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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民主化的艰难和战略/樸石
(博讯2005年2月23日)
     樸石

    人类社会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千年来,专制社会或专制政权是必然要走向腐败和灭亡的。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专制社会能够逃脱这一铁的规律和命运。共产党专制王朝同样也不会逃脱这一铁律。

     但是,一个腐败的专制政权,何时才能灭亡,却是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机遇或某种历史偶然性的。用哲学的概念来说,就是“偶然之中蕴含着必然;必然通过偶然表现出来。”专制社会必然走向腐败,而腐败则必然导致灭亡,这是无可置疑的。专制社会的灭亡,在历史上往往表现为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社会内部的腐败,激起人民的反抗,引发社会内部的改革或者剧烈的社会革命,革除旧的社会毒瘤或者推翻原来的腐败专制统治集团;另一种就是在外部社会的武装进攻下,被具有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所推翻。有时这两种社会变革方式会同时存在,互相作用。腐败的专制社会已经从内部腐蚀了社会凝聚力,而外部的进攻则引发及加速了这一灭亡过程。 (博讯 boxun.com)

    仅仅靠社会内部人民的自发力量进行专制社会的变革往往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专制统治集团掌握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和全部的国家权力,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专制特权利益,是决不会轻易放弃对人民的镇压和迫害的,否则它们就不叫“专制政权”了。人民在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的情况下,难以发动有效的反抗和进攻。比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能够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压迫”,是因为他们肚里还有一点食物,身上还有一点精力。而到了共产党统治的1959年前后,几千万的人民被饿死,他们连上街讨吃要饭的气力和权利都没有了,就更不要说什么反抗专制暴政了。

    由此看来,从外部对一个专制国家进行影响和改造,是近、现代人类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一重要环节,大多数情况下,要想单纯通过内部变革使一个专制暴政得到民主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社会的技术进步,武器的发展使得统治阶层在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情况下,可以更容易地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现在早已不是人类的冷兵器时代,靠着几把大刀,一身武艺,就可以拼搏一阵子的时候了。

    从古罗马帝国的灭亡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部力量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改造,是多么重要。

    古罗马帝国之前是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509年诞生于亚平宁(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边,三百多年间罗马人先是逐个击败意大利半岛别的小国,成为意大利半岛的盟主。公元前176年罗马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击败马其顿从而一统希腊半岛。

    公元前73年,罗马中部卡普亚城的角斗士发动起义,领袖是斯巴达克。公元前71年,罗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被罗马奴隶主镇压下去。但斯巴达克剩下的部下仍然继续斗争了十年之久。为了彻底镇压这次起义,罗马奴隶主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罗马共和国时期,古罗马人对内部民族是共和体制,国家还处于新兴发展时期;对外部则是使用军事力量进行武力征服,将战争的俘虏作为奴隶,不但对其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榨,而且逼迫其进行野蛮、血腥的角斗,以供奴隶主贵族欣赏、娱乐。这时的古罗马,社会的内部结构还不腐朽,奴隶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完全居于弱势地位,虽经多次起义,最终难以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公元前27年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在内战中最终取胜,被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而建立罗马帝国。

    公元324年,发动内战的罗马皇族康士坦丁在巴尔干的ADRIANOPLE一战中击败皇位对手,成为罗马新皇帝。337年康士坦丁死,两个儿子把罗马分成了东西两个帝国。“日中则仄,月满则亏。”罗马帝国的建立和走向鼎盛,也正是罗马帝国走向衰败和灭亡的开始。

    首先是罗马帝国内部的腐败,皇帝和贵族对帝国的极权控制,大量膨胀的官僚剥削集团,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法律法规,对中产阶层和自由民敲骨吸髓的残酷掠夺和剥削,贫富差距的扩大。赋税越来越重,贪污越来越凶,地租越来越多。对于城市里的手工业主和商人,罗马国家和官吏同样极力敲诈勒索。

