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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工商文明
(博讯2005年3月23日)
     [冼岩投稿]

    近来,企业家武克钢先生一篇名为《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在学商两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不少企业家和学者的回应。武先生演讲的意思主要有两点,第一是顺应工商业的利益和要求的“工商文明”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也是现代国家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必由之路;第二如穆军先生所总结的,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融入世界性的工商文明大潮,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把工商阶层从历史上被“暴君暴民”两股力量夹击的位置挪到社会先锋队的位置上来,官府和民众都推动工商力量的发展,然后再由工商力量反哺民众和官府。

     按照武先生的说法,“邓小平先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真正开启的二十五年”,应该说这种提法符合实际。虽然自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起中国就开始向近代工商文明靠拢,但其过程叠经反复。尤其是从1957年到1977年这段时间,在社会生活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痕迹。邓小平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调整使中国社会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要顺应经济建设的主体、即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利益和要求,这就是工商文明的逻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建设的主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可能是企业家群体,而不可能是官僚群体。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其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也必然由“官本位”向“商本位”演变。因此,“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部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工商文明;所谓“邓小平道路”,其实就是使中国迈向现代工商文明之路。 (博讯 boxun.com)

    近20多年来,不管内外环境如何变幻,中国一直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这种选择造就了中国20多年的社会发展、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包括在全球性经济衰退中的“一枝独秀”,但也积累了不少负面效应。既然20多年的巨大成就可以归功于这条道路、这种工商文明,那么其缺陷和负面性也应该归咎于它。你不能说只有功劳是我的,缺点和过错与我无关;你也不能说如果按照我的经典理论和理想设计,这些负面效应本来都不会有--没有什么“理想性”效应,评价一种理想、一种理论、一种文明,只能看它对现实条件的适应性,看它与现实相碰撞后客观上发生了什么,而不能只看在理想条件下的主观设计。因此,工商文明在当仁不让地归功于己的同时,也要坦承今天的一切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并且作出相应调整。

    与工商文明关系密切的主要负面现象是“精英联盟”。精英联盟按照康晓光先生的分析它是在当前条件下中国迈向工商文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一种基本的利益分配格局。只要中国还搞市场经济,只要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模式不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基本的利益格局就不会改变。与工商文明道路一样,精英联盟本身也兼有利弊。它既是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增长的结果,也是它的原因,还是至少到现阶段为止保持经济继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它支撑起了20多年的政治稳定。社会默认这样一种基本格局,就能够继续维持稳定;试图否定或根本改变这一格局,稳定局面就可能分崩离析。这样一种利益格局,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们垄断资源、分割利益,它迄今为止、并至少要延续到国有资产被“私有化”完毕为止,仍然在整体上有利于新兴的企业家阶层、顺应了工商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因为在此一阶段,企业家与官僚的结盟,仍然可以获得“超经济利润”。

    但是这种利益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精英联盟以外的群体。以劳动技术为谋生手段的工农大众、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在这种格局下不但被快速榨取干净,而且往往连基本生存也难以维持。这种格局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公正”。今天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许多企业家固然可以豪言:我们不需要权力的额外关照,我们只需要官府不来无事生非;让我们拥有依法经营的自由,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工商文明”--但是,在此之前呢?在已经崛起的企业家中,有多少人敢保证自己的崛起没有借助权力的支持?武先生在演讲中也承认,“我们不少人的第一桶金,是从双轨制、东部的地产开发、信用社的开放、证券市场的突然冒出这些政策变动中获利的”,他提出,“第一桶金是社会对我们的贷款,如果我们是有责任有社会良知的,那么对于这第一桶金的机会和贷款,我们就应该做到十倍百倍的回报社会。我们在这种基础上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也就有了一种社会认可”--但现实不会如此简单,那些“为了让儿子上大学而拼命工作赚钱、累得死去活来”的贫苦大众,未必会因为企业家在掘取“第一桶金”后的“回报”即认可贫富悬殊的现实;他们更可能不是从道德上否定这种现实,就是希望自己也能与权力联手、也能从偶然性的政策变动中获利,他们恐怕连做梦都想试一试“为了企业活下去而拼命工作,对许多社会障碍委曲求全,同样累得死去活来”的滋味。因为他们也想发财,也想获得财富,也想通过财富获得社会地位--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轻巧致富的机会到你们就打止了?虽然生产要素由官府转移到企业家个人可以更具效率,虽然人类的发展有其铁的规律,谁效率高谁就有优势,但在“效率”之外还有“公平”。为什么你可以掌控大量资本,我只能在你手下辛辛苦苦、小心翼翼讨生活?这一切难道都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公平”之问会在此处及时冒出头来,而不仅仅是在此后。虽然阶级利益的矛盾在企业内部的微观层面可以调节,但就社会宏观层面而言,两大阶层的利益分歧确有不可调和的部分。转型时期更具有特殊性,这种不可调和不仅仅表现在分配方面的你多我少,更表现在贫困者对这种利益分化结果的“不予认可”,或者是要求“取而代之”。企业家们的愿望是:大家赶快忘了掘“第一桶金”时的尴尬,全心全意致力于发展工商文明的“共赢”事业;但是,其他人往往便不会这么快就可以忘记。虽然把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并不会因此增加,而只是因此减少,但企业家同样也不能简单抱怨“两暴”(暴官暴民),不能马上就站到干干净净的“蓝色文明”基调上去调侃民众对富裕群体的怀疑和敌视。在转型期的中国,官、商、民三者,都应该有利益伸张和实现的空间。

    另外值得一提的负面效应是与此相关的权钱交易。世界上任何一个工商文明在其兴起初期,都伴随着严重的权钱交易,因此,权钱交易是官商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有两个源头,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能因为“惟利是图”是工商业发展的动力所在,就认为企业家们搞权钱交易理所当然,反腐败只能抓“坏官”。坏官、坏商都要管,两手都要硬。两手都硬,也不一定就能够管得住,更何况是只抓一方?

    总而言之,中国的工商文明之路行进到今天,已经有必要进行调整。有人说这种调整就是要搞“宪政民主”,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是,宪政民主在中国有着可行性障碍,而且其有效性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配合。在可行性和有效性都面临困难的现阶段,宪政民主可以被设想为未来的一个方向,但它并不是能够与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对症药方。由于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不能超越,由于中国人口的70%是农村人口这一历史条件无法超越,也由于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依托于民营工商业的工商文明范式在中国还不能笼罩一切;在民营工商业以外的群体,也理该有他们的独立利益和要求,工商文明必须接受其它文明范式的调节。具体说,就是必须接受农业文明“民本”观念的调节,接受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观念的调节。“以民为本”和“共同富裕”这些在今天都未必能够真正做到,但就象“工商文明”一样,它们应该作为一种规范性的观念力量存在--不需要标准践行,只需要存在并产生作用。现实进程应该是多种规范性观念共同作用的矢量和。

    在多种观念力量并存的格局中,应该明确“工商文明”是主体,其它观念的主要作用是对工商文明的负面性进行调节,“邓小平道路”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干道,“工商文明”标示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当中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当工商业人口成为社会主体时,全社会接受工商文明、完全按照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和原则来安排法律与道德的时机才真正成熟;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建构完全适用于工商文明的政治架构。但是,这时的政治经济也不应该是“资本主义”的,不应该是一切顺应企业家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而应该象吴思先生所说的,社会中的每一个集团都有权说话,都在“主义”,这就是全民主义。但是,这种全民主义其实也是工商主义,因为此时社会中的每一个集团都已经不再自外于“工商文明”,而是被接纳其中,成了工商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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