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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泽:网路时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与可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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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11月15日)
    

     邓后时代,网路大潮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期而遇。1994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16个年头,那年的4月20日,NCFC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Internet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完全功能的Internet国家。 (博讯 boxun.com)

    从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诞生,迄今正好10周年。中国互联网路资讯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路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数量已达870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27.9%。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达到82%,60岁以上的网民0.7%。中国上网电脑总数已达3630万台。统计资料还显示,中国大陆已经仅次于美国,跻身于全球第二大网路国家。

    尽管中共不惜花费纳税人的巨资构筑了一道道网路防火墙,并且不惜投入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监管遍地开花的网吧,网路还是给大陆人民带来了空前的自由。大陆网民不仅能够翻越防火墙,直接阅读各种海外的最新资讯,还能够在网路上发表形形色色的见解,组织形形色色的网路团体。

    互联网勃兴之后,中国大陆五十年来铁板一块的政治生态终于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大陆网民已经突破了“党禁”和“报禁”,在网路这个虚拟世界里部分实现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且构筑了一套独立于官方之外的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的这两套话语体系之间既有攻防,也有互动,并日渐推动着这个红色帝国的和平转型。

    

    网路知识分子的崛起

    

    在纸媒体时代,中共对媒体的监管易如反掌,中国大陆的言论空间就局限在一些党的喉舌上。纸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体制内人士,寄生于各家媒体和各间学院里。他们基本上是执政当局的吹鼓手和轿夫,很难有特立独行的思想。连曾经是国内唯一一家号称知识分子的报纸的光明日报,在中共的轮番整肃之后,也逐步沦为第二张“党报”,在上面撰文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注脚者。

    网路时代到来之后,完全独立于官方立场的民间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御用知识分子大行其道的状态方才有所改变。

    在今年的《议报》周刊149期上,杨银波先生列举了中国大陆43名最为著名的网路知识分子。包括余杰、刘晓波、王怡在内的政论作家,大部分都很年轻,年龄在30岁至40岁居多。有些新生代知识群体年龄更小,例如,24岁的刘荻小姐已经是文笔成熟练达的政论作家了。在中共严格的新闻出版审查体制下,他们并没有多少出头露面的机会。他们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文字作品只是见诸于网路,但是他们获得的影响力并不亚于那些在纸媒体上发言的知识分子,甚至成为网路上的文化游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明星。

    不仅如此,大陆传统媒体也开始正式接受网路知识分子的概念。2004年9月7日,南方日报属下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一时成为大陆知识界和新闻界的热门话题,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网路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并把王怡作为网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王怡,是个很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他并非生活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而是生活在成都这样的一个西部城市。随着网路的延伸和普及,他获得资讯的质与量一点都不亚于一些中心城市。在网路上发言之前,他从未有过纸媒体上发言的经历,他直接在网路上实现了自己的写作愿望,并且在三十岁的年龄就达到了一般在纸媒体上发言的知识分子穷尽一生也难以达到的影响力。

    王怡等网路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对人士,但是由于网路空间的自由特性,他们通常比纸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更能够独立判断、大胆发言。从台湾政治转型的经验来看,威权政体的终结者虽然不是殷海光,而是陈水扁这样的职业政治家,但是网路知识阶层的出现,意味着真正具有独立意味的知识分子开始能够在大陆得以存活并且逐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野的话语体系与行为方式

    

    网路具有以下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一,在中国大陆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和国际资讯的对接,除了宽带、电话线等有线的接口之外,大陆有些地方的无线运营商还开发了价格低廉的无线上网业务,有的无线包月业务仅仅收费20元。也就是说,大陆的网民完全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实时接受丰富全面的资讯。第二,网路资讯可以无孔不入,能够透过各种私密的渠道进行传递。第三,网络具有极强的互动性,能够及时和交流对象进行沟通。

    基于网路以上的本质特性,以及国内外无数中国网民的技术努力,中共目前的网路监控行动,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阻断网路的信息流通。由此,大陆的网路知识分子逐渐通过发言、沟通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并形成了相对独特的话语体系,并且事实上形成了网路中国和现实中国的分野。现实中国是中共掌控下的媒体谎言连篇、铁幕重重,恰恰相反,网路中国能够集中体现中国民间社会的真实风貌。网路的出现最终打破了中国大陆官民一体、政教合一政治结构,催生出了相对独立、相对真实的中国民间社会。