    人人都不许有政治上的自由,不允许任何人有言论、思想或良心的自由;基督徒信守圣洁、仁爱、和平和公义,这被看成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出于仁爱,基督徒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奴隶与奴隶或野兽的血腥角斗,他们将自己的奴隶无条件释放。不少教父批评罗马人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满。基督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使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所以,罗马统治阶级对基督教徒实施了最残暴的迫害。社会的腐朽,引发犹太、埃及、叙利亚和希腊各地人民起义;罗马各地的农民起事日见普遍,海盗的活动也越来越多。

    随之而来的还有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皇室荒淫无度,行省总督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兵匪横行,小农破产,沦为隶农。大批贫民涌入城市,乞求施舍。富有的人可以为所欲为,花天酒地,荒淫无耻;富有的女人吃喝玩乐以后,可以和男人乱交;贫穷的人得不到任何尊重,可以被人随意侮辱;穷女人为了钱,可以到澡堂里卖淫;人们为了出人头地,教育孩子疯狂地读书学习,为将来当官而努力。这些现象,和现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何其相似!

    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不但主要取决于社会上层建筑的健康、公正,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该社会妇女的道德风尚。如果社会女性普遍表现为懒惰、贪婪,荒淫无耻,嘴尖皮厚,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和野蛮撒泼的话,这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将只能愈来愈坏!尤其是在女性比例较男性更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为女性的择偶选择将无情地淘汰那些贫穷、善良、正直的男性。就象动物界中,雄孔雀的美丽是雌孔雀长期择偶的结果;雄羚羊的硕大犄角和好斗是雌羚羊长期择偶的结果一样。俗话所说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美女爱野兽”、“好汉无好妻,赖汉娶仙女”,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能够长期存在下来的宗教,对女性的性行为都有不同程度的特殊约束。如果女性荒淫无耻,将比男性更加可怕,对社会的危害将更为深重。现代社会的男女平等,决不能片面地理解为男女之间的“性平均”,“平等”在多数情况下是以“不平均”来体现的。深圳一个女公安局长利用职权玩弄男性,要比一个男官僚利用权、势包养“二奶”恶劣得多;女皇武则天蓄男宠、养面首,比一般情况下的男皇帝姬妾成群,在行为特征上要凶狠、恶毒得多;古罗马时期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七世,把玩厌了的男人扔进池子里喂鳄鱼。俗话说:“赌生盗,奸生杀”;“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从人类历史和现实来看,女人的荒淫往往是和残忍、恶毒紧密相联。社会无论发展到任何文明时代,都不可能为潘金莲的“荒淫无耻 + 谋杀亲夫”平反、叫好。

    说到武则天,笔者觉得有必要在此进一步加以分析。共产党多年来,肆意歪曲历史,对武曌则天大加褒扬,把她吹嘘成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公开称帝的女人,并不惟一是武则天一人;中国历史上最先称帝的女性,也不是武则天。早于武则天公元690年称帝之前三十七年,唐朝睦州(辖境相当今浙江省桐庐、建德、淳安三地)还有一位女性,名陈硕贞,召集了一批人马武装割据,自称文佳皇帝。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初,睦州女子陈硕贞以妖言惑众,与妹夫章叔胤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甲子夜,叔胤帅众攻桐庐,陷之。硕真撞钟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潜,进攻歙州(今属安徽省),不克。”“十一月,庚戌,房仁裕军合,获硕真、叔胤,斩之,馀党悉平。”(《资治通鉴·唐纪十五》)----这才是中国的第一位公开称帝的女性,只不过她坚持的时间较短,被唐朝军队镇压下去了,成王败寇,在历史上的影响比较小而已。武则天的执政时间倒是长,历史影响也大,可她是用阴谋篡夺李姓王朝得的天下,她不过是趴在巨人头上的一只虱子,用和人家父子两代皇帝的“性交易”,加上狡诈和凶残,窃取的一幕周朝社稷,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只有共产党这样的无耻流氓专制政权,才会对秦始皇、武则天惺惺相惜。

    大盛唐朝的伟大和繁荣,主要是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功劳和基业。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公开称帝的女性都出现在唐朝,决不是偶然的,这和唐朝贞观时期的社会开放,女性社会地位较高有直接的关系。从唐朝遗留的文物来看,唐朝妇女的穿着都比较开放,赤脚、低胸的服饰可以显现出唐朝妇女的雍容华贵和气质高雅。共产党把武则天称帝,吹嘘成是“向封建礼教挑战”,完全是移花接木,胡说八道。而人类历史上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对妇女裹胁、压迫、限制得愈严酷的社会,就愈是反动、保守、落后、野蛮的社会。比如阿富汗的塔利班宗教极端政权。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朝历史,唐代的“贞观之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唐太宗李世民“体恤民情,删削繁苛,安诸黎庶”,使人民“各有生业”。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

