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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和谐社会应该尽快恢复民间社团组织/华山剑
(博讯2005年8月14日)
    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要点,应该是尽快恢复国家社会中的中介民间社团组织

    作者:华山剑

     近一个时期,中国各舆论媒体讨论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文章特别多,但是,笔者注意到,这些文章,大部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转化成为了“加强执政党在国家社会工作中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先进性表率;政府加强对低收入群众的民政福利工作;城市规划中的人性化建设,城乡党政社区的精神文化工作建设”等等。有的文章的作者,甚至把“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命题直接理解成为了“在中国各基层领域加强党政领导建设”的命题,在这些文章的作者看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点,就是要在中国各社会领域中重新强化中国党政的领导和指导功能作用。 (博讯 boxun.com)

    对于以上所说的目前中国舆论媒体中关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宣传是否存在着误区,笔者这里暂时不去讨论,下面,笔者谈谈自己的一些见闻来反证该问题的正误!

    1,行业协会,怎么成为了国家事业单位?!

    前不久,笔者到到某省级事业机关医疗保险中心去办事,去了,笔者注意到,到这里来办理单位人员的事业机关医疗保险的队伍中,竟然有不少刚刚成立不久的行业协会组织,这个现象,使得笔者非常吃惊!

    笔者在省级事业机关医疗保险中心的业务办理现场注意到,这些来办理自己单位人员的国家事业单位医疗保险事务的队伍中,居然还有一个“食品工业协会”的单位,笔者奇怪极了,因为,即使是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省级的“食品工业”厅局,只有什么“轻工厅局”和“供销合作社”或者“商业厅局”的行政业务厅局在主管食品工业方面的业务。这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即使是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工业领域,比如什么肉联加工厂、食品加工厂、罐头厂等单位都隶属于轻工、商业、供销等行政厅局管辖;由于这些领域直接与农业生产相关,所以,在1980年代的中国农业生产领域发生体制变化以后,这些“食品加工”厂社也就最早受到了改革的波及,因此,早在198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各省市的食品加工厂商就已经市场经济化了,也就是这些厂商早就发生了体制上的自负盈亏转变,一些厂商要么就破产倒闭了,要么,就被外资合并了,要么,就被民营企业替代了。目前中国的食品加工行业,基本上已经民营资本化了。

    既然中国的食品工商业早就发生了体制的重大变革,那么,这个被纳入到国家事业单位行列中的“食品工业协会”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同时,更让人生疑的是,当今中国,就连以前一直在吃皇粮的科研、学校、文艺、体育、医院、出版等事业单位,也都在根据国家改革步伐正在逐渐转化成为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那么,那些本来就属于是企事业协调服务中间机构的各“行业协会”,怎么反到走了回头路,反而成为了国家事业单位了呢?这之中,究竟有什么奥妙呢?!

    自笔者从省级事业机关医疗中心中了解到了现在有不少行业协会组织在走“回头路”,也就是这些本来应该是民间社团组织性质的各行业协会反而重新回到了吃皇粮的“国家事业单位”中的情况以后,笔者马上通过一些在政府主管厅局中工作的朋友了解到了一些更新的情况。这些朋友告诉笔者说,现在,由于行业的业务性质和资本来源都与以前纯粹依靠国家财政的情况大不一样,所以,以前的许多业务主管厅局,早就已经“空壳”化了,这样,不少业务主管厅局的业务主管职能也就自然消亡了。但是,怎么安排和分流那些长期坐办公室和已经养成了坐等要靠懒惰习性的人员,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目前,一些过去以往的主管业务厅局干脆将稍微老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升几级工资以后就让他们提前退休回家了,一些年轻的人员,单位就用高金额买断他们的工龄,或者,就把主管厅局的一些固有资产转包给他们去经营。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当官的不好安排,特别是那些即没有其他业务能力又强烈希望继续搭乘“国家事业机关”之船的年轻关系户人员很不好处理,于是,这些即将关门的主管厅局的领导干部,便想出了这样的“好办法”,将那些昔日的各厅局长、处长和关系户人员全部转化到“行业协会”中去,然后,他们再通过关系,将这些“行业协会”的编制搞成为“国家事业单位”,于是乎,一个个打着民间社团组织名义,却在内部编制上基本上是由“胜利大逃亡”的原业务厅局的原班人马所组成且依然吃皇粮的新的“国家事业单位”,便横空问世了!

