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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以笔助孽的康晓光
(博讯2005年1月04日)
    
    
     康晓光,男,汉族,1963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获数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1998年,受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1996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发展”。已经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博讯 boxun.com)

    
    以上是笔者从网上查阅到的康晓光简历。一个极力提倡儒教仁政的人,竟然挂了这么多的虚实头衔,他的为学不仁和为富不仁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笔者想为康晓光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却是在看到署名寒山的一篇关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之后。
    
    一、康晓光的妖言惑众
    
    
    由于中国政府耗资巨大的金盾工程以及与其相配套的网络警察对于本国公民知情权的非法剥夺,笔者半年多来一直不能登陆海外网站,只能从电子邮件中零星了解一点外面的信息。几天前,在邮箱中偶然看到别人转来的材料,其中有署名寒山的一篇关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批评,说是这家报纸不久前发表署名杜平的评论员文章《传统文化规范中国政治》,这里的“中国政治”并不是空泛之论,而是如文章开头所说,指的就是“中南海的权力交替”,即江泽民辞去中共军委主席和胡锦涛的接任。文章的结论是:从根本上来说,在中国最高领导权的转移过程中,主导因素依然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扶上马,送一程”,这是对世代交替过程的最精炼概括。因此,“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两年之后,才从邓小平手中接过权杖——军委主席职务;同样胡锦涛也是继任中共总书记两年多之后,才从江泽民手中接过这一职位的。在更大程度上,这种模式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使然。”
    
    针对这样的论调,“寒山”评论说:“如果《联合早报》这种逻辑成立, ‘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能够‘规范’中共政治的话,那么,如果明天胡锦涛在中南海龙袍加身,宣布实行帝制,这家新加坡报纸和这个评论员不也能发表文章提醒读者这不但不是历史的倒退,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吗?因为帝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最‘根深蒂固’的了吧?……以笔助孽的人,和以武器作孽的人一样,是会受到报应的。”
    
    看过这则材料,笔者对于“杜平”的说法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到北京大学燕南网站找到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的长篇演讲稿《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才知道是大有来头。“寒山” 其实是冤枉了“杜平”,“以笔助孽”的始作俑者是康晓光研究员。且看这位研究员的如下话语:
    
    “原来马列主义在中国是一种宗教,现在它的神圣性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和挑战。中共也拒绝接受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譬如儒家。实际上,中共以‘五四’传人自居,以‘掘祖坟’为荣。共产党搞的一套就是全盘西化。马列主义难道是中国的东西吗?它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中共现在口口声声反对全盘西化,实际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盘西化去反对别人的全盘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后就不许别人再西化了。像中国这样由政府领导,全民动员,全心全意地、有系统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个吗?找不到。古今中外,独此一家!历时近百年的全盘西化和掘祖坟运动,在毛泽东时代走向了顶峰。物极必反,邓小平时代开始转向,但另一种全盘西化也乘虚而入。江泽民时代开始了真正的回归。我们从共产党的口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毛泽东时代讲的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比较中性,讲现代化。到了江泽民时代就不一样了,明确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完全是一个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概念了。准确地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东西。胡锦涛似乎在把民本主义引进中共的政治哲学。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传统文化回归。江泽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记住,邓小平时代讲的可是‘振兴中华 ’。‘振兴’有另起炉灶的意思,暗示过去我们不行,今天才开始争取辉煌。而‘复兴’就完全不一样了。‘复兴’本身是对历史的一种肯定。它意味着肯定过去的伟大,也承认曾经的衰落,更意味着重新崛起,再次赢得新的伟大。从‘振兴’到‘复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决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实际上,这种文字的变化体现了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革命性转变。”
    