    在用人方面,实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自己也不独断专行,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

    李世民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用现代的话来说,是重视“法治”,避免“人治”。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主持制定了《贞观律》,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共“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馀条”。“又删武德以来敕格,定留七百条,至是颁行之。”(《资治通鉴·唐纪十》)

    此外,他在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

    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李世民一改中国封建社会极权专制,皇帝一言九鼎的惯例,自动限制自己的皇权,规定皇帝的诏书、命令,必须有宰相等分管大臣的副署签字,才能生效,防止皇帝在情绪不好或看法片面、错误的时候,出现施政偏差;同时加强法治,避免人治。这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统治时期,是绝无仅有的。就共产党这样整天高喊民主、欺骗人民的政权,更是难以望其项背,无法可比。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政治特征----分权原则。

    “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资治通鉴·唐纪九》)

    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李世民规定自已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能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

    比如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唐太宗驾崩后,唐高宗李治比较懦弱无能且惧内,后来身体也不太好并早逝,使得成为皇后的武则天把持朝政、屠戮异己、篡夺皇位制造了条件,她登上皇位的“诀窍”说穿了,就是阴险、狡诈、恶毒、凶残,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惜毁灭任何人、包括她的几个亲生儿子和其他亲属的生命。极端利己主义和超乎寻常的凶残,是一切专制暴君的共同人格特征。以其在建设上的所谓“政绩”来掩盖人格上的丑恶和凶残,是共产专制的一贯作法,也是它们美化武则天的根本原因。在骨子里,共产党政治流氓和武则天是一丘之貉,所以它们才惺惺相惜。

    从根本大政方针上来讲,武则天背弃了唐太宗李世民创立的一系列前无古人、并给唐朝带来伟大变革和繁荣昌盛的政治方针和法治原则,将封建王朝重新拉回到极权专制的旧轨道上,这正是武则天的最大罪恶和最终毁灭大唐的罪恶根源。在中国走向民主的那一天,人民将在武则天的“无字碑”上写下:狡诈、凶残的专制女皇,破坏唐代走向开明、进步、法治乃至民主与长治久安的罪魁祸首,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再回到古罗马的话题上来。一个邪恶的王国,如果人类社会自身不能改造它,那末上天就要介入了!公元79年8月24日,古罗马帝国最繁荣的城市庞培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在18小时之后消失。

    公元541年至公元591年的五百年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四次可怕的瘟疫。在第一次瘟疫中,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死亡。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这四次瘟疫。伊瓦格瑞尔斯记载到:“在有些人身上,它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当中消失了。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由此引发了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

    《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一次瘟疫,约翰的记叙更为详细: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处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的观者都倍感恐怖与震惊的“范例”。 “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了上帝的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

    田地当中“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却根本无人“收割贮藏”。“大群已经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以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耕地的生活以及曾经放牧它们的人类的声音”。

    在君士坦丁堡,死亡的人数不可计数,政府当局很快就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了。“由于既没有担架也没有掘墓人,尸体只好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 “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看着对方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当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倒向一边,灵魂出窍”。 “一个人去市场买一些必需品,当他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的时候,死亡突然袭击了这边的买者和那边的卖者,商品和货款尚在中间,却没有买者或卖者去捡拾起来”。 墓地用完之后,死者被葬于海中。大量的尸体被送到海滩上。成千上万具尸体“堆满了整个海滩,就如同大河上的漂浮物,而脓水则流入海中”。

    查士丁尼皇帝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处理尸体的办法---修建巨大的坟墓,每一个坟墓可容纳7万具尸体。“由于缺少足够的空间,所以,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孩子都被挤在了一起,就像腐烂的葡萄一般被许多只脚践踏。接着,从上面又头朝下地扔下来许多尸体,这些贵族男女、老年男女、年轻男女以及小女孩儿和婴儿的尸体就这样被摔了下来,在坑底摔成碎块”。

