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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资产阶级创造了产生革命的社会环境
(博讯2005年8月25日)
    

    民主、自由和人权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流,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如何,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准,例如富裕的中东人,其政治生活方式就没有被西方国家接受;是否是民主社会,在于这个国家的每个国民是否享有同等权利,在于政府是否为社会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生而平等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也是整个人类的终极追求目标,这是天赋人权,不能被政府、被社会或被其他人剥夺。只有生存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才会由衷地喜爱自己的国家,才会支持自己的政府及其所做的决策,才心甘情愿地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服务。这是浅显易见的道理。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走上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部分的资本家背负着原罪,这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垢。在20世纪初的血腥、残酷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各国工人阶级不堪忍受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纷纷起来进行各种抗争;在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下,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意识到,如果不能给予无产阶级以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法利益,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也必将是政府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由开始的激烈对抗,进化成文明的谈判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福利待遇发展的历史;现在的西方国家,人民得到了充分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得到了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保障。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博讯 boxun.com)

    虽然中国政府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实际走的却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家对工人血汗的榨取,看到的是做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处于中国社会最低层;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必将走上对抗之路,这种对抗有可能逐渐发展成暴力性质,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显现。由于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一些政府官员暗中与资本家勾结,甚至其本身也成为资本的拥有者,“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中国的法律环境因此受到削弱,基层群众常常处于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并因此成为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如果广大基层群众由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发展成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不信任,这将动摇政府的执政基础。在中国大陆一些地区,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此。这是一个危险的预兆。

    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是在中国政府的保护和照顾下,比较顺利地形成的,而且中国的资本家在政治上渐渐拥有了发言权,得到了部分本阶级应有的各种权利;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象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要通过斗争和暴动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同时也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发育成熟,无法向政府提出更多的权力要求;笔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资本家和政府官员对社会资源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同时也在明显地影响着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环境,资产阶级是中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此现象与中国宪法的某些条文相悖,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要看中国政府的智慧了。

    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规律下,私有化是大事所趋,中国政府审时度事地适应了这一发展变化,所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就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然而,在资本市场上,经济规律是不讲道德、良心和法律的规则的,一切都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动力,虽然许多资本家强调诚信原则,但这也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如果被这种追求利润而讲诚信的表象所蒙庇,那么社会的发展将进入一种畸形的状态。中国一些左派官员不喜欢资产阶级的柔性崛起,更厌恶资本家们的原罪,不仅在语言上恫吓资本家,且在实际工作中对资产阶级进行打压,这是一种错误的言行,政府的职责应该是管理、监督、引导资产阶级,使其具有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的公德意识,使其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左派官员们也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出于利益的需要,希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律充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资本家们的触角伸向任何一个领域,来完成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可是,教育产业化的无限发展,导致大多数中国人为孩子的教育背上沉重的包袱,部分青少年甚至因此丧失受教育的权利,这给中国青少年幼稚的心灵打下金钱的烙印,使他们误以为金钱是左右一切的力量,在这种观念下,社会责任感将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荡然无存。而医疗产业化的实行,导致公立医院也培养了一批富翁,长此以往,医疗不再是人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一些中国人病死在医院门口,这引起广大基层群众的愤怒,这种愤怒将指向政府的监管不力。而越来越多的领域在开始产业化时,似乎忽略了社会效益的重要性,这就象一首歌所唱“道义放两边,利字摆中间”!

    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活可谓是穷奢极欲、纸醉金迷,政府对这种生活是限制报道的,理由是怕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可是每个城市中,在那些高档消费场所,有钱人和有权人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他们并没有生活在真空;当他们坐着飞机到国外豪华消费时,却有无数的中国人在为温饱而忙碌着,这些权贵们引起广大基层群众的反感是必然的。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有些人简单地理解为这是“仇富”情节在做怪。其实对那些奉公守法、勤劳致富、为官清廉的权贵,中国人一向抱着欣赏和崇拜的态度,中国人表达反感的是利用财势来欺压群众的行为和现象。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不是因为人们仇富,而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环境达到一定程度时,基层群众因为无法忍受而推翻政权,这是人民起来革命的主要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在发展初期,往往与黑社会勾结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我们看到许多被抓的各级人大代表常常有涉黑背景,这些资本家被社会批评和反对;当中国资产阶级日渐成熟后,开始象八爪鱼一样,将触角伸向了各种领域,其中包括渗透政治领域,也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在逐步掌握权力,这种权力的掌握是由下而上的,中国社会的基层面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有钱人有权,有权人有钱,二者互相联系、紧密结合。这种现象的可怕在于,法律有时不是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公器,而成了保护有钱人、有权人不合法利益的私器,使一些中国人莫明其妙的变成弱势群体;这是因为即使有财势的人,碰上更强大的对手,也往往成了财势较量中的受害者,这同样涉及到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为什么中国政府提倡“以法治国”,就是因为在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中,被损害利益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例如公检法人员可以说是强势群体了,可他们也在特定场合成为弱势群体,而这种伤害往往是无可奈何的;当谁的拳头硬、谁就拥有游戏规则的决定权时,我们便看到强中更有强中手,社会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自然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结果,是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既无权也无钱的广大基层群众,在社会流行强人游戏的时候,必将一直处于下风。中国社会在逐渐文明进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可是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减少。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仍然不买政府的账,应该值得我们反思。

    邮编:116000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李 扬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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