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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家到交际花 杨振宁的文化反叛
(博讯2004年12月29日)
    回顾杨振宁的2004年,他彻底完成了从科学家到公众人物的身份转换

    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近半个世纪后,杨振宁再次成为轰动的新闻人物。

     2004年是他回国定居的第一年,他来到清华大学给他准备的两层小楼中颐养天年,他给这个小楼起名叫“归根居”。 (博讯 boxun.com)

    是的,他选择了此时回国。他没有像钱学森和邓稼先一样,选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回来,帮助中国造原子弹。那么,他对当今中国的贡献又是什么呢?

    2004年,82岁的杨老先生做了两件大出风头的事情。

    不要把人道与天道掺合在一起

    从整个年度来看,由杨振宁掀起的最大的一场讨论是他对《易经》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质疑。

    在9月下旬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在《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中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有两条路,一条是归纳法,一条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而受《易经》影响的中华文化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

    他说,在中华文化里,“天人合一”的观念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们合在一起。

    杨振宁的观点引来“砖头”无数,在被大量国学、易学专家指出很多“常识性错误”后,一场“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讨论终于爆发,甚至推动了捍卫中华文明的《甲申文化宣言》的出台。

    事实上,杨振宁可能不知道,他伤了许多人的心。近些年来,中国人对《易经》以及由《易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推崇已到了极致,不少人论证出,《易经》包罗万象,总结了从计算机二进制语言到量子力学的一切现代科学规律,是西方现代科学的鼻祖。藉此中国不仅可以在文化上超越西方,并且还可以在科学上超越西方。

    因此,杨振宁说出有损《易经》的话来,就好像他已不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中华文明的“离经叛道者”了。

    而杨振宁引起的更大争议,是2004年12月,随着一段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黄昏恋情浮出水面,他终于从一个众所推崇的科学家,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人物。不管懂不懂物理学,懂不懂《易经》,只要是中国人,都在谈论杨振宁。而杨和他那位以他为硕士论文课题的28岁女朋友却保持着科学家的一贯冷静,再一次把“天道”与“人道”分开。

    但中国公众认为高等动物的生理需要或感情需要就是一个道德问题,而这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礼教文化的严重背叛──如此不顾身份,如此违背伦理,如此有悖五常,因此又一次招致了大批的“砖头”。道学家们把他与默多克相比,总之是认定杨老先生不再是我们黑头发黄皮肤的一分子,他太“西化”了。

    心中的道德与头顶的星空

    有着一颗纯真中国心的杨振宁一定感到委屈。一个月前,在山东大学做客时,他还在高唱父亲教他的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而在此之前,他曾点名批评李柱铭,指其当时到美国参议院“作证”的行为既不应该,也不明智,有害于香港。面对千余名赴京参加“全国台联2004年台胞青年夏令营”的台湾大学生,杨振宁则动情地说:“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

    杨振宁没有想到的仅仅是一点:东西方文化会在21世纪仍有那么大的冲突。在1957年的诺贝尔获奖感言上,他曾自信地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地,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但对于现代科学,以及对于催生现代科学的西方文明,中国人自有一番认识。中国媒体总结出的中国2004年科技突破,其实主要是一些工程技术,媒体称都是“看得见用得着”的发明,而它们几乎都与提升民族自豪感有关系。而西方媒体评出的2004年国际科技突破,基本上却是至少在眼下“看不见也用不着”的,比如火星上发现水、发现史前矮小人种、原子凝聚态研究、垃圾DNA研究、成对脉冲星的发现、识别水中肉眼难辨的生命形式等。这也许便是杨振宁称道的“天人不合一”。而他本人的那个诺贝尔奖,当年更是“看不见用不着”的──在中国,说得清宇称不守恒的人至今也没有几个。

    杨振宁归来,解决不了中国人文与科学分裂的问题,也拯救不了中国人的科学理性危机。中国的文化学家和文学家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科盲部落,而中国的传统科普人仍忙着与科学文化人争论谁代表正统。2004年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诺贝尔奖,而是创造诺贝尔奖的土壤。不知道杨振宁的“反叛”能否引发耕耘,这关系到杨本人的一个预言的实现:中国在21世纪变为世界第一强国,而这需要真正的科技。

    但事实上,有一点还需要提醒:在顶尖科学家风光无限的时候,在杨振宁们可以随便说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中国大多数的科学家还在为了生存和温饱、为了房屋和职称而工作,一旦没有课题支持,他们的生活将无所依赖,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要冒着名誉风险动上一点额外的小心思。而据中国科协上世纪90年代统计,中国的“算命工作者”的数量是中国科技工作者数量的一倍,他们都还要靠《易经》占八字吃饭。

    自然了,这样一来,许多人既顾及不到心中的道德,更不会去看头顶的星空,从而也就无法进入杨振宁“老夫聊发少年狂”、只知天道不知人道的忘我境界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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