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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反驳多维指称評論失實
(博讯2004年12月07日)
    何清涟给多维新闻社11月4日来信的回复
    
     新世纪网站摘要:至于后来高先生对我的采访,是在11月6日何频先生在“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研讨会上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的一周以后。记得何频先生先给我打电话,然后高伐林先生才来电表示要采访。如果高先生记忆不错的话,我对“发生在特殊时期的”这次采访接受得确实比较勉强,经高先生反复要求后,我表示决不接受电话采访,最多只能接受笔访, (博讯 boxun.com)

    
    按语:
    
    12月4日接到多维新闻社的来信,他们在来信中声言将等到我的回答后再登出他们的信。因周末是本人最忙时期(这点曾在多维社记者高伐林要求采访时谈过),未及回信。今天是12月6日(星期一),却发现多维新闻社并未遵守自己的承诺,而自行将信登在博讯网站上。多维新闻社为了准备它们给我的信用了十多天时间,但在等待别人的回信时却连两天都不能等。
    
    本人已经于12月6日22时40分将给多维新闻社的回信发给多维新闻社。然后按按照多维新闻社的做法将此信公布于众,欢迎各网站刊登。
    
    何清涟
    2004年12月6日
    
    给多维新闻社11月4日来信的回复
    
    
    多维新闻社:
    
    本人已经收到贵社在12月4日一天之内发过来的内容相同的三封函件。在此就来函中所涉事实谨作答如下:
    
    一、诚如贵社所说,多维新闻社与明镜出版社是各自独立的企业。但贵社陈述两者联署写信函的理由是因为我在接受大纪元的采访中“对多维与明镜一并提出了指责”,这与事实不符,因为我在采访中并未将两家混为一谈。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与多维新闻社并无任何合作关系,而只是与明镜出版社有过出版合约。就我所知,在我与明镜出版社签订出版合约之时,多维新闻社还未诞生。关于明镜出版社与我之间曾经有过的出版合约的履行过程中的问题,与多维新闻社无关。
    
    何频先生在看到大纪元对我的采访后(11月29日中午)给我来电,并在电话中谈到,出版事宜是他与我之间的商业机密,不能够公开谈论。我现在尊重他的意见,请转告明镜出版社及何频先生就此事与我联系,并将12月4日尊函中提到的稿费收据传真给我。我与明镜出版社之间将按照合同条款,逐一探讨双方在合同期内对合同履行的权利、责任等状况。事实上,在我以前多次与何频(包括最近这次在电话里)谈到发行量与版税问题时,他都未否认2000册之说,强调的只是他的艰难。尊函中提到的情况确实需要与明镜出版社仔细探讨,必要时再深入调查。
    
    二、贵社来函结尾部分强调,我与贵方有“多年合作关系”,私谊、公交似乎都不错。但来函是多维新闻社及明镜出版社联署,容易导致误解。我认为,所谓合作关系的正式形式是指合同关系;从习俗上解释,是指双方在信任的基础上有默契的具有一定时间长度的彼此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多维新闻社的一、两次临时性采访以及未通知作者本人情况下偶然转载我的文章,并不能被解释成本人与多维新闻社的“多年合作”。谨此特作说明,请贵社用语时务必考虑事实。
    
    三、对于高伐林先生“关於多维采访何清涟的由来”(以下简称“由来”)一文的澄清:
    高伐林先生就他的记忆与理解谈了采访过程,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将一些他未提及的细节补充说明,以便让事情的过程体现得完整并接近真实。
    
    高伐林先生的文章主要想说明,这次采访是在11月 6日“三一学院何频讲话引起的风波”之前就已经谈好的,并非发生于“风波”之后,不是多维社面对社会批评所作的反应。但这一陈述与事实并不相符。
    
    11月5-7日康莱狄格州三一学院“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研讨会”(以下简称为“研讨会”),会期三天,与高伐林的闲谈发生于6日中午午饭期间。
    
    首先,我与高伐林先生午饭时同桌群体聊天时只存在过一个未被接受的采访建议,而高伐林先生后来的采访则是在上述“何频讲话风波”后由何频先生与高伐林先生先后来电话专门要求,我然后才接受的。其次,11月6日高先生提出采访建议的原因和话题均与此文中描述的不同。
    
