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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三重奏/庞忠甲
(博讯2005年5月19日)
    
    作者: 庞忠甲
     (博讯 boxun.com)

    目录:
    
    前言
    
    一. 构建和谐社会三大要素
    
    (一).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
    (二). “权力制衡”机制
    (三). “激发时机”
    
    二. 古今中外构建和谐社会例证选粹
    
    (一). 西周前期“成康之治”
    (二).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启示录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三.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道
    
    (一). 时到机来
    (二). 当代发达国家大本大源小考
    (三). 真儒精义及其可用性
    (四). 中华“心态文化”建设优选方案
    (五). “权力制衡”突破口
    
     结束语
    
     参考资料
    
    前言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第一次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并写进党的正式文件。
    
    值此中国社会寻求转型方向的关键时刻,执政党正视现实,顺应大势,高瞻远瞩,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新思路,是为体现高度智慧和勇气的重大抉择。今年是中国落实和谐社会的第一年,随着春季人大、政协两会的召开,和谐社会已成热门话题或“关键词”。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至高价值体现;是充分发挥人类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建设繁荣发达现代化文明国家,实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和谐社会是全体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其最高纲领,可比拟于孔子的大同论,耶稣的天国说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事实上,今日世界不但距离理想目标十分遥远,即便要实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性和谐化也多咫尺天涯,步步荆棘,失败反复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所成功的则往往功亏一篑,难成正果。可说想想容易,做起来“难于上青天”,究其原委,关键在于缺少了一些必备的要素。
    
    统观一部人类史,古今中外正反历史经验表明,就内因而言,构建和谐社会必备三大要素:
    
    (一). “心态文化”-大本大源
    (二). “权力制衡”-保障机制
    (三). “激发时机”-催活因素
    
    三者互相配合、协调、成全,方能造就一阕功德圆满,金声玉振的和谐社会三重奏鸣曲(Trio sonata)。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即便已经处于“激发时机”,如果大本大源,保障机制尚在乌有之乡,纵然罗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措施千百条,总是表面文章,粉饰太平,与真性和谐社会风马牛不相及也。
    
    本文就三大问题试论于下:一. 构建和谐社会三大要素,二. 古今中外构建和谐社会例证选粹,三.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道。
    
    
    一. 构建和谐社会三大要素
    
    (一).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
    (二). “权力制衡”机制
    (三). “激发时机”
    
    
    (一).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
    
    一部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原本》,以开宗明义若干不证自明、主导全书的数学公理(Axiom)为始基,没有这个大本大源,何来高高堆砌的定理大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主导历史前进大方向的“大本大源”也者,当从“性与天道”(人性和客观规律)出发,循社会性心态调控机理求解。
    
    “惟人,万物之灵” (《尚书.泰誓》)。人类与一切其他生物不同,特秉“灵性”智慧,这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能力,能够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追求越来越高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和发展。(见《马恩选集》第3卷)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发展则是人类运用特秉灵性能力突破现状,谋求更高层次生存和享受条件的创造性自我超越。
    
    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不图发展,人就不成其为人了。
    
    人类从事一切发展活动的根本原动力,源自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称私心,说得学术化一点,就叫做利益驱动或经济动力。人类利己之心来自生物本能,天经地义,不可压抑或取消,否则就会变得苟且偷活,不求进取,甚至落到“开除球籍”、“天诛地灭”、淘汰无存。
    
    人们常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利己的共同本能。吾人称颂集体主义,这个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或敌方的集体。提倡爱国主义,爱的必是自己的国家,而非敌方的国家。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爱国精神,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发展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正向者固以利己心为始发驱动力,但以利他(而非损人)为实现利己目的的条件,因而也产生利人的效果。例如许多科技发明创造,当事人因此获得荣誉和报酬,尤可改善民生,造福人类,带动社会进步。负向者损人利己,或损人而实际上未必利己,为害他人以至祸延社会,譬如盗窃、欺诈、抢劫、陷害、凶杀、侵略战争……甚至也毁掉自己。
    
    利己的私心无疑是人性当中驱动灵性发挥效能的首要的根本要素,但若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就会走向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Egotism) 或“自私”(Selfishness),驱使灵性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造成上面所说的负向发展。
    
