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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健 :逼人杀人的“和谐社会”
(博讯2005年8月07日)
    文/陈维健

    最近深圳“砍手党”凶案,震惊海内外,不过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些作案手段如此残忍的凶犯,全部来自贫穷淳朴山村,一批年龄不足二十岁的青年。这个山村的人均收入只有三百多元,但乡村治安却是那个地区最好的。可见贫穷不是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一位砍手党的编外人员,一位坚守多年不与同乡犯罪为伍,最后还是走上杀人抢劫道路的阿星道出了他们犯罪的心声。他说:“如果城里人稍微对我们好一点,我们也不会走上这一条路。”阿星因老板不肯付清他一天十二小时,一周七天,一月三百元工资,所欠二千元的薪金,而被逼杀死老板的。他在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陪同下自首时说:“我知道我将被枪毙,我希望我的弟弟和我的同乡不要走我的路,但是我知道这很难很难,你是知道的,我曾经努力挣扎着去这样做过。”

     这位努力做好人,但最终还是走上杀人道路的打工仔阿星,使我想起了另一位与他同样来自贫穷乡村的青年,因杀同学而被枪毙的马加爵。他和砍手党阿星不同的是,他已凭着他的勤奋考上大学,来到了这个社会最文明的高等院校,他又凭着他的聪明,获得了奥林匹克物理二等奖,但是他和阿星一样,依然没有得到这个社会城里人的认同,依然受到他们的百般欺侮和凌辱,最终也没有能逃脱和阿星一样的命运,在忍无可忍之下,向长期侮辱他的同学一锤子下去。他在狱中诗《长恨歌》中写道:“是他们这样残忍地对待我/是他们不给我活路/他们这样淋漓尽致地侮辱我/我没有了退路/我决定玉石俱焚/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一个教训。”他那长期受辱的心灵终于崩溃了,他没办法再活下去了。他在临刑前说了一句令刽子手都落泪的话。他说,我穿的这套囚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衣裳,如果可能请把它带给我的家人去穿。一个大学生在一个中共称为盛世的年代,一件囚衣成了他一生中最好的衣服,这是一个怎样的世道。 (博讯 boxun.com)

    阿星也好,马加爵也好,他们都不是天生的凶犯,他们从贫穷的乡村来到城里,来到校园,他们不想捣蛋,更不想杀人,他们只想做一个好人,想跟城里人,跟城里的同学做朋友,但是他们因为来自乡村,因为贫穷,城里人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百般欺侮他们,以此作乐。但是对于阿星马加爵这些来自乡间的穷苦孩子,城里人欺侮们,只要不太过份,他们也就忍了,城里人作践他们只要不是太损,他们亏也就亏了,谁让自己是穷人是乡下人呢?他们认命了。可是城里人欺人太甚,得寸进尺,他们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们没有了退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只有以死求活,以生求死。把乡下人逼到这个地步的是谁呢,是城里人吗?不!是共产党的制度,这个制度把中国人分成二类:城里人和乡下人。

    中共靠农民起家夺得了政权,又把农民打成了社会的贱民,他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生而就和城里人不平等,使城里人有了天生的优越感,虽然城里人也分三六九等,城市贫民也受到权贵的欺凌,但是他在面对乡下农民时,就自觉高人一等,有了欺侮乡下人的权利,他们在欺侮乡下人时,满足了他们卑鄙低贱的虚荣性。

    乡下人也是人,他们被欺侮了也会感到屈辱,他们被打了也会感到痛。他们和城里人一样,都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他们哪一个都不是娘的心头肉。凭什么中国的农民就该受这份罪,过这样不公平的贫穷生活,胡锦涛的所谓的“和谐社会”实是逼人杀人的社会,如果真的要做到社会和谐,那么就请从改变这个罪恶的社会制度开始。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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