    前苏联政权土崩瓦解之前,官方的话语体系和民间的话语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出现了各说一套的局面。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格局正是如此,例如:纸媒体上,中共在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宣讲“三个代表”,但是网路上一片嘲弄之声,所谓的主流政治话语成了中共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民间社会在网路上凝聚了自己的价值共识,形成自己的网路文化,对中共宣传机器的喝令置若罔闻。

    在网路上,网民不仅实现了对中共话语体系的瓦解和颠覆,在实际的政治形态上,网民也打破了中共严防死守的政治禁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几种公民政治权利,在中国大陆的网路里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

    言论自由:虽然每个网站有自我过滤和自我监控的功能,但是由于网路上的发言机会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网民们还是能找到突破口进行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就是国内的网站发不了,还可以绕过网路封锁,直接登陆海外网站进行发言。一旦网路上出现精辟独到的文章,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复制,迅速转化成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话语。

    新闻自由: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从SARS、孙志刚案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网路信息传播的能力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并且对已经部分商业化的大陆媒体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在SARS事件之前,网路跟着传统媒体跑,SARS事件之后,就出现了传统媒体跟着网路跑这一明显的转向。一旦传统媒体没有跟上网路信息,就可能有遗漏重大的新闻话题。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是,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们不断地冲锋陷阵、冲撞大陆新闻管制的底线。

    集会自由:大陆的新闻网站为了提高点击率,每条重大新闻的后面都允许跟贴。每一个重大新闻事件的出现,网路上民意就会迅速聚集,跟贴洋洋千万条。这种民意的聚集和呼啸,甚至能够改变中共高层的政治策略,推动某些公共政策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拟定。如辽宁省的刘涌案、黑龙江省的宝马案,都引发网路上潮水般的发言,敦促当局检讨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由于强大民意的推动,这些地方性事件就会迅速演变成一起全国性事件,地方官员想将其控制在小范围内解决的如意算盘就会落空。网路民意推动地方官员主动改变事件的处理方式或者引起中央高层介入的个案已经屡见不鲜。

    结社自由:论坛是网路社会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通常是志趣相投的网友通过注册获得身份认同之后,进入论坛就某类问题进行发言、讨论。每个论坛实际上就是一个规模不等的网路社团,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规则、活动目标。由于网路的虚拟性,在网路上成立社团组织的成本极其低廉,甚至在聊天软件上就可以集结成一个社团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要想成功地监控每个个体的活动几乎没有可能。

    示威自由:在2001年兴起的网路签名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示威和抗议。尽管有人嘲讽签名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群无力行动的知识分子的意淫。这种嘲讽的背后我们无法探测他们的立场,但是无论如何,在红色帝国的铁血政策统治了半个世纪之后,开始有独立知识分子就某些公共事件独立发声,已经非常难能可贵,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并将为大陆知识份子进一步走出网路走出书斋凝聚信心和道义力量。

    

    对抗、互动与和解

    

    长期被统治得哑口无言的中国民众,在遭遇网路之初,惊喜之余还有些不知所措。突然出现的资讯世界尚未带来社会的和谐,而是通过语言暴力、信息垃圾深化了既有的社会对抗和族群分裂。

    中共统治大陆55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下,原本就很紧张的族群关系得以透过网路大量释放。但是由于网路这一虚拟世界尚未建立相应的程序和规则,更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所以族群的敌对情绪被成倍地放大。从网路上的交锋来看,原教旨共产主义和民主派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新左派和新自由派之间、统派和独派之间、新兴的中产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均存在着深深的政治裂痕和紧张关系。网民们的发言以非理性成分居多,流氓式的口水泛滥成灾,中国网民遭遇了比“文革”以来最为复杂最为残酷的语言暴力。

    面对网路世界,存在着晕眩感的不仅是普通网民,还有自以为掌控一切的统治当局。网路民意的兴起,使得中共统治当局感觉到自己话语权力受到挑战,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惊慌失措。其中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对网路的围堵随着内政外交的各种变化时紧时松,缺乏一贯性的政治动作,表现出非常混乱的政治理性。

    从中共这些年监控网路的特点来看,主要手段有三种:一是设置防火墙,禁止大陆民众登陆一些敏感的网站;二是安装信息过滤软件,禁止访问带有敏感词汇的网页和邮件;三是强力监控网吧,提高网吧设立门槛,安装报警软件,安插网吧巡检人员,实行上网实名制。