    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私心”(Private Interest)与“自私”(Selfishness)虽然通属广义的利己范畴,却是两个涵义大不相同的词语。在英语中,它们分得清清楚楚,既非同义词,也算不上近义词。就象我们说犬和狂犬,犬是人类的好朋友,狂犬则是捕杀的对象;或者说人和盗贼,怎能笼而统之,等量齐观,混为一谈?东西方文化差异,在一个“私”字的认识上,几至南辕北辙。浩浩乎中华文明数之不清的乱因当中,汉语“私”与“自私”混淆不分,甚至完全等同起来,是不是算得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如果一个人有相当强度的利他之心,即人们常说的爱心或公心(Public Spirit),协同利己之心以调控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就可能防止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负向发展,导向有益社会进步的正向发展。反之,如果私心没有适当的利他之心扶正,就很容易无所遮拦,走上极端,成为自私的唯我主义(Egotism)者,什麽坏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了。因此,利他之心,就是被公认为“善”的道德观念的滥觞。
    
    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范畴的爱心或公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
    
    人类的这种原始的本能的爱心非常有限,不见得比其他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远不足以“自动”地产生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的能力,所以人类特秉的灵性与自私相结合导致犯罪,可说是人人与生俱来,在所难免的“天生”恶性性向。据此,基督教神秘难解的 “原罪”(Original Sin)说,不妨借助这样一个简明公式,即:原罪=灵性+自私,作出理性的诠释。
    
    人类虽然拥有至可宝贵的灵性,但只有靠着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方能在首属群体范畴以外的广大人际相处中,有效调控私心,防范自私作祟,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从而建立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维护人类特秉的创造能力在集体范围联合运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发展进步。
    
    这种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既非天生,也不能遗传,系凭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後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这个“高阶爱心”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的必要的条件,否则不用说社会生活了,就是两三个人的微型集体也无法维持运行。
    
    下文所说“爱心”,均指这种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这个足以调控发展方向所需的“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弘扬、扩展至集体、社会,就是所谓公心(Public Spirit)了。
    
    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爱心(公心)调控私心,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有机系统,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谋求增进自身的福祉。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的简单方式是强暴。霸王硬上弓,会遇到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且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共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後、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孔子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章句》)。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人类,唯有人类,实现了这场历史上不同凡响的伟大的变革。这是万物之灵在漫长岁月严酷生活实践中,特秉天赋灵性引导私心升华,爱心(公心)萌发、丰富、深化、健全,以致理性化和体制化的结果;是人类得以脱离兽性生存方式,逐渐形成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性的集体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掌握和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草创唯灵性人类独有的文明社会、并且不断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据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人类天性其实“恶多善少”,扬善制恶,要靠后天灵性觉醒,皈依“天道”。
    
    灵性人类能够超越生物本能,悟出一个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优化原理,认识到爱心(公心)不但有利於自己,而且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视为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安全感。因此,爱心(公心)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成功和快乐之源。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
    
    有了爱心或公心调节私心,人类方才得以建立集体生活,逐步脱离兽性“丛林法则”,建立具有互利双赢效果的良性竞争体制,造成一种有利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环境条件。爱心或公心的发生和弘扬,是造物给予灵性人类的一种选择,是人类逐渐感悟出来,藉以脱离漫长达数百万年的兽性蒙昧时期,开创文明进步,追求幸福美满理想境界的唯一明智选择。
    
    爱心或公心调节私心的伟大功能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在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环宇范围,出现了灵性智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人类世界终能跨越漫漫长夜般的旧石器时代,脱离丛林生涯,形成合作机制,组建社会集体(由群落、部族到雏形国家),开创文明纪元,由新石器时代而农业、工业,直至今日讯息时代;可望由小康臻大同,营造人间天堂,堪“与天地叁”焉。
    
    由此可知,人类得天独厚秉有超越生物本能的灵性创造能力为善抑或为恶,取决於人性两大要素,即“利己之心”──私心,和“利他之心”──爱心(公心)这一双看不见的推手的联合调控作用。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将这两大要素简称为“两心”。
    
    两心联合调控灵性创造能力,这个貌似简单之至的作用机理,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鸟兽)的活动规律性的发端肇始,就是人性范畴如假包换的“大本大源”了。
    
    两心按先後而论,私心为先;按主次而论,私心为主。要认定私心为第一性,是生物普遍本能的直接延伸;人类一切行为的真性原动力来自第一性的“利己之心”,包括因“利他之心”做好人好事的真性动力也是来自“利己之心”,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太虚幻境。
    
    《礼志》云:“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黄帝阴符经》)大公只能来自大私,源自利己之心的“升华”。
    
