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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登忠:贫富悬殊——扶贫款怎样用?
(博讯2005年5月15日)
    望谟是黔西南州面积最大的县,全县30万人口,因为石灰岩所占比例小,可开发利用的土地即荒地、森林、土地人均居全州之首。靠着“麻山”——贵州极度贫穷的“两山”之一,望谟是贵州最大的扶贫县。然而,除了复兴镇之外,全县另外十三个乡镇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全州最低,工农业、乡镇建设等被周边邻县不同程度抛在后面,更不用说教育。94年我曾在望谟工作,十年后回到那儿作一番了解,农民喂猪几乎都是“煮”的方式,每逢赶集,上百人肩挑或马驮柴火赶两、三个小时到县城来卖,米市、菜市的小贩们仍然在秤头上玩花招……这些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记录。感叹啊!

    一、工业:望谟糖厂、桑郎糖厂是望谟象征性工业,十年来向财政交了多少税不得而知,听说两个糖厂都不太景气。糖厂的上百名员工却免遭风吹日晒雨淋,每月能按时拿到薪水,可是从紫云、安龙、贞丰、册亨及望谟本地来种甘蔗的蔗农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子辛酸得很。曾在民中念高中(与我似曾相识)的某代课教师:“已经两年多了,我的甘蔗钱他们只给了一部分”,“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如果不给,死活都不怕……”仅仅是在众人面前“口出狂言”罢了。尽管明知道不给钱是套在脖子上的紧箍咒,是不拿刀的抢劫,可谁有胆量用“死活”去拼?中国上亿的农民工在没有得到工钱时,不也是如此想、如此说吗?有几个真的提斧头、炸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是自然法则。蔗农没有或被拖欠甘蔗钱与90年代初写给中央政府“农民问题”中所述情形大致相同,只是由于“见多识广”,问题的另一面又突显出来。

     蜿蜒曲折的山路开始下坡,映入眼帘的是望谟县城方圆几公里的群山,森林已没有了踪影,往桑郎、蔗乡(广西)方向延伸得更远。为维持机器运转,开荒种甘蔗不得而为之。洪水来临,望谟河、桑郎河就成了黄河,洪水一过,两条河又都变回原来的黑河,十年如一日不停地注入黢黑的“糖水”,乘客都要屏住呼吸,更不用说里面那些已变了种姓的鱼虾。发展是硬道理,让下游的广西、广东去治理好了。 (博讯 boxun.com)

    二、农业:进入80年代,邓小平把捆绑在中国农民身上的绳子解开,手、脚都能较自由地伸展。没多久,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80年代末,望谟县城周围——即望谟河一带发展起来早熟辣椒、茄子、西瓜……造福一方百姓。十多年过去了,其他乡镇并没有被带动起来。政府没有鼓励,也没有帮助,“随他们去!”田地一般只种一季,麦子、油菜少见,两段育秧没听说,田地种植仍是古老的耕作方式。邻县册亨有一些坡改梯、地改田、引水灌溉工程,尽管其中不乏作个样板给上级看捞点政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望谟却难得一见,祖先开有几亩田就种几亩田。每到打田插秧,县城各农金门市的抽水机供不应求。望谟应该是林业大县,应该是造林大县,不过除了一些自然生长的杂木林外,人工造林远不如册亨。九十年代以后在县城几乎看不到农民卖柴火,望谟独一无二。退耕还林后不准卖柴火、卖木炭,可是把树子砍倒扛回家劈开又炕干,挑(驮)两三个小时到县城才卖10—15(20多)元,即使公务员们不是因为私事而有闲暇逛街,他们也不忍心去没收。每个月能有50—60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比卖血的人安全。

    三、教育:望谟是全州中学最少的县,县城三所,乡镇九所,还有麻山镇、油迈乡、昂武乡、蔗香乡没有中学,人数最多的乡镇中学是新屯中学,学生数500多。以前望谟的许多官员出自桑郎,桑郎有糖厂,除县城外应该是最大的乡镇,昂武乡原隶属桑郎区,桑郎中学在校学生只有250左右。如果不是因为贫困、如果不是因为教育局分配名额,如果不是因为孩子送到县城可能学坏,乡镇中学更难以办下去。比望谟少10万人口的邻县册亨有二十多所中学,冗度、坡坪学生数上千,丫他、坝赖、秧坝也有六七百。在校高中生人数册亨排在全州倒数,可据教育县长工作报告“2004年望谟在校高中生比册亨少700多人”,大约有500名,也即是600人口中只有一个在校高中生,册亨是170:1。2004以前周边邻县都已把英语作为小学升初中必考科目,望谟各小学几乎都还没有开英语课。99年、2000年安龙师范在册亨、安龙的录取分数线比望谟高一百多分;近几年兴义一中、八中在全州正式录取人数约700名,册亨约40名,达到人均水平,望谟约10名,只相当于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当各类大学生录取人数是全州倒数的册亨已接近100名时,望谟民中的老师们只好比升学率,2003年、2004年毕业的高中生只有一百多一点。与之相比,人口仅多10万的安龙县高中毕业生有上千人。