    前两者主要对一些在私人空间上网的网民构成较大的威胁。通过海外的电子邮件渗透和国内网民之间的信息交换,一般稍懂网路技术的网民都可以突破网禁,查阅任何自己需要的信息。但是中国大部分网民还很贫穷,没有能力购置自己的电脑和安装独立的网路接口,他们不得不依赖于网吧这样的公共资源。可是,大陆的网吧已经身陷白色恐怖之中,一有风吹草动就陷入灭顶之灾。在江苏、江西等地,相关管理部门甚至鼓动民间力量对网路自由进行反制,有些社区的退休老人当起了义务网路巡查员,查看网民是否登陆敏感网站和色情网站。由于网吧的监控严格细密、有关网吧的网路自由目前尚无更好的办法进行突破。

    随着网路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共的围堵行动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网路上的民意对中共的政策和行为,几乎采取一边倒的反对立场。极权主义每次周期性的痉挛,都会引起了网路上骂声一片。官方的封网行动不仅没有化解55年来中共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家仇国恨,反而加深了民间的敌对情绪,进一步恶化了官方和民间的关系。

    从长远来看,族群的分裂和官民的对立,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根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只要资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就会降低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族群之间的分裂和官民之间的对立也会得到缓解。本人从1998年开始接触互联网,依据数年的网路经验,本人认为,国内外的各种论坛中尤其是综合性论坛中的语言暴力在减少,说理性的发言在增多。由于网路的互动性,开放性,促使网路上的语言暴力正在朝温和的、理性的方向发展。同时,还因为网路的交互特性,官方和民间两套话语体系之间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互动和沟通。

    从SARS事件、收容制度的存废等公共问题上可以看出,网路民意对官方开始有所触动,甚至对某些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起到了改变的作用。网路民意也正是通过这种改变,帮助中共重塑基本的政治理性。

    如果中共能进一步放松互联网的管制,放宽开设网吧的特许尺度,让更多的没有电脑的人群加入网民行列,可以相信,从对抗到互动,并且随着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实现,最终将会走向适度的和解。

    

    从网路民意到街头运动

    

    网路政治生态在近期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网路民意开始冲出网路,走上街头,涌现出裹挟着语言暴力和实际暴力的街头运动。

    如果说去年的宝马案、孙志刚案、刘涌案以及SARS事件中,网路民意还局限在网路上鼓动和示威的话,那么今年一系列的事件表明,网路上多年积蓄的民意正在走进实际生活之中,甚至走上街头,酝酿出规模浩大的民间维权运动。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重庆万州事件。万州事件本来起因是一颗微小的火星:两位万州市民在发生纠纷和互相殴打的过程中,一位自称是公务人员,引起了围观群众对官员仇恨的集中爆发。这一事件迅速在网路上流传,甚至被演绎为具有煽动性的“局长”殴打“小民”的政治谣言,引发了万州近五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并和镇暴警察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据有关消息证实,胡锦涛事后在对该事件的批示中,强调要“深挖事件的深层背景”。

    另外,安徽蚌埠退休工人的游行示威事件、河南郑州和开封的回汉两族冲突事件,都显现出了大陆的公民维权正在走下网路、走上街头。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成功地在形式上实现了将党政军大权集于己身,但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中共党内派系实力并不强,仍然是弱势君王。虽然他和江泽民一样也是邓小平钦点的接班人选,但是他毕竟是隔代指定的,其党内政治的合法性被大打折扣。如果他想寻求更为稳固的政治根基,除了尽可能地平衡党内不同派系的力量之外,还不得不祭起亲民的大旗,希望整合民间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很多的政治分析人士看来,胡温时代虽然有可能会比江泽民时代更大程度地体恤民意、放松控制,但是胡温很难走出邓小平的阴影,胡温时代仍将是邓后时代的延续,所谓的“新政”不过是对民间的小恩小惠,很难有制度性的突破。但是,民间在官方各类媒体大力鼓吹之下,已经被吊起了胃口。在普通民众看来,温家宝作为堂堂的一国总理,帮助一个民共讨回了工钱,那他还有什么不替老百姓做的呢?所以大陆民众将会“得寸进尺”,知识精英也会假戏真唱,继续凝聚网路上的民意资源,提升公民维权的广度和深度。

