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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川:支持军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者三思
(博讯2005年5月30日)
     近日收到一封群发邮件,内容是建议大家支持并加入“声援和支持军方推动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诉求”的公开签名。本人渴望民主向往自由,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说出点不同的声音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以供签名诸君三思考量。

       梅尔文.乌罗夫斯基编辑的《论民主文集》列出了编者认为最重要的关于民主的11项原则,其中第十一条是:“军队受文官管辖”,由迈克尔.开罗 (Michael F. Cairo)撰写的章节中开篇引用了《独立宣言》签署人塞缪尔.亚当斯一句名言:“即使在需要军事力量时,在国内,……明智而谨慎的国人也会时时刻刻对这 个权力小心戒备和提防。”梅尔文.乌罗夫斯基在开篇曾对此做了简要说明:“武力来把持政府;掌握了军权的人,可以易如反掌地把别人统统赶下台。在当代,一 名上校或是一名将军用军力发动政变推翻文职政府的例子屡见不鲜。在民主制度下,军队不但必须处于文职当局的切实统辖下,而且还必须有一种强调军人是社会公 仆而非社会统治者的意识。这一点在有公民军队的环境中比较容易做到──所谓公民军队指的是,军官来源于社会各界,服役期满又返回到平民生活中。但是,原则 仍然不变:军队永远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它的使命是保卫民主制度,而不是实行统治。” 这些警言应该使我们从“支持军方推动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梦想中醒来,军队应该是国家的军队,他不应该从属于某人某党某派,在国内事务上它就应该保持自 己的中立,不应该参与到任何政治事务中。之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任何人的任何言行只要是能对民主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促进,我都会支持。对于中共党内的 开明派哪怕仅是为民主只做一小点贡献我都会支持;新左派中认同民主愿为弱势群体荐言尽管可能与其在其它方面可能会有分歧但也应该赞成民主诉求;当听国内民 族主义学者王小东先生说实行民主问题上民族主义与自由派没有分歧时,这也为建立一个以民主为“共同底线”的中国创造了条件;更不用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 义对民主的追求当然要支持。但我本人不会去支持军队的高级军官们对民主有任何促进的举动,民主化进程谁都可以参与,但唯有军队不行。尽管我不完全认同解放 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的言论,但还是比较欣赏他的某些作风,他要是做为一个学者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会支持他的某些思想,但要是做为一名高级军官我不能去赞成 他促进中国民主化的任何思想言论。如果要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一点贡献,那就请你脱下军装,就象欧美国家因为利益关系必须要回避一样。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包括追求民主在内的许多问题都是一个道理,我们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一切手段,就象我本人旗帜鲜明的反对通过暴力革命而只能通过 渐进方式实现民主制度一样,同时也反对通过任何与军队相关的办法去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在不该为之而为之时,未必就能够达到我们美好的预期愿望,古 今中外有太多太多前面驱狼后面进虎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想当年从国民革命军中分离出来的一支队伍打的旗帜中除了社会主义和土地革命外,也有民主的 旗号,结果怎么样?在不最坏与最坏的制度选择下,中国大陆选择了后者。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缅甸为了寻求民族独立赶跑英国殖民当局,企图通过日本人赶跑英 国人,结果就是请来了更凶残的军国主义统治者,要不是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缅甸的独立只能是遥遥无期,其后遗症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现实 的中国也一样,我们不应该指望通过军方来达到促进民主的目的,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说,如果那样做了就是真的有一天中国“民主”了,象印尼那样军方在议 会占有天然席位的作法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拿什么去面对武装强大的军队?拿什么去约束这些“立过功”的高级军官们?靠道德吗?这个世界毫无疑问需要道德,而 道德这个东西又是最不可靠的。靠法律?法律的执行要有国家机器,而军队又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取代国家机器。谁能保证好心善心的背后没有野心,一个人一个群 体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党有了不善之心,可以依靠一个强大的民主制度去制约它,但要是一个参与政治的军方人士有了野心那就不是什么能控制得了的,我们不能不未 雨绸缪防止军队中野心家的出现,想制止军方可能滋涨的野心就是不让其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中来,军队的归宿就应该是被一个有民主宪政制度国家政府所领导。也 许有人会说,中国一旦民主了,也许可以限制军队的实际权利,中国不能在两可之间下这个注赌这个博。 (博讯 boxun.com)

      西方国家主流民主社会在伊拉克战 争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但在促进不民主国家民主化进程上目标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欧盟某些国家不同意美国以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并不是支持萨达姆政府,而是 不希望以民主国家财力上人力上那么大的代价去解决问题。在最近风风火火的“颜色革命”真正做到了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较好的结果,这里笔者丝毫没有眨低“自 由伊拉克”行动的半点意味,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本身就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自由伊拉克”也许就没有“颜色革命”的陆续 爆发,如果说阿富汗塔立班政权的垮台只是9.11后的单一事件的话,“自由伊拉克”行动才是民主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的第一张牌,以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牌倒下。说回到中国问题很难会有外国干涉的“自由中国”行动,这一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笔者羡慕三个“颜色革命”的国家,但那三个国家给世人留下的最大启示就是军队没有也不应该介入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保持中立不参与那就是一国之福。我们固然应该向从前的威权统治者谢瓦尔德那泽、库奇马、阿卡耶夫因为没有下令动 用任何武装部队而致敬,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有部分军队已经失去控制,而军队在那几个国家存在的方式就是保持中立,既不支持民主派也不支持威权派,只会听 命于一个由人民选择的合法政府。

      要是解放军的某些高级将领真的要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那他就应该承诺:军队只是对外保证国家安全的,它不应该介入国内的任何事务,不做国内任何派别(包括民主派)的代言人。那样的话就是国家和民族大幸,就真应该“谢天谢地谢人”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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