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事变发生之后，是就事论事还是关注引起事变的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昨天在《强国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的内容是这样的：在日本的一个工厂里，一个工人忘记了给一个机械零件加润滑油，结果这个零件被损坏了。对于这个事件，一个中国人的看法是惩罚操作者；而日本人却没这样做，他们发明了一种预警装置，当那种零件里没有润滑油的时候，预警装置就会发出警报声，提醒操作者给机械零件加油，这就大大地降低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尽管预警装置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可能出故障，但是它比人可靠多了。人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变化都能影响人的工作效率，所以人经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错误，这样的错误机器就不容易犯，所以说机器比人可靠。

     在处理事故的时候主张处理人，这样做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人总是不如机器可靠，与其处理人，不如改进机器，这样做所收到效果要好于处理人。当一个事故发生之后，日本人愿意从改变物的状态来解决问题，这种见物不见人的作法看来是更有效率的。 (博讯 boxun.com)

    在前面那个案例里，为什么中国人一开始就想到要处理人呢？因为中国人成长的环境是人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改变现状就要想办法改变能影响现状的人，人不变，现状就不会变。在人治的社会里，领导人在社会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每一个想改变社会的人都要打领导人的主意，这就是在人治的社会里有时发生上层斗争的原因。

    在人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不容易的。分别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即中国的人际关系不好处，西方国家的人际关系则没有中国那样复杂。在人治社会里，人际交往也成为成年人的必修课，跟谁结交，不跟谁结交都要心中有数，否则就会在社会里处处碰壁。人治社会里的人们之所以要花费巨大的经历来研究人，就是因为人把持着社会的运行，人的情绪、习惯、好恶、思维方式都会对外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的因素没给制度的因素留下存在的空间，这就是人们要研究人的原因。

    在人治社会，人们养不成就事论事的习惯，一事当前，人们总是首先看到人，人们总是认为，解决了人的问题，事情就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只有在法治社会里，就事论事的情形才会发生。在法治社会里，改变现状无须经过改变人这个阶段。当一个人觉得现状需要改变的时候，他可以提出修改制度的建议，如果他的建议得以通过，那么制度就会发生变化，接下来现状就会随着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制度不能大改（由于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就求得小改；如果小改也进行不下去，那么人们就只好暂时接受现状，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图改革大业。因为有改变制度的通道，所以人们能心平气和地就事论事，不会动不动就针对某个人发难。这样的社会可能是更和谐的。

    二、

    辞典对理事的解释是这样的：代表团体行使职权并处理事情的人。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知道，理事是不能随便辞职的，因为他是代表某个团体的，他要想辞职必须经过他所代表的那个团体同意。

    实际上理事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状态，即理事并不代表某个团体，但是这样的理事在参加理事会活动的时候还是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因为这样的理事应该是代表某种理念的人，他要捍卫这种理念，理事轻易地辞职，就不能在这个团体里维护他所代表的理念。理事与董事和议员的性质比较接近，董事离开董事会，议员离开议会，这就意味着议会解散、公司倒闭或发生剧烈变动。通过这些类比，我们可以说，理事确实不能轻易辞职，理事留在理事会里可以尝试着对制度进行修改，这就是笔者在上一节说的就事论事，修改制度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如果理事代表着某个团体，他就可以去寻求那个团体的帮助；如果理事不代表某个团体，那么他就可以寻求公众舆论的帮助。

    原中国人权的部分理事在辞职前没寻求公众舆论的支持，在辞职后才把中国人权内部的分歧公布出来，他们试图以此来获得公众的支持，这样做至少是颠倒了做事的次序。假如辞职的原中国人权理事能在没辞职前公开中国人权内部的分歧，使公众舆论对中国人权的变化产生有益的影响，这对于中国人权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