    爱心(公心)为第二性,是靠着私心加上灵性的感悟作用,从传种接代本能之上衍生出来,但又相对独立於私心。爱心(公心)的功能在於调控制约私心,以防范和克服损人利己的自私之心,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产生“利在自己,功在众人(社会)”,“达则兼济天下”的良性发展进步效果。
    
    摆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老老实实承认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着,才有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才有确保自身自由发展权益的要求,才有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又因第二性的爱心或公心的调控制约作用,人们意识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要求,亦即维护公平原则,才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长远的也是最大的利益。民众因而需要选择和建立政府,实行民主共和政治,通过制订和贯彻适当的“礼(包括法)”── 行为准则,“事之治也”,保障人们都能在互相尊重各自的权益的条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既有公平,又有自由),从而争取造成一个利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先进生产力进阶不止,驱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环境条件。对於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来说,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就在於此了。
    
    两心在联合调控运行中的地位孰轻孰重?一般情况下,私心与生俱来,主动强盛;爱心(公心)天生微弱,要靠家庭、学校、宗教和社会陶冶、传承、积累、培养和教育形成。因此,能否弘扬爱心(公心),或者说能否弘扬伦理道德,经常是关系着社会健康进步或倒退沉沦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的核心问题。
    
    两心联合调控运行中最普遍发生的失误是自私泛滥、爱心泯灭,特别以握有统治权力的决策阶层腐化变质为甚;其後果必定人祸连绵──表现为社会性的暴政、苛政、贪婪、腐化、堕落、犯罪、衰败、沉沦、停滞、落後、毁灭灵性生命的战争和其他可能的人为劫难。
    
    两心联合调控运行的另一危险倾向是无限夸大公心的重要性,追求“大公无私”的极端化“至善”之境,“过犹不及”,後果堪忧也。从两心本质概念出发,没有第一性的私心,就不会有第二性的公心,那无私的大公纯属空中楼阁,只能是虚假的伪公,并无真实意义可言。倘若坚持“大公无私”这一悖理,作为政策强行贯彻,人性第一性的私心遭到“大公”压抑、否定和剿灭,失去了正当进取的途径以至合法公开存在的条件;而万恶的自私,特别是统治阶层的自私之心,必定会利用大公旗帜作掩护,改头换面竭尽诡谲伎俩能事以求一逞,其危害社会,较之显性的自私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因浸透了虚伪的毒汁而更形险恶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私正名(也是为公正名),明确“个人本位”的合理性,澄清私心天经地义的第一性地位,以保护正当的私心积极性,就成了拨乱反正,重振爱心(公心),实现真性道德复苏的关键。
    
    孟轲尝曰:“人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奢谈天下国家,否定个人本位,可不忘了根本?
    
    青年毛泽东曾经致力於寻找“大本大源”,对於人性“两心”有过非常卓越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後,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论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他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两者以利己性为主,利人也是为了自利,绝非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天生善念,所以两者其实出自一性──利己性。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 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的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天地图书1996版)
    
    毛泽东在1945年举行中共七大上还讲“个性解放”,认为“被束缚之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马克思清醒地识透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即追求利益的动。换言之,就是我们阐述的第一性主动元私心的原动力作用。
    
    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描述未来的理想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
    
    可惜後来中国现实政治一度把这种真知灼见抛诸九霄云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狂热无比“破私立公”、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意图通过否定私心根本消灭人性罪恶之源的“至善”理想主义。当时所谓“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为唯有在思想领域破除人性之私,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配套,方能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滋长和复辟的危险,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於是马克思关於“按劳分配”的“有私”原则,也遭公开否定。终至以“斗私批修”为纲,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场希世人为浩劫,就“大本大源”而言,其实肇因於此。
    
    既然两种极端:自私唯我和“破私立公”皆不足取、不可行,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焉。吾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大原则,当循“黄金中道”(Golden Mean),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在两大极端之间找出一个两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可利己以调动私心积极性,又泽及社会大众,增进集体福祉,归根到底是在更高层次意义上利己的优化解。借用数学术语,不妨比拟为对非线性无约束多元函数寻求每个变量的偏导数等于零时对应的极值。
    
    工程师们从事工程项目设计时,总要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在安全和经济这两大主要对立因素之间,经由计算、研究、分析,集思广益,统筹兼顾,制订两全其美,综合效果最好的优化解决方案。在求解为人之道难题时,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在私心和爱心(公心)之间,追求建立一种“两心相悦”,适足以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作用的“调谐”状态呢?”
    