    “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

    如果对我用“上天”来解释灾变和瘟疫对古罗马帝国的警示,有人觉得“不太科学”的话,那么笔者可以用“科学的语言”再次解释这一现象:如果一个社会腐朽到他的全体成员无人能够从事自己认为正当的工作和研究,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信仰,只能随着别人苟且因徇,只能跟着权势阶级随波逐流,否则他(她)就要遭到屠杀和迫害的话,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再有精力和时间及资源和权利去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当灾变和瘟疫降临人间的时候,人类社会就无力去预报或抗衡这些灾害。假如现代世界全部沉沦在共产主义的荒唐说教之中,那么灾变理论和“地球末日”的可能性,将不会被人们广泛承认,有朝一日,当天外大的星体砸向地球的时候,人们再幻想有美国这样的国家来拯救地球,那就晚了;共产党一贯封锁新闻、欺骗人民、粉饰太平,如果象非典型性肺炎那样大的恶性瘟疫侵害人类时,一旦造成爆发性流行,再找替罪羊来承担责任,也就太晚了。

    专制社会不但侵害人类,它还侵害自然界。侵害自然界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人类本身的灾害。

    但是,古罗马内部的腐朽还难以摧毁这个貌似强大的帝国。没有一定的外部条件,专制国家的毁灭有时是困难的。

    公元376年,西哥特人跑进罗马帝国。378年,西哥特人造反并又于巴尔干的ADRIANOPLE大败罗马军队,杀死了西罗马皇帝后与新皇帝达成协议。

    公元394年,法兰克人起兵杀死西罗马皇帝,后又被当时的东罗马皇帝派出的军队击败,罗马帝国得到统一。395年东罗马皇帝死,罗马帝国从此永远分裂。

    公元410年,罗马帝国的永恒之城罗马被西哥特人占领,洗劫了3天3夜。西哥特人走后,汪达尔人又来光顾。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哥特人吞并,西罗马帝国至此灭亡。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又延续了977年,于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入君士坦丁堡(后改名伊斯坦布尔) ,灭亡了东罗马帝国。

    古罗马帝国从建立到灭亡,西罗马帝国存在了503年;东罗马帝国存在了1480年,时间是相当长的,这比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要长得多。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侵入,罗马帝国即便再腐朽,其存在的时间肯定还要延长。

    中国共产党谎话说尽,坏事做绝,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早已经是罪恶滔天了。但这个腐朽而无耻的政权并不见得能象人们所期盼的那样,会放下屠刀、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会自行消亡,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和条件,它也可能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北韩专制政权更腐朽,人民生活更为苦难,很多人士都预言北韩政权会在短期内垮台,但事实却并不如此,这些都说明了一点:单靠社会内部的变革,有时是很困难的。

    人群必须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在共产党专制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被各种严密的专制机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分割、控制,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运动是相当困难的。好在中国的版图上,还有一个台湾没有被共产党专制政权所吞灭,台湾现在也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另一个走上民主道路的地区是外蒙古,这也曾经是中国的版图。一个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完全排除外界影响和牵制的。地球上人类社会是一个大的整体,台湾的民主和社会进步,离不开世界民主潮流的帮助和支持,台湾人民也应该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向大陆人民伸出援手。另一方面,中共专制政权,最怕的就是台湾的民主对大陆人民的影响,它不会听任台湾人民的独立和自由。所以,如果台湾人觉得自己搞好了就可以了,大陆的情况如何,和自己无关的话,那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是比较狭隘和自私的想法。如果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也觉得自己国家民主、富强就可以了,别的国家或地区是否民主、进步,是否被专制武力吞并,和自己无关的话,不知这些人该如何感受?台湾的民主又是否真能实现?自由、民主、进步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能战胜一切专制及反人类的邪恶势力,达到最终的胜利。

