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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新教皇的两个挑战
(博讯2005年4月26日)
    
    
     假如我是耶路撒冷的总主教,假如我被授权推选约翰·保罗二世的继任者,我一定会选择尼日利亚枢机主教安霖泽(Cardinal Francis Arinze)作为1500年来的第一位黑人教皇。因为他的国家有大量穆斯林和基督徒,因为他是宗教交谈宗座委员会和圣事部的领导人。我希望他能意识到穆斯林不是“异类”而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小)兄弟。作为艾滋病肆虐的一个大洲的最高主教,我希望他会承认,早亡、贫困和孤儿并非我们仁慈的上帝(也是他的上帝和穆斯林的安拉)的初衷。 (博讯 boxun.com)

    
    但安霖泽没有成为新教皇,我也不是耶路撒冷的总主教,而是一位居住在以色列的东正教犹太学者。那么我对这位执掌罗马教皇27年的有史以来第一位波兰籍教皇去世有何看法?或者我认为他的继任者本尼迪克特16世(Benedict XVI)将面临哪些挑战?
    
    我第一次见到保罗二世时,一切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他“身穿蓝紫与朱红相间的长袍,长袍上镶有纯金的锺形拖边,头戴一个用精致的蓝色亚麻布所做的主教法冠……”后来他走向象征著神殿的“哭墙”,以主教的身份向它行礼。然后,和所有犹太人自该神殿被毁后所做的那样,他喃喃自语地对著“哭墙”的裂缝向上帝忏悔,为自神殿被毁以来基督徒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道歉。
    
    保罗二世2000年访问以色列时专程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他与一位以色列学者谈起他们共同的出生地。他回忆起这位学者的祖父在安息日早晨带著他的孙子们参加犹太人集会的场景,并询问这位祖父有多少孙子。对方答:47个,不过幸存下来的只有7个。于是这位教皇当场为150万死去的犹太儿童和其它犹太遇难者祈祷。他还不忘与该学者的堂兄弟一道踢足球以及与孩子们一同歌唱。也许是由于他出生的村庄20%的人口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这位教皇眼中并非“另类”。他的遗嘱中只提到两个人:一个是长期跟随他身边的私人秘书,一个就是罗马的首席犹太学者。他是第一位既参观过清真寺又参观过犹太教教堂的教皇。在改变基督教的反犹太教理论(视犹太人为憎恨的“异类”)上,他比自己的任何一位前任做得都多。
    
    在纪念耶稣遇难的复活节上,我见到了这位因年迈而身体衰竭、发言含糊不清的教皇和他痛苦扭曲的脸,显然他正在走上死亡。我在英国及与我的孙子访问诺曼第(以便让孙辈们了解他们爷爷及许多伟大的伯父们60年前在奥马哈和朱诺海滩登陆的壮举)时见证了这些事件。
    
    我访问英国时正逢该国王座的继承人查尔斯王储(继承王位后将成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信仰扞卫者”)第二次跨入婚姻殿堂。不过由于教皇的葬礼,他将婚期延迟了一天。在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赐福仪式上,查尔斯和他的妻子、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为他们多年来对第一任婚姻的不忠及给家人带来的痛苦表示忏悔。我想这只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高贵的人甚至是某宗教的扞卫者也会犯下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英国国教是最接近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事实上它们主要的神学区别之一是前者有女牧师。肯定生命却不承认妇女生来就应享有平等权益和受到尊重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在笔者看来,新教皇本尼迪克特16世应该致力于改变妇女在教会和生活中的角色。另一个问题是解决与伊斯兰教(另一个基于亚伯拉罕后代的宗教)的关系。
    
    亚伯拉罕的每一个宗教都是父权制的。《创世记》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父亲们”而不是“母亲们”。每一个母亲都被与孩子隔离直到上帝父亲将孩子交给她。她们都承认,由于被剥夺了抚养孩子的权力,她们在《创世记》中没有价值。只有以撒(Isaac)的妻子丽贝卡(Rebekah)被上帝选择抚养他们的两个孩子雅各(Jacob)与以扫(Esau)。亚伯拉罕这位强悍而慈爱的父亲甚至服从上帝的旨意要献出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没有要求孩子母亲的许可,也不会这么做,因为母亲们通常不忍心牺牲自己的孩子。由于父亲与母亲之间这种生疏紧张的关系,这些父权制或母权制诞生的孩子只能被定义为功能不全。
    