    盘江八县中望谟是最能严格贯彻中央政府“为中小学生减负”之精神,也只有望谟全县12所中学晚上不上自习或上课,偶尔有个别老师给少数住校生作辅导。二中是全县最好的初中,1700多学生只有不到300人住校,乡镇来的学生大多都租民房,即使有抽烟、喝酒、赌博、恋爱……学校想管也管不了。打易中学是全县最好的乡镇中学,“中午,街上的台球桌旁挤满学生”,“有些学生一个星期要吃二十多斤米,家里没钱就只有拿米来赌”,“星期五下午或星期六早上,老师们不是进城就是搓麻将,星期一上课还迷迷糊糊” ……公交车终点岜赖小学,“老师上课时,我们的那些同学有的抽烟、有的打牌、有的赌钱”,“四年级的一个学生当着同学的面叫老师去买火柴来给他们抽烟,老师没零钱他就丢一毛钱给老师”。在这所学校,校长都不敢惹这些学生,更不用说刚从师范毕业的小伙子。这样的风气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改变的。

    四、打工:望谟曾有一所办了一个学期的私立中学,教育局以“离城太远,仪器设备不够完善……”下文取缔,全县十二所中学都是公办,都由教育局统一分配名额、统一分配招生片区。计划经济使校长不必为生源操心,老师不必为成绩忧虑。乡镇集市上没有招生广告,只有从广东、福建等地回乡的工友们所贴的招工广告。“考取学校又不分配,读大学一是没钱送,二是不可能考取,混一个初中毕业证好去打工”,乡镇有许多孩子初中没念完甚至没进过初中校门。册亨开往广西百色的中巴常到江边就返回,望谟却有开往昆明、南宁、东莞的大巴。离城不远的岜赖村在春节刚过没几天就有两部大车到村里接人,几乎都是打工妹。小县城车站人满为患,候车室里寸步难行,庞大的打工队伍中有许多未成年人。这些年来,农民工为城市、为沿海省份创造巨大的财富,让交通经营者们赚了不少钱,他们呢?瓦房没变成平房,土墙没有变成砖墙。打工仔、打工妹也有成为大老板,那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你看,XX村XX人?不是找了钱回来吗?”这千分之一就是榜样,就是偶像,就是人生奋斗目标。

    望谟在校的中学生人数在全州最少,但望谟乾坤武校(已搬迁)办得最红火。弃文从武、弃学从工是时尚、是理想。农民子弟去打工,城里的青少年(有些还在学校念书)迷失了方向,没有了追求,就染上了毒瘾。2000年前后,曾从外地调许多警员明察暗访,严厉打击,终于使望谟青少年吸毒想象有所收敛。

    五、卖血:“不是出门当小姐就是留在家里卖血”,某乡干部的这番言语显然是过激之词,颇值得人们深思。某日,十多个20—50岁的农民(有年轻姑娘、妇女、男人)背或挎简单的行囊正在赶路,司机问:“四块钱一个,坐不坐?”“你们都上来,只收三块钱一个” ……“我们没钱坐,走路算了”。原以为是去哪地方找活干没路费回家,“他们是新寨那边,走路至少要4个小时”,“他们舍不得花钱住旅店(每人每晚只要一元),从家里拿毡子之类,晚上几个人挤在某个角落过夜”,“饭也是从家里带来……”在望谟县城,许多人宁愿少走一里路要花三块钱打的,在农村,这几位农民为了节约3元钱而不得不多走30多里路。他们不是来赶集,是来卖血后返回家。二十一世纪内陆省份贵州省,这样的情景应该不多见吧。

    从新车站沿环城路到王母桥,是望谟的富人区。路两旁有上百幢装饰豪华的楼房,其中一处是“望谟中心血站”。“卖血也要找关系、托熟人,否则要等两三天”。因为卖血的人太多,从血站窗口一直排到公路然后转成90度分两边沿公路延伸。到下午六点钟,余下的人就席地而坐熬十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有些人早有准备,自己从家里带来简单的行李。倘若在城里有某位亲戚打电话或亲自带去找血站的人,就可以不遵守那些常人的规则,不过要鼓足勇气,出来卖血还好意思找亲戚?2004年情形有些改观,大家都选在本地赶集日来卖血,相互错开,不过农忙季节一过,血站门前还是一样拥挤。

    “上面(指专区或省)喜欢要望谟血站的血,因为他们的血很纯”。纯——也就是纯天然的,很少含脂肪,没有胆固醇,是原始的血,正因为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原始的。记得还在学校念书时与同学们去献血,200ml得了40元,学校还发了近十元的牛奶、白糖等补品。近20年过去,到了二十一世纪,物价已上涨了好几倍,这些农民天然纯净的血“卖一次100ml得75块钱,如果把来回路费、旅店费、吃的……除外,也不剩几个钱”。他们一次采100ml,一个月可以采2次,要是某个人一年采24次,2400ml,能得1800元/年,只相当于望谟县城普通公务员一个多月的工资。这1800元把每次各种用费扣除,揣回到家里已剩不了多少,并且他们不是卖菜,而是卖血,他们不是卖血,顶多是献血,但既不得利更不得名。造血机得一千八,售血机得到的不止一万八。廉价公民即使卖血卖骨髓也只相当于卖菜买米。