    先谈高先生提出采访建议的原因与话题。高伐林先生确实在饭桌上谈过采访一事,但此文有两个重要细节与事实不符,其一是他在“由来”一文中谈的是“多维让我来采访你”(贵社在12月4日来函中则强调是贵社编委讨论的决定),而事实上他当时谈的是“国内有读者来信要求采访你,采访主题是《中国的陷阱》一书发表已经好几年,现在的局势与你当年预测的有什么不同”?他并未提及采访是多维社的决定;我当时对他要采访表示惊讶,并未接受采访,还就多维对我的文章的态度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多维对冼岩骂我的文章一登再登 ,但连冼岩所攻击指责的我的文章都不予刊登。既然连公平对等地对待我的文章都不可能,怎麽会安排采访我?”然而,贵社在此次来信中却说:“据高伐林先生所述,他在11月6日中午在午餐即向您提出为您做专访,您并未拒绝,当时做了简单采访”。信中所述显然不是事实。当时在饭桌上众人的谈话全是闲聊,所涉内容与贵社发表的对我的采访事实上完全无关。饭桌上的话题一个是郎咸平事件,二是本人对贵社最近连续发表的“仰融失守华晨”系列文章体裁的看法(即用调查报告的形式写比文学形式更好。卡玛女士还对此表示了她的一些看法)。高先生在“由来”一文中也明确表示,这场多人参加、话题散杂的餐间闲谈不过持续了“中午吃盒饭过程中短短十几分钟”,他竟然能在这样的场合和时间内进行采访?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采访?何况在“这短短十几分钟”内每个人还要吃饭。高先生在餐间闲谈中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谈如此之多的话题,同时还穿插完成了采访?
    
    其二是关于采访约定是否成立之事。闲聊中,高伐林先生确实表示饭桌上谈的一些话就可以作为采访内容,再补充点内容就可以作为一篇采访了。他这一建议立刻被我坚决否定,我说不能将饭桌上的闲聊由记者事后凭记忆写成采访文章发表。他只好表示,会后即当天(6日)晚上他将采访我,我的回答是“到时再说吧”(中文语境中此语即表示婉拒)。然而,事实上会后他并未对我做任何采访,也未与我电话联系。据高伐林先生在“由来”一文中自述行踪,他当天下午会后(这一天下午何频先生在会上发言后,多维的办报倾向等受到与会者质询)离开康州回到纽约,这表明他实际上自动取消了中午的采访建议。高伐林先生在“由来”一文中就“采访约定成立”作出的事后解释,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即他谈到的11月6日何频谈话风波之前的单方面采访约定应该说无疾而终,我作为当事人确实未感觉到高先生真有采访诚意。
    
    至于后来高先生对我的采访,是在11月6日何频先生在“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研讨会上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的一周以后。记得何频先生先给我打电话,然后高伐林先生才来电表示要采访。如果高先生记忆不错的话,我对“发生在特殊时期的”这次采访接受得确实比较勉强,经高先生反复要求后,我表示决不接受电话采访,最多只能接受笔访,而周末几天我无时间就笔访写作,可能要等到星期二才能给他,并且希望贵社编辑不要更动文字。高伐林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并表示希望快一点,因为有发稿时间限制。我遵从他的意思,尽可能提前发送。这并非因为我对这次采访态度积极,而是因为他采访的内容恰好是我近期写的几篇短文中的内容,完成起来容易。
    
    希望我对事实的回忆和补充叙述有助于高先生回忆起全部经过,也便于大家了解事情的真相。显然,高先生11月6日自动取消的单方面口头采访约定与11月12日约定的笔访(11月19日刊发)相差一周,并非同一约定。后一次采访的确是“三一学院讲话风波”后进行的。
    至于贵社在来函中指责说,多维社这次采访“无论是决策、还是高伐林先生向您提出意愿,都在三一学院何频先生与其他与会者就多维办媒体方向交换意见之前。但《大纪元》对您的采访记中错置事件的时间顺序,以曲解多维这一举措的动机。”笔者认为,出于对事实的尊重,这种指责不能成立。
    
    在此我还要谈谈我对多维在处理此次采访稿时所表现的“技巧”的一点意见。尽管我非常小心谨慎地要求只做笔访且加上不改文字的要求,但最后多维时报在制作标题时还是作了误导读者的“技术性”处理,让我感到很不愉快。《多维时报》(2004年11月19日A13版)刊登的采访文章的最后一段中,我写的原文是,“中国政府的智囊们也很清楚,中国经济的这种扩张引起的摩擦日益加剧的结果,总会导致国际争端四起,所以他们断言,目前中国应该趁美国对全球主要石油资源实施控制的战略还未完成的几年所谓“战略机遇期”,赶紧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一旦2010年这一“战略机遇期”结束,中国的事情就不再那么好办了。”然而,《多维时报》的编辑在制作该文标题的引题(即主标题上端的文字)时,把这段我引用的“中国政府的智囊们”的看法去掉“中国政府的智囊们也很清楚”,变成了我的话,并与我自己的结论“这么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何者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谁也无法预测”混在一起。做为(引题主标题的上方)的第二段,让读者觉得这是我的观点,对这种张冠李戴的做法我表示遗憾且希望《多维时报》能负责地更正。
    
