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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觉:中国政治形势的几个问题
(博讯2005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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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既没有新政也没有政治大倒退

     短短两年间,一些人对中共新一代领导层的评价出现两次急转弯:2002年11月“十六大”后,中共没有自称“新政”,有人主动虚构“新政”;2004年11月后,有人激烈抨击胡锦涛一代“政治大倒退”,甚至呼喊“制止胡锦涛成为中国的金正日”。

     “政治大倒退”指称的主要根据有两个:其一,2004年底中国警察传唤或拘捕了若干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其二,传说胡锦涛2004年秋天在内部讲,要防范“自由化”和“敌对势力”。由这两点得出“政治大倒退”的结论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第一,江泽民时代抓捕的持不同政见者比最近多得多,处置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段也比最近粗暴得多;第二,防范“自由化”和“敌对势力”是江泽民时代以来的一贯口径,不是胡锦涛一代的新发明;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仍在进行,未发生重大逆转。 (博讯 boxun.com)

     因此,中国现在面临的既不是 “新政”也不是 “政治大倒退”,而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和人权记录持续不良。健康的民主分子需要恰如其分地认识并确有成效地改善这种状况。

2. 未必天下大乱

     2004年秋冬,中国发生了几起较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有人声言这是“天下大乱的征兆”,有人号召 “迎接人民起义”,有人判断“中国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正在失去”。

     民众抗议的典型案例是重庆市万州区的市民抗争和四川省汉源县的农民抗争。前者反映了公众对专横跋扈的恶劣官僚的厌恶,后者反映了公众对政府和官商的腐败侵权的愤怒。中国大部分的民众抗议源于类似的原因。

     需要客观地看到:第一,民众抗议大都起因于偶然的地方事端或具体的侵权个案,不具有广泛的连带影响;第二,民众抗议往往发生于比较偏远、比较贫困、比较闭塞的地区,而比较重要、比较富裕、比较平稳的中心城市不容易产生大规模的动荡;第三,在长达二十六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大多数农民不同程度受益,因此不存在大范围或全国性抗议的趋向。

     健康的民主分子应该帮助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在理性、公正的基础上维护基本权益。

3. 暴力主张

     一直有极少数人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中共政权。以往和者寥寥。近来由于激烈抨击中共新一代领导层的声浪上升,加之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些民众抗议,“暴力革命”的提倡者有点儿活跃。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放弃了暴力革命思想,争取通过普遍选举和多党竞争的途径改革政治和改造社会。实践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暴力革命所提供的,往往是另一种专制、另一种欺骗、另一种黑暗。

     健康的民主分子可以是右翼民主,也可以是左翼民主,因为社会群体本来就是多元的,民主分子当然可以多元。但是,健康的民主分子不会支持早已被现代主流文明淘汰的暴力倾向,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也没有兴趣附和暴力设想。

4. 作为历史问题的“6•4事件”

     赵紫阳最近的去世,使1989年的“6•4事件”最终成为了历史问题。

     邓小平十六年前擅自决定用武力镇压和平的抗议者,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这一错误将会得到清理。

     1956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造成了许多平民的死伤,直到三十多年后匈牙利再次开始了政治改革,这个历史问题才得以平反。1968年被寒流摧折的“布拉格之春”,也是到了二十多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才得以重新评价。这些先例表现出共产党国家的一种政治规律:早期改革中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正确解决,有赖于新的政治改革的启动;解决历史问题不是新的改革的起点,而是新的改革的结果。中国“6•4事件”的平反,很可能要沿着类似的轨迹。

     有人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以平反“6•4事件”为开端。但是,大多数当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政治改革之前不会首先探求“6•4”。因为“6•4”之后,中国已经发生了长时间的、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还在继续。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会由新的政治需求引起,将会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展开, 将会以新的利益集团主导 ,将会关注新的国家前进方向,而不会 “回到‘6•4’的起点”。

     只有在中国进行现实的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下,“6•4事件”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才能够妥当善后。

     健康的民主分子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到推进新的历史阶段的政治改革上。

5. 政治调整与稳定的领导层

     尽管迄今为止中共新一代领导层在政治改革领域缺乏行动,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进行一些政治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调整可能给政治改革创造最初的前提。

     中共领导层准备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采取若干步骤。如果执政党内的人事制度和决策机制有所改进,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至少不是负面的事。

     中共领导层正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加大力度。虽然仅仅由执政党“自我反腐”难以根本奏效,但是加大反腐力度至少比放任腐败于民有利。

     还会有其它政治调整措施。

     有的人笼统否定中共的任何政治调整。

     健康的民主分子应该建设性地促进初步的政治调整扩展为进一步的政治改革。

     有的人精心幻想中共新一代领导层内的“政治斗争”。

     以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为代表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没有重大的政治分歧。健康的民主分子需要推动稳定的执政党领导层正视政治改革的必要。

6. 开明力量与三个条件三大因素

     一些人站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立场,把曾经在共青团工作过的高级官员称之为“共青团反动派”。另一些人站在老式的阶级立场,把出身高级官员家庭的从政者描绘成无德无能的“太子党”。

     事实上,在共青团工作过的的高级官员,大都比较廉洁、比较勤勉、比较倾向于改革。例如,不久前的河南省委书记曾经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促进这个农业大省的农民收入有了显著增长。又如,目前的江苏省委书记也曾经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促进这个相对发达的省份保持了经济繁荣。这样的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在共青团工作过的高级官员并不是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别。

     同样也是事实,出身高级官员家庭的从政者,大都政治上比较开通、工作上比较有魄力、思想上比较少旧观念。例如,目前的浙江省委书记、商务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都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他们的政绩不在出身于平民家庭的高级官员之下。这样的例子还有更多。出身高级官员家庭的从政者并不是共产党内的落后势力。

     从总体看,曾经在共青团工作过的高级官员和出身高级官员家庭的从政者是中共现有高级官员队伍中的两支开明力量。从长远看,这两支开明力量中的一些相对年轻者将成为胡锦涛一代之后中共领导层的主干。在未来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下,成为中共更新一代领导者的开明人物有可能在政治改革领域迈出较大的步伐。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化不能仅仅依赖中共内部有限的开明力量。中国的民主化还需要中共外部的民主力量的积极参与。民主力量的成长有赖于三个主要条件: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的成熟、普遍选举的实行、现代政党的形成。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民主化还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能否将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作为重大外交目标。 要而言之,中共内部的开明力量、中共外部的民主力量、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这三大因素之间的有力互动,才能够逐渐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

(完)2005年1月24日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Modified on 2005/1/2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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