    在《圣经·旧约》的第二卷《出埃及记》中,这种家庭角色发生了剧变。摩西的家庭(父亲暗兰、母亲约基别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亚伦、米里亚姆和摩西)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第一个孩子成为大祭司,两个小的都成了先知。摩西的身边不乏崇拜他并保护他生命的女人,摩西是书中记载的利末(Levi)部落一对夫妻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哥哥与姐姐。摩西不是长子,在《创世记》中长子并非是最正义的。(笔者怀疑保罗二世称犹太人是他的兄长时是否了解这一点。)他的前任约翰二十三世登基后像他遇到的第一个犹太人群体说:“我是约瑟夫你们的兄弟”。做皇帝的约瑟夫也不是长子,他在众多兄弟姐妹之中排在中间。
    
    根据犹太评论员的讲述,米里亚姆告诉父亲暗兰,埃及法老下令处死希伯莱的所有男性子嗣。暗兰于是声称,所有希伯莱人必须离婚以免生儿育女,因此这对妇女也是一个厄运。在理智的女儿米里亚姆的说服下,暗兰与约基别再婚并生下了摩西。法老溺死所有男童的计划由于两个接生婆而落空。生下摩西不久后,约基别把他放到一个箱子里顺尼罗河漂流,但被一个叫Batya(上帝之女的意思)的埃及公主发现,她认识到这个婴儿是希伯莱人但还是领养了他,挫败了她父亲的计划。藏在丛林中的米里亚姆主动提出帮摩西找一位奶妈,于是约基别用埃及官库的钱照料著自己的儿子。事实上Batya为摩西取了一个王子的名字,他的希伯莱真名反而不为后人所知。
    
    摩西从他的一位或两位母亲那里学到为人的正义,并反抗一切不正义行为-先是反抗埃及法老,后来是保护Reuel牧师的7个女儿,为表感谢牧师把他的女儿Zipporah嫁给摩西为妻。后来上帝召唤摩西,让他去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埃及犹太人。Zipporah帮助他完成了使命。因此每当摩西面临妇女和遗产等问题时,他就会征求上帝的意见,只有一次没有如此,也许是因为他明白他的男同胞们需要上帝告诉他们应该给予妇女平等地位。(见笔者在2005年4-6月《犹太圣经季刊》中的文章“摩西身边的女人”。)摩西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结婚并养育了后代。
    
    耶稣身边也不乏敬仰他的女人,她们为他施以涂油礼,在弥留之际陪伴他身边并将他埋葬,她们的行为更象是他的信徒,更重要的是她们从未背叛过他。因此她们是首先见证耶稣复活的人。
    
    再谈谈文中提到的其它核心问题,比如北方基督教意识形态与南方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文明冲突”:天主教和基督教在现代欧洲已经失败,但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却在开枝散叶。在后两个洲,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所有这些地区贫困是真正的问题。保罗二世已经证明,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神学冲突可以改变,本尼迪克特16世能否同样为改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尽力呢?
    
    在1458年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之际,库萨枢机主教(Cardinal Nicholas Cusa)曾撰文暗示,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对上帝一无所知,也许我们可以在其它宗教甚至非亚伯拉罕信仰中找到真理。库萨指出,真理的来源(包括异教)有无数,难道它们都可以被视为要求我们遵循的真理吗?希腊思想认为存在无限的永恒,库萨视上帝的无限为一条往返的直线或对角线。本尼迪克特16世当选为教皇前是梵蒂冈信理部(前称“异端裁判所”)部长,他本人最近暗示,犹太法是真理的具体体现。库萨可能对此表示认同。库萨的理论虽然在宗教裁判所当道时不被接受,但他并没有被绑在树桩上烧死。保罗二世承认伽利略和世界其它宗教有待发现的真理。
    