    四、贵社来函谈到,“访谈中说,您说被多维‘雪藏’是事实,‘多维近年确实没有报导与转载过您甚麽文章’”,然后贵社提供了你们内部的统计数据。下面我就此问题加以说明。
    这里必须首先界定大纪元采访中提到的“雪藏”一词的定义,并联系我的回答中所举的具体例子,才不至于曲解我谈的“雪藏“究竟是何意思。我理解的“雪藏”指的是我事关中国形势全局性分析判断的重要文章未被多维选择刊登,比如“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等文章,这些文章在海外中文网站上转载率很高,而贵社在“三一学院讲话风波”之前则不予转载。特别是当贵社刊登其他批评我上述文章的评论时,也未按照平衡报道的原则,将上述文章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相关双方的观点。据我观察,在国内网站上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冼岩”(又以“闲言”为名)在国内网站贴出曾载于国外的辱骂我的文章后,有多名国内网友要求“闲言”贴出我的原文,以作对照;但是在“闲言”充当版主的凯迪网站及“闲言”活动频繁的其他几家文化网站上,我的上述文章始终不能公之于众。这些文章在其他国内网站上倒是可以偶而见之,但很快就会被删掉,我曾多次看到文章名字却无法打开网页,被告知“网页已经删除”,我真的很感谢国内那些勇敢的网友和能够让这些文章留存一段时间,哪怕只有十几分钟、半小时的网站编辑。
    
    上述文章不同于笔者就一时一事发表的时评短文,是作者经过长期研究,搜集分析了大量数据资料,据此就有关中国现状与前景的重大问题作深入讨论的学术成果,其重要性和可参考价值完全不同于时事短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一研究报告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的媒体管制体系和政策作全方位分析研究的首部中文著作,多维新闻社设立在以新闻自由为立国之本的美国,侧重报道与中国相关的新闻,在此报告刊登后一个多月内一直未转载这一报告,与海外其他中文媒体的做法显然不同。
    
    正因为上述文章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剖析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关注,其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这些文章成了中国当局尽力封杀的对象。下面特将国内有关部门封杀我的状况略作说明,以供参考。中宣部和国家安全部多次下令封杀我的重头文章,我手头就有国内网站版主对贴我重头文章的网民的回函,该版主坦承,有关部门下达了禁止刊登我文章的命令。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有关部门的禁令并非涵盖我的所有文章,而是有针对性地严禁我的重要文章在国内网站上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过去在国内发表过的文章以及海外媒体上刊登的我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章,仍能出现在国内网站上;再加上国内读者经常钻空子把从海外网站上下载的我的重要文章贴到不太引人注目的网站,所以目前在国内仍然能找到许多我的文章,甚至包括许多贵社未曾刊登的文章。当然,象“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样的文章,要想在国内成为网管的漏网之鱼是几乎不可能的。有关我的文章在国内网站上刊登的情形,任何人都可以用国内的“百度”搜索服务器找到答案。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多维网未刊载的我的几篇重用文章恰好也是国内网站不能登载的。至于贵社这次来函开列的曾转载的我的时评文章,与我从Google搜索所获知的结果不同。根据用Google搜索的结果,除了11月初上述康州三一学院会议之后贵社补登的我的文章和采访之外,能够检索到的贵社过去两年中转载的我的文章之数量,确实非常之少。我无从了解贵社的内部记录,只能根据公开信息作判断。Google的搜索结果是具有公信力的,我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何频先生得知我的批评意见后贵社补登我的两篇文章(“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分成两次登载),表明贵社确实了解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我在此对这一补充措施表示感谢。但我与贵社双方都不能否认,这只是一个事后的补救措施,并不代表贵社此前的选稿取向。
    
       五、贵社在来函的第三条中指责“您在访谈中说,多维发表了冼岩先生批评您在美国思想枯竭,可能发生精神崩溃的文章。”我在访谈中并未说过这段话,希望贵社就此仔细查证。贵社没有理由要求本人对我没有讲过的话负责。
    
     关于“冼岩”,我只想再说几句,“冼岩”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学术能力,我要讲的已经在《大纪元》对我的采访中谈到了。本人不愿意再多谈与这个笔名有关的事。贵社既然对冼岩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与兴趣,大可以让信息更透明,在贵网站或报纸上刊登一则消息,详细介绍“冼岩”的来历,并刊登“冼岩”的照片、简历,此君如今人在何方,从事何种职业,通联方式,平生以真名发表过什么著作,以慰读者渴慕之心。以其如此天才,竟然英风埋没,让世人无从瞻仰其风采,诚为可惜之至。
    
    六、贵社如果希望刊登双方这次来往的信件,应该本着忠实的原则,全文刊登,不作任何更动,在制做标题时亦请勿再发生11月19日刊登采访文章时引题用语张冠李戴的错误。并请事先将刊登内容及标题通知我,并取得我的同意。同时,因贵社的信件涉及对大纪元时报的指责,本着对等原则,应在当事的另一方大纪元时报及其网站上也刊登同样的内容。
    
    谨祝事业发达
    
    何清涟
    12/4/2004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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