    在这一段话中,康晓光至少犯了三个极其严重的常识性错误:其一,“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史就是中国文化的没落史。到了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彻底崩溃了,举国上下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文革时期达到了疯狂阶段,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摧毁。”之类的说法是对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恶意诋毁。中国大规模的西方化,是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的,当时就有较为普遍的毁寺庙兴新学的现象。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其实就是对于洋务运动中毁寺庙兴新学之类的洋化现象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极端否定和绝对压倒。到了“五四”时期,连新文化运动发起者的《新青年》同人团队中,也从来没有实现过思想统一,更谈不上耸人听闻的“举国上下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几年之后,除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分别走上政治歧途和文化歧途之外,胡适、陶孟和、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等人很快就纠正了《新青年》时期的偏颇,一方面提出了更加平实的“充分世界化”的口号,另一方面也展开了“整理国故”的学术研究。其二、《新青年》同人一度提倡的全盘西化是全盘欧美化而不是全盘马列化和全盘苏联化。苏联社会主义的野蛮专制与欧美宪政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恰好是互相对立的两种东西,只有居心叵测的人才会把它们混为一谈。其三、“小康社会”的提法早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与“万元户”之类的提法一起成为农村社会的口头禅,而不是江泽民时代的发明创造。比起“小康社会”来,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和“反贪官不反皇帝”之类领袖语录,难道不也是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概念吗?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采用的“上帝”二字,不也早就在儒教《诗经》中出现过吗?单单一个字眼是不足以证明任何问题的。“复兴” 本身虽然是对历史的一种肯定,而“振兴”的内涵中也并没有“另起炉灶”和“暗示过去我们不行”的意思。康晓光如此牵强附会,“决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而分明是倒退到了原始儒、道两教把文字当成巫术符咒来妖言惑众的“乱力怪神”的地步!
    
    
    二、人工假设的合法性
    
    
    康晓光之所以敢于和急于如此“怪力乱神”般地信口开河,并不单纯是他的弱智,而是他要另辟蹊径,为自己想象中的丧失合法性的最高权力提供一种人工假设的合法性。这并不是笔者刀笔诛心的想当然,而是康晓光的原话和本意:
    
    “除了不公正,这个秩序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合法性或正当性。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它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谁认识了呢?马克思!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规律。马克思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指出社会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要埋葬资产阶级。但是单靠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行,还要有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来领导才行。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把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确定下来。由于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最后的阶段也就是最好的境界。这也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最高的正义。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论证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共产党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当它放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甚至逐渐丧失。目前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合法性已经非常微弱了。共产党自己的官员信不信都很成问题。让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说了。自由民主主义提供的那套合法性论说政府又拒绝。……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只能靠有效性来支持,说白了是靠经济增长来支持政治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经济总会出现波动,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在一个以‘全球化’著称的时代,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也将越来越弱。这一切意味着政府有可能逐渐丧失控制自身命运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稳定,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未来命运,都寄托在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上,那既是极端危险的,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的中国政治哲学家才肩负极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思考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
    
    康晓光能够如此直言不讳地指明中共政权的“没有合法性”,实在是难能可贵。只可惜,所谓“当代的中国政治哲学家才肩负极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对于他来,又实在是勉为其难和不自量力。接下来,他另有更加露骨的一段话语:
    
    “仁政如何解决最高权力转移问题?在古代中国,据说禹之后就是家天下了。世袭、宫廷政变、暴力革命构成了最高权力更替的主要规则。孟子推崇禅让制度,而且也不反对革命。今天,谈到最高权力更替规则,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儒士共同体推举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民主。禅让实际上是让贤。革命是最坏的选择,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正当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老百姓有推翻暴政的权利。当下中国实行的就是禅让制度。毛泽东的后代死的死、傻的傻,世袭的可能性没有了。他只能选择禅让。这也许就是天意。但是,毛的禅让是不成功的,华国锋转眼之间就倒台了。邓小平的禅让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总算成功了。虽然胡耀邦、赵紫阳被废黜,但江泽民终成正果。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禅让就非常成功了。自由主义的选举理论显然解释不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更替,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也解释不了,宫廷阴谋论也解释不了,只有儒家的禅让理论才能给予有效地解释。……孟子讲过尧舜禅让的故事。尧看舜不错,打算把位子让给他,于是委以重任,一是让舜锻炼锻炼,二是看看他的本事。这就是试用了。结果整整试用了28年。由于舜干的不错,大家反映挺好,所以中途没有换人。但是,仅仅尧满意还不行,还要看天意和民意。怎么检验天意和民意呢?尧死后,舜搬出国都,把国都留给尧的儿子,自己到另外一个地方办公。这样一来,国家就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这种双中心的格局要维持三年。在这三年时间里,要看看老百姓,看看那些部落的头头,都去找谁,都往哪里跑。结果一看,大家都跑到舜那里去朝拜,去请求各种各样的指示,没有人理睬尧的儿子。这就意味着天意和民意都在舜那一边。于是,三年之后,舜就搬回国都,正式继位,登上天子宝座。而尧的儿子就下岗回家了。这就是禅让!中国现在的权力交接基本上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它就是宫廷斗争,不能说完全是私相授受,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暗箱操作,它还是有程序的,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有一定的透明性。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非常文明的权力转移方式、民意表达机制。儒家认为,政治既要体现天意,也要体现民意。天意与民意有区别,也有联系。天意高于民意,天意代表民意。《尚书》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总的说来,儒家认为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圣人和君子来传达和实践的。这种精英主义的政治解决方案,运用于古代社会还是可行的,但却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的要求。政治如何体现民意?这是现代儒家面对的一种挑战。而且儒家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并不多。我们必须向现代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借鉴。”
    