    调谐(Harmonization),就是通过协调有关互相影响的因素,使进入和谐状态,获致有效的以至最佳的运行工况。按诸无线电学关於调谐的定义,当调节(Tune)可变电容器或电感线圈,使收音机接收系统与无线电波达到谐振(自振频率一致)范围,就进入了有效收音工况;如达到确切的谐振点,则可获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称为调谐工况。
    
    如果将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其中变革是手段,变革的目的是追求和谐,而不是为变革而变革。和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常常是暂时的、易逝的,事物总要向前发展和运动,原有的矛盾体会分解,重新出现对立,要求进一步变革;但无论如何,变革之所以发生,只是为了调谐的需要;变革或斗争不论如何轰轰烈烈,终究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可本末倒置。脱离了调谐的目的去谈斗争,或鼓吹变革的绝对性或无条件性,就是没有建设性可言的破坏狂了。
    
    调谐不仅是变革的目的,即便变革本身或即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过程,也应讲究和追求调谐,以减少损失,提高效率。凡是学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卡诺理想循环可逆过程理论,或从事过动力工程回热循环实践的人们,恐怕非常容易对此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调谐是什麽?是寻求和谐的最优化状态,是协和、是均衡、恰到好处的配合,是真、善、美;是两个以上复合因素交互作用实现低损耗、高效率、平稳顺利的联合运行方式。调谐是幸福、美好的精华和极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性追求,具有公理性质和普遍意义。
    
    人类和一切生物概莫能外,皆以享受调谐成功的和谐生活为莫大福祉。
    
    天赋灵性的人类,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不受非灵性生物本能追求极限的限制。人生追求幸福不息,一旦达到了某个层次的调谐的目的,又要通过变革去追求更高层次的调谐,永远没有止境,这就是人类独有的“发展”特徵。当然,也只有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调谐,变革才有其合理性质。
    
    国家、社会、集体、家庭或个人欲求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采行反调谐的变革手段如暴力、战争,都是逆反天道,应为灵性人类所不取的下下策;唯有作为不得已的反制,这种手段始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调谐化途径,通常具有和平渐进的演变形式;历史经验表明,通过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以寻求优化决策,常常是损失少,收效大,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光明坦途。
    
    人性范畴的“两心调谐”化,乃人生幸福意义上的调谐过程的基础或起点,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必要。私心与爱心或公心,应该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非互相对立,更不可互相否定。任何个人、集体或社会,欲求经营成功,私心与公心,亦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者必须协调得宜,达到一个合乎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的最佳交会点,方能烘蒸郁衬,相得益彰,花好叶茂,欣欣向荣。这就是人性“两心调谐”原理的要旨了。
    
    广义而言,调谐不仅是人性两心的优化联合运行方式,也是人与自然的最佳相处之道。今日举世认同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灵性人类从自身最大利益出发,感悟、发展起来的合理化社会文明观,要求社会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决不要对後代人的需要造成危害。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世界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也没有远大前途可言。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最高境界,实质全在於美轮美奂的“调谐”两字。
    
    调谐,是包括人际、人与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灵,以及万物之间一切相互关系的优化相处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中庸章句》)。
    
    以上概论,从“大本大源”出发,揭示了灵性人类发展进步不可不遵,如同千江万川总源头那麽重要的人之所以为人基本原理:
    
    “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下文简称“两心调谐”原理)
    
    其中“灵性”为人类所以区别和超越一切生物之上的唯一的也是至高无上的根据。
    
    灵性作用如何发挥,系受“两心”联合操控。
    
    人类的灵性创造能力能否循正道产生既利己又利人的建设性成果;或适得其反,导向犯罪、破坏,以至自我毁灭;或长期自闭,停滞不前,无所长进,略同於非灵性生物而已;或落後挨打,开除球籍,泯灭无存;关键端视两心联合操控的社会性“调谐”水平。
    
    所谓“和谐社会”,就是社会性“调谐”水平接近和达到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优化极值的结果。
    
    如果借用数学分析表达形式,可将这条原理分列为十项联立方程式如下:
    
    1,灵性=创造性智慧(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独特秉性)
    
    2,私心=追求自身福祉的原动力,源自一切生物共有的利己本能。
    
    3,私心+灵性=发展(一切生物中,唯人类在谋求生存和享受之外,特有发展的要求和能力)
    