    这两个重大的神学问题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即生与死的关联。肯定生命的保罗二世没有认识到大部分天主教徒所想的:应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即改善生活质量。笔者显然不赞成“死亡文化”,并已撰文进行批判。但在非洲和亚洲,艾滋病也许是最大的死亡威胁。对《创世记》中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先知来说,肯定生命就是反对牺牲。亚伯拉罕在最后一刻决定不牺牲自己的儿子。
    
    当然,笔者现在承认,一位犹太教主教不是“基督的代表”。作为一个与遇难而不是复活相关的词,皈依基督的罗马大帝康斯坦丁早已宣布,罗马的十字架是死亡的象征。自19世纪末期开始,教皇不再仅仅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而变成了耶稣之下、人类之上的绝对权威。约翰23世曾称:“我永远不会妄下断言”。也许一位梵蒂冈三世可以纠正这种权威说法,甚至提出各主教赞同但保罗6世反对的观点:人工避孕不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大罪。
    
    身为牧师的耶利米(Jeremiah)反对教士在神殿前牺牲的做法。他提出,上帝更关心人类受到保护,反对不公正的贫穷。他多次重申了耶稣几世纪后将在神殿前使用的词语。耶利米是唯一一个独身的先知-他这么做并非自愿而是由于上帝的旨意。独身不是犹太教的美德,犹太教肯定生命并反对死亡。“死于致命疾病的孩子被抛弃荒野,无人安葬。”保罗二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他的母亲在他10岁前离开人世。他的父亲在埋葬妻子前已经埋葬一位出生不久的女儿,不久后他和父亲又埋葬了保罗的长兄。保罗的成长道路充满艰辛,与摩西(有两个母亲和一个妻子)和耶稣(身边围绕著崇拜他的妇女)的命运截然不同。也许耶利米的上帝是在告诉我们性道德与社会公正之间的联系。
    
    许多东正教犹太学者承认,当母亲们的生活质量由于孩子太多而受到影响时,避孕是一件合情合法的事。保罗承认贫穷是一种不公正似乎与他否定“解放神学”(具体表现就是折磨巴西解放神学家波夫)有些矛盾。“解放神学”的繁衍地拉丁美洲是世界将近一半天主教徒和大量穷人的家园。这里也是耶稣遇难和复苏数十年后许多不同基督教教派的诞生地。
    
    笔者不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家,也不精通教会法规,但还是凭著对神学观点的了解提出,即使拯救来自基督被钉死的十字架,天主教依然可以肯定生命。一个例子就是具有争议的干细胞研究工作。东正教学者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分别认为受孕40和120天后就具有了神圣的生命,而天主教神学家认为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该视为是一个生命。《圣经》原稿中对此没有适当的注释。
    
    尽管婚姻外性关系和女牧师会受到逐出教会的惩罚,采用避孕法则另当别论。有些罪行是理论性的,有些则是神学性的。(这些都是保罗二世1998年对逐出教会的规定,就在同一年他发表了反思纳粹集中营的文章。)我们不仅应该反思死亡而且也应该反思没有质量的生命。
    
    正如摩西和耶稣由于生活在女人堆里而理解女人的需要,天主教牧师们也应该通过结婚加深对女性的了解;也许以后将出现天主教女牧师;犹太教女学者也会为争取成为犹太法学博士而努力。牧师短缺是一个世界性的严重问题。解决该问题的一个首要途径就是允许已婚牧师的存在-这种牧师已经存在,他们就是那些从其它基督教派系皈依天主教但并未离婚者。比利时枢机主教丹尼斯(Godfried Danneels)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话(妇女在教会的角色应该得到加强,但不可能成为牧师)事实上暗示,已婚牧师是一个更可行的选择。在古代,妇女作为执事虽然地位不及牧师,却担负著资金管理和教育的重任。天主教对执事的定义包括“部长或仆人”和“一妻多夫”。
    
    
    亚洲时报在线 Rabbi Moshe Reiss 撰文 (25/04/200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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