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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献给昔日友人的哀歌
(博讯200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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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司马璐回忆录 (博讯 boxun.com)

    
    司马璐先生和我父亲同岁,都是坐八望九的老人了,但他们却走过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五十多年前,作为中央政治大学的学生,我父亲在台湾实习了一段时间,当时陈诚的国民党省政府人手不够,希望他留台工作,被他以“父母在不远游”的理由拒绝了。大陆即将变色前夕,我父亲回到家乡湖南。而后几十年,戴着内控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为了一大家子的生存,他在政治高压下战栗地生活。
    
    身为私生子,司马璐先生说他的人生第一幕是个悲剧。但是,正因为他孤身一人,无牵无挂,才能在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的时候,捷足先跑,跑出国门,在香港开创一番事业,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人们常说,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和我的父亲那被压抑的卑微一生相比,司马璐先生具有传奇性的有为人生,的确是非常的富有和精彩。
    
    温情怀念昔日同路人
    
    曾经像贾宝玉一样,在延安图书馆置身于“女儿国”,年轻的司马璐,因而成为一些高干眼中的“假想情敌”,以致陷入冤狱,遭到刑求。而后,他看透中共本质,自动脱党。作为“过来人”,今天已经垂垂已老的司马璐,撰写了这本研究中共早年历史的著作 ——《中共历史的见证》,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中共党内生活的细节,揭露了中共从建党起就开始党内政治斗争的历史真相。
    
    在该书的引言中,司马璐先生写道:“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这位接触过的国共两党上层人物,以及中国各党派的知名人士,多得令人惊讶。因此有人认为,司马璐这本书的价值,主要还是他作为一个党史研究者对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王明等大人物的分析。
    
    但此书更打动我的,却是司马璐对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怀念,他说:“我这个人的一生,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对于往日的朋友和同志,无论已逝的,活着的,我总是怀念着。”
    
    怀着恋旧的温情,司马璐先生对昔日的同路人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无论对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持多么强烈的否定态度,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作为个人,早期的一些共产党人是相当优秀的。忠实地描写他们,把他们从“英雄”或者“共匪”的标签下,还原为有血有肉、真实的个人,是这本书不可忽略的价值所在。
    
    在司马璐笔下,能讲一口好俄文的滕代远,为人谦虚,谨慎,细心;哲学家任白戈为人随和,是个忠厚长者。喜欢摆龙门阵,还会做点泡菜给年轻人尝尝;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胡耀邦热情活泼;女生大队长张琴秋坚强勇敢,后来在文革中跳楼自杀;被周恩来称为“红军的眼睛”,主管军事情报的曾希圣却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仪表潇洒的才子潘汉年,是给予司马璐最多关怀的共产党人,他甚至操心司马璐咳嗽痰多的问题。……。
    
    此外,还有在八十五岁之际,与司马璐先生结成美好姻缘的的戈扬大姐,原《新观察》主编、大陆著名自由派知识份子。戈扬在抗战时直接为周恩来工作,在重庆遇上青梅竹马的老乡司马璐。戈扬像其他左派朋友一样,担心居无定所的司马璐营养不够,常常把他带进小馆子里“补一补”身子。
    
    在司马璐的回忆里,值得他深情怀念的共产党人还有不少,他们有的态度和蔼,亲切助人,有的执著地忠诚于理念,工作勤奋,克尽职守。司马璐先生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的确有理想,有热情,有献身的精神,品质高贵,我对他们深表敬意。”
    
    正因为如此,当司马璐先生在香港观察和研究中共历史的变迁时,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问题:“为什么我在延安时认为最好的领导,也是我一生中最早进入文化工作的引路者,一个个都逃不出挨整!是我命运中的不幸,影响了他们吗?还是共产党制度的本身,整人或被整是必然的吗?”
    
    考察历史事件背后的因素
    
    对于历史传记,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不仅要写出组成历史的一连串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写出形成这些历史事件的历史因素。当我们考察形成中共历史事件的因素时,一个长期令人们不解的问题就产生了:既然早期共产党内有那么多优秀人士,为什么他们不但没能改变这个党走向独裁的命运,反而被这个党吞噬了?
    
    对于这个问题,司马璐先生想到的答案是“共产党制度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追问:制度是人制订的,为什么那么多具有优秀品质的早期共产党人,却没能创造一个更为人性的制度?这就涉及到许多复杂而深刻的问题了。
    
    首先是理论的力量。当那些早期共产党人接受共产主义理论时,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个主义将扫除一切私有制的罪恶,给他们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这批理想主义者毅然投身其中。在司马璐的书中,延安革命青年吃着小米饭、南瓜汤,甘之如饴。他们夜以继日地劳动学习,如痴如醉地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组织上需要时,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前线流血献身。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对早期共产党人有着极大吸引力的主义,实际上是一套缺乏民主、宣传暴力的理念。当掌权者把这一套理念,灌输到追求生命意义的年轻人心里,于是就造就了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暴君和人间地狱。
    
    其次是组织的力量。哈维尔在曾经指出,专制“代表一种企图,以少数冒充唯一科学真理的命题为基础,按照单一的模式去组织全部生活,使之服从中央计划,并受中央控制”。司马璐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共产党对个人具有何等可怕的控制力。
    
    在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接待的高文华,就给司马璐上了一堂这样的训话课:“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以后,就像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不愿成为被人随意劈砍的木料,司马璐选择了逃之夭夭。但是,那些与他同喝延安水的年轻人,大都留在共产党内做了“特种材料”,他们的理想从未兑现过,而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却白白地为之献祭掉了。
    
    从这个角度看,司马璐先生这本精彩感人的回忆录,是献给昔日共产党人的一曲哀歌。这位和我父亲一样年迈也一样热爱生活的老人,这样吟诵着他的悼词:“中共建党时的风流人物如今都已逝去,共产党历史上有多少光辉灿烂的故事,有多少无名烈士像流星像陨石,从天空疾驶而过,无声无影地消失。南京雨花台的幽灵在愤怒,北京八宝山的幽灵人鬼不分,这是何等残酷的历史讽刺!”
    
    
    ──原载《开放》杂志三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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