    4,自私=私心走上极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是负向发展的驱动力。
    
    5,自私+灵性=负向发展的恶质运行系统(唯人类独有的“原罪”的由来),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犯罪,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
    
    6,爱心(公心)=私心经由灵性启迪而升华,转进利他运行轨道的超越形态。爱心(公心)相对独立於私心,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是为灵性人类特秉澈悟成果,道德滥觞。
    
    7,私心+爱心(公心)=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所必需的联合调控驱动机制,以“两心调谐”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优化组合。
    
    8,“崇公抑私”+灵性=发展缓慢、停滞,不进则退的劣质运行系统,自我抑制灵性创造能力的发挥,不免沦为充斥伪善色彩的罪恶渊薮,渐趋淘汰没落。
    
    9,“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灵性=另类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导致伪善外衣包装下犯罪横行,灵性创造能力活力尽失,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表面上看来,这是与“自私+灵性”型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相对照的另一极端,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必然沦为自私的伪装形式,但是更富欺骗性。
    
    10,“两心调谐”+灵性=正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导致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灵性人类由此自我肯定,自我超越,体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与天地叁”焉。
    
    一种反映灵性两大调节元――私心和爱心(公心)调谐状况的基本伦理观念,可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即主导性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隐然操控著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两心联合运行状况进入调谐化区间时,形成正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这双推手应能驱使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相对顺畅发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进步不止。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即按第十方程式实现社会性“两心调谐”,进入正向发展优化运行境界,需要一种体现“两心调谐”化的指导思想体系,深植人心,形成信仰,构成强固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心态文化”为基础。
    
    “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根本;或者说,是根本的文化。
    
    从上面的讨论可见,“两心调谐”化的“心态文化” 是毫无神秘玄怪因素的理性文化,但在广大民众没有受教育机会,媒体落后,并且缺少一种“好有好报”社会机制的时代背景下,传播理性观念,达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指引人生,谈何容易?事实上,在民智未开的古代世界,一种“两心调谐”化的“心态文化”,更可能借神性宗教为载体,依靠奇迹威慑诱导建立草根性的群众基础,与其他要素相辅相成,有效发挥构建和谐社会的推手作用。
    
    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基督教新教产生的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以为,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建成现代化发达国家。
    
    确认“心态文化”的无形推手作用,不是什么“文化决定论”。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人们藉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例如解释不清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迥然不同的原因),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这个火车头驱动行进途中,会遇到无数岔道,如果缺乏一种“导人以正”的“理念”作为“路轨上的转辙器”,以维持前进的正确方向,那就难免掉进迷失之海,落入毁灭的深渊,或像中国推背图显示的那样,陷于无休无止循环转圈、无所长进的窘境。
    
    谋建和谐社会,需要一种足以引导社会和谐化的“心态文化”或“观念文化”为支持。如果没有这种“心态文化”,或者说拥有的是一种反和谐的另类“心态文化”,奢谈什么构建“和谐社会”,岂非缘木求鱼?
    
    
    (二). “权力制衡”机制
    
    “两心”构成一双看不见的推手,起着调控灵性创造能力的作用。为了保障这种调控机制的有效性,维护 “两心调谐”成果不受破坏,必须建立一整套具有制约功能的行为准则,其中具有强制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吾人常说的“制衡”了。
    
    “制衡”者,不仅意味著制订法律防范一般社会成员的犯罪行为,更加重要的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手段。“权力制衡”不容存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全能权力机构,让公民在权力面前有一种真实的安全感,得以有效地制止滥用或误用权力的行为,是维持社会和谐化生命力和健康发展进步大趋势的必要保障。
    
    权力产生腐化,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是基于人性“原罪”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铁律。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权力制衡”手段,拥有统治权力的强势集团,无论建政初衷如何高尚圣洁,难免为“原罪”驱使,一步步背离神圣承诺,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们会进行思想控制,扭曲、变造“两心调谐”信仰体系为愚民手段,戴著代表人民利益的光环,利用人民信托的手中权力,以人民公仆的冠冕堂皇名义,去做出较之明火执杖的强盗可恶不知多少倍的弥天大罪;或竟直接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赤裸裸回归“丛林法则”。这种恶性发展的结果,终将使得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不复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和谐理想化为泡影。
    
    为什麽有人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用基督教神学语言来说,就是人人不得自免的“原罪”,凭权力支持脱缰而起的必然性了。
    
    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不断警示,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破坏、和谐化势头常葆青春,就要在国家政权层次上高高祭起“权力制衡”这个凝聚人类非凡智慧的法宝,约束人性原罪之恶。
    
    “共和”,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力制衡”的代名词,“共和”是“共同利益”的守护神;换言之,没有共和的民主是不健全的民主,没有共和的人民政权是站不住脚的人民政权。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进步发达,领先全球,创造成功现代进步文明,关键玄机何在?
    