    几年前“州长到打尖时看到那些妇女手臂到处是针眼,动了恻隐之心,拨了很多钱”。只是这些钱流到县城就再也没有流下去,山依旧,水依旧,人依旧,血价也依旧。2004年6月,望谟把乐元镇和石屯镇各划出一部分新成立打尖乡(卖血较为集中的地方),以后除了增加一套乡镇机构外,农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对县府相关部门,有了历史上的麻山,再有二十一世纪的打尖,向省、州要扶贫款、财政补助、捐款……就容易得多。听人说坎边有一人,打尖有两人因卖血后回家死亡,除此之外还没听因卖血而受感染。河南上蔡县有爱滋病村、爱滋病乡,前车之鉴,不得不防啊!血站前拥挤的人群,摇摇晃晃、脸色苍白、无精打采沿公路前行的男男女女,以及坐在公交车上萎靡不振的“乘客” ……时常在脑海里游荡。

    六、城乡差距:只到过望谟县城的人们会因“望谟是贫困县”感到迷惑。无论是往贵阳、广西、还是兴义、贞丰方向,县城周围方圆几公里颇象都市的郊区农村,楼房不多,不过几乎都是砖房、平房。县城有5路公交车,还有几十辆的士,及数百辆大、小三轮车,新、老车站客流量至少是册亨的三倍。

    望谟与周边邻县不同,他们不喜欢集资建房,而是买地皮修楼房。县城新修那条阳光大道——环城路,一幢幢楼房就是望谟的形象。皮鞋漏水只有扔到垃圾堆,不过擦皮鞋在电信局门口不下十个;电信局交费处一年四季忙碌不停;宾馆、饭店生意红火……望谟县城的消费水平不亚于兴仁、安龙,比册亨、晴隆、普安、贞丰要高一个档次。可其它13个乡镇是另外一番天地。打易镇、油迈乡(平卜)有柏油路,桑郎镇、纳夜镇、麻山镇、石屯镇、新屯镇(没有集市)、乐元镇、坎边乡、蔗香乡、郊纳乡、昂武乡共十个乡镇,每到赶集日下雨,“街上犹如寨子里的牛路”,脚无立锥之地。全县只有乐旺镇有了自己的水泥街。而邻县册亨只有富翁最多的秧坝镇街上未铺水泥(威旁是石板街,百口无集市又属于淹没区)。

    国家财政补贴使公务员的工资有保障,并逐年增加,一年又发十三个月。有工资担保、抵押,一旦有扶贫款,就可以贷款从事第二职业,跑运输、开旅店饭馆、经营杂货铺……只要是能赚到钱的行当。如果某位先生只专注于公共事业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不是智商有问题就是已误入歧途。在那口浑水里,何必洁身自好呢?至于公家的事,多做不会多得,少做也不会损失。客车站门前右边大道,每日每夜都有好几辆货车停在哪儿;碰上官司,公检法的办事效率使受害者哭笑不得;下了课,许多老师比学生还走得快;小街小巷的垃圾与那些楼房极不般配;望谟比册亨多十万人口,财政收入几乎相等,少收八面玲珑,多收四面楚歌;倘若我们的统计数据在未来的某一天不含水分,望谟人口增长率在贵州省一定数一数二……此地是一个较为自由的、无序的世界。“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用不了十年,不偷不抢不贪污,十多万的楼房算是平民,二十万以上才算中产阶级。只靠那不算菲薄的薪水,只有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农民没有抵押,很难贷款,没有投资,哪来收益?乡镇没有发展,谁愿意在那儿投资?门前是一条泥巴路,花十万块钱修一幢楼值得吗?从农村赚来的钱或领到的薪水大多拿到县城去消费,买地皮、买房子、送孩子进城念书……钱都在县城里流通,农民又不会自己造钱。改革二十多年,这些地方的农民还只是温饱。有一群人只要奋斗十年,就能在环城路或县城的某个地方占有一席之地。而相隔十多二十公里外的另一群人即使是卖血,每次100毫升,每月两次,年复一年,想拥有血站旁的任何一幢楼,不吃不喝,也要一百年。这样的差别,即使是大诗人杜甫,也会哑口失声。贫富悬殊,哪儿都存在,只是贵州省望谟县实在太显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也在努力反贪官,然而对于庸官、昏官、闲官,仍无有效办法。短时间内不知不觉,十年就见成效。那时庸官、昏官、闲官早已连升几级,何以如此?

    此致

    贵州省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大常委

    (国务院、黔西南州委、黔西南人民政府、黔西南人大常委会)

    韦登忠2005年4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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