    不知道大家看清楚了笔者以上的描述没有!这就是说,在目前国家改革时期,原本应该是自负盈亏的民间社团组织的各行业协会,正在发生倒退现象!那些昔日的职能已经消退的各主管厅局工作人员,正在利用和占据这些民间社团组织的位置,正在成为新的“国家事业单位”!

    如果大家清楚了目前中国各省市和地区中的这种民间社团组织的倒退现象,那么,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官商勾结”现象了!比如,一些消费协会,本来应该是由民间自愿者和工商行业协会共同自组织自协商自管理组成,但是,现在的一些消费协会组织却是“名不副实”,其内部人员基本上是工商管理厅局的人员所组成,他们,也都是“国家事业单位编制人员”,那么,大家想想,这样的“消费协会”可能真正为普通老百姓消费者办实事么?!同理,现在的许多企事业单位中的工会组织,同样也是隶属于单位党政领导下的职能机构,在煤矿等这样的高风险行业中的工会组织,可能真正帮助普通职工说话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煤矿屡屡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最大体制原因!像这样的类似情况,笔者和读者们,都可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随便举出很多来!

    2,当今中国农村的村委会,究竟是上级党政的基层组织,还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笔者当农民的时候,是文革时期,那时候,虽然大队(既现在的村)依然还是三级经济核算的基层政权组织,但是,由于那时候的小队(既现在的村民小组)掌握着农民的具体生产分配权力,所以,小队干部的权力要比大队干部的权力大得多。

    改革开放以后,公社改乡、大队改村、小队改村民小组,农业生产实行了承包到户。这种体制上的“变革”究竟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呢?笔者注意到,最近,一些人好像对小岗村和南街村及其华西村的体制之争究竟属于是什么主义性质的问题特别感兴趣。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以前和现在的农村党体制情况,就知道这种关于目前中国农村的“资、社”之争论,有多么的无趣了!

    笔者有自己长期观察的农村据点,这就是笔者以前下乡的地方。笔者注意到,改革二十多年来,虽然乡村的农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处置自己所承包的土地了,但是,农村的党政干部与农民的二元对立体制,却丝毫没有得到改变,甚至,比起以前还发生了倒退。这就是说,以前,是小队的干部在对农民发号施令,现在,则是大队(既现在的村委会)党政干部在对农民发号施令,农民所承包的土地、山林,乃至于农民所要交付的各种税赋的大权,依然掌握在村委会党政干部的手中。而现在的村委会干部,是农民直接选出来的,还是被乡党政官员所任命的呢?笔者这些年走了全国许多农村地区,发现,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村委会党政干部,都是由乡党政官员直接任命的,少部分农村的村委会干部,则是由乡党政官员提名,或者由乡党政机关提出有一两个差额的人选,然后,再在各村民小组中走走选举过场而“选举”出来的。这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农村中的村委会,其实就是乡党政直接任命的下属政权组织。这样的乡村基层干部的选举任命情况,比起过去极左时代还要倒退!

    大家要是了解了当今中国农村的这种党政干部和农民的二元对立结构现状,就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在农村征地拆迁工作中会发生那么多村委会干部的屁股坐歪的原因了,因为,凡是房地产商人搞房地产开发,他们都是通过省市县一级党政机关去进行的,而目前中国的乡党政机构直接隶属于市县党政机关,而原本属于独立经济集体核算单位的村,即现在的村委会党政干部又是由乡党政机关推选的,甚至,现在的一些村委会党政干部的工资,都是由乡党政从地方税务中提取发放,这样的农村党政干部结构,怎么不会发生农村党政干部和房地产商人勾结起来坑害农民利益的事情呢?!