    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后,西部地区天高皇帝远,众多“蛮族”国家世俗王权与罗马教会大一统精神中枢同存,经典神学把它们比拟为“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互相支持又互相对立,谁也吃不了谁,因而幸免陷入世界其他地区宿命般无可逃脱的“政教合一”窠臼,出现了普天之下一枝独秀的“凡圣两立”局面。(详见后文二之二)在那里,基督教没有沦为君主政权的愚民工具,却不期而然地与君主政权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但确有实效的“权力制衡”关系。君主握有生杀大权,但无法操控以宗教为载体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教会无兵无卒,却能惩治甚至罢免一国之君。一旦教会自身因权势极盛而腐化堕落,教义被严重扭曲之际,可以出现知识分子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以至进步神学家与平民、贵族、官员、知识界联合起来,经由“宗教改革”运动挽狂澜于既倒,“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历尽劫难,犹可浴火重生,与时俱进,今更胜昔。
    
    英国在十七世纪末最早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政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相结合,促成这个后进蕞尔岛国,迅速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并且快步走向民主化。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长期代表著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近代民主政治的前驱,绝非出於偶然。
    
    由此可见,即便在封建专制政治环境中,有了“权力制衡”,一种“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就有存在余地与发展壮大的可能,导致难以逆转的良性发展进步大趋势。
    
    今日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能够历劫不殆,持之以恒,社会发达进步不止,靠的是那日后自觉体现“共和”精神建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充当守护神。
    
    “权力”只能通过“权力”来限制,空谈“人民制约政府”是毫无意义的。以美国宪法为例,其重头笔墨都用在如何分散、限制和平衡政府的权力,以及保障公众自由意志有效监控政府和选举政府的权力。
    
    什么是针对统治集团的真正有效和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溯自“性与天道”常识公理,对照中国改朝换代、因循往复、长期发展停滞,以及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双城记”居功厥伟的启示,证诸现代民主社会成功经验(见后文二之二),有效的“权力制衡”不可不遵如下四项原则:
    
    1•分权或平行地位
    
    2•选民拥有最后和最高制衡权
    
    3•制衡动力来自私心
    
    4•手段重于目的
    
    “权力制衡”就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保障。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生活中,有了完善的“权力制衡”之道,人类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可以免于因统治者和强势权力集团的自私恶性或认识错误而遭破坏、以至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权力制衡”机制的形成,历史上曾经有过不期而然机缘偶合碰巧发生的事实,但这种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而且几乎绝无仅有。可靠的体制化“权力制衡”,要依靠“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指引,以及“激发时机”催活作用驱策,通过自觉的改革努力才得真正实现。
    
    
    (三). “激发时机”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的形成和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历史过程。这种文化的萌芽绽放、转折向上,或绝处逢生,拨乱反正、重开新猷,往往需要时到机来,某些特定因素提供催化触媒般的激活作用,方得由隐转显、功效彰著、大放异彩,造就一种“飞跃”发展的局面。
    
    “心态文化”如此,“权力制衡”亦然。
    
    这好比机体细胞中的生物基因,可处于隐性的“关闭”(Repress)状态,也可经由启动因子(Promoter)等激发活性(Activity),进入“表达”(Express)状态,发挥其不胜奇妙的特赋功能。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是灵性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感悟、传承、弘扬的非凡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却非常容易被扭曲、破坏,或以假乱真,闹到“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
    
    自从三百万年前 “真人”(Trueman)显踪,十几万年前出现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 )以来,灵性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草创文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灵长类动物一般在丛林里讨生活,还干些什麽(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为重要,堪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事业”呢?
    
