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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外交与中日关系
(博讯2005年6月03日)
    ● 谭中

      最近专门到日本去解除中日疙瘩的中国副总理吴仪由于日本领袖发表某些言论而单方面取消与日本首相小泉会谈,提前结束日本之行而引起日本、中国及国际议论,褒贬不一,是非不明,使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老练性、成熟性与前瞻性有所感触。

       我觉得,中国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也要求它外交姿态与水平越来越好。中国正在提倡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从辩证思维出发,告别“斗争哲学”,用“和谐哲学”解决社会矛盾。本文想从这一基本论点发挥到中国外交与中日关系上去。 (博讯 boxun.com)

      

    “和谐哲学”和“斗争哲学”  

      

      “和谐哲学”和“斗争哲学”是中国历代做人处世的两大方针。“和谐哲学”是孔孟圣哲极力提倡的,在政治上表现为“仁政”与“王道”。佛教在中国生根以后,对它起了巩固作用。“斗争哲学”则是佛教把印度的“自由”、“平等”(“平等王”是佛陀的小名)思想传到中国广大被压迫农民中间以后发展起来的,以“打抱不平”、“不平则鸣”、“大闹天宫”、“为民除害”、“清君侧”等朴实口号来发起、支持、指导农民革命运动。它在毛泽东时代进入颠峰状态。

      现代外交理论是西方文明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维持国际秩序的产物,毛泽东周恩来分别把中国传统的“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新酒灌入那旧瓶之中。

      毛泽东虽然看不惯周恩来“和稀泥”的作风,但是也少不了周这个“和事佬”,特别放手让他开展中国外交。毛的“斗争哲学”对外交思考也有不少投入,例如“划清敌我界线”,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团结—斗争—团结”,甚至还有“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等等。

      这和西方国家把外交当作“软威力”,讨价还价与低成本较量工具的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外交也应该有社会主义的新姿态,还要处处反映历史悠久的礼义之邦的风度,应该使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雄心壮志在外交上有充分的反映。这就要求中国外交为了崇高理想而“促动”(proactive),尽量避免为了鸡毛蒜皮而“反动”(reactive)的膝反射 (knee jerk)。

      中国外交官要处处维护中国的国格与尊严,“推己及人”,也应该处处维护别国(特别是东道国)的国格和尊严。这两者不相矛盾,你越尊重别人,就会越被别人尊重。

      现在再来看中日关系。日本侵略过中国,但是也是“恶有恶报”。60年过去了,中国强大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从蟒蛇缩小到蜈蚣,虽然仍然有咬人的可能,毕竟不是怎么样的威胁。

      笔者到过日本三次,看到那儿的民情,一是认同中国文明,二是和平礼貌,三是谋生压力很大,由于物价昂贵,教书的靠一份工资很难生活得好,“moonlighting”(业余挣第二份工资) 的现象普遍。岛国意识浓厚、缺乏大国风度,面子高于涵养,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自杀超过车祸死亡的国家。

      还应该看到,二战至今,美军仍然“占领”日本,日本宪法是美国强加于它的,日本外交基本上由美国控制,所谓“盟国”有名无实。1970年代初,尼逊、基辛格主动与中国和好时,唯命是从的日本政府还蒙在鼓里。

      时至今日,这种“小媳妇”角色和日本在全球化中的强劲地位以及它对美国经济的“债主”地位都不相称。现在日本逐渐发展对美国说“不”的情绪,右派与一般民众对二战历史的逞强态度与这一情绪的发展颇有关联。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就把团结日本和印度摆在外交政策的首位,这是很有远见的。

      50多年来,中印关系走过坎坷的道路,现在回到康庄大道上来。中国对日政策本着睦邻精神,富有泱泱大国的风度,有时慷慨,有时忍让,使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的有利状况。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基本上一帆风顺,最近出现的紧张只能算是茶杯中的风波。

      中国历来有关于“以德报怨”、“以怨报怨”和“以直报怨”的争论。孔子的“以直报怨”区别于“以德报怨”与“以怨报怨”,却没有具体说明,使人无法掌握。

      佛教把印度的“以德报怨”精神传到中国,对中国社会的和谐作出了贡献。二战后欧洲国家“以德报怨”,把世界“火药库”变成和平源泉。当代美国与伊斯兰“圣战”之间的“文明冲突”变成“以怨报怨”的恶性循环,只有“以德报怨”才能走出仇恨的深渊。

      东半球因为有中印两大文明,儒家与佛教思想在东亚各国根深蒂固,因此从来没有发生过“文明冲突”,更使二战后形成“东亚稳定弧形地带”。

      曾经在1970年代正确预言柏林墙会倒塌的美国未来学家透布(Laurence Taub)在新书《精神要策》(The Spiritual Imperative)中再度预言一个在“亚细安加3”的基础上形成的“孔教同盟”(Confucian Union)将会成为现实,并且把中国和日本比作绑在一根绳上的两个爬山运动员。

      

    知识精英不应哗众取宠  

      

      印度知识精英对东亚的发展特别羡慕,很想把东亚一些国家提倡的“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 改成“亚洲经济共同体”(Asian Economic Community),并且为它取了JACIK (这5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日本、亚细安、中国、印度、韩国) 的混名。

      如果这个理想早日实现,不但东亚、东南亚、南亚广大第三世界会变成印度神话中(也是中文佛经中)的“金地”(梵文“suvarnabhumi”),也会彻底改变当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如果中国不能团结日本的话,这一理想就会落空,对中国的发展也不利。

      我想吴仪回到北京以后,中国领导方面一定会对她这次不那么愉快的日本之行进行深刻检讨的。重要是要向前看、与时俱进,制定出宏伟的外交政策方针,处处以礼待人、以理服人,如果能做到“宁愿天下人负我,不愿我负天下人”,那就最理想了。

      中国知识精英应该在如何完善中国外交政策上献计,特别不要哗众取宠、为民族沙文主义火上加油。国际舆论认为,胡锦涛第四梯队虽然谦虚,但也不无成为舆论尾巴之嫌。民意需要尊重,也需要引导,不然的话,民主主义(democracy) 就贬值为民粹主义(popularism)了。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旅居芝加哥的学者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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