一个从早晨走出家门去上班,晚上回来自己的家早已荡然无存;一个对自己的土地赖以为生,却被当地政府以建经济开发区为名强行霸占;一个走在大街上,突然被“跟我走一趟”的强制命令而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生存,你感到安全,感到幸福吗? 当你所受到的冤屈长年得不到纠正,当你遭受的非法侵害长年得不到制止,当你被贪官污吏逼迫得无法生存,只好背井离乡,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正常的、正直的社会吗? 人们怕祸及自身,怕被下岗,怕受到报复,怕遭到迫害,看见不平之事再不敢伸手相助,不敢以言语相助,甚至不敢流露出同情之意,中国社会的正义感在消失,人最本质的怜悯同情之心也在减少,中华民族的道德、良知都在退化。 当你亲眼看到饥民满巷、饿殍遍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远离我们的古诗,而是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着的无数事实。

     这一切,就发生在江泽民政权之下,就发生在江泽民时代。

     还有,眼前的这一切,只是我的纸面上的简单清算,中国民众和老百姓的清算,未来主持正义的中国政府的清算还在后面,只要苍天有眼,那一天终会来到。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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