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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继东:执政党制必导致腐败
(博讯2004年11月03日)
    所谓官僚,就是掌握社会公共权力又享受特权权益的国家官员。他们脱离人民,高高在上,养尊处优,高薪待遇,享受特权,不问人民疾苦,却又没有工作效率,简单地说就是由社会公仆变成人民老爷的官吏,升官发财是他们唯一的人生追求的目标。“所谓特权,就是特别享受的权利。”(列宁)

     原始社会没有官僚。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掌握生杀大权,对于奴隶不存在官僚一说,因为奴隶不被当作人.但在统治阶级内部和对有自由权的阶层,就存在官僚。封建社会则是完全的官僚统治,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反对封建官僚制基础上建立国家机构的,但正如恩格斯评论美国时说的;“正是在美国……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工具的国家政权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 (博讯 boxun.com)

    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地安人的一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法兰西内战》)这里发生社会变异的正是“起初只应充当社会工具的国家政权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社会变异呢?就是执政党官员“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所以,执政党制度必然为谋取私利服务。所以,谋取私利的权力必然导致官僚腐败。这种官僚腐败权力必然拒绝监督,即使有形式监督(如美国的两党制)也不足以克服官僚腐败。

    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英国是老朽的官僚国家,而认为当时的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

    但到1872年,则认为虽然美国没有通常的金钱官僚,却形成了“政客集团”,即政治官僚。(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美国政府也完全官僚化了)那么,在打碎了这种“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法兰西内战》)之后,无产阶级国家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避免国家官吏官僚化呢?巴黎公社做出了典范。“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一样的工资。……这样一来,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可以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是在完全彻底否定资产阶级执政党制度(而且是否定了最民主的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制度)之后,马恩认为采取这些根本措施,就“可以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这里丝毫没有提到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执政、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才能防止腐败。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大段转引了《法兰西内战》中的论断,并完全赞同。列宁说:“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有的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就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记得干干净净!”“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的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

    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列宁没有提到共产党要执政的问题。但在一个月后,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列宁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布尔什维克政府”,说“二十四万党员”“就是国家机构”。在十月革命胜利够不久,苏维埃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均领取全国工人平均工资。但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直接执政,并未真正实行人民普选,人民也无随时撤换罢免权,因此无法监督“国家官吏”。指定制实际上就是执政党授职制,而“授职制是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法兰西内战》)

    列宁在世时就出现了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甚至引出托洛茨基提出"整刷国家机关"、“整刷工会”、“整刷老布尔什维克”的争论。这就证明执政党制度与巴黎公社原则是抵触的。列宁逝世后不久,苏联就废除了国家工作人员领取工人平均工资的法令,实行等级薪金制、干部特殊待遇制和军衔制,走上官僚特权化道路。这又证明执政党制度必然否弃巴黎公社原则。

    正象有的网友提出的那样,必须尖锐地提出:是要巴黎公社原则,还是要执政党制度,这二者是不能通融的,二者之中只能选择其一。不仅如此,官僚化还必然发展到专制化,斯大林时期已有这种弊端现象。所以,执政党制度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政府建设中,在强调一元化领导时,已在注意克服当时苏联官僚制的缺点。

    党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党委包办政权系统的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都是不允许的。三、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到1951年10月建国初期更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现;”“党直接做政权工作是不好的。”

    毛主席又明确指出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必须明白,“领导核心”与“执政党”不是一回事,许多人把党执政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当成了一回事。建国初期实行干部供给制。这些都是尽可能的采取巴黎公社原则,克服执政党制度的缺陷。

    但是在建国初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实际上是党指定制度,在1954年制定宪法选举人民代表之前,执政党指定制度已成为既成事实。紧接着,1955年就沿袭苏联取消了供给制,实行等级薪金制、干部特殊待遇制和军衔制。当时中央讨论时,只有毛主席一人对等级薪金制持不赞同意见,其他中央领导人均表示赞同。评毛主席一级工资他不要,评他为元帅中的大元帅他不当,直到逝世他没有看一眼大元帅服。

    出现这种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原因,有两条根本因素,一是苏联执政党制度的历史惰性的影响;二是中央领导人中大部分人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出身,没有完全无产阶级化,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此对等级特权待遇制度自然就很欣赏。因为干部特权待遇的既得利益中存在严重剥削成分,从而使干部队伍走上阶级性蜕变的道路,走上官僚化道路。这就证明执政党制度与巴黎公社原则是不能通融的。于是由特权待遇--—特权阶层--—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历史演变的过程就是这样清晰。

    执政党制度不仅是国家管理制度,而且深入到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关系范畴,这就属于经济基础了,对上层建筑要起到正作用,决定作用。

    无产阶级国家是先建立政权,然后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这个程序,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高级干部们先掌握了大权,依附于执政党的大框架的等级特权待遇制度(走资派生产关系),然后培植出官僚资产阶级队伍。所以,执政党制度已经是生产关系上的根本缺陷。

