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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欧美?拉美?苏东?印度?东亚?(I)――路径理论与国际比较/谭伟东
(博讯2004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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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伟东 (博讯 boxun.com)


引言:苏东模式的前车之鉴

     郎咸平教授基于金融专家的职业道德和经济学家的科学品格,作出了以数据牵导和金融财务理论支撑的实证案例分析,并进而得出现况报告和政策建议。总体上其属于实证分析。当然其“叫停”“国退民进”思潮与要求警惕国有资产被“瓜分”在事实上涉及到公平与效率等的价值规范经济学。此议引起广泛关注与经济学界的“两军对垒”,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正常的,有意义的和健康的。尽管一些以改革天然维护者身份与名义的文章,不但浅薄,而且混淆视听。更不必说既没有数据与理论支撑,更错择自身的“方位”。

     经济学历来充满了“阶级”与阶层利益倾向。任何经济学家倘宣称自己的理论与政策主张是完全超然的,代表整个社会的,全体阶层利益的,都是欺人之谈。回溯人类历史几千年的阶级文明史,在所有统治阶级文化意识中,人们不难发现,只有资产阶级是最为虚伪的。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统治阶级均公开宣称自身的优越性,统治的理所当然。惟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将自身美化成公民社会,人民意志,国家意识形态。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此方面就更是庸俗不堪,维护是从。马克思早已指出和分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在时下的所谓经济学中早已为包装得更为“美轮美奂”,而本质上既非科学有乏公正的“御用工具经济学”所取代。

     有良知的经济学大师如斯蒂格勒只能在国家战略规划等方面宣导自己的科学理性和“选择偏好”;有良知的专业经济学家只能在满天蔽日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大世界与大框架的话语垄断窒息和狂轰滥炸的学业洗脑下,在诸如公共财政,福利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具体领域里保持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

     事实上,从效用论,欲望论,人性-理性论,偏好反射论,匮乏论,简单机悈均衡论等形而上学理论基石,到函数论,价格机制供求论,回归系数实证分析论,反事实-非历史鲁滨逊孤岛式假设推演抽象法等的方法论基础,到诸如乘数原理,加速原理,瓦格纳定律乃至历史上的萨伊定律,到太阳黑子等等周期论(或其它经验周期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边际效应递减基础上的转移支付论,静态死寂态的一般均衡论或局部均衡论,当代西方经济学充其量不过是个层次极低的配置经济学,其对发展,演进,或发生学,动力学,更不必说大国兴衰,文明演进,国家与世界经济格局之生成与发展等毫无贡献。经济学的兴起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是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产物;近代资本主义是西方近代重商主义,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直接催生物。经济学家时代伴随着整个西方经济崛起与扩张的全部世界化过程。东方的重新崛起与西方的相对衰落,一方面昭示着经济学革命的到来,另一方面宣告了经济学家时代的结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因由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运动解释上的苍白无力与小视角作业,预测上的荒诞无稽,科学操守上的价值混淆,经济学家知识储备与结构上的根本欠缺与历史无知和实况无解,尤其是现代病与可持续性发展的“极限”死结和社会公正上的无能与无助,更因由经济学家们自身经济利益的“巧取”,和在社会学科主轴和支撑的神圣地位上急剧衰落下来,业已基本上停滞下来。

     一当经济学家放弃了超前的“革命”的理论锐器,成了富贵的花瓶与手段,经济学家的社会启蒙,社会设计,社会规导与社会解构作用将丧失殆尽。伴随着灵魂,良心,名誉等的急剧和彻底的市场化,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彻底打破一切理性,良知,科学的神圣与伟大;经济学的社会科学皇后地位将顷刻丧失。计量与实证研究将迅速因为规范参照系择定和社会代言人立场选取而分化成截然对立的阶层辨护与利益集团“军师”。

     随着利益结构和社会矛盾的日益纷繁复杂,经济学家将日益完成自身的分化。经济学将彻底沦为工具经济学,将如同中世纪的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一般。

     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认识论层极上是主观效用主义;在社会伦理与价值规范上是一般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在社会规范与构建上是近乎于无政府主义或反权威主义;在信息与理性思维上是绝对的个体理性至上主义;在人伦操守价值上是简单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哈耶克的信息与理性散储理论,波普尔的证伪科学哲学和他们共同的泛泛反集权反威权主义,弗里德曼,布凯南等的一般或绝对的自由选择,既是同象西蒙等为代表的有限理性派的“真实”情景相悖,又任意放大,神圣化人性弱点,更深藏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无知与科学傲慢与狂妄。这种一般性的反权威,反专制,崇自由,追民主,从洛克,休模,康德,更不必说卢梭,马克思的思想历史轨迹均可找出端倪。然而新自由主义却全然失去了其历史上反封建特权,反宗教精神专制与君主独裁的进步性。除了对二战期间的法西斯轴心国的暴政与极端野蛮的抗击与批判所代表的进步意义而外,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上科学上的革命与进步意义。反而成了美化垄断资本,包装当代西方文明价值的为科学,伪流派。

     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传扬西方普世主义,崔跨东方乃至一切其它文明的精神武器与“理性”原子弹。昔日的两级中的一级,几年或至多不过十余年间竟然沦落为一个经济上的“矮子”。这固然同其跛脚的过度军备竞赛,民用工业薄弱,国家一夜间的“分崩离析”,或者传统的僵化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但同西方学者们的休克疗法,彻底私有化的产权变制,金融-物价失控性转轨,新兴权贵阶级迅速瓜分掌控国有资产有着直接关系。浑水摸鱼的前提是八水搅混。而搅混水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产权改革的旗号下,将待出售的的资产搞得尽量“一文不值”,从而以低的不能再低的价格一口吞进。这样国家,人民的财产不但被迅速掏空,而且整个国民财富被新的参照系统贬得大大缩水。这就直接造成了国力的猛衰与国际地位与竞争力的一落千丈。

     中国过去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相当大的经济增量已经被“分光吃净”。现在又要将目光转向存量部分。倘真的步上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们的“国退民进”的轨道,少则三年,多则十年,俄罗斯的悲剧就将在中国重演。

     国企改革出路论,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家论,乃至原罪赦免论等等均在混淆视听。说的冠冕堂皇些是认识论误区与理论错解;说的直白要害些,就是挂着理论科学的羊头,贩卖阶层小集团利益的狗肉。难道只有将公共财产以股票形式大把地给经营者才算善待?这在法规价格等不公正的情况下,在西方国家也是金融与经济犯罪。杰克。韦尔奇等一大批伟大的职业经营天才,远没有象比尔。盖兹这个创业者那样“富有”,难道就没有创造出惊天动地管理经营伟业?日本,德国等众多发达国家CEO阶层在同类规模经营下获得的远低于美国CEO阶层的报酬,不是管理业绩更高于美国吗?!

     拉高他人的利益回报,从而换取为自己的获得更大的空间又冠以改革与科学的名义实在是科学家的耻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早已失去了古训教诫。既要当利益上的婊子,也要道义与科学上的牌坊。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改革方向,百姓与各级政府均不可掉以轻心。一失足上俄国路,可就真会变成千古恨阿?!中国若再次被西方列强边缘化,恐怕就不是一两百年的轮回了。东方复兴,世界未来的希望全系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了。

    作者简介:

    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现为花旗集团信用卡公司副总裁,中美战略研究院董事长,总裁。曾任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 美家用国际金融公司(现汇丰(北美)银行)和第一银行(现大通摩根银行)高级分析家。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 (北大出版社,2001), <公司文化>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经济信息学导论> (北大出版社,1989) 。编著<软科学手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译著<信息经济学>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发表文章若干。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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