    笔者回忆到,以前小队干部掌握大权的时候,他们还要受到来自于村社中的家族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那个地方的小队干部的产生,就必须要协调生产队内的几个家族的干部比例配置,否则,这些生产队干部就很难正常行使自己的生产分配权力。由此可见,在中国旧农村结构中,依然存在着原始民主协调方式,一些生产队干部也不敢太过于专权,否则,他就会遭到生产队内的家族和地方因素对他们政治权力的制约。但是,非常遗憾,随着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是随着极左时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对农村传统行政结构的破坏,现在的农村,已经没有了家族和农民地方区域性质的自协调制约因素了,因此,特别是当大队转变成为村委会以后,村委会的党政干部的权力便像失去控制且不断膨胀的气球那样,权力大得惊人,他们掌握着各村民小组中的农民的山林土地承包、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及其对外身份证明等一系列权力,因为,按照目前农村三级经济核算制度,往往是由村委会去代表农民与上级乡县签订土地山林等经济承包合同,所以,一旦乡县一级的党政干部与房地产商人勾结起来征地拆迁,村委会往往就会成为上级党政干部和房地产商人的“打手”,他们的屁股完全可以坐歪,他们且可以根本无视农民的权利。因为,目前农村村委会党政干部并不是由农民直接选举,基本上是由上级任命且经费养活,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为农民服务呢!

    目前中国乡村的政治和经济的不合理结构,导致了普通农民失却了自己的发言和自决的一系列权利。

    3,城市的中的社区,究竟是居民的组织,还是街道党政的基层权力机构?

    许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现在的城市中,已经一条街道就有一个社区机构了,或者,有的街道还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社区机构。但是。这些社区,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究竟是本地区居民自己的协商组织,还是街道办事处的中共工作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呢?

    现在的城市中的社区,无论从办公设施设备,还是从社区人员的经费来源上,其实都是原来街道办事处的下属工作机构,现在,甚至连居民委员会的干部,也开始行政事业化了,也就是这些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即可能是合同聘用制的,也可能就是长期在办事处坐吃固定工资的人员。凡是知道过去以往中国居民委员会结构情况的人们就应该对比得出来,目前中国城市中的这种社区行政组织,本质上比以前还要落后!大家想想,如果居民委员会的干部,也就是那些社区工作人员,都是依靠街道办事处的中共工作委员会所存在的,他们的工资和奖金收入,也都由中共街道工委去负责,那么,这些社区的办事人员可能真正为社区居民服务吗?!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既然是由街道办事处和中共街道工作委员会在养活,这些街道中的社区当然就只可能是街道办事处和街道中共工作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了!

    大家要是明白了现在城市中的街道社区的行政结构情况,那么,人们就自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在的街道房屋拆迁工作中,会发生房地产商人和地方政府勾结起来进行一系列暴力拆迁的原因了。这种情况,其实与现在的农村中的村委会屁股自然坐歪,是一样的情况。

    那么,街道办事处和中共街道工作委员会是依靠什么去养活了这么多的社区和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及其办事员呢?笔者了解到,这些钱财,一部分来自于社区收取的各种来自于街道中各单位的“管理费用”,一部分则是来自于街道自己原有的产业和房地产转租费用。这就是说,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城市中的不少街道办事处曾经利用那时候的国家混乱没收过不少房地产,文革以后,有的房地产并没有得到清退,再加上文革时期曾经大力倡办过街道工业,所以,现在的街道办事处和中共街道工作委员会,其实并不是什么“清水衙门”,他们有许多资产一直藏匿在阴暗角落,这些没头没脑的街道资产,至今没有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审查清理,所以,这些街道办事处和中共街道工作委员会,即是城市上级党政的基层组织,但是他们也同时是一种隐蔽的经济单位组织。只要有经济利益,那么,现在的许多街道办事处和中共街工委及其那些社区和居民委员会,就像是有黏合剂一般,被紧紧的扭在了一起。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城市中的许多社区和居民委员会,与普通老百姓的居民,并无什么太大关系,他们,其实就是上级党政的下属机关和经济专属单位组织。

    综上所述了以上中国目前的城市、乡村和行业中的组织结构情况以后,下面,笔者谈点关于“和谐、公正”的理论问题。

    国家社会组织形态,是以政治权力、金钱财富和社会名望这三大公共资源去体现的。由于人类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具有积蓄欲望的物种,所以,在国家社会组织形态中,操作政治权力、金钱财富和社会名望这三大公共资源的当事人经常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发生勾结作为现象,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国家社会形态中的官民二元紧张对立情况。