    重庆万州事件充分说明,大陆民众的积怨在释放、民众的权利意识在觉醒,以及中共的底线在后退、其控制能力也在降低。可以判断,如果胡温体制继续保持这样宽松的政治局面,未来数年街头运动将会如燎原之火,遍地开花。街头斗争有可能会在网路民意的配合下,成为民间抗争的主流方式。

    游行、示威、罢工是国际人权公约和大多数国家宪法所认可的几种民意诉求的方式,也是冲击权威体制的利器。虽然街头运动会夹杂着很多暴力活动,但是街头运动对于大陆的政治转型来讲既不可或缺也无法避免,只有寄希望于官民之间能够像网路那样出现互动的迹象,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中才有可能逐步克服双方的政治恐惧、恢复双方的政治理性。

    

    政改路径的可能转向

    

    从八十年代以来,大陆主流的知识份子大都赞同新权威主义,主张在保持中共内部政治稳定,凝聚在中共开明领袖的威权之下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

    随着十年来网路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大为改观。中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和民间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颇具规模的民间压力集团已经形成。民间压力集团将会通过网路汇聚自己的价值共识、展现自己的行为方式。

    正如刘晓波先生所言,中国改革的深层动力来自民间而非来自高层。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将有可能更加强化这一说法。如果说前20多年的政治改革是由中共内部主导为主的话,那么在互联网兴起的十年之后,中国的政改路径很可能转变为民间推动为主、官方被动变革的模式。

    中国大陆尽管有过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毕竟时间短暂,难以动摇其儒教国家的根本,所以大陆政治转型的参照系数最好是台湾而不是苏俄。89以后,中国大陆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也逐步表明,大陆政治变革的模式很可能不会是苏东模式,而是台湾、韩国这样的东亚模式。

    在台湾的政治转型的后期,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台湾的“中坜事件”之后,台湾的政治转型迅速转变为民间主导的局面。大陆的政治变革一旦转变为民间主导,变革的进程和速度将不会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政治大变革的拐点有可能会被重新评定。

    但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模式也不会照抄台湾模式,反而会展现出互联网时代中国大陆独特的变革模式。如果说台湾政治转型的路径是:开放选举——突破党禁——突破报禁;在本人看来,大陆的政治变革路径可能恰恰相反:突破报禁——突破党禁——开放选举。

    本人坚持此种看法的理由是:首先,台湾政治转型的破题在于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大陆开放地方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仅仅局限于县乡两级,层级太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且大陆的选举法问题太多,很难形成竞选态势,大陆试图走议会路线开创民主先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其次,大陆在政治转型期遭遇了网路时代,开放、迅捷的资讯世界将使传统媒体遭遇巨大的商业压力,这种态势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很可能会带动报禁的突破,以维持传统媒体和网路媒体的竞争平衡。尽管中共的宣传部门使出浑身解数,大陆的传统媒体还是已经濒临失控的边缘。在网路和媒体的双重失控下,中共的话语权将会彻底丧失,各种立场的民间公共知识分子将会成为中国主流话语的主导者。

    报禁获得实质性突破的标志是:中共将会允许民间办报、允许商业资本进入媒体,并且将会给予网络媒体完整的采访权利。一旦报禁获得突破,民间要求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仅如此,网路民意向街头运动的转化,其直接后果就是民间政治动员能力的复苏,政治性组织和准政治性组织将会出现。一旦有建立组织的需要,大陆盘根错节的互连网路,将会发挥巨大的能量。

    还有一点,和台湾政治转型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虽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革命事件,但是极有可能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大陆民众将会为政治转型付出较高的代价。

    本人相信,在经济自由化和网路自由化的双重夹击下,新权威主义者主张的威权主导变革的政治改革模式很可能彻底终结,以民权运动为主导的政治改革可能将会来临。如果这一判断能够得到证实,中国大陆民主化会比八十年代预计的要更为提前到来。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大陆进入网路时代十周年

    2004年11月4日,于北京

    

    王光泽,男,1972年生。199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历任信阳日报、法制日报编辑、记者,现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社论评论员。《新世紀》、SOHU、《大纪元》等电子媒体的专栏作家。第五届《财经》杂志新闻奖学金获得者。

    转自:议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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