    人类足足化了数以十万年计的时间,凭着天赋灵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础之上培育、积累、传承、发展成功那赖以建立文明的爱心或公心(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有助观念的培育、积累、传承和发展),逐渐懂得互相残杀并非人际争强的唯一选择,合作帮助,利己利人,良性竞争,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发挥灵性创造能力,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
    
    人类告别新石器时代,走出丛林世界已逾万年,“人之所以为人”的“两心调谐”天道公理时不时隐然驱动着社会进步,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私加灵性造就的原罪支持下的人类特征“丛林法则”,较之“兽性法则”可怕不知多少倍,在一切地域和领域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气数不尽,特别是掌握统治权力的强势集团,往往或明或暗,奉为圭臬;因此社会性“两心调谐”化力量真正占据优势支配地位的时间极少,而且常常是焰火般短暂,难得造成一种稳定可靠的和谐化大趋势。
    
    一部人类文明史,何尝不也是人类野蛮史。人称“二十四史”为相砍书,整部世界通史何尝不然?不论炎黄子孙、同文同种或诸夏夷狄、非我族类之辨,无不反反复复,互相杀伐不止,凶残暴戾,无所不用其极,绝非狮虎熊豹一切非灵性猛兽类所能望其项背。十八世纪法兰西有心人伏尔泰研究了他以前九百年的欧洲史,发现“不断的战乱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把许多城市毁为废墟,代价如此可怕,报酬却微不足道”;“史书里没有多少和平安定的年月,只见破坏和灾祸。”愤世嫉俗的德国人叔本华也说,“历史所记录的全是战争和革命;和平的年月不过是零落短暂的停顿或间歇而已。”于是他认为,“人与人必然彼此竞争,因此永远会相互仇杀乃至残杀。”悲天悯人的俄罗斯作家契可夫持大同小异看法:“在人的心目中,生存的主要意义是厮斗,历史是一系列战争。”马克思则认为,真正的人类史尚未开始,我们还处于“史前史”时期。
    
    历史上难能可贵的社会性和谐化势头的形成,常常是被极端不和谐逼出来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旦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产生了社会变革的要求。这种严重不适应的情况,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公正原则荡然无存,多数人痛苦不安,社会动乱愈演愈烈。大乱至极,人心思治,常常诱发了改革生产关系、实现社会性和谐化的历史契机;但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缺乏一种韦伯所说的引导进步的转辙器功能,亦即本文论证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调控作用,人们白白地放过了一个又一个良机,动不动陷于治乱循环怪圈而不能自拔,白白苟活过了千百年。
    
    在社会矛盾深不可解,强势集团难有制胜自保之道的极端不和谐情况下,一些统治者恋栈既得利益,迷信生杀予夺绝对权力,不思戮力改革残局,往往暴政腐化变本加厉,甚至走上极端专制独裁和法西斯化的不归路,终于不可救药,烟飞灰灭;另一些统治者,特别是一些比较超脱、洞察情势的后继者,在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有所感悟,懂得让步,善于协调,顺应人心,一时缓解社会矛盾,可能导致短暂的“太平盛世”,但这类政策调整本质上缺乏“两心调谐”内涵,总是虚有其表,不能导致根本性的改革,不足以带动上升型的发展进步,长治久安无望。历史上只有极为罕有的机缘遇合下,上下一心,幡然醒觉,寻求“人间正道”,既有适当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为支持,又能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制衡”作用,方才可能开创货真价实的和谐社会新局面。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人心所向和改革压力造就变局,还要有优秀杰出的志士、君子、贤人、圣哲、“先知”、“救主”……适时临世为之提供学说、理论、教旨……进行启蒙、宣导、奋斗,贯彻…… “英雄”辈出呼应惶惶变局,“天时、地利、人和” 一朝交汇,方得成就浩浩荡荡和谐化“激发时机”。
    
    另外,没有外敌压境、严重灾变的威胁和挑战,得以保持持久和平局面,或存在现实可供借鉴的社会和谐化范例,以及催促良性改革的强大国际潮流,都是造成“激发时机”的有利外部环境条件。
    
    ************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本大源,没有这样的“心态文化”为始基,为导引,所谓和谐社会只能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而已;“无本”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见《孟子•离娄下》)
    
    “权力制衡”体制是维护社会性两心调谐化趋势历劫不堕、常葆青春的最后保障,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即便出现了社会和谐化局面,常常短命夭折,稍纵即逝,成不了正果。
    
    “激发时机”意味着触媒作用到位,是酝酿发酵,催化激活的环境条件。时到机来,和谐本源和保障机制可能“无中生有”,由隐转显,由衰转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硕果累累;成全大千世界朗朗乾坤美仑美奂的和谐社会三重奏。
    
    (待续)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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