    中国思想家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子》77章)。老子这段话,其实已经为人们道出了三个基本道理,即:1,人道(国家带有功利性质的社会荣辱价值趋向)是与天道(非人为的自然之道)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2,人道“损不足以奉有馀”,有功利势利化趋向;天道是“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3,人间社会的公正、公平标准,其实就是人们观察到的“天道”。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大兴天道而试图通过人为手段去彻底灭亡人道,那么,同样是违反人类基本社会规律的,因为,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来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这就是说,无阴不阳,无阳不阴,人类社会追求公平与和谐,只能够克制住不公平的疯狂和弘扬公平和谐,而不能够期望消灭不公平与不和谐,否则,人类就将失却正确的价值参照系!对这点,现在的许多人还转不过自己脑筋的弯!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早在先秦时代,像老子这些思想家就已经通过自己长期对人类社会运作规律的探索思考,而一语道破了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现象的本质所在!他已经看到,解决国家社会中的“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不公正现象,也就是防止国家社会中的政治权力、金钱财富和社会名望这三大公共资源的勾结和向极少数人身上倾斜,必须要有一批“道者”去按照自然之道中的“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但是,老子是反对造反破坏的,所以,他提出了“冲气以为和”的理念,就是他倡导社会中的“道者”要按照自然之道的和谐原则去处理国家事务,最大限度地去实现人类公平公正。但是,非常遗憾,老子平生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去证明实现和谐社会的方法究竟应该是什么,尽管他通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去向人们暗示了什么。

    中国西汉后期,有不少思想家曾经对实现和谐社会的方法步骤,进行过艰苦卓绝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其中,尤其以西汉末期的两位思想家扬雄和刘向的思想成果特别引人注目。下面,。笔者简单综述下他们两人关于实现和谐社会和公平社会的方法探索成果。

    现在的人们几乎都知道“家和国兴”是中国古老的一个重要政治学理念,但是,却少有人知道,这个“家和国兴”的理论模本,就是来自于西汉思想家扬雄的“太玄”理论。因为,扬雄的太玄理论,是以“家、部、州、方”的四维观去探索天地人家和谐共生的宇宙内在规律的,在扬雄看来,宇宙的动力是来自于“冥”,人类的万事万物,也应该按照宇宙的运动模式而进行,他说:“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东方也,春也,质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长也,皆可得而戴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则复于无形,故曰冥。故万物罔于北,直乎冬,蒙于南,酋于西,冥乎北。故罔者有之舍也,直者文之素也,蒙者亡之主也,酋者生之府也,冥者明之藏也。罔舍其气,直触其类,蒙极其修,酋考其就,冥反其奥。罔蒙相极,直酋相敕,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阴阳迭循,清浊相费。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已用则贱,当时则贵。天文地质,不易厥位……天地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伦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统者,莫若乎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群辟乎中。仰天而不倦,俯地而不怠。倦不天,怠不地,倦怠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诸。是以圣人卬天则常穷神掘变,极物穷情,于天地配其礼,与鬼神即其灵,与阴阳埏其化,与四时合其诚。视天而地,视地而地,视神而神,视时而时,天地神时皆驯,而恶入乎逆。”(《太玄·玄文》)

    扬雄的以上这段文字,是告诫了人们一个道理,即,人类社会的公平、公正的标准,其实就是与人类本身相伴的大自然本身的运作规律,人类的行为准则也应该遵循大自然运作基本规律。而大自然基本运作规律是什么呢?扬雄将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季节运作转换与人类正确的人文价值观等价了起来,他认为,“新故更代,阴阳迭循,清浊相费。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已用则贱,当时则贵”,即,什么人和事,都有个生老病死,都有个春夏秋冬,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情,所以,人应该“于天地配其礼”,应该懂得用进废退的世间运动规律,不要太执著于自己个人和小集团之私欲,当退则退,不要逆势入恶道。

    而西汉思想家刘向则像许多儒者的那样,虽然不太注重理论探询,却往往能够言简意赅地道出国家社会实现“和谐”的具体方法,他说:“济济相让,和之至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曰‘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曰治,故曰‘泰’,泰者,通而治也。”(《汉书·刘向》) 在刘向看来,政治不和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结构闭塞不通泰,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应该“众贤让于朝,则万物和于野。……乃至周文,开基西郊。杂还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消纷争之讼。”(《汉书·刘向》)。这就是说,刘向通过总结历史政治经验,发现,要使得国家社会和谐,就应该通泰政治结构,而要使得国家政治结构通泰,就应该倡导国家生活中的掌握着政治权力者的权贵者们自觉“退让”出应该退让的政治权力和利益,这样,国家就通泰和谐了!