    《联合早报》中所说的《传统文化规范中国政治》,其实正是康晓光的这番奇谈怪论的一种翻版。而康晓光的这篇《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又恰恰是对于该报2004年11月8号发表的北京特派员孙传炜专访《学者康晓光: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的进一步论证。
    
    
    三、齐如山的明白话语
    
    
    比起康晓光“祸国殃民”的奇谈怪论,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的前辈学者齐如山,在1949年的历史拐点上,对于苏联式政党的权力更替另有说法,抄录如下:
    
    “大致是中央的人员多是说时局不要紧,而共产党的人员则只是劝我不必走,后来给我指引的人,才告诉我,某某是共产党,其实他自己也是共产党,我既是知道了,说话就要留神了。一次有几位问我,您对于共产党是赞成是反对?我说:‘这得分开来谈,对于真正共产党的学说,没什么不赞成的,但对于苏联现在的共党,则极端反对。’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苏联现在的共产党,离真正共产党太远。’他们问有什么分别么?我问他们:‘您们诸位,对于秦始皇是怎样的批评?’他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当然是最专制的一个皇帝了。我说:‘不错,不能说他不专制,但无论如何,他终是由祖辈流下来、自然的一个皇帝,不是由火并来的。现在苏联的首领,是头号的首领掌握,但他要一死,则二号头目人,共有几个,必须互相火并,等到他把那几人弄死,他便掌大权作首领,他再一死,则三号头目人,共有几人又须火并,世界有这样的政府么,偶而有之,也是未开化的民族,野蛮时代的办法,他还不及梁山泊的宋江,晃盖死后,宋江已经坐了头把交椅,及卢俊义到山上,他还要让一让,虽然是假的,也还是面子,如今苏联连这点假面子都作不出来了。’他们虽然不以为这话为然,但也未驳辩,我又说:‘我固然是无兵权,无政权,不但不在党,而且是手无缚鸡之力,共产党似乎不会收拾我,但我这种论调,共产党能容么?可是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有各人的意志,是不容易强同的。 ’”
    
    齐如山离开北平(北京)乘飞机来到上海后,同样面临着抉择,他想说服梅兰芳离开上海,梅兰芳却劝说他不要去台湾:“我同他说,刚才他们都相信上海人有办法,且似乎有点兴高采烈,所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我有一句话告诉你,就是什么人也收拾不了上海人,惟独共产党可以收拾上海人。这里不是说上海人不好,是说上海人能对付人。他们想花钱买的上海独立,那更是梦想,西洋各国中,固然有这种独立的城市,但是苏联的政策,绝对不会有此。”
    
    齐如山到台湾后以戏曲研究安身立命,成为国学领域的一代宗师,留在大陆的梅兰芳却成为被养起来仅供御用的戏曲花瓶,再没有创造出有舞台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而高岗、饶漱石、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政治命运,充分证明中共政坛所盛行的其实是既劣胜优汰又野蛮血腥的权力游戏,而不是所谓儒教的“禅让”和“仁政”。自称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也没有承诺把权力交接的决定权,交还到它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手中。单就孟子所讲述的尧舜禅让的故事,历史文献中也另有野蛮血腥的火并版本,更何况尧、舜其人究竟是神话传说中的虚构人物还是蛮荒时代的真实人物,至今也没有考古的实证和最后的定论。康晓光用几乎是子虚乌有的远古传说来印证现代社会的政治斗争,所玩弄的无非是董仲舒靠着装神弄鬼来扮演至尊至大的帝王之师的旧把戏;他搬出传统儒教为当下的最权力所提供的所谓合法性,只能是人工假设的痴人说梦般的合法性。
    
    更进一步说,一个纯粹文化人如果仅仅是以笔立言,一般还谈不上以笔助孽,只是他一旦谋到智囊幕僚的位置,离刀笔杀人乃至于祸国殃民的丧心病狂,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至于康晓光运用一整套人工假设的绝对天理式的假命题,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刀笔戏法对于普世性的民主法治的恶意诋毁,笔者也许会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解剖,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原载《议报》第17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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