    还有一种情况是毫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只要听说哪打仗,先就示威反对一气。请问,假如在二战中没有强大的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力量,战胜德、意、日法西斯,谁又能有权利到大街上去示威游行主张“和平主义”呢?在非正义战争发动或进行中,和平主义的作用是反对并制止战争;在非正义战争的目的已经达到并结束,和平主义的作用是阻碍正义战争的反抗;在正义战争向邪恶、反动势力发起进攻之时,和平主义的作用是反对正义。所以说,和平主义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在不同的时期,它具有不同的意义。

    民主社会的基础是人的平等、自由,再高一些的层次是各地方的平等、独立和自治,其次才是整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尊严。王怡先生《成都大屠杀360周年祭》一文对地方主义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他写道:

    “地方主义,是链结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仲介。没有地方主义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为民主首先是一个地方概念,首先意味着政治权力及其来源的本土化。没有地方记忆的凸现和地方情感的养成,就没有一种健康的集体主义和政治共同体的立足之地。”

    “因为民主正是一种根植於地方主义的政治制度,”

    “在民主制度下,地方官员受到的制衡主要来自本土民众的选举、舆论和其他监督。因此第一,老百姓需要一个本土领袖,他与地方的利益立场是重合的,所以最敢在中枢那里为地方争利益。”

    “地方割据恰恰是中央集权体制下一个无法根除的肿瘤。‘异地为官’正是军事割据的本钱,而诸侯割据也正是对中央集权体制下‘异地为官’原则的一种反弹与报复。因为一旦中央集权势微,一个非本土化的地方政权便面临莫大诱惑与压力。”

    “一个与俗见相反的结论,是地方主义具有统一的渴求,中央集权才频繁的制造着分裂。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就像一个摆锺,只可能在极端的专制和极端的割据之间反复。”中国有句古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实际上这正是专制社会下两种极端状态的写照。

    “如果政治不能取得本土民意的授权,这样的政治就注定是一种自外于每一个被统治者的殖民统治。这样的外来政权无论它有多崇高的目标,多自律的精神,多繁荣的效率,也无法彻底免除自古以来一个举刀屠城的梦魇。”

    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破除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桎梏,必需在中国实行联邦体制,各省独立、平等、自治。专制极权的中央政府,不但对民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而且对一些省份进行剥削和掠夺,把某些地区或省份的资源、财富无偿或者极不公平地拿到另外的省份或地区使用或消费,造成了各个地区发展差异的扩大化。从政治上来说,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对彻底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痼疾,是必不可少的。辛亥革命没有实行联邦制,使得袁世凯及其专制势力能够容易地篡夺民主革命的果实,恢复专制主义的极权体制,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

    中共不是说:“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和大陆就什么都可以谈”吗?那好,只要中共能接受中华联邦这样一个中国体制,那就可以和它谈,谈人权,谈平等,谈民主宪政,谈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谈各省独立自治、、、、、、我看这头恶魔不会有这个胆量。

    应该说服外蒙古,为建立中华联邦作出贡献:只要中共同意中华联邦的构想,外蒙古也可以同意加入中华联邦,作为中华联邦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如果外蒙古能做到这一步,将对中共专制政权是一个极大的压力,保持独立和自治的外蒙古联邦,也不会在加盟中“吃亏”,而只能受益。蒙古政府和人民也将对东亚的民主、进步作出伟大的贡献。从长远来说,人类的民主、法制,终将促使人类社会走向统一,象欧洲联盟,就是一个最好的现实范例。专制主义是人类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

    如果中共不愿谈联邦制,不愿谈平等、自由,那就怨不得台湾了。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不能长期被国际社会边缘化,不能长期作为一个所谓“地区”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不能被一个无耻的专制流氓政权所吞并。台湾人民有决定自身前途和命运的权利,有选择自己地区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权利。

    要严格按照与大陆地区对等的原则,处理在台湾地区涉及中共的传播媒体和政治组织,严格防止中共利用民主台湾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钻民主社会的空子,在台湾搅乱舆论,成立共产党的非法组织。

    台湾要做好保卫自己的军事准备。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没有世界民主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在中共的武力威胁下,会有更多的困难。但是无论有多大困难,无论共产流氓再强大,也吓不倒追求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人民,共产专制流氓如果胆敢发动战争,等待它们这些战争罪犯的只能是可耻的彻底失败,它们的末日不会太远了!

     2005年2月22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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