    但是,最后,还是由西汉思想家扬雄在他的“太玄”理论中通过对天地人家的四维运动推证,证明出了这样的几个重要思想成果,一是万事万物的基本动力源泉来自于基层组成者,二是万事万物的 变化之原因是“无”和“小”,也就是那些没有什么思想顾忌和思想套子的小人物们,三是万事万物的变革,必须根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运作规律而作为。这就是说,扬雄通过自己的“太玄”一再向人们提示,物质世界的“三”的结构,是使得物质世界发生变化的基本动因,他的一部“太玄”,就是以“三”为变化基数的。

    那么,什么是“三”呢?其实,我们可以根据现实中的许多普通现象去证明这个道理。大家可以看看,一条河流,可以隔断两岸,使得河流的两岸各自有自己不同的人文习惯,甚至能够两岸人们还会发生冲突。但是,只要在河流上架上一座桥梁,两岸就可以通泰交流,从而和谐起来。这座桥梁,就是“三”的具体表达。三,其实就是指意的是人类国家社会组织形态中的中间组织形式,有了这种中间组织形式,才使得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有变革转化的可能性,否则,改革就无从谈起。

    谈了以上那么多,现在,我们结合本文开始所讲的几个情况来讨论下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要点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完全世俗国家形态的国度。中国,早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合理结构模式,比如,那时候的国家,只在经济上对盐、铁、币实行监管,其他的工商农业产业,其中也包括重要的粮食和帛布经济市场,全部都由民间自去协商处理和管理;又比如,那时候的军队已经实行了兵役制度,工商农业也实行了相应比例的税赋制度;又比如,汉朝以降,中国的吃皇粮的官吏政治,只行使到县一级别,县以下的乡村的政治管理,全部由民间去自治管理,政府并不多加干涉。但是,非常遗憾,自太平天国在中国18个省搞了“天朝政治”以后,也就是太平天国按照西方基督教政教合一国家模式来管理中国城乡以后,中国的城乡政治模式出现了严重的集权现象。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还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由于国家理论界对太平天国的政教合一政治模式反思得不够,这就直接造成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城乡传统政治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基本上丧失掉了民间自发性质的自治政治组织结构,无论目前中国的城市,还是目前中国的农村,官民二元刚性对立政治结构,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

    中国早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建立出了官家、民间社团和老百姓这样的三元柔性国家政治结构模式,但是,真是没有想到的是,到了20世纪的后期,曾经存在于中国几千年之久的民间社团组织大量消亡,现在的中国的国家政治结构,已经是刚性的官民二元对立模式。这,就非常危险了。因为,刚性二元对立的官民国家政治结构,是“刚欲脆”的,是经受不起重大政治和经济风波的,这,已经屡屡被那些脆弱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模式的盛衰阅历所一再证明。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各领域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国家政治结构不能够长期维持官民二元刚性结构模式,应该尽快恢复和建立出国家党政和老百姓之间的中间民间社团组织,以达到国家执政党政尽快向服务性职能机构转变的目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民间社团组织,也就是笔者前面讲述的那些行业协会、工会、乡村村民委员会等民间和国家执政党政之间的中介协调组织,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部国家机关化了,也就是成为了执政党政的下属管理机构了。这样,中国改革二十多年来,不仅国家政治结构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柔性改善,反而比以前更加刚性化了。这样的刚性政治结构,可能让国家和谐得起来吗?!

    笔者来举例一个目前屡屡发生的矿难问题,来说明刚性和柔性政治结构的不同后果。

    大家都非常痛恨目前屡屡发生的矿难事故,近些年,国家执政党政也下了许多功夫去处理和解决这样的矿难,但是,为什么效果一直不好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工会组织一直没有真正落入到工人自己手中!因为,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资本家勾结地方党政官员违规搞工作条件甚差的小煤窑,其实,最有安全发言权的,本来就应该是那些下井的矿工自己。尽管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的一些矿工的安全素养差,但是,他们当中,难道就没有知道风险的当事人吗!笔者在井中工作过一年时间,非常清楚井内的作业程序,这就是说,即使那些风钻工和出渣工缺乏相应安全意识,那也有安全工在一旁监视着呀,这就是说,安全工也是工人,但是,他们为什么察觉不出井下的问题所在呢?!其实,笔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就知道,肯定那些安全工人也察觉出了井下的问题,但是,按照目前的工作程序,他们只能够向矿主去报告险情,而不可能向工会组织报告险情。这就是说,井下作业的安全工人由于寻找不到工会组织,于是,他无法向工友通报井下险情,才造成了工人被贪婪的矿主像牛马一样赶下井去冒险作业,从而最终造成了一系列重大矿难事故。由此可见,工会的缺位,工会的官方化,是造成中国企业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的根本制度原因!