    上层建筑中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终究是有局限的,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党内资产阶级的滋生,但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扼制作用。马克思说,任何威严的皇帝也不能向经济规律下达指令。(大意)

    正是在执政党制度的掩护下,党内资产阶级组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内部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文革的目的本来就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即用无产阶级大民主形式打碎党内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即夺权斗争)。但是,在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范围内,巴黎公社原则是不能够充分展开的,它要受到极严重的限制,最终要被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否弃,形成历史大循环。局部的革命措施不能抵御执政党制度大框架的腐蚀力,必须全面采取巴黎公社原则才能“可靠的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的思想。毛主席力图用政治运动、整风、思想教育,以至于用文革方式克服腐败。但连文革也未能根本杜绝官僚腐败,就是因为没有彻底触动执政党制度。文革开始时,毛主席欢呼北大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就是想用巴黎公社原则改善国家机构。但是,官僚化机制,特别是党指定制,积重难返,党的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已经很严重,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坐成虎势尾大不掉,以至于连林彪也是野心家,王洪文进中央仅仅几年就腐化变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受到严重抵抗、干扰、破坏,人民当家做主并没有真正实现。

    比如省级三结合革委会,军队代表是由中央指定,老干部代表也是由中央指定,群众代表也是在中央谈判时指定的。然后,下级革委会也是由上级革委会(或军管会)层层指定的。北京人民公社运动在它胜利高峰(夺权斗争)时突然折回头去,在建立新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时又沿袭旧的指定制度,出现严重的复旧现象。文革在它的最高峰时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最典型的是“二月逆流”),在疯狂反抗被击退后,他们又立即躲到执政党制度的“虎皮”之下,等候时机进行软抵抗。他们心里说:“反正是指定制度,到时候就得启用我们老家伙,到那时就又要由我们说了算了。”他们的目的果然实现了。文革在理论上取得伟大胜利,在实践上取得伟大胜利,但都是形式上的胜利,未取得实质上的胜利。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实质上又回到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未彻底改造并未真正心服的老官僚们的手里,甚至落到未受到怎么冲击的林彪集团的手里,更甚至落到新权贵“四人帮”的手里,并未被人民群众真正掌握。这仍然是执政党代替一切包办一切,并不是由群众充分民主选举的。历史又走了一个大循环。所以,群众代表进入革委会不久许多人就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官僚化了。文革在“破”上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在“立”上却又复旧了。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执政党制度滋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破坏了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是张宗鲁同志所说的“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任务并没有充分实现。(“国家法权”一词的意思可以理解,但在科学定义上应给予确切界定。)

    毛主席痛心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就是因为国家管理机制的大框架极有利于官僚化的滋生和运作,产生了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因此,政治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但不能根本扼制,一旦失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林彪一类”就原形毕露,搞起资本主义复辟了。(当然,产生党内资产阶级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执政党制度是个根本的重要因素,那些因素正是通过执政党制度起作用的。)

    文革是最深刻的大革命,为什么没有突破执政党指定制度的旧习呢?历史只能一步一步地提出它能够解决的问题。文革揭示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提供了用无产阶级大民主方式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创立了毛泽东主义,它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它的失败又又揭示出更深层的弊端问题——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执政党制度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不是毛主席不伟大,也不是今人特别伟大。没有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启发出来的“革命造反精神”传统,谁敢对执政党制度提出质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并没有失败,而是在更深层的问题上展开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法兰西内战》,就会更明确地明白马恩为什么对资产阶级执政党制度那样深恶痛绝了,也更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提无产阶级政党要执政了。

    毛主席在和黄炎培谈话中说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人民民主(即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后来又说。人民的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

    但是,在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上沿袭了苏联的制度,实行了指定制度,从根本上背离巴黎公社原则。共产党员和干部成为当然的人民代表,又和民主党协商分配代表名额,由民主党自己指定自己的代表,政府就这样组成了,人民从开始就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

    以后换届仍然是内部指定制、委任制、协商制,而且是干部终身制,而且是一级一级往上升,一级一级往上带,形成人际关系的官僚网络。所以执政党制度就是剥夺人民管理国家权利的制度。不仅如此,在封建思想严重和小生产汪洋大海的的国家,这种腐败不仅是官僚化腐败,而且是封建性的腐败。

    有的老官僚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不让我们的子孙坐,让谁坐?”于是,林立国一类的“太子党”、“小联合舰队”就像蘑菇菌一样一堆一堆地产生了。于是,新封建官僚腐败就成了八九风波中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目标。于是,李自成历史现象再现,进京赶考终于失败,终于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任何人都是被检验的对象,不存在“真理教主”。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

    取消执政党制度,全面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不亚于巴黎公社运动,不亚于文革,是一场真正实行毛泽东主义的大革命。我们希望党中央领导人能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胆魄领导这场大革命,建设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来源:中国新闻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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