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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究竟什么是邓小平的局限性?
(博讯2005年7月08日)
    虽然邓小平逝世已八年有余,虽然由他隔代遴选的接班人已全面掌权,但今天的中国,仍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就身后政策的延续性而言,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命运相去甚远。毛泽东一代天骄,但人亡政息。尸骨未寒,爱妻密友锒铛入狱,未尽宏愿继续革命,统统烟消云散,化作泡影。相反,邓小平斯人虽逝,但只要踏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的政策就如影随形,无所不在。毛泽东去世至今,中国民间曾几度掀起“毛泽东热”。邓小平辞世八年,从未听说中国民间有“邓小平热”。这不是邓小平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仍处于邓小平时代的铁证。因为,人心只怀念已失去的时代,不会怀念正生活于其中的时代。

    既然我们生活在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那么思考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就成为时代理所当然的命题。这本是平凡的命题。正像经典的逻辑三段论表述的那样:“凡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同理,凡人都有局限性,邓小平是人,所以邓小平有局限性。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这种讨论是政治禁忌。邓小平未退休前,王若望说拥护邓小平退休,结果变成“王若望太猖狂”。虽然邓小平曾经多次表示,退休是自己的愿望;虽然邓小平后来确实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未被例入国家机密。这种看似荒唐的矛盾,其实反映的既不是逻辑混乱,也不是邓小平的个人缺陷,而是邓小平本身也无可奈何的政治现实,一种政治上尴尬的两难境地。所以,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在邓小平的时代,在讨论邓小平的局限性最有意义的时间地点里,这种讨论却无法进行。于是,中国政治现实的尴尬,便派生出中国政治智慧的尴尬。

     在海外,在“莫非皇土”以外的土地上,当然有讨论邓小平局限性的自由。可惜,自由并不排除垄断。于是,在崇尚民主的土地上,在不能见容于“皇土”的人群中,自由便被一种声音垄断:邓小平的局限性,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所谓“政治改革”,当然就是西方民主;所谓没有“政治改革”,自然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是否真的讨厌西方民主?如果邓小平是正统的、书生式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讨厌。可惜邓小平不是。邓小平是在实践中历尽坎坷千锤百炼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最大的优点和资本,是有在实践中炼就的极其敏锐的政治直觉。这种直觉没有高深的理论基础,没有意识形态的好恶,但是非常实用,而且往往无比正确。邓小平的直觉告诉他,西方民主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它们除了华丽的词藻和煽情的魅力外,别无它用。对他决心要捉的“老鼠”,对他要达成的目标,两者同样的好高骛远,同样的不切实际。所以,无论是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还是对西方民主,邓小平都无所谓好恶,只是根本不在他政策选择的考虑范畴之内。用他继任者喜欢的英语来说,就是“irrelevant”。 (博讯 boxun.com)

    邓小平是否真的喜欢“四项基本原则”?如果邓小平是正统的、书生式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喜欢。但如果这样的话,“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也许坚持不到今天。其实,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究竟是四项,还是六项或八项,对邓小平都无关重要。凑成“四项”,是秘书的工作。邓小平考虑的,是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后来阐述了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观。他说:“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这句话至关重要,它是邓小平统治思想最精辟的阐述。将其它“三项”本来平起平坐的“原则”,一举贬到不再“基本”,因而也就不再“原则”的次重要地位,中华大地,谁有如此手笔?谁说邓小平没有政治改革?

    四项基本原则中,“马列主义”是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是手段;“社会主义道路”既是经济形式,也是生活方式;而“党的领导”则直接了当,是指由谁来统治。四项基本原则若让林彪、王震等武将决定哪项重要,他们大概选“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半生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容易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让陈云、宋平等文官来选,他们选“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方面因为他们信奉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本身廉洁奉公。在富裕但腐化的资本主义和贫穷却清廉的社会主义间,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但如果毛泽东复活,他却一定会在四项原则中选择“马列主义”。毛泽东在“文革”时曾对斯诺讲,“文革”封他的“四个伟大”,他只想保留“导师”一项。不要以为这是信口开河,不是。这是深思熟虑后的自我评价。也不要以为这是自谦,更不是。这是无比的自信。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身外之物。唯有“伟大的导师”,才具自身价值。前面三个“伟大”加起来,不过一个王位。后面那个“伟大”却能创造王位。毛泽东的自信在于:三个“伟大”即使拱手相让,只要毛泽东在,照样囊中探物失而复得。所以“文革”中遇到挑战,他动不动扬言:“让出北京,重上井冈”。毛泽东是那种相信精神原子弹,并能创造精神原子弹的人。他是那种有了杠杆和支点,便能创造人间奇迹、便能无中生有的人。这种本事邓小平没有。邓小平的本事必须建立在“有”的基础上。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都喜欢混乱,喜欢无序。越是无序,毛泽东的本事越大。邓小平恰恰相反,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他都喜欢规则,喜欢有序。邓小平的本事必须建立在“有序”的基础上,所以他决不能放弃“党的领导”。

    所谓“党的领导”,其实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有政府”状态,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政府能实行有效统治的状态。将“党的领导”凌驾于其他三项原则之上,邓小平实际是在理论上完成了从传统共产党社会(极权),向普通专制社会(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实践上的完成,有待于后来的“六四”开枪。而这种转变在全社会的公演,则是以“南巡”为标志全面拉开序幕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表演。所以,“四项基本原则”只是表面文章,邓小平的目的是“稳定压倒一切”;而“稳定压倒一切”的目的,则是今天神州大地随处可见、令人喜忧参半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非常可怜,貌似凶狠,令人讨厌。但实际充当的,是傀儡甚至玩偶的角色。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曾被人讥为既不“神圣”、也不在“罗马”、更不是“帝国”。以次类比,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既无所谓“四项”、也不一定“基本”、更不是“原则”。

    虽然“四项基本原则”是假的,邓小平的政治直觉却是真的。海外舆论评价邓小平,总是毁誉参半。认为他经济上“改革开放”,值得称道。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顽固保守,令人惋惜。这种政治舆论上的“大众消费产品”,完全本末倒置,似是而非。邓小平真正的政治智慧,其实并不在“改革开放”,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改革开放”并不难,中国没有邓小平,照样“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国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谁不“改革开放”?要不“改革开放”反到难了。全世界能不“改革开放”的,只有北朝鲜和古巴两家。但要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是难上加难。更何况要坚持的,又是假的“四项基本原则”。民间只知道“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谁能体会这种时而假戏真做,时而真戏假做,在政治高空走钢丝的苦衷?谁能懂得这种政治平衡术的技术难度?

    邓小平知道“改革开放”不可能局限于经济领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从来没有局限于经济领域。那种说邓小平没有“政治改革”的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把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党,改变成“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全民党,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难道将一个曾经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己任的革命输出国,改变成一个以价廉物美闻名、以充当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加工厂”为荣的商品出口国,还不算“政治改革”?难道将一个曾经人人“斗私批修”、个个“献身革命”、“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清教徒式的半军事化社会,改造成今天“长城内外灯红酒绿,大江南北莺飞蝶舞”,人人闻“钱”起舞、个个利欲熏心、浓妆艳抹、繁荣“娼”盛的市民社会,也不算“政治改革”?这不仅是“政治改革”,而且是世界政治史上重彩浓墨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不等于民主化。那种将政治改革等同于民主化的观点,不是无知,便是偏见。

    为什么说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恰恰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因为邓小平处变不惊,不人云亦云。不管“国内小气候,国际大气候”,在众说纷纭中独立思考,在世界风潮前不为所动。通过“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重重迷雾里,在万千头绪中,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邓小平知道没有政治秩序,“改革开放”无法进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目标无法达到。秩序是比民主更基本的政治元素,秩序先于民主。世界上可以存在没有民主的秩序,但不可能存在没有秩序的民主。离开民主,照样可以有文明;离开秩序,却不可能有文明。民主是秩序的结果,民主本身只是一种形式的政治秩序。

    “改革开放”需要改变现状,“秩序”却最好维持现状。两种相反要求的合力,便产生了折衷、妥协和渐进;避免了极端、激进和剧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折衷、妥协和渐进”恰恰是民主的重要特点,而“极端、激进和剧变”却是革命的天然盟友。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同时抓的改革思想,无论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是“两手都要硬”来表述,似乎都欠贴切,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改革开放”其实只需用“改革”两字便可概括。因为,“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开放”已包括在“改革”的含义之中。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就是维持秩序,反对革命。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坚持改革,反对革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道“坚持改革”的人不少,而懂得“反对革命”的人却不多。所以说,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恰恰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什么是邓小平的局限性?这是一个比什么不是邓小平的局限性更广泛,又更见仁见智的问题。张三可以说“邓小平不懂经济”,李四可以说“邓小平不懂教育”。这些可能都对,但都没有抓住要害。邓小平可能真的不懂教育,但这不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局限性。邓小平可能真的不懂经济,但他自己就说:“我不懂经济,懂经济的是朱镕基”。所以,这至少不妨碍他的清醒。政治家最可怕,且对他的政策能真正产生影响的局限性,非常可能是那种被众人所称道,且又不被他本人所察觉的缺点。

    据说周恩来曾问旁人,他和邓小平在工作方法上有何差别。然后又自问自答地说:自己“举轻若重”,小平“举重若轻”。周恩来不无羡慕地说,自己做不到“举重若轻”。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曾不无得意地说:自己的工作方法,就是尽量少工作,一天只工作几小时等等。言外之意,自己“举重”确实“若轻”。周恩来“举重若轻”的评价,历来被人视作是邓小平的优点,甚至被看作是邓小平胜周恩来一筹的地方。但是,为什么邓小平能“举重若轻”,而周恩来却偏偏要劳神费力地“举轻若重”呢?难道周恩来是傻瓜?也许有人说,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才能,不该相提并论。周恩来不是帅才,但长于具体事务,所以必须“举轻若重”。邓小平是帅才,统揽全局,所以只要“举重若轻”。那么,毛泽东可算帅才?为何不曾听说过毛泽东“举重若轻”?

    要做到“举重若轻”,一个人目光不能太远,思考不能太细。毛泽东志向太高,目光太远;周恩来考虑太全,办事太细。所以他们都不能“举重若轻”。要“举重若轻”,读书最好要少。读书一多,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抚今追昔,思绪联翩,就会落入思想家的窠臼。世界上只有“举重若轻”的实干家,没有“举重若轻”的思想家。邓小平不是思想家,所以才能“举重若轻”。要“举重若轻”,方法一定要简单。唯有简单,才能简洁明了,一通百通。才能发明诸如“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要“举重若轻”,思维最好单向。唯有单向,才能不顾一切,意志坚定。才能提高办事效率。就像交通规则,单向行驶,就能提高车速。千军万马,朝同一个方向呼啸奔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能产生“稳定压倒一切”的气势。要“举重若轻”,最好没有主义和理想。主义过于沉重,理想失之遥远。有了它们,便会产生原则、教义、信仰、情操。这些东西,往往不是“好猫”。不利战士轻装上阵,从来难收立竿见影、一本万利之效。

    如果举办中国当代政治选美,要挑一句对当今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邓小平语录。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望高票当选。作为国策,这句话何等“举重若轻”?上无前提,下无注解;横空出世,乾坤独断。在短短十几年间,这句话使整个中国翻江倒海,让亿万人民趋之若鹜。多少人因此梦断神州,多少人为它亡命天涯。有了它,有人日日笙歌,有人夜夜愁肠;有人玉宇琼楼,有人流落街坊。有了它,有人公款嫖娼,有人失业下岗。有人欺行霸市,雄踞一方;有人抛妻别子,打工他乡。有了它,赤贫和繁华同在,文明并堕落共存。有了它,这边是儿童失学,那边是教育腐化;这边纸醉金迷,那边卖笑生涯。以至于当年的手下败将,如今苟存一隅的在野党,居然敢横跨海峡,在北京对主人耳提面命:“台湾的经验不是富裕,而是均富”。三十三年前,尼克松以世界超强之尊,访问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在那“改变世界的一周”里,恐怕连梦中都不曾有过如此威风。可见,有的时候,“举重”未必“若轻”,“发展”并非“硬道理”。

    “举重若轻”不是纯粹的缺点。相反,它首先是巨大的优点。没有“举重若轻”,“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邓小平就无法在“积重难返”时拨乱反正,无法在千头万绪里快刀斩乱麻。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举重若轻”,中国的发展不会有今天的速度。但是,“举重若轻”又是包含在优点里的缺点,而这恰恰是它的可怕之处。世界上最可怕的缺点,真正能造成历史性错误的缺点,往往就是包含在优点中的缺点。这种缺点不仅难被觉察,而且难被纠正,因为纠正它的代价太大。

    所以,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局限性,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中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恰恰是邓小平的过人之处。邓小平的局限性,也不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其实早已将中国的政治改得面目全非:改得人民恍如隔世,改得怀旧者不堪回首,改得中华大地几度“毛热”。邓小平真正的局限性,其实存在于他的思想方法里,存在于他的知识结构中。而这种局限性,远比一个错误的决策隐蔽和深刻。

    邓小平的这种局限性,可能受到他革命生涯的影响。十多年前,在那段世纪相交的岁月里,在那片浮躁不安的土地上,邓小平真心地渴望将一个在二十世纪饱受忧患的,贫穷、动荡、革命的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改变成富裕、和平、不再需要革命的正常的中国。为了这种渴望,为了实现从革命到非革命的转变,邓小平竭尽所能,无所不用其极。有时甚至不得不用老革命的铁腕,来反对另一次新的革命。有人曾经希望,邓小平的时代是一个由专制者来结束专制的时代。现在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但是,邓小平的时代,却非常可能是一个由革命者来结束革命的时代。中国当代历史,由革命向非革命的转变,由贫穷、动荡、暴力、改朝换代向建设、发展、平稳和常态的转变,最终要由一位饱经革命风霜的老人来推动,中国最终的“反革命”却要由一位老革命来执行,这就不能不使这种转变多少带上革命的缺陷、特点和习气。这似乎是一种不可违拗的宿命,一种历史的无奈。(7/7/2005 15:58)

    来源:新世纪 www.ncn.org _(博讯记者:张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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