    同理,那些应该主要立足于劳动者利益而与国家各行业进行协调的行业协会组织,本来应该是民间社团化的性质,他们的工作人员、经费来源及其组织运作,都应该由各行业单位自己协调和解决,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各行业协会却被“官方化”了呢?!这其中,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而且,这越来越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难道就与现在中国众多的中间行业协会的“花瓶化”和“官方化”没有直接关系吗?!

    至于目前中国乡村的村民委员会问题,其是非更是一目了然!村民委员会的党政干部不为农民谋利益,却成为了乡县党政上级的下属组织,农民也没有自己的协会组织,农民,当然就只能够被党政干部去宰割自己的命运。问题是,对于每一个地区的农民、农业和农村来讲,由于受到自然环境条件和历史人文因素的多种原因影响,他们的正确发展模式可能都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任何外人都不能够去指导和替代他们思考决策,更不能够动辄就要让他们破除什么小农模式去走什么主义什么思想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就是说,对于一个乡村来讲,正确的发展模式,只能够也必须由农民自己去一步步摸索所实现,外人不能够当他们的救世主。中国乡村百年动荡历史,就已经无情证明了一个问题,即,任何救世主的农村理论,都是对农村的极大破坏,农民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发展和改变自己的家乡的农业农村现状,那,需要调动农民自己的主客观积极性去解决。但是,问题是,目前的中国农民,究竟怎么才能够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呢!他们,没有自己农会组织,村委会也是上级派驻机构,他们除了自己能够做自己个人和家庭的主外,他们可能自己协调成立自己的集体协商组织吗?!

    “济济相让,和之至也”,现在的中国执政党政,应该还权于民间社团组织,应该重新把那些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民间中间协商组织尽快恢复起来。大自然界,每种物种的生存发展,都有自己内外因素的合成原因,这就是说,无论是城市还乡村,任何一个单位在组织发展的模式,可能都是唯一性的,这注定了国家社会的执政党政不能够也不应该过多干涉这些社群团体的发展模式,一切,都应该由于这些单位中的老百姓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执政党政要做的,就是那些服务工作,而官民之间,则还应该存在着一种中间民间协调组织,他们就像一座座桥梁,就像一副副催化剂,使得国家社会能够因时而变革,最终使得国家内部的生机不断!

    笔者有的时候也非常奇怪,在单位中将工会组织、农会组织等劳动者自己的协商组织还给劳动者自己本身,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实行起来却那么艰难呢?!笔者想,这是不是与中共自己就是中国最早的工会造反组织的创始人有关系呢。这就是说,现在的执政党的中共由于早年就是依靠组织工会造反起家,所以,他们本能地怕再次发生工会被造反者所利用的情况。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中共搞工人运动,将工会搞成为了一种造反别动队,那么,现在未必就会再演历史!现在的中国劳动者都是很实际的,他们爱护国家安全和不愿意发生社会动乱的愿望,是最强烈的,所以,没有必要去惧怕现在一旦还权于劳动者的工会权力就会造成国家动乱,这,是杞人忧天!

    1990年代初期,中国一度在恢复民间社团组织上做得很好,但是,从1995年民政厅局开始整顿民间社团组织以后,中国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步伐就停滞了,再后来,就发生了笔者本文开头所说的民间社团组织大量被“花瓶化”和“官方化”的情况。这些,都是应该得到国家执政党政反思和注意的。

    创建国家和谐社会,并不能够先入为主地去设想和理想出未来和谐社会的许多具体表达模式来,而是应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构建出一系列符合自然之道的国家社会政治结构,也就是三元柔性政治结构,也就是在官民二元刚性对立政治结构中再配置出一种可以协调国家党政和民间老百姓两者关系的中间民间社团组织,这样,国家社会就自然会发生一系列健康的变化革新,从而最终使得国家社会抗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从而最终能够达到中国走向国强民富的根本目的。

    转自世纪沙龙 _(博讯记者:张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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