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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有各种真理便无真理
(博讯200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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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一百年,人们将怎样看待哲学阐释学?

        也许伽达默尔在一段话中所表达的那种希望,将是最有预示性的: "当科学发展成全面的技术统治,从而开始了'忘却存在'的'世界黑暗时期'即开始了尼采预料到的虚 无主义之时,难道人们就可以目送傍晚夕阳的最后余辉一一而不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的最初晨曦 吗?"(《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 (博讯 boxun.com)

       我们知道,尼采100年前曾预言: "未来的两百年将是虚无主义的时代"。他自视为这时代的开创者 (他甚至自夸式地大力主张应以他尼采来代替"公元")。而到伽达默尔的时代,尼采的"二百年"恰 好过去了一半,还有一百年的虚无主义将要横扫一切!这将如伽达默尔的比喻所说, 是"夕阳的最后余辉"和"红日重升的晨磁"交相吸引人心的时代,这样的双重引力,确在分裂着现 代人的精神。

       在哲学阐释学看来,夕阳是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的象征,而红日则是它自己。而在我们看来,哲学阐释学不过是对技术统治的一项补充而已。这正如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摧毁了传统的信念及其精神 客体的信仰,从而开辟了虚无主义的思想甬道;哲学阐释学亦不失为虚无主义人交响乐中对应于技术统治的那一组和弦: "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阐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把所需 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伽达默尔写道。

       这不由地使人联想到,效果历史论的意义,对意义实在论者来说是毁灭性的,也即是虚无主义的,在此,效果历史论非常接近韩非在《五蠹》中 所指责的"儒以文乱法"。当然韩非的解释是直线的。"儒以文变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 此所以乱也。"事实上,很难以逻辑推论,说清其中的因果关系:人主礼待儒侠,倒底是乱因还是乱果?

       但韩非描绘的现象却是清晰异常的:"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客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一一这是一个"效果历史"宰制人类精神的时代,"宣传小册子满天飞"。因此,客体在意识中的消解,决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病,而已构成了文化流易中的一页命运。这时,可以日益明晰地直觉到效果历史原就在那里绵延不绝,区别只在人们对此的认识自 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突破。

       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可以解答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著名难题了----"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恰恰是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对一切理解中效果历史要素的根本洞见具有了可能。"( 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当然,不是根据他的解说,而是根据西方哲学精神发展的抛物线。

       要透彻理解现代阐释学的性质,必须缕一缕它的前身一一古典阐释学。像现代文化的各个分支一样,阐释学也扎根于"中世纪的黑暗中" 。 它最初是"文献阐释学",其目 的在于考证、整理、注疏古代的文献(包括世俗的与宗教的)。后来,"教义阐释学"开始兴起。它主要是围绕对《圣经》的义理性解释而发展起来的。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中所说,理 解的现象和理解者正确地解释现象,不单单是精神科学方法论的一个专门问题;自古以来,这个现象 就催发出种种神学上的和法学上的阐释学。与其说这种阐释家具有明显的科学理论特质,不如说这种 阐释学是与依循科学的法官与教士们的实践活动相适应的,是为这种活动服务的。

       对比一下中国传统中类似于阐释学的那种精神现象,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文献阐释学较为接近汉代的古文经学派,它主要是以古典希腊语和古典拉下语文献(欧洲的"古文")为对象的。而所谓教义阐释学则更近于汉代的今文经学派。它主要以基督教兴起(西元二世纪)神学文献和中世纪拉丁文化(欧洲的"今文")为对象。也和中国的今古文之争这两套方式相似,其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为了加深对现代阐释学的理解,我们还不妨提出一个假说:现代的哲学阐释学(本体论的阐释学, 其代表作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与王弼等人的玄学经学派(即以"易老之理"去解释古代儒学的经典),在此获得了在东西方各自历史上的相似性。这也可以暗示,效果历史论的历史意义,正是 一种消解性的功能;它展示了某种类似玄学洞天的心效。

       而从中国史所提供的事态去看,正如哲学阐释学的诞生是个渐进的充满反复折磨的过程一样,玄学经学派的诞生,也潜伏在东汉的今、古文经学的长期论争之中。而以玄学本体论去解释传统的儒学 (而非道家)经典,恰恰是魏晋玄学迈出的决定性一步。这一步与其说是与两汉经学(包括今文、古文 两大学派)之间实行的彻底决裂,不如说是两汉经学以玄学形式的最后延续。因此,玄学经学派也构 成了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它的成熟标志不是王弼、何晏等先驱人物,而是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中介点。

       如果这个日前还建立在历史相似性上的假说可以成立,那么可以预见哲学阐释学的兴起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它之后,现代西方哲学的潮向必将面临一个最剧烈的变革,----这意味着将彻底扬 弃笛卡尔以来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传统。这将标志,一神异源("结构外的")思想花式,或将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之在整体上不再单恋式地认同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传统。

       那时,中国思想对世界精神的价值,就仿佛是佛教思想曾对中国精神超过的作用----提供新的灵感甚至新的规范。这也许就是我们寄大希望于中国思想的依据。

       (《